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越来越认识到人体摄入过多的盐分和糖分都对健康不利，其实中国古老的中医学早就认识到甜酸苦辣咸这五味中任何一种味道摄入过量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中医学发源于道家的阴阳五行学说，认为健康取决于人体中的阴阳与五行是否达到平衡，所有的疾病都是阴阳与五行失衡所造成的。而嗜好五味中的某几种味道，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人体中的某些物质摄取过量，破坏五行之间的平衡，从而导致疾病。
和西医不同，中医很早就认识到人的身心是一体的。中医有“七情”之说，即以喜、怒、忧、思、悲、恐、惊为七情。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灵枢》又云：“喜乐不节则伤藏，藏伤则病起于阴”。在中医看来，没有一颗健康的心，就不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对此，宋代大儒朱熹注释道：“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之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
大家知道化学里有“中和”一说，就是从这里来的。PH值为7时正好是中性，越往上碱性越强，越往下酸性越强。所谓的“中和”，就是让酸性物质和碱性物质“对冲”，从而达到中性，也就是既不呈酸性，又不呈碱性。
《中庸》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精神的喜怒哀乐就相当于物质的酸甜苦辣，相当于化学中的酸性和碱性。当人的内心淡泊宁静，没有喜怒哀乐的时候，就相当于没有酸甜苦辣的平淡，也相当于没有酸性或碱性的中性。这就叫做“中”。
而当人的内心呈现出喜怒哀乐，却又加以节制的时候，就相当于产生了淡淡的酸甜苦辣的味道，或相当于呈现出弱酸性或弱碱性。这就叫做“和”。
那么儒家为什么要提倡中和呢？《中庸》是这么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对此朱熹注释道：“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先解释一下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体”和“用”这两个概念。以水为例，水本身是“体”，我们用水来浇灌庄稼，那就是“用”。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体”是第一性的，而“用”是第二性的，是根据“体”所具备的某种特性来加以运用，从而达到特定的目地。还是那个水的例子，之所以用水来浇灌庄稼，是因为生命起源于水，水具有润泽万物、维系生命之功效。
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道”，大致相当于古希腊哲学所谓的“真理”，是宇宙万物众生所赖以存在、活动和作用的法则，也就是法学概念中的“永恒法”。
道家以“太极”作为“道”的标志。太极是由阴阳两种物质构成的。道家认为，道成天地、道生万物，因此万事万物中都有阴阳。那么阴阳太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道家又有“无极生太极”之说。无极，那就是连阴阳都没有了。当然也就没有了喜怒哀乐，没有了甜酸苦辣，也没有了酸性和碱性，那就是《中庸》所谓的“中”。这个“中”虽然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可它却是“天下之大本也”。
“本”字从木，《说文》解释为“树下曰本”。原意为树木在地下的树根部分。虽然我们看不到树木在地下的部分，然而没有这部分我们所看不到的“根本”也就没有我们所看到的树木，无论这树有多高大。因此按照《中庸》的观点，如果把整个天下视为一颗大树，那么这个“中”就是这棵大树深埋于地下的，我们所看不见的根部。没有这个“中”，也就没有整个天下。朱熹认为，这个“中”就是天命之性，就是道之体。
然而只有道之体还不行，还要有道之用，那就是“和”。因为“中”这个状态，无喜怒哀乐，无酸甜苦辣，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声色香味触法，仿佛是不发生任何作用的，是一种无极、混沌的状态。于是，要有光，要有红黄蓝白，要有酸甜苦辣，要有地水火风，要有日月星辰，要有山川林谷，要有飞禽走兽，要有喜怒哀乐，要有让宇宙生机勃勃，让众生活得有滋有味的一切。《中庸》将此表述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形象地说就是光有清水不行，整天只喝清水谁也受不了。需要加入各种作料、各种调料，再一煲，就是一罐鲜美的靓汤。那为什么儒家要强调“发而皆中节”呢？就是任何一种调料你都不能放得太多，否则这汤味道太重，无论是太甜还是太咸都不好喝了。朱熹所云“发之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也是这个意思。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酸甜苦辣是味之常态，然而都需要有节制，都需要达到平衡，不能过分。越是强酸强碱，腐蚀性就越强，破坏力就越大。
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就是要恰到好处，要限制在公差范围之内，不能过分，所谓“过犹不及”是也。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在儒家看来，君子行事，大中至正；小人行径，乖戾违常。
那么“和”与“戾”的差异何在呢？举例而言，巴赫、莫扎特的音乐为“和”，猫王、杰克逊的音乐为“戾”；达芬奇、拉斐尔的绘画为“和”，梵高、毕加索的绘画为“戾”。 因此，以孔子的眼光来看，巴赫、莫扎特为乐界的君子，猫王、杰克逊为乐界的小人；达芬奇、拉斐尔为画界的君子，梵高、毕加索为画界的小人。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前者“发而皆中节”，在各自的领域臻于完美的平衡。而后者张扬过度，严重破坏了应有的平衡。艺术关乎人心，政治关乎社会。若曰破坏生态平衡者有罪，破坏人心与社会之平衡者又岂能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