很久都想把《道德经》给大家交流交流，作为我们书院来讲，“儒、释、道”都要有所涉及才行。儒家的东西已经讲了一些，佛教的东西也讲了一点，道家的东西我们今天就先开个头，把《道德经》给大家作一个简单的解说。
为什么呢？因为《道德经》的发展从先秦到两汉，它是一个阶段。汉朝初期的“文景之治”，用“黄老之术”无为来治理天下，这是一个很成功的范例。什么是黄老之术呢？黄是黄帝，《易经》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垂衣裳者，无为也。老即指老子的学说，也就是《道德经》，大讲“无为而治”。有关“无为而治”的方法，在古代称之为“黄老之术”。对“无为而治”，有很多人可能还不熟悉。如果我们回顾欧洲的资本主义革命，文艺复兴以来，甚至包括现代欧美社会的那种政治状态，就有点像我们所感觉到的“黄老之治”。它是无为而治。政府不过多干预社会生活，社会各阶层都能有较大的自由取舍自己的生活目标，为社会的迅速繁荣奠定了基础。而政府则仅在上面作必要的宏观调控而已，不必管得过细。无为而治的方法在汉初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到了汉武皇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把儒家放在第一位，“黄老之学”于是乎就“下野”。儒家的孔夫子号称“当权派”，老庄号称“逍遥派”，或“在野派”。尽管老庄成了“逍遥派”，实际上“王霸之术”在霸术上，在权谋上，仍然是运用老子的思想，运用老子的谋略。我们可以从《中国通史》中知道，在历朝历代当权的人，当他们面对社会，面对自己部下的时候，都把《道德经》作为自己的秘密武器，用来调顺自己周边的复杂人事关系，历史和现实也确实是这样的。
老子的学说很庞大，涉及的面也很广，包括了天道，人道，权术，个人修养等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天道”的论述，通过庄子的阐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三玄”之学。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即先秦“百家争鸣”后的又一个中国思想的高峰。第二个思想高峰的主旋律就是玄学。玄学的第一号人物就是老子，“老庄易”称之为“三玄”。老子放在第一位，庄子放在第二位，易经放在第三位。
到了魏晋南北朝后期佛教开始的兴盛起来，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并不是像我们所接触的寺庙或者是一些宣传题材所说的那样，好像汉明帝夜梦金人以后（东汉初年）就开始兴盛的。从中国佛教实际运行情况来说，中国佛教的运行是从东晋后期才真正开始发展，虽然在三国时期佛教有一定的发展，如在洛阳，南京，徐州等地都有相应的发展。到了东晋南北朝，佛教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佛教“般若”思想的兴盛也自然而然的给老庄学说挂上了钩。因为佛教讲空，老子讲无，两者间互相发生一些碰撞和磨合，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在当时，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佛经翻译。在思想的运用上，语言的使用上，自觉和不自觉的大量运用老庄的语言进行对佛经的翻译。有些大师写的论箸，如果把个别的佛教语句去掉，还以为是在读老庄类的书。当然，到了道教确立以后，就把这本书作为道教的根本经典。
《老子》这本书原本称为《老子》，后来正式称为《道德经》。《道德经》在道教里是至高无上的，对玄学又赋予它相应的人生思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果从哲学上来谈，是有违了当时的实际，也有违当时玄学的铺展。它实际上是一种人生理念，人生修养。它是自己身心修养的思想武器。从哲学上来谈，只是我们这一百年才有的说法。在清代后期“洋务运动”期间，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向日本学习时，把日本对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品评带到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于是对老子、孔子及诸多圣贤的思想，就经常喜欢用“哲学”这两个字来表达，实际上这是对孔孟老庄思想的无知。那么它有没有哲学思想呢？如果用哲学家的观点来看，肯定有哲学家的说法。鲁迅在评《红楼梦》中就提到“经学家见《易》，道学家见淫，才子佳人见风月，革命党人见排满。”这是因为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对传统文化的感受也就不同，现在大学里的哲学系，不管是研究孔孟思想，还是研究老庄思想，都是首先把它放在哲学层面上进行剖析。如果是政治家，军事家来看《道德经》，肯定就会把它放在政治层面上或军事层面上。
从道教来看，《道德经》是道教的根本经典。老子是他们的太上老君，见了要先磕几个头才行，然后再根据这个修仙。如果离开了这个，其他的经典在这里就讲不通了。必须回归到《道德经》的方面上来，修身，养性，炼丹等都离不开。
《道德经》在中国的思想里的影响是非常悠远、幽深的。也有一批“隐士”，“与当局不合作者”，“出世的人”，也把《道德经》作为他们修养身心性命的依据和灯塔，把《道德经》看作性命一般，今天的人是很难有这样的情怀和感受的。
在近几十年对老子《道德经》的研究是五花八门。清以前的且不说，民国以来，针对《道德经》的著述可能就有上千种。解放以后，又开始用马列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来品评和批判。在五六十年代，对老子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特别是这些年，关于老子这本书的版本，如果我们有雅兴到各个书店去看的话，至少会找到上百种各地出版社的版本。有关学术刊物对《道德经》相应的论文也是数以千记，这些还不包括海外的。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一方面把西方天主教的东西带到中国来，随着天主教的意识形态进入中国，大量的科学技术，文化也被介绍到中国来，同时又把中国的东西带到西方去。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也是要换班的。传教士归国，有些得向罗马教廷述职。同时他们把中国古老的优秀典籍带入了欧洲进行翻译，不论是《论语》，《易经》，《老子》，并在欧洲掀起了学习汉学的热潮。在十六、十七世纪时期，直到今天对《道德经》的研究仍然是欧洲各大主体学院汉学家们的热门。
这里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老子--《道德经》这本书与我们的智慧，与我们的人生，与我们的社会，甚至与我们的宇宙的关系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有很多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都愿意在《道德经》短短五千言中去寻找智慧的源泉。通过对《道德经》的研修，这里不用“学习”两个字，如果说是“学习”的话也就矮化了《道德经》，矮化了与《道德经》对话的人，矮化了面对《道德经》的人。我们这里不是学习《道德经》，而是对《道德经》进行“研修”。如果只是放在学习层面上，轻松的背几句，玩玩嘴皮子，自己在心里欢喜欢喜，与别人交流的时候提几句，好像自己懂，自己会背《道德经》，那是没有用的。
道，什么是道？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得了道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见了道的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学过《道德经》的人都知道，老子的年龄要比孔子大几十岁，比释迦牟尼佛也要大一些，释迦牟尼佛又比孔夫子要大一些。至于多大我们就不去考证了。但我们知道，孔子是见过老子的，老子在那个时候，是一位老先生，孔子相对还是后生。说是青年也不见得，孔子见老子的时候，可能也有四十多岁了。
我们对《道德经》，要像对《论语》、《中庸》、《大学》一样，应该放在研修的层面上，不要把它放在哲学的层面上。我个人是不喜欢用哲学这两个字来诠释儒、释、道的经典，因为那样就好比成了生物学里的“切片”一样，把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切成一片一片的，我自己觉得很不舒服。如果作为研修，我们可以全面的、系统的来领会《道德经》五千言给我们的启示，找到自己精神能够与《道德经》相契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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