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断弋
1
巴蜀之地，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这块丰沃的红土盆地，尤如一美丽的地母，用灵川秀水为汁，以厚土茂林为食，孕育出极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远在周时就建有巴子国，而后秦灭巴设立三郡，并责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此后，巴蜀文化经济日益繁荣发达。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平蜀定川，辅作刘备在此建立大蜀政权，三分天下。自此，巴蜀文化开始渐成气候，独树一帜，名扬天下。
记得《三国演义》里有一出司马懿与诸葛亮斗智的故事。说是懿派人送给亮一套妇人衣，饥笑他空有妇人之仁。不管司马懿当初真意如何，他倒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传统读书人的文化表征：阴柔有余，而刚气不足。众所周知，诸葛亮是坐着轮椅，摇着羽毛扇来行军打仗的。这个POSE，以传统的美学观点来看，很飘逸，很潇洒。但从行伍出身的司马将军看来，就未免太娇气了。
在三国志的群英谱里，无论横槊赋诗，壮心不已的奸曹操，还是雄姿英发，心高气傲的帅公瑾；无论赤面美须，夜观春秋的忠关羽，还是豹眼虬髯，粗中有细的猛张飞，个个都算得上人格茁壮，性情勃发，可爱至极。我独不喜欢的便是那整天哭哭涕涕的“大耳儿”刘玄德和这个“智几近乎妖”的诸葛亮了。因为他们太压抑了，太“完美”了，考虑着一切，为一切活着，独独忘了自己。躲避或刻意消蚀自我的人，必然没有平常心，最终的结果便是在自觉不自觉中被抽象、模糊成一大堆事件或象征符号来。至今我们说起刘备来，除了记得他长得怪模怪样外，便不外乎“三顾茅庐”及“假摔阿斗”的故事。而今人引用，也是看重故事背后礼贤下士、收买人心的政治智慧，至于这个人物的真性情，却被捂得严严实实，不知其可。他活着好象就是为“恢复汉室”， 立不世之业的。纵观他的一辈子，诚惶诚恐，瞻前顾后，左右权衡，步步为营，活脱脱一个“政治动物”罢了。我对他唯一佩服的就是“政治心理学”学得好，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地步。
那位高智商的军师诸葛亮，自然比他的“老板”聪明得多，只可惜有个“正统”、“报恩”的心理死结，为了一个人的最后“指示”，把大半辈子的精力与才华都用在徒劳无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频频战事上。这样的忠臣，统治者喜欢得紧，而普通老百姓，也多是惊叹其“呼风唤雨”的神奇本领，并继而以“神”崇拜。至于这仗值不值得打，自己的小命要不要紧，就算不上个事了。反正丞相要打，自然有打的道理。便是至今，还有许多人从各种角度，论证“七出祁山”的必要性及正当性。这个话题留给好事人继续辩论去吧。我更在意的其神化背后的“非人性”悲剧。自出茅庐以后，诸葛亮便一直处在焦虑与哀叹中。他殚精竭虑地盘算着，小心翼翼地筹划着。高度紧张的生活，使这样一位具有高度才华的读书人，竟没时间或心情写几首诗。留传后世的竟是他公文性质的前后《出师表》，便就这样的公文，也足以傲视文林，但愈是如此，愈令人感叹万千。我们都知道诸葛亮的儿子不太争气，“子不教，父之过”矣。他是个好丞相，却绝对不是好丈夫，好父亲。唯一能责怪的便是他太“爱国”了，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务上。牺牲家庭和孩子，好像也是在所难免的事。
然而，我总以为，“多情从来真豪杰，怜子何如不丈夫？”他同时代的曹操就比他练达得多。戎马倥偬，把玩权术之际，即兴饮酒，恣意赋诗，竟也拣了个文学家的称号。老曹更懂得享受家庭生活，他疼老婆爱孩子，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读史你会发现，在许多细节方面，曹操更具人情味。《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他曾对妻妾说：“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这是何等胸怀，何等气魄，此等英雄本色，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与他的潇洒豁达相比，我们的孔明先生，就太压抑、太可怜了。他恐怕后半辈子畅快淋漓地喝一次酒的机会都很少。于是，我情愿相信，他搞八阵图，他教百姓织锦，他钻研发明连弩，他设祭坛唤风唤雨，多多少少都有“游戏”的成份在内，不要把任何事都非要归纳于为民造福，军事谋略的大道理上（我不否认这方面的价值），他太累了，为什么就不能给自己找个乐，轻松一下呢？
２
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刘备、诸葛亮这两个“非常”人，奠定了巴蜀文化的精神气质及人格走向。刘玄德长于政治智慧，喜欢心理暗示，从而影响造就了川人“耽溺论争，酷爱雄辩”的群体特征。他们往往以“卫道士”或“激先锋”自居，在两个极端上自由徘徊，引经据典，以滔滔之势压人以哑言，冷嘲暗讽，以妙语佳趣伤人于无形。无论行文志趣，还是人文作派，都是典型的政客风格。按林语堂先生的话说，川人都有做律师的天赋。
诸葛亮则以行动来影响人。他以文人特有的细心及难得的耐心，对当时的土著居民，授之以技，示之以义，驯服其野性，改造其文明。如今，蜀锦、蜀绣、蜀笺，都以精细绮丽，典雅秀致著称，这自然都与这位精致的老先生的努力分不开。这种“精致”文化，已经深深植入川人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街头店面招牌，堂内家居摆设，还是菜肴精做细切，女子施脂摸粉，都能领略这一“精妙”的千古遗风。
川人对于美有着特殊的品位及喜好。他们大多喜欢鲜丽、明快、对比强烈的颜色，钟爱复杂精妙的图案。许多大红大绿的东西，在他们手中稍一摆弄，便洗尽俗气，变得极其可爱。那“花团锦簇”的繁琐，竟也成了智慧与技巧的象征。这种社会氛围派生出的“文化”，也随之平添了几份明快及亮色，多增了几许气势和底蕴。川人的文章，多以辞藻华丽，气势如虹取胜。读他们的文章，如游巴山蜀水，云缈雾绕，似食重庆火锅，畅快淋漓。若是细观，便如蜀绣，漂亮的字句令你眼花缭乱，俏致的文意让你一惊三叹。恕我不敬，这样的文章，我私下总以为有才情过剩，卖弄张扬之嫌。《北梦琐言》记载，唐朝有个叫符载的四川人，“有奇才”，一次长官叫他撰写斋词，他先喝几杯酒，然后“命小吏十二人捧砚，人分两题。缓步池间，各授口占。”敏速如此，自然厉害，只是如此“铺张声势”，未免有些太夸张了。
巴蜀文化，历来又以浓浓的鬼气著称。好好的人不做，竟要做鬼，我想是有原因的。
追溯其根源，一方面与当地的民间特质有关。众所周知，巴山蜀水，鬼斧神工，云雾缈缈，是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鬼神来。千百年来，民间传说，楚辞汉章，多有类似记载。这样的地方是很容易对天地产生敬畏之心及宗教皈依情感的。偏远地带，多是盛行如傩一般的原始崇拜及鬼神文化，而在开化之区，历来佛道盛行。乐山市就有一座全国最大的石刻大佛。试想，当年没有特别的激情，是没办法完成这个巨大工程的。如此这般，各类文化混杂，相互影响，鬼神情结便在川人的心目中扎下根来。其精神脉络里也依然残留着原始的野性及派生出来的奇思妙想来。川剧中那些浓烈夸张的脸谱，便是这一精神特质的远古遗传。
另一方面，则与道教文化的心理显象有关。如你所知，诸葛亮就喜欢披头散发，装神弄鬼。你我也知道，他便是不摆祭坛，风照样会刮，雨照样会下。千百年来，诸葛亮在老百姓心目一直是个神化了的“智近乎妖”的偶像，而蜀人更是倍感骄傲，将其迎上精神的祭坛，顶礼摩拜。甚至有意无意间加以仿效。许多巴蜀人就痴迷易经八卦，喜欢事后分析详解，以给人料事如神的感觉。
我一直以为，道教在巴蜀文化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道教崇尚玄学，爱机辩，提倡及时行乐，追求空灵飘逸。四川文化界两个有名的人物代表：李白与苏东坡，都与道教有着分不开的机缘。这两个人的精神特质，都以旷达、风流、洒脱的道家风范著称。号为谪仙人的李太白，其诗作就多有飘飘欲仙之感。而东坡居士，也总想乘风归去。蜀中学士，正是受其影响，都期望能写就“蓬莱”文章，只可惜功力不够，机缘不到，既不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又鄙视凡夫俗子的文章，就只好扮鬼，以虚无缥缈的灵异鬼气，吓吓世人，装装门面。
而巴蜀最具“鬼”气的人不是读书人，而是土皇帝张献忠。这小子杀人成瘾，极尽变态，真到了“杀人如麻”的地步。《明史纪事本末》上记载，他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宣布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我想他绝对是个唯物论者，不怕鬼，要不早被恶鬼缠死了。如今，在成都绍成公园的亭子里，还有一块当年他所立的七杀碑，上面刻书：“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这样的恶人，纵是与成千上万的鬼沾边，也与四川的读书人无关。蜀中秀才多自诩为鬼才，自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鬼”。读书人的鬼气，是一种特别的文化气质，是与大师的仙气比而下之的自我界定。这种气质影响下的文章，求奇求险，求空灵求生动，求义理之绝妙，求回味之无穷。同时，它也影响了文人本身。巴蜀的文化人便多以特立独行，愤世嫉俗，狂傲不羁的形象著称。巴蜀的老百姓也认同，喜欢这种“鬼”气。赞汝为鬼，便是夸你与众不同。我们现在都知道文艺界有个四川的鬼才魏明伦，文章艳丽得很。而在他千年之前，蜀地便生活过五个如他这般的同乡，这就是有名的后蜀五鬼：欧阳炯，鹿虔（户衣），毛文锡、韩琮及阎选。
五代时期，文人词作多以香艳体著称。而最浓艳、最直露的文人群体，当属前后蜀。这些鬼才，自然也带着浓浓的脂粉气，成了不伦不类的胭脂鬼了。这些后蜀文人的作品，其香艳，其浓软，已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这种文化现象自然与当时的“领导”品位有关。《五代史》记载，前蜀开国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这般人物，文学鉴赏水平自然可想而知。而他的儿子王衍，更不是个好鸟。一次游历青城山，命宫女衣着都画云霞，又令宫女穿着宽松的道袍，簪莲花冠，浓装艳抹，叫做“醉妆”，他自己跟随在后，夹着檀板哼哼唱唱：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想想看，在这样的皇帝领导下，文坛之风能好到那里去？于是，宫庭民间，花下月前，处处充盈着欢致腻语，醉生梦死的香艳词作。
也许内容限定的贫乏，使得这些文人只能在表达形式上去较劲。他们讲究辞藻富丽，转承精妙，并美名曰“神艳骨清”。这种“除表写无可学”的形式主义风格，至今影响尤存。巴蜀文士，写东西多讲究谋篇布局，下笔也总是洋洋洒洒，读起来更是朗朗上口。然而，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虽然他的态度看上去很鲜明。
这种脂粉气的另一个遗传影响，便是文化性格上爱端架子，使性子的“妇人心”。巴蜀文人历来就有强烈的表现欲及媚俗倾向。而这恰是极不自信的心态与强烈的自恋情结混合的矛盾产物。而四川文坛上的诸多事非，多是缘此而起，而发，而热，而闹的。
年前，有一位香港天王级的人物刘德华拜师学习川剧变脸艺术，一时全国新闻媒体竟相报道，传为美谈。这本是件好事，却不料一波三折。一方面巴蜀人心里极其欢喜，却又放不下“正统”的架子，便决定买买关子：“一会儿说变脸是国粹，应该大力发扬，让其走上世界。过一会儿又说那是川剧界的集体财富，要研究决定，此前的个人收徒无效。”真是莫名其妙。近日又听其新闻，说是聘请刘德华先生为客座教授，并正式注册其为该校学生云云。这个事件便是这种矛盾情绪特征的最好注解。
鬼气阴柔与脂粉艳丽的交融混杂，地域偏狭及才情过剩的矛盾对抗，使得四川文士唯有冲出巴山蜀水，海阔天空里，才显风流才子真本色。若迷困在层峦叠嶂间，沉醉于芙蓉美酒里，血性难抑，郁气难出，自然就会变得爱撒泼逞强，装疯卖傻，便是狂傲，也是有天没地的，不象个成熟男人。这样说来，不免有打击面过宽之嫌。何况，四川的血性汉子也举不胜举。不谈宋玉，不说苏李，便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气下的陈子昂，睹枪眼的战斗英雄黄继光，就已经令我们对四川男人五体投地，肃然起敬。
当然，我对巴蜀的女子，抱有更大的好感。清山秀水不但赐予她们“冰肌玉骨”的俏丽容颜，而且也赋予她们柔中带刚，机敏聪慧，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的性格。最要紧的是，她们把“女人”二字描划得特别到家。
我想这自然与她们的精神偶象巫女有关。在巫山县东南，立有线条动人的神女峰，在那似隐似显的神秘面纱背后，有一个极其动人的爱情故事。相传战国时,有个叫楚襄王的，年青帅气，爱好文学，曾很浪漫地筑了一座精美楼阁：梦台馆。某日，馆中午睡，梦见一绝色丽人，自称是“朝为云，暮成雨”的巫山神女,二人极尽欢快之事。这个故事浪漫得紧，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巫女竟是主动追求者。这个偶像自然给予巴蜀姑娘无穷的信心及力量，使她们比别的地方的女孩子更大胆，更开放，更热烈。然而，群体人格的形成，除了一定的精神坐标外，更多是与周围的环境影响分不开的。就巴蜀女子而言，如此大气性格的造就，绝对与她们长期在经济活动中占居主导地位的现实分不开的。
《诗·东山》云：蜎蜎者蜀。蜎，桑蚕也。从“蜀”的本义我们就完全可以判断出，四川天时地利，非常适合纺织业的发展，而且也必然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否则就不可能以此命名了。而如你所知，无论是采桑喂蚕，还是织布纺锦，女子都比男性要灵巧得多，贡献也必然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大胆猜想，当时的巴蜀女子，无论家庭，还是社会，其地位都必然受到相应的尊重。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不但激发了女性自信，也促进构筑了女性强健的人格。巴蜀女子自主坚强，敢作敢为的性格特征，在追求爱情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与中国传统女子自轻自艾、弱病幽怨的形象相比，她们更健康，更明朗，也更具浪漫色彩。
前蜀时的宰相韦庄就曾写过一首《思帝乡》，把巴蜀女子这般心态，这样性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词里说到：“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如此情有独钟，这般义无反顾，是何曾畅快，何曾大胆！被这样的姑娘所爱，真是羡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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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她近千年前，就有一位比她更大胆、更有名的同乡了。这就是文学史上传为佳话的当垆小酒娘卓文君了。初，模样溜溜的文君妹，是一位年轻俊俏的小寡妇。其父卓王孙，是当时临邛县的超级大富豪。他日，人才溜溜的司马相如郞，有缘一见文君妹，惊为天人，知其“好音”，遂以“琴心”挑之，逗之。这位公子，貌似潘安，才比宋玉，端的一个棒小伙，美中不足就是家里穷。如你所知，以前门第观念相当严重，文君的老爸老妈自然一百个不愿意。但这两个小人儿爱得发痴，爱得发狂，竟私下合计，收拾了些金银细软，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跑到成都，寻找他们的幸福去了。
私奔，在当时是需要付出很大，很大勇气的，特别是像文君这样的“豪门”家庭，会面对更多的压力与挑战。以当时他老爹的势力及眼线，能成功逃脱，足可以判断他们的智商绝非常人可比。话说老俩口获得消息，知道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但也一时咽不下这口气，便声明断了父女关系。就看这两个小人能折腾成什么样。
带出来的钱自然有限，成都又是高消费，为了维持生计，小两口一商计，决定回到相如的老家临邛开一家小酒馆（如今，在四川的邛崃县，还有一口文君井，相传正是当年酒馆所在处）。文君，正如现在大多姑娘一般，不喜厨艺，说是怕油烟损了皮肤，菜刀伤了手指。但自言擅长公关，适合担任前台经理兼帐房总管的职务。唯一的要求就是每月要有两贯脂粉钱及一贯零食钱，帐入店面装潢费用及招待费用。而司马呢，因为家里有“惧内”的传统，从小就连了一手好厨艺。又不善争辩，只好在“家庭分工，能者多劳”的原则下，脱去袍子，挽起袖子，杀鸡宰羊，择葱剥蒜，蒸煮焖烧，煎炒烹炸，做起后勤总管兼首席厨子来。
由于文君长得漂亮，又保养得法，据说天天都要用家酿的老陈醋（用的是老山西的秘方）薰面，每天还要小老公用“旋风快刀手”切一碟细匀的嫩黄瓜片，备来美容。这般如此，自然是“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加上司马的祖传手艺，周边上至达官文士，下自乡民野夫，都赶来“赏月”捧场，小酒馆的生意因此火得一蹋糊涂。天下没有不疼自己孩子的父母。文君的老爸本是想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却不料这小两口真有办法，只好收回成命，让他们回家，认了这野女婿。司马本就是有名的大才子，写得一手好文章，老丈人又有钱有势，稍一活动，顿时名满天下，至此，皆大欢喜。
这里需要补充一个细节。《史书》记载：“相如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而据服饰专家考证，这“犊鼻裈”相当于今天的三角裤。当然，相如兄这般打扮，并非追求性感，我想多是与蜀地湿热的气候有关，那时许多川地农夫都是这般打扮，图凉快，干活也方便。当然，另一个可能就是穷。如你所想，有钱有势的绝不会这付打扮。
读书人穿三角裤，坦胸露腚，可算是斯文扫地，但想想“生计是硬道理”，再想想漂亮的老婆，司马也随之释然了。据我考证，司马当时也有一袭文君亲手缝制的长衫，不过由她亲自保管，只有外出时，获请批准后才能穿。文君给老公的理由是：“古来洗浆缝补，衣裁箱存，多为妇人事。今家穷室陋，衫长料贵，为君之袍服，妾不施脂粉，不近零食，计已百余日尔。若君恣意穿之，或下厨为油污，或小睡为鼠啮，或入厕为贼窃，妾所深患也。今内室备净（酒）坛一，袍收其里，为君藏之。每逢君出，妾必熨之浆之，以袍之光鲜衬公子英姿，以衫之洁整亮君子风范。虽劳之，妾不敢辞也。”这般文绉绉的“体己贴心”话，很投司马脾气，令其大为感动。他声称坚决服从夫人指示，二话不说，脱去长袍，就乐颠颠地光着屁股下厨劳作去了。据说后来还题献《贤妻赋》一首，可惜失传太久，已不可考。
然而据文君在《与堂妹书》中“交流驭夫经验”时所言，她控制“着衣权”的最根本目的是防止老公胡来。如你所知，司马年轻帅气，文才又好，对小姑娘是很有杀伤力的。不过，那个时代，只有三角裤而没长衫的读书人，是绝没有勇气外出偷情的。文君“驭”夫有方，其驭夫术也因史书记载，流传千古。如今，巴蜀女子善持家，喜理财，巧言语，精驭夫，都已不是秘密，也算是文君遗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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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女子的优点还不单单如此，她们不但能下了厨房，做了帐房，上了庭堂，若要与男子比肩赛学问，也没有丝毫问题。才女薛涛的故事便足以为证。
这位美丽的姑娘，应算是地道的四川人了。父母因安史之乱从西安流落成都，后在那儿定居并生下她。薛姑娘自小便兰心蕙芷，冰雪聪明。不幸的是，父亲在她十四岁那年就早早离开她。迫于生计，无奈做了诗妓，就是那种陪酒陪歌陪玩不陪睡的高级“交际花”。
据说，当时的省部级官员（兼军区司令员）剑南节度使韦皋读了她的诗，大为折服，认为是稀世罕有的女才子。因为爱才，竟一时忘记尊贵的身份，很认真地准备奏报“中央”，请求让薛涛担任校书郎官职。但身边的秘书提醒，红裙入衙，有失官家体统，荐妓为官，自损领导形象。韦老头子转念一想，觉得不无道理，心渐渐涼了下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如你所知，大唐是中国最开放的一个朝代，只可惜经过安史之乱，元气大伤，领导层做事自然缩手缩脚。若是老大妈武则天做女皇那阵子，出个女校书自然不在话下。可惜，薛姑娘生不逢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韦皋曾赠诗道：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就算是口头褒奖吧。
一经高级官员题诗称道，薛涛的名声不仅传遍了蜀中，而且很快就全国皆知。当时许多著名人士，如白居易、张籍、杜牧、刘禹锡等，都与她有诗文酬唱，薛涛也因此而名垂青史。作为一个诗人，她是成功了。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却很不快乐，有着难言的寂寞。按理说，如她这般以交际唱和为职业的人，是不应该相信爱情的。可惜的是，她是女人，所以她需要爱情。正如所有的川女子一般，一旦认定投入，便会义无反顾地在爱情的独木桥上一遭。那年，她因为官场应酬，碰上一个叫元稹的小白脸，并立马爱上了他。那时，她已经是四十好几的老姑娘了，而她的小情人比她足足小了十一岁。这样的结局自然可想而知。小白脸很快就找了新相好，把她抛弃了。对这样的结局能说些什么呢？巴蜀女子的词典里绝没有“后悔”二字。爱就爱了，散就散了。还需要说些什么吗？
后来，心死如灰的薛涛，披起道袍，在江畔的一座楼上过起隐居生活，洗尽铅华，抛却虚名，终日闲坐，看千帆竞过，看斜晖悠悠，爱不再来，肠也就不会断了。多年寂寞后，65岁的女道士终于安静地走完她的余生，去了另一个未知的世界。好友白居易题诗哀悼：“独坐黄昏谁作伴，怎教红粉不成灰？”这只是他的个人意测，我更情愿相信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修成正果，心如止水，不再为情所恼，为爱所伤。
如今，锦江岸畔有一座为她而筑的望江楼。楼上有副楹联：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批把，何处是校书门巷？大江横曲槛，占一楼烟雨，要平分工部草堂。小女子的诗才竟可与大诗人杜工部相提并论，可算莫大荣耀，那缕淡如青烟的寂寞孤魂，不知又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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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好象永远摆脱不掉其性格的宿命，过多的情感不知释放何处。相夫教子是大多女子的理想境地，为一个男人活着，或为多个男人活着（相夫、教子、养老）也是千百年来大多女人的现实归宿。便是自由些，执着点的如薛涛辈，跳出这个怪圈，试着以男人的方式洒脱生活，苦撑多年，却在一个小小的诱惑下旋及又心甘情愿地跳回，等再挣扎地爬出来，竟将情欲一刀斩断，绝了是非，可也毁了自己。女人永远不能象男人那样生活。这是造物主的安排，谁也无法改变。
她们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只关注眼前，并以为看到的就是现实，看不到的就等于没有发生。多少爱情悲剧，不正是缘于女人太傻太痴的缘故么？然而，许多国家悲剧，民族遗恨，实在不应该把缘由全部推及“红颜祸水”。虽然他们的统治者也正是犯了这种“短视”的错误才导致亡国灭种的。祸水论者往往会理直气壮地列出一长串相对应的名单：纣王与妲己，周厉王与褒妃，唐明皇与杨贵妃，宋微宗与李师师，吴三桂与陈圆圆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这些女人是无辜的。她们都是属猫的尤物，乖巧灵透，毛茸茸的温顺总是令人“见而怜之”。这种温顺会酥了你的骨，迷了你的眼，甚至能把一只野老虎驯化成一只大雄猫。对此，我们又能怪些什么呢？能怪，能恨的就是那些不是男人的“雄猫”君主了。
我最后要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猫科”皇后花蕊夫人了。这位皇后的老公便是后蜀的皇帝孟昶。实事求是地讲，他的老爹倒是一位老虎级的英雄，深谋远虑，苦心经营，终于造出一个太平盛世来。传到小孟手上，已是“十年不见峰火，不闻干戈，五谷丰登，斗米三钱，都下仕女，不辨菽麦，士民採兰赠芬，买笑寻乐”，真可谓人间天堂矣。然而，这小子不争气，生下来就是一只只会发情的公猫，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五代史》记载，孟昶的骄奢是出了名的。当时宋军拿下成都后，竟把他的溺器（夜壶）也献给宋太祖。这夜壶可不一般，“以七宝装之”，焉能不稀罕？由此可想而知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混蛋君王了。
孟昶最好的宝物自然不是溺器，而是“花不足以拟其色，蕊差堪状其容”的花蕊夫人……费贵妃了。唯有一副好皮囊是绝对算不上绝色美人的。这位夫人不但貌美如花，而且才智过人，吹弹唱跳，谱曲编舞，都不在话下，尤善舞文弄墨，作诗应对，孟昶又偏好此风雅，这般尤物，岂能不爱？更难得的是，她还是个饮食专家，烹饪高手呢。针对孟昶挑食厌食的毛病，她别出心裁，发明了一道以净白羊头为原料，用复杂工艺精制而成的“绯羊首”（又叫“酒骨糟”），把来进御，风味无穷。另外，她还研制出以薯药、莲粉为底料的“月一盘”，清香扑鼻，味酥而脆。想想看，这般妙人儿，谁能不爱呢？最后搞得那位手提棍棒，打遍十八军州无敌手的赵匡胤心也痒痒，手也痒痒。便发来大兵，直逼蜀境。大军压城，小孟慌了手脚，无可奈何，只有写了降表，乖乖同美人一起做了宋军的俘虏。没过几日，便羞愧而死（另一说是被老赵毒死的）。
在开封的大殿上，那姓赵的大汉以胜利者的姿态，命花蕊夫人做诗一首，谈谈投降的感受。本意是想羞辱她。不料夫人不急不慌，不卑不亢，沉着吟到：
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首至今读起也叫巴蜀男人汗颜的诗作，令宋太祖大吃一惊，想不到弱女子竟有这般铮铮钢骨，继而肃然起敬，再而产生无穷爱意。后来，便纳这位夫人做了贵妃，很是宠爱。
这本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公猫换成一头雄狮，倒也无妨。花蕊夫人可以继续过她精致的“猫科”生活，研究她的食谱，编排她的歌舞。然而，也许太招摇了，或许是太美丽了，竟不知为何惹怒了不懂“怜香惜玉”的赵光义（皇帝的弟弟），在一次打猎中，趁乱以误射的借口了断了一缕香魂。这般出乎意料的结局，真是令人嘘唏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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