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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马尔萨斯出版《人口论》，也许，他自己都不曾想到，自此之后，“马尔萨斯陷阱”成为各学科阐释的重要理论，早已溢出经济学范畴。而今，怀抱与马尔萨斯一样志向的经济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也企图用有限篇幅，解释清楚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他在《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的观点，令人印象深刻。 一 克拉克将经济史分为三段，分别是马尔萨斯陷阱、工业革命和大分流，其中，“大分流”是“加州学派”彭慕兰的著名论述，旨在说明近代欧亚发展殊途的原因。 克拉克开章明义，他认为1800年作为人类发展的节点，在此之前一般人的生活并不优于石器时代的祖先——人们生活的好坏，只在于固定数量资源维持人口的多寡，人口死亡反而能让活下来的人们生活得更好。1800年以前的进步速度不及0.05%，换言之，这是一个没有增量的循环模型。这也是马尔萨斯的核心论点之一。 对于“爆炸性”的工业革命，克拉克认为其核心原因，系英国的制度稳定和人口机缘，由于土地回报率下降，富裕人口后代较多，因此出现人口向下流动，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 最后，大分流的发生，取决于生产效率的差异。率先提高效率的欧洲与北美，给诸多落后国家造成“不进则退”的局面，从而导致今日全球经济的两极化。 具体而论，马尔萨斯有三个假设：社会的出生率受习俗影响，也随物质生活水准提升而增加；社会死亡率随物质生活水准上升而降低；物质生活水准与人口成反比。1800年前的“马尔萨斯世界”，任何能够提高死亡率的事情，如战争、动乱、疾病等，反而都能提高人均物质生活水平。由此，我们会得到一个残酷的推论：想在1800年之前提高生活水准的方法，只有提高死亡率或降低出生率两个途径。当时的收入水平，大体上将生育率和死亡率限制在互相抵消的水平。 本书还提到“富者生存”的观点，纵观1250年到1800年的英国，最富裕者的子女数量是最贫穷者的两倍。这促成了阶层的向下移动，即分到少量财产的子女，不得不通过奋斗，继续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克拉克认为英国社会演化的基础，就在于制度稳定、私有产权明确的社会中，经由选汰后的“幸存者”驱动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二 在前现代经济学中，核心价值由“土地”创造，这种趋向势必导致剧烈变化。1800年以来，农业生产率的提升程度并不亚于其他经济部分，甚至在1860年前，收入也没有增长的迹象。因此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变化，在于生产效率提升。工业革命的起源，其实可以追溯至数百年前，它是渐进的、演化的，是农业社会更理性的渐进产物。人们往往认为是科学或技术“创新”造就了工业革命，而其实赫赫有名的发明家们并没有从他们的专利中获益多少，与其说创新引领革命，不如说是创新的供给量增加。同时，不得忽视的因素还有人口，英国在1740年的人口只有600万，而在120年后，暴增至2000万。这导致其国内农业无法满足英国本土需求，加之土地收益降低，工业技术使收入提升，英国便导向工业革命。 由此可见，人口状况、土地价值、时间累积和创新供给，缺一不可。工业革命正是必然演进与偶然要素的叠加。 工业革命后，发生“大分流”现象，即先进入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差异越拉越大。克拉克认为，“效率差异”是造就现代国家经济差异的根本原因。什么因素影响效率呢？效率实则是单位时间内，由人力成本、劳力素质决定的生产数量。在普遍采用机器生产的今天，贫穷经济体会发生两种现象，由于缺乏好的管理者，每单位产出所消耗的资本和劳工都更多；其次，低工资会导致劳力代替资本。高收入经济体能够规律缜密地完成工作，获得更高报酬；而落后经济体，只能通过让大量过剩人力一起劳作，弥补素质的不足。最终，现代技术运用得愈广泛，劳动力素质差异愈显著，最终导致巨大经济差异。（摘自2021年12月13日《北京晚报》作者 赵慕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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