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从人类起源至今，人类的技术水平有个很大提高，但人类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是最近200年，工业革命以后的事。因为在这之前，人类无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制约，技术进步的结果，产生了更多的人口，结果人均收入水平，并没提高。换句话说，在克拉克看来，即使是1800年代初的伦敦，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与人类的原始祖先相比，并没什么本质提高。
- 以折算成可购买的麦子的数量的“日工资收入”来比较。在古巴比伦（公元前1800~1600年），一名苦力的日工资收入是15磅。罗马时期的埃及（公元250年）是8磅。而1780~1800年代的英国是11~13磅。而英国的这个水平在当时的全世界来说都是属于高的。1750~1849年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日收入是6.6磅，1791~1800年日本是4.5磅（以上是把可购买的稻米的数量折算成热量相等的麦子的数量）。如果是以食物中蛋白质占比来衡量生活水平的话，农业社会的人群很可能是比不上原始狩猎生活的人。
- 身高与生活水平明显相关。除了中非极少数种族外，没有证据显示人种基因对人的潜在身高有影响。同样生活水平的亚洲人没欧洲人高，主要原因是饮食。影响身高的主要因素是生长期时的营养和身体健康。小时的疾病会影响身高发育。人类学数据显示，许多原始社会人的身高，平均要在170CM左右。
- 我们传统认为进入农业定居社会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但实际上是人类在自寻烦恼。食物的供应确实是更充足、更稳定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人类，使得人均食物供应并没增加，而人的工作时间，则明显增加。根据Hans-Joachim Voth的一项工作时间研究，1800年伦敦劳动力的日受薪工作时间是9.1小时，2000年英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间（包括学习、家务、交通等）是8.8小时。而很多原始社会人的日工作时间只有4~3小时。Jan de Vries称之为“工作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维瑞内拉的一个原始采集部落Hiwi，经常会抱怨肚饿，但每天去找食物的时间少于2小时。猿和猴的工作时间平均每天4.4小时。
- 在一个马尔萨斯社会里，提高生活水平只有通过降低出生率或提高死亡率。欧洲的社会习俗维持低出生率：女性的初次结婚年龄晚至24~26岁；10~25%从不结婚；婚外生育率低：3~4%。生存到50岁的妇女生育的子女数在5~6个之间。
- 中国的结婚年龄早得多。1800年代的女性初次结婚年龄平均19岁，男性平均21岁。结婚率更普遍，女性高达99%。但中国妇女的生育数在5个左右。其原因不详。有观点认为可能是因为哺乳期长（哺乳期的怀孕机会据说在2~5%之间），中国人观念里认为性行为伤身。（还有可能就是生活太劳苦。）另外有迹象显示中国杀害女婴的比例可能很高：当粮食价格高时，失踪女孩数增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比例高过后面的孩子；记录的再出生的的女孩的比例随前面已有女孩数减少。
- 在一个马尔萨斯社会里，战争/暴君/瘟疫是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有效手段，因为能降低人口数量。欧洲在经历黑死病后的几十年里，人均收入明显提高。工业化的一个结果是人口集中到城市（工业化集中生产的结果）。而高密度的城市人口大大降低卫生条件，增加死亡率。1800年代伦敦的人口自然生长率是负数。欧洲人均生活水平比中国高的一个原因，欧洲的卫生条件/习惯比中国差得多。而且没有中国相当普遍的赈灾粮仓。
6 Malthus and Darwin:
- 在1250~1800英国，最富有的人的生存的孩子（16岁）是最穷的人的两倍。最穷的人甚至没有后代。而在这种社会中，由于资源的有限，社会等级有“向下流动”的趋势。而1870年以后，富有人群的生育率低，社会有了很大的“向上流动”能力。
- 至少到1585年时，英国的遗嘱看上去提及所有孩子：（1）女儿是很少被留遗产。而从接受遗产的男女比例来看，是1.04；（2）很多穷人一个孩子都没提及。对英国遗嘱的研究显示，0~24英镑平均低于2个孩子，>1000有4个以上。而证据显示这些富人的孩子本身的孩子们也更多。
- 对同时留有遗嘱的父子的遗产的研究，显示父子之间的财富有很大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不仅是财富上，还有是文化甚或是遗传上的：兄弟姐妹的数量与财富的多少没有相关性。
- 在英格兰，贵族的生育率比富裕的普通人的生育率差得多（暴力/战争）。中世纪佣农20岁时的预期寿命是30岁，而贵族是22岁。在1330~1479年，暴力死亡是26%。一直到1730年后，暴力死亡比例大大下降，贵州的生育率才超过普通人。在英国农业社会中，最成功地生育的人：在经济领域成功，避免暴力死亡的职业。
- 在对现代采猎社会研究显示，暴力死亡（谋杀）死亡率高达每千人：3.3~15。在公元5500~2200年：1.4。1999年的英国/美国，分别是：0.01/0.07。
- 中世纪英格兰的国王有权收回被非法谋杀者的资产，有很强的动力去发现谋杀。以记录来看，每千人低于0.3。即使加上因战争死亡的人数，也是低于1.5。
- 研究显示，现代Kenya，拥有牲畜数量与生育率有很高的相关性。在Yanomamo（Napoleon Chagnon）社会中，是否杀人与生育率有很高相关性。
7 Technological Advance:
- 如何计算技术增长率？在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租金在农业中的比例是30~40%。在18世纪四川中国，50%左右。工业革命后，先进国家的技术进步率在1%或更高。而在这之前，很少超过0.05%一年。而一些地区出现技术退步。中世纪有教会征税，但只占国民收入4%，整体少于6%。中国在明清时期（1650~1750）是4~8%之间。税低的主要原因：拥有土地。
8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 如果根据“华盛顿共识”来评判的话，历史上很多社会都符合条件，甚至超过目前社会。在1600~1688年间，政府支出只占国民收入的2.2%。对边际税率和工作时间的研究显示，确有负相关性，但很弱。而且高税国家会有更多灰市。而对税率和收入研究，显示有正相关性。
-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英格兰，通胀率很少超过2%。罗马埃及的麦价，从公司一世纪到三世纪中期，涨了一倍，相当于每年通胀0.3%。
- 1689年之前，英格兰的政府负债是很有限的。“百年战争”使债务达到GNP的2.5倍。当前OECD的平均负债率在50~60%之间。
- 中世纪英格兰尽管经历了很多的战争，但普通人的产权是相当安全的，不动产的价格没什么变化。人身安全也相对保障。13世纪时最差，每千人被杀0.2。14世纪时，是0.12。相对现代发达国家很高，但与现代的菲律宾（0.14）、巴哈马（0.15）、墨西哥（0.16）、巴西（0.23）相比并不高。
- 在中世纪的英国，社会阶层的变动就很大。1297年的收税记录显示，资产水平差异性很大。至少从13世纪早期，最低层的劳力和农民之间就有了活跃的土地市场，转让承租的土地。勤俭的农民有机会积累土地，提升地位。另一个原因是很多人没有后代，财富/职业重新分配。1251年Havering的记录显示，4人拥有200英亩以上土地，41人少于1英亩，46人拥有1~3英亩。英格兰贵族中很大一部分不是遗传或战功，而是12世纪后，成功的商人和律师花钱购买。教会中高级职务只有27%是贵族。而中国有科举考试。
- 劳动力市场：中世纪欧洲的人口流动性高。1292年巴黎6%是外国人。1440年对伦敦外国人征税显示有1400~1500外国男性，而全部男性人口是15000。商品市场：中世纪伦敦的粮食交易很活跃，出现可按周租用的私人粮仓。1211年后当地的粮食产量对当地的粮价没有影响。资产市场：1260年后保存下来的记录显示，农民家庭之间的小块土地交易很活跃。相对现代英国对土地规划的限制，当时的土地交易市场更开放。
- 与现代社会相比，中世纪欧洲唯一缺的是对无形资产的保护。作品剽窃非常普遍。直到1416年维也纳才有了专利系统。但很难讲到底是专利保护促进了技术进步还是技术进步促使了专利保护。在低创新的社会里，没有保护无形资产的动力。15世纪北欧专利系统的建立，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有专业技能的工匠。
- 中世纪欧洲有其他促进技术进步的形式：行会组织会向会员收费，支付给创新者，让他愿意向他们展示创新。很多工匠在声望、地位的推动下，表现自己的创新。
- 社会组织不是技术革命的根本。工业革命本身的过程，显示了技术的加速发展，早在创新动力有任何提高之前就已发生了。工业社会之前存在其他非正式的自我加强的社会习惯，限制了技术的进步。
9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Man
-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马尔萨斯社会中，人均收入/技术进步，虽然发展很慢，但经济的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1）利率从早期极高的水平降到1800年时与现代社会差不多的水平；（2）识字/识数的人从很少变得普遍；（3）工作时间从采猎社会的低水平增加到现代社会水平；（4）人与人间暴力减少。越来越“中产化”。
- “资本”——为提高产量而储存的产出，在定居农业社会中的主要形式是房屋和土地的改良，土地的肥沃度。在土地和房屋同时存在买卖和租用市场的社会里，可以计算出资本回报。中世纪的通胀率很低，名义回报率基本可以反映实际回报率。因为土地和房屋是“有用”的资产，不受天主教教义限制放贷的影响。（教会是中世纪时土地和房屋的最大所有者。）
- 据此计算的资本回报率显示，1200年时期，欧洲的实际利率高达10%左右，之后逐步下降，到1800年代，只有4%左右。已有数据显示，1400年以前各社会的利率都很高。公元前5~2世纪的古希腊，不动产担保的贷款利率平均为接近10%。公元3世纪时罗马时代埃及的土地的回报率通常为9~10%，土地担保贷款的回报12%。1~9世纪印度的法律允许土地担保的贷款利率最高可达15%，无担保贷款利率可达24~30%。公元前3000~1900年代的Sumer的银贷款利率20~25%。公元前1900~732巴比仑的利率是10~25%。16世纪奥特曼帝国时的法庭显示10~20的利率。
- 中世纪欧洲的土地市场提供了一个几乎是无风险的前收益10%的投资资产。一个13世纪的无土地的农民，如果从15岁开始，每年把他收入的10%投入于土地，并将所有收益再投资，到50岁时将拥有85英亩土地，在大多数中世纪乡村里，可成为最大的富农。
- 没有资本交易市场的采猎社会没有直接的利率计算数据，但可以从他们的“时间偏好率”——放弃当前享用而取得更多未来收益的比率。儿童的时间偏好率很高，随年龄增长而降低。（研究显示儿童时期时间偏好率的差异，与成年后的成就有很大相关性。）实验显示6岁美国儿童的时间偏好率高达每天3%（每月150%）。对于现代采猎社会的研究，显示他们的时间偏好率很高：哪怕未来的收获会很高，也不愿意麻烦去种植而宁可去进行效率更低但马上能得回报的采集；为了采集更方便，宁可把整棵树枝砍断，而不考虑对未来果实产出量的影响。
- 实际利率可以认为由三部分组成：时间偏好率+风险溢价+增长预期。在工业革命之前，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增长预期率难以解释高利率。风险溢价也难以解释高利率：（1）预期寿命没有什么变化，投资者死亡的风险没有什么变化；（2）稳定的资产价格显示资产被侵夺的风险没有变化；（3）不同法律制定社会下的利率差不多，资产所有权的法律风险没有影响；（4）战争等不同时期的利率变化不大，社会制度风险没有影响。
- 在工业革命之前，即使是在富人中，识字/识数的比例都很低。3世纪罗马埃及的一个富有的地主的5次年龄声明中所称的年龄都不一样：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年纪，而是“年龄跳跃”——进位到整数的0或5，比如30、35。在罗马时代的上层人群中的“年龄跳跃”高达50%。与地位有相关性，80%有官职者的后代知道其年龄。而到18世纪，在巴黎全部人群中只有15%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在1427年的弗罗伦萨，文艺复兴的中心，32%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年龄。而1790年英格兰的一个小镇Corfe Castle，只有8%的人不知道。罗马时期墓志出现的很多不可能的高年龄，（最高到120岁，而当时出生时预期寿命可能只有20~25岁）。在1600年英格兰，在250个比较富裕的地区的有记录的年龄显示，最高年龄是88岁。
- 通过对会在法律文件上签名的人数统计估计识字人数比例，显示了稳定的上升趋势。英格兰的男性识字率，从1600年代的40%左右，到1700年代上升到接近60%，到1900年代已接近100%。估计更早时期的识字率很难，但可以知道比例很低。在中世纪时，除了受过教会教育的人外，识字的人很少，是否能读圣经可以作为测试是否是教会人员的法律标准。
- 早期的低识字率/识数率体现在历史记录中的许多不现实的数字事件：1200年代的一名知名学者Roger of Wendover说1210年时牛津有3000名学者，而根据后来牛津的历史显示，最多不可能超过300人；伟大的罗马历史学家Tacitus描述了一次木站台倒塌压死5万人，而我们从体育场倒塌案例中知道，最多不超过100人。（史书中对大数字的描述，如果没经过考古证据的验证，很难直接相信。）
- 但这种提高很难看出来是受市场经济动力的推动。能力水平的溢价始终存在，但看不出从1200年到1800年，这种溢价提高，使得人们有更强的学习动力。事实上，从数据看，这种溢价反而有下降的趋势。1300年左右，建筑工匠的收入差不多是普遍劳动力的2倍，而到1370到1900年，下降并维持在1.5倍水平。在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这种提高也不是政府法规或干预的结果。主要是私人出资，但受越来越多的福利机构的资助。
- 工业革命前的几千年里，虽然生活水平没什么提高，但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到中世纪时，与采猎社会相比，工作时间已相当长。对暴力的喜好逐渐降低。从古罗马的角斗，到中世纪的公开处决。到斗鸡斗牛的最后被禁止。
- 对于这些变化，社会学家可能从新教的发展，思想家可能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找原因。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思想能得到发展？而从进化选择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稳定的农业社会，使得有文化、耐心、和平的人有繁衍优势。具有这种文化（甚至可能包括基因）特征的人在社会中的数量越来越多。
- 1630年英格兰，最富有的留遗嘱男性几乎100%识字，而最穷的人中只有30%。而最富有的后代是后者的两倍。商业的发展，使得原来没有什么作用的识字识数能力，产生了优势，刺激了数学能力的普及和发展。在欧洲，阿拉伯数字代替罗马数字，主要来自商业的贸易的需求。宗教和政府机构，由于没有市场压力，是最后采用阿拉伯数字的。许多数学上的著作是明显针对商业用途的。
- 并不是说采猎社会的人更笨，只是需要的能力不同。英国农民在20岁时就能达到收入最高峰。而Ache的猎手，尽管在20岁时达到体力最高峰，但狩猎收获要到40岁时才达到是最高：狩猎技能复杂，需要多年的经验积累。
- 不同的社会环境需要不同的能力特征：在17世纪的新法国（现魁北克），土地很多，人口少，收入高，最穷、不识字的人的工资最高。社会越稳定，从战争和征服中获得的繁衍优势越小，文化发展的机会越大。中国的发展不出奇：几千年的选择压力培养了这样的人。
- 导致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组织的变化，而是文化/人性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发展是必然的：有着和产生英国工业革命相同的文化/人性。
10 Modern Growth
- 突破“马尔萨斯陷阱”：1770~1860，英格兰人口是原来三倍，而实际收入不降反升。与此同时，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却加大。在前工业革命时期，环境优越的社会的收入是最差地区的3~4倍。今天，最穷国与最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是40倍。
- “工业革命”的说法有误导：并不仅限于“工业”，农业产出效率的增长和其他部门一样快。如果没有农业技术的高增长，其他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但农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份额确实是越来越小了。其原因在于，随着收入的增长，人的消费习惯是非常有规律的：食物消费比例随着收入增长而减少。今天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早与存在：就是古代贵族/富翁的生活方式。（而未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是今天富翁/贵族的生活方式）。
- 在德国，1910~1956，人均实际收入增长133%，而人均食物消费只增长7%，人均卡路里消费减少4%，蛋白质消费减少3%。（现代人的体力劳动很少，加上空调，虽然取得热量减少，但肥胖增加）食物种类转到成本更高的热量来源。
- 在工业社会以前，农业人口占50~80%。今天，如果是开放市场的话，2%的农民可养活所有人。2000年，美国农业人口是2.1%，其中一半是靠政府补贴支持。欧洲是3.3%，比较开放的英国，只有1.2%。
- 人均产出的增长，可细分为人均资本的增长+人均土地的增长+效率提高。资本和土地的增长能转化为多少的产出增长，取决于它们所占的比例。资本在收入中所占比例通常是0.24%。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来提高收入增长是成本很高的。在当前发达国家中，资本与产出的比率通常是3:1。增加1%的资本收入，需要减少3%的当前消费，而只能取得0.24%的收入增长。
- 在工业社会前，人均土地对人均收入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在现代经济中，土地对收入增长所起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英格兰，农地租金在全国收入中的占比从1760年的23%下降到2000年的0.2%。2000年，即使是英格兰这样房价昂贵的地方，城市土地租金占比是4%。因此，尽管人口增长导致人均土地负增长，但对人均收入的负面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 效率的增长经常被称为residual（剩余？），因为我们无法量化统计效率的增长，而只能从我们观察到的收入增长，和资本+土地增长之间的差额，推导出来。（“对我们无知的度量”）工业革命以来，成功的社会的这一增长率通常是每年1%。
- 如果把这一要素进一步细分的话，我们还可以列出“人力资本”（教育投资）这一项。通过计算直接的教育成本和放弃收入的间接成本，可以计算这一投入额。据估计，2000年，美国人均教育投资额为18.3万美元。（高中以下7.7万，高中12.2万，大学19.9万，研究生31.2万）。假定教育投资的年收益率是10%的话，从人力资本中获取的收入比例大概是26%。以此推算，在1990~2000期间，扣除人力资本，“剩余生产力”增长约为每年1.36%，是每工时产出总增长的72%。
- 推动效率增长的是难以度量的创新。但是，受法律保护的专利等无形资产，只占总资产的很少一部分。（1990年英国，无形资本的价值比例是1%，回报比例是3%。回报率比有形资产高，但比例仍低。）绝大部分是免费的公众信息。技术创新者创造了极大的社会价值，但取得的个人回报很一般。工业革命期间差不多一半的效率提高来自于纺织技术的创新，但其创新者所取得的回报并不比零售或制鞋等没什么创新的领域高。
- 从表面上看，资本投入的增长和技术创新同时推动了人均收入的增长，但本质上，技术创新决定了资本投入的增长。如果效率不提高，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所能取得的收入增长率会逐步降低。当所能取得的收入增长低于资本的实际利率时，就会停止增加资本投入。而当效率提高时，资本投入所能创造的产出也提高。因此，当实际利率不变时，技术创新的增长会吸引资本投入的增长。而从OECD国家1960~2000年间的人均资本变化率和效率变化率来看，有很高的相关性。
11 The Puzzl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外源增长理论：经济体以外的产权/市场等制度机制的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的变化。但是，我们认为能刺激经济增长的制度机制，在工业革命前很多就已经存在。因此如果真有区别的话，这种区别一定是很细微的。这一理论在经济学家中很有影响，一个原因在于经济学家对早期社会的经济历史了解很少。以这一理论来解释工业革命的问题在于：（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在工业革命早就开始之后才出现的。（2）没有证据显示，长期来看，制度机制能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
- 针对外源增长理论，我们也可以提出“制度有效理论”：制度的变化成本是很低的，如果一种制度制约了整个社会的经济产出的话，社会成员完全可以改变这种制度，并将因此获得的经济收获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那些因改变而受损失的人，从而使大家都得益。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制度机制的不同，原因在于技术水平、相对价格、消费偏好的不同。在短期内，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低效的社会制度，但长期而言，社会制度会适应变化为最有效。
- 从历史上来看，制度机制因低效而自我发展调整的例子很多。在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允许以“决斗”方式来解决法律争端。（诺曼人相信上帝会帮助有理一方。）这导致很多人聘请决斗专家参加决斗。拥有许多土地并因而面临很多土地诉讼的宗教团体，甚至聘有长期受训的决斗人士。而到1179年时，人们已经可以在支付一定费用后，要求禁止决斗，通过由当地骑士组成的陪审团来裁决。尽管这一法律直到1819年都一直有效，但到1300年代，已经基本没人用决斗了。
- 从历史事实来看，对“制度有效论”的支持，并不充分。但拥有高额社会成本的制度，确实倾向于消失。比如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义对放贷收取利息的行为的禁止。如果这种借贷行为完全被禁止的话，经济活动必然受很大影响，因此，适应方式很快被发明出来。（宗教组织往往拥有许多可供放贷的资金，他们有很大的动力来找出合理理由。）天主教的方法：合伙/租金/年金/放弃的利润/汇率风险溢价。伊斯兰教：Double Sale（借款的同时以相当于利息的价格借一块布，还钱时，还本金加布的“价格”），合伙。在太平洋上的Western Samoa部落，按规定新尊长必须是现任酋长的近亲。但部落成员有选最富有的人做酋长的动力，因为酋长要负责给大家提供食物等。新选出来的酋长往往会被大家说成近亲，而实际却并非如此。
- “政治经济学”：一些制度机制对整个社会可能低效，但对一部分人，比如当权者，有利，这些人要以各种手段包括武力来阻止制度机制变化。但问题是为什么在工业革命之前，所有这些制度机制都是低效的？
- 一种观点认为奴隶制度是低效的，因为奴隶缺乏生产的动力，而奴隶主的监管成本很高。（Robert Fogel & Stanley Engerman 通过对南美奴隶的研究，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即使如此，为什么奴隶不能给奴隶主支付一笔高于做奴隶所创造的收益的费用，然后自己再为自己工作呢？在古雅典，有技术的奴隶确实自己生活在城市里，只是每年给他们的主人支付一笔费用。当然，你可以说，一旦这样安排的话，奴隶有可能逃跑而不支付任何费用，这样主人会不愿意尝试这种安排。但历史纪录显示，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虽然不是所有奴隶都为自己赎身，但很多奴隶则确实是这么做的。公元1年的罗马意大利有大量奴隶，但到200年，没有任何奴隶解放运动，决大多数奴隶都不存在了。1086年的英格兰，奴隶和农奴占人口的大多数。但到1500年，也是没有解放运动，全部都自由了。
- 教育投入理论：近年很有影响的一种理论（Gary Becker & Robert Lucas）。家长的生育策略从“多而差”转向“少而精”，从而使人口质量提高。但什么因素会激励人们这样做呢？一种因素是人们看到少而精的家庭收入更高。但从数据看到，在工业革命之前，收入越高的家庭存活的孩子数量越多。对教育投入产出的提高是另一种可能的因素。但数据显示，“技能溢价”最高时期实际是1348年之前（一个技术工匠的收入是普通劳力2倍）。而这之后，技能溢价是逐年降低。而且，从数据相对详尽的英格兰和瑞典来看，出生率一直要到1890年代才有明显的下降，是传统所说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的100年。识字率来看，从1580以来，英格兰的识字率确实是上升趋势，但在1760~1860期间，并没明显的变化。
- 内源增长理论：人口的增长，导致了知识的积累，从而导致了技术进步的加速。但是，如果人口增长是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的话，那效率增长的速度应该和人口增长速度保持同步。但实际数据并不符合：在工业革命之前，效率的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确实基本相符，但在工业革命之后，效率增长突然大幅增长。内源理论难以解释这种突然性。
12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13 Why England? Why Not China, India, or Japan?
-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从商业化、市场化等角度来讲，1800年代的中国长三角地区和西北欧时期没什么区别。对1770~1794年的谷物价格与距离产地距离相关性的研究显示（Carol Shiue & Wolfgang Keller)，英格兰的市场有效性只比中国稍好一点（50英里距离里的相关性是0.88对0.77）。英格兰的工业革命是外部因素刺激下，地理优势的结果。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煤和铁矿正好很接近欧洲的人口中心。而美洲的新的殖民地资源正好又可被利用。
- 但是这种观点是假设人在相同利益激励机制下的反应会是一样的，只有通过外部利益激励的变化，才会导致行为的不同。但实际上，人们对同样的利益激励会有不同的反应。其原因在于社会文化特征，甚至可能还包括基因特征的变化。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在长期稳定的农业社会过程中，在选择压力下，经历着和英格兰所一样的社会特征变化。只不过变化的速度没欧洲那么快。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些国家，会发生和欧洲一样的工业革命。
- 虽然从商业化等很多角度来看，中国等亚洲国家在1800年时和英格兰等欧洲国家的区别不大，但社会特征的区别很大，更接近中世纪时的欧洲。17世纪中期日本，向具有征税能力的大名放贷的利率是12~15%；17世纪末有房产等实物抵押的商业贷款的利率是15%。在17世纪初，识字能力仅限于寺庙，文字记录只限于重要的文件。在这之后，教育有所发展，到1700年代，书籍的印数最多达到上万，甚至出现了商业运作的图书馆。有更多乡村农村出现。1804年前，有558所，1804~1843年，成立了3050所，1844~1867年又新增了6691所。到1868明治维新时期，男性的识字率大约是40~50%，女性13~17%。但这一比率仍大大低于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英格兰80%，女性70%）。
- 1209年以后的英格兰，有大量的记录数据，不仅可以据此推算工人的工资，还可计算工作时间，按工种的工资等等。但在19世纪以前的印度，几乎没有任何相关数据。这些文件数据的缺乏，显示了19世纪的印度的识字程度比中世纪的英格兰好不了多少。1901年印度男性识字率9.8%，女性0.6%。
- 1800年的中国似乎处于日本与印度之间。1923~33期间John Lossing Buck所做的调查显示，中国男性的识字率为30%。考虑到1882~1930期间似乎没有大的学校教育的改变，很可能1882年时的识字率也是如此。由于中国大众教育的主要途径是乡村学校，而这一数字从1750~1800期间到1850~1900期间增加了一倍，在18世纪晚期，中国男性的识字率可能只有15%。1921~25年，中国土地的回报率为8.5%。
- 产生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似乎是英格兰受到人口制约要远大于中国和日本，因此面临的选择竞争压力更大。从1300到1750年，英格兰的人口数量几乎没变化，而日本是原来的5倍，中国是3倍。中国人口能高增长的部分原因是汉族居民向南部和西部地区的不断移民，使得可耕地面积从1393年的6200万亩增加到1770年的1.6亿亩。而同期英格兰的可耕地面积没什么变化。而日本则主要是因为亩产的大幅增加。
- 另一个原因是收入水平导致的出生率差异，在日本和中国，没有像英格兰这样明显。对17~19世纪日本武士的收养记录研究，显示17世纪时武士的生育率与当时英格兰最富有的人群相接近，但到19世纪时，生育率只相当于中等财富人群。而武士的平均资产水平与最富有的英格兰人群相似。而对中国1644~1840期间居住于北京的满清贵族记录研究（Wang Feng, James Lee, Cameron Campbell）显示，生育率从18世纪早期的7下降到1750~1849年期间的4.8，比平均水平面4.2，仅高一点点。因此，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向下的人口流动。
14 Social Consequences
- 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力是知识，但最大的受益者是无技术劳动力。到1815年，农业和城市非技术劳力的实际收入的提高，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从1760~1860年，英格兰的实际工资的增长水平高于人均产出的增长水平。创新者、资本所有人、土地所有人、知识所有人，从技术进步上获益很有限，甚至没有。
- 从长期来看，土地从工业革命中没有得到什么收获。英格兰的农地租金收入，从1210年经历了下跌，从1300~1600年，最低时不到1210年的一半，但这之后经历了上涨，在1700年回复到1210年水平，并在18世纪后期达到最高水平，接近1210年的180%。但这之后又下降，到2000年，一英亩农地租金的购买力和1210年时一样。城市土地的价值确实是增加了（2000年，一英亩农地售价2900英镑，可建筑土地售价26.3万，已获得建筑许可的售价61.3万），但在整个收入里的占比只有4%。
- 资本所有人也没从增长中获得收益。实际上，工业革命后的实际利率是下降的。资本性收入的总额确实是大大增加了，但这是因为资本投入大大增加，所以实际收益率仍然很低。因此，效率提高的所有收益，几乎都反应在工资提高上。而由于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约为75%，因此，效率1个百分点的提高，可使工资提高1.3个百分点。
- 而这种工资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无技术工人工资的提高上。技术溢价从13世纪的100%下降到今天的25%。技术溢价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本收益率下降的结果。学习技术需要牺牲当前收入。高利率环境下，这会表现在高机会成本上，从而减少技术的供应。相反，低利率水平会降低学习成本，增加技术供应。
- 在工业社会以前，妇女的工资大约是男性的50%，而今天的英国，无技术女工的工资大约是男子的80%。这种差距的缩小，一个原因是体力要求的下降，同时妇女的精细性在现代工业中有很大的作用。
- 对于经济发展和收入差异间是否存在Kuznets曲线，有很多争议，但从实际工资增长超过实际收入增长速度（包括资本性收入）以及技术溢价下降这些现象来看，收入不平均增加的可能性不大。在所有社会中，对资本和土地的所有都是非常不平均的，而工资的收入分布要比资本平均得多。2003~2004英国，最高工资收入的10%的人取得了总工资收入的26%，而财富最多的10%拥有45%的总财富。因此，劳动力收入的比例是衡量一个社会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而从数据看，劳动力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从18世纪的63%上升到今天的75%。
- 长期的Kuznets曲线可能体现在：人类从采猎社会进入农业定居社会，提高了资本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从而增加了不平均。而进入工业革命后，降低了资本收入的比例，从而减少了不平均。从现有资料看，至少在欧洲，工业革命前的财富和收入分布，比工业革命后更不平均。
- 而从“生命前途”Life Prospects角度看，工业革命后社会也更平均。工业革命前英格兰，富人和穷人的平均身高分别是174.0cm与168.5cm，寿命预期是39对33，存活子女是3.85对1.93，识字率85%对30%。而在当前，分别是178.2cm对176.0cm，80.8对74.3，1.33对1.64，100%对88%。差距比例大幅下降。
- 土地拥有者的收益为什么没随收入水平增加而增加，一个原因是随着收入提高，对需要土地资源的食品没有相应速度的增加。另一个原因是农产品的单位亩产提高。还有是化石能源的使用减少了对生物能源的需求。
- 机械化和知识化为什么没有代替无技术劳动力？从理论上讲，只要劳动力成本足够低，就可以替代资本投入。但资本设备的成本可能低到不足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马作为动力被替代，饲养的成本高于机械动力成本。但目前为止，一些人力还不能完全没替代，或替代的成本还高。反而是一些看似简单的劳动力，比如安装，比一些看似复杂的工作，比如计算，更难被机器所替代。另一个难以替代的是销售：需要人际交流。而在工业社会中，商品的边际成本会越来越低，生产商有很大的动力支付更大比例的费用用于销售，以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单位成本。
- 无技术劳动力工资能保持高水平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工业革命后，收入提高的同时，人口数量没有再大增长。这也可能是土地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之一：更多的收入没有转化为更多要吃饭的人口，而是用于更多的物质消费。
- Gary Becker对出生率随收入上升而降低的解释：消费的数量，不仅受“资金”的限制，还受“时间”的限制。孩子是一个“时间消耗”很大的“品种”。随收入增加，时间成本越来越高，越有钱多越购买节省时间的商品，同时减少对子女这种时间消耗大的“消费”。同时随着收入增长，更注重消费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 但收入本身不能全部解释出生率下降。因为我们已看到，在工业革命前，收入越高的人子女越多。而且在现代社会里，家庭收入和子女数量之间没有相关性（Dickmann,2003)。因此，另一种解释可能是，人们从来就是希望的最佳孩子数量是2~3个。但在死亡率很高，而且不确定性很大的工业时代以前社会里，人们必须生更多的孩子，才能保证有2~3个孩子。在19世纪后期，英格兰的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而这种下降与收入水平的相关性很强。在有10个或以上房间的家庭里，不能活到15岁的孩子比例只有13%；而住在只有一个房间家族里的孩子，有47%生存不到15岁。
-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妇女地位的提高。可能一直以来是男子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而妇女希望的孩子数量更少，因为妇女的生育成本最高。
15 World Growth since 1800
- 18世纪英国确立了一系列限制技术人员和机械、设计图、模具等出口的法规。1825年之后，技术人员才能自由地到海外工作，1842年之后机械设备才能自由出口。从新的纺织设备的发明，到在各个国家初次出现的时间上的差异，可以看到技术扩散的时间差。从英国到西欧，这个时间差在13年左右；对东欧和南欧，是22年左右；印度是35年；南美是42年。但如果这些国家都能以工业革命时期的英格兰那样的速度提高效率的话，即使是向印度这样接受新技术时间差很大的国家，也只会比英格兰少17%的收入。
-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技术、组织和政治上的变化，导致了接下来的全球化时代。在技术上是铁路、轮船、电报和机械化工厂的发展；在组织上是先是在英国，后是在美国，出现了以出口技术为核心的机械制造出口企业；在政治上是欧洲的殖民化和欧洲内部的政治变化。
- 在1800年以前，信息的传播速度很慢。我们可以从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和这些事件在各地首次被记录、报道的时间差，估计信息的传播速度。在罗马帝国时期，信息的传播速度大概是每小时1英里。在1500年的地中海日报反映出来的信息传播速度也差不多。而到1844年电报应用后，信息的传播速度提高了100倍。1851年法国和英国间建立电报线，1866年建立跨大西洋线。
- 1830年汽轮船已比帆般更快更稳定，但由于所需要的燃料煤数量极大，限制了它的运货量。1840年代，Britannia需要640吨煤来穿越大西洋，只能带225吨的货物。但在1850~1860年代的几项技术革新：螺旋桨、铁壳船、复合引擎、表面冷凝器，大大提高了效率，减少了燃料的需求量，提高了载货量。1830年代需要10磅煤来产生一小时马力，到1881年只要2磅。1869的苏伊斯运河和1914年的巴拿马运河建立，大大缩短了航海距离。到1907年，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普的30英里铁路运费是0.40镑每吨量棉制品，而从利物普到7250英里外的孟买是0.90~1.50镑。到19世纪末，孟买、上海这些有良好航线的港口所能获得的工业产品的价格，比英国本地公司高不了多少。
- 纺织技术的革命使得对纺织工人的技术要求大大降低，只需要掌握一些简单的、重复工作。一系列专门从事设备生产出口的企业，使得生产技术、能力，很容易得到转移。
- 到1900年，欧洲国家控制了全世界35%的陆地。而那些独立的国家，像中国，也不得不向欧洲国家开放交易和各种特权。欧洲的殖民化，使得欧洲国家的企业在海外的扩张得到政治上的保障。1870年~1913年的这一轮全球化，以一战暴发而告终。一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新一轮的全球化。
- 但在这轮全球化过程中，落后与先进地区的贫富差异非但没减小，反而扩大。在印度，经历了100多年的英国统治后，到1920年时，还有200万台手工纺机。今天最穷与最富国家之间的物质生活水平差异可能达到50:1，而在1800年之间可能只有4:1。
16 The Proximate Sources of Divergence
- 在1900年代，各国的资本回报率，虽有差异，但差异不大，可以认为资本流动是相当自由的。而且看不出资本回报与收入水平之间有什么相关性。资本市场的自由是由于：（1）英国在海外的大量投资，（2）英帝国对投资环境的保护，（3）金本位的实行。1860~1912期间英国公司的资本投资回报率是：国内5.6%，英帝国殖民地6.5%，其他国家5.5%。从收益率的相似性我们可以推断，穷国的原因不是缺资金。
- 明显缺资金的一个地区是美国的加州。1860年代，房产贷款利率是26%而当时波士顿的利率是6%。因为当时对跨州银行有法律限制，限制了资金从欧洲和美国东部流入西部。但即使如此，西部还是快速发展。
- 资本产品公司的发展和货运成本的下降，决定了资本类商品（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资源，不是制约落后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
- 落后国家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效率低下。而当今社会里，人均资本量和人均收入有很大的相关性。资本有追逐效率的倾向，效率越高，资本的运用效率也越高。效率的差异，会在资本流入的推动下，得到放大。因此，在1913年，英国的工作效率估计是印度的5倍，但人均收入的差异达到接近8倍。
- 效率的低下不是因为无法获得技术和设备，而是无法更好的运用。在中国和印度，很多纺织厂使用和英国一样的设备，由英国人来管理，雇用更多的人，运无法获得更高的产出。美国北部每个工人管900锭，而中国工作每人只管170锭。因此，人工成本以时间计，差异是16:1，但以单位产出计，差异是3:1。
17 Why Isn't the Whole World Developed?
- 在20世纪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效率的差异主要是“劳动力素质”的差异。但在二战后，这种说法逐渐消失。新的流行观点是：管理者在不发达地区的能力差，因此应用资本和劳动力的能力也较差。同时，低劳动力成本产生以劳动力代替机器的动力。
- 但是，在纺织这样一些标准化很高的生产活动中，对管理的要求不高。而且，管理人员可以进口。在1915年，中国1/3的纺织业由英国管理层控制，一些中国业主拥有的纺织厂也是由英国管理人员管理。而且，很多纺织厂经历多次的改组，好的管理层有机会得以发展。
- 在1920~1930年间，孟买的一些纺织厂大幅度裁员，平均裁员幅度达到35%。但在1935~1938年间，裁员的工厂的平均毛利率是1.7%，而那些未裁员的工厂的平均毛利率是2.0%。原因在于裁员后需要付更高的工资吸引员工，最终在成本上没取得好处。很可能劳动市场上的付出和回报已达到平衡，如果你要工人付出更多，必须给他们付更多工资。
- 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可能是工人的工作态度、工作习惯。印度工人每天都有相当高的缺勤率。上班的工人往往随意进出工厂，吃东西，抽烟。据估计有10~30%的缺勤。
- 在马尔萨斯社会里，工作努力的社会比不努力的社会，并没有更高的人均产出。现代医学大大降低了“最低生活水平”，使得人口在收入水平低于工业社会前的水平下，仍能大幅增长。工业革命后的新生产方式，使得“高素质劳动力”更有价值。工业革命以前的生产方式不涉及很多生产步骤，容错性大。而新的工业生产方式要求的步骤多，对“准确性”提出更高的要求。19世纪时，英国陶器厂涉及29个生产步骤（每道工序99%的合格率，最终产品的合格率只有75%）。
- 造成“劳动力素质”差异的根本原因很难确定。从人类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似乎经常有随机的跳跃式发展的现象。从1870年以后，印度的人均收入相对英国和美国持续下降。近年来又再度加速发展。许多人把这种变化归功于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改革。但这种改革的结果最多是部分地回复到英国统治时期的状况。而且在印度内部，政治环境相类似的各邦的发展状况也很不平衡。也许这种时快时慢的发展状况始终存在，只是在工业时代里，会被扩大强化。
18 Conclusion: Strange New World
- 经济学家描述和预测经济的能力在1800年前后达到顶峰。对于马尔萨斯社会，我们知道气候、疾病、自然资源、技术水平、生育率，如果影响生活水平。Social Energy“社会动能”的差异，尽管始终存在，但由于受到马尔萨斯机制的影响，只会影响到人口密度，而不影响收入水平。而在当今的社会里，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后的社会，社会文化的差异，会在收入差异上得到放大。
- 而当今的经济学研究，充满了对资本市场、贸易、税收、政府负债、腐败程度、法律程度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只是把问题更复杂化。反而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人口分布、技术、劳动力效率，是被研究者所忽略的。
- 现代社会是以欧洲对世界的侵略和征服开始的，但今天的情况却是发达国家在千方百计保护自己不要受穷困国家的侵略：防止非法移民。目前为止，西方国家没有能为穷国开出一剂有效的致富处方。而如果真正要想提高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开放移民。
- 人均收入尽管持续提高，但从主观评估的“幸福度”来看，却没任何变化。在同一社会里，富人比穷人更幸福、寿命更长，但跨社会、跨历史，幸福程度与收入水平没有相关性。幸福程度与“相对”的财富水平有关。
- Robert Frank认为：既然快乐就是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相对财富水平），那就要对富人加重税，免得大家进行这种无意义的竞争。但是，对富人加重税确实能减少收入不均，但没有研究证据显示，收入更平均的社会中，社会整体的幸福程度也更高。不过，如果是征税修建公众认为有价值的公共消费品，比如博物馆、科学研究、航天探索等的话，尽管会降低收入增长速度，但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因为社会整体的收入下降，不会降低幸福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