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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钱减刑”：有法可依也无法掩盖制度缺陷
中国网 王琳
东莞两级法院在刑事案件中积极践行“以赔偿换轻判”，遭至了社会及舆论的激烈批评。东莞中级法院刑一庭庭长梁聪昨日作出回应，否认了“有钱人犯罪可以因此获得减刑”的说法。梁聪强调，“赔钱减刑”必须符合至少三个条件，和罪犯有钱没钱无关。 不过梁法官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赔钱减刑”就和“罪犯有钱没钱无关”，因为在正常的逻辑思维里，赔钱的先决条件就是“有钱”，没钱的罪犯怎么能“赔”，又如何可以“赔钱减刑”呢？ 当然，“赔钱减刑”是有“法”可依的。已于2000年12月1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如是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虽然这并非国家层面的立法，而只是司法解释，但毕竟在审判领域有其效力。基于这一条款，不仅东莞法院，北京、上海、江苏等地法院对刑事和解都有程度不同、作法不一的实践。东莞法院成为被质疑的焦点或许有其偶然性，“赔钱减刑”在我们这个日益分裂的社会将引发争议却是必然的。 最高法院近年来积极倡导“刑事和解”，并大力推广“以赔偿换轻判”有其深刻的背景。一方面，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之下，信访被国家高度重视，而上访案件中七成属涉讼案件。换句话说，法院虽然作出了最终裁判，但当事人仍不服，“定分止争”的司法本旨并未实现。这些上访者在给国家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高层给了法院更大的压力。因此，法院迫切需要提高当事人服判息讼率，最大限度减少上访。另一方面，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司法效率为主要追求，“刑民合一”式的审判固然节约了司法资源，但却在立法上人为地分割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独立的民事诉讼。明明都是民事诉讼，前者竟然至今仍不承认精神赔偿！就算是“直接物质损失”，在被告人领刑之后，也多半不愿赔偿，被害人通常也能拿到一纸赔偿判决，不过只是永无兑现可能的“法律白条”。出于这两重因素的考虑，法院着力推行“刑事和解”，试图通过被害人与被告人提前达成的赔偿协议，来缓和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如果不给被告人一点甜头，被告人就没有积极履行赔偿义务的动力。权衡之下，作出牺牲的也就只能是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如此一来，对被害人而言，有赔偿总比没有任何赔偿好；对被告人而言，轻判总比重判好；对法院而言，牺牲一点公平与正义又有什么关系，公平与正义又不会上访，但得不到赔偿的被害人，和认为裁判过重的被告人家属都是有腿有脚的人，他们一倔起来，就会将上访作为毕生的事业。不服判的上访者多了，还有何“和谐司法”可谈？ 可以说，《规定》的出台是依时而出，应运而生。但《规定》是否有其宪法和现行诉讼法上的依据却颇值得考究。此处暂且不讨论《规定》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就以“赔钱减刑”仅有的依据“第4条”来说，《规定》使用的法律语言是选择性的“可以”，还有模糊不清的“予以考虑”。究竟“可不可以”以及“如何考虑”都由法官来自由裁量。东莞法院以附条件的“减刑”来解释司法解释中的“可以考虑”，严格说来也不能称之为“过”。也因此，质疑“赔偿减刑”的板子打在作为底层执法者的东莞法院上，倒真有些冤枉，打往作为《规定》制定者的最高法院上似乎更为恰当。 这也的确是一个糟糕的司法解释，在赋予了法官以充分的自由裁量后，竟然没有任何的约束条款，也找不到必要的监督措施。“第4条”就这样象一辆没有任何制动的赛车被推上了跑道。在司法腐败还未得到根本遏制的当下，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势必为法官创造出数不胜数的寻租机会，我们能放心让法官们在无制度约束的环境中依“法”“赔钱减刑”吗？ “以赔偿换轻判”打着维护被害人权益的幌子，还有专家从“修复性司法”高度评价，认为这“突出反映了司法理念从报复性司法向修复性司法的转变”。但也应看到，“修复性司法”虽然强调犯罪人与被害人的沟通与交流，也提倡通过道歉、赔偿、社会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或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不过“修复性司法”并不以“轻刑”为“赔偿”的必然结果。于具体的个案中，赔偿并不一定代表悔过，被告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很难判断，也很容易伪装。至于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通常得不到赔偿，那并不是被害人的错，而是法院的失职。既然被告人有能力赔偿，为什么不强制执行，为什么必须通过牺牲公平的“轻判”才能促使被告人主动履行其赔偿责任？ 当被害人愿意接受被告人的赔偿并进而实现法院所期待的“三赢”，是在被害人合法权益远未得到司法保障的前提下发生的。我们只能说，“以赔偿换轻判”是法院以贱卖法律与公平的方式在掩盖自己的失职。它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上访率，却未必能获得公众所期望的“和谐”，或许还将为此付出进一步加剧社会裂痕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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