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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早先的房子，青砖青瓦，是我读初中的时候修建的。我们兄弟三人在那间房子里长大，从那里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了村庄，房子里只剩下父母了。 房子快速地衰老着，似乎没有我们声音的抚摸滋润，房子老得比父母还快。每当天气预报说九江大风大雨的时候，我们总要打电话探寻房子的消息。很多次父母没有接听电话，有时是因为电话线被吹断了，有时是忙着接漏。风总是很大，雨也越来越厉害，终于，我们兄弟决定把房子放倒，在原来的地基上建一栋结结实实的小楼房。 楼房建好以后，我们放心了。每当大风呼啸，或者大雨倾盆，我们再也不用担心用钢筋水泥浇灌的楼房。我们坚信它完全可以挡住任何的风雨，那种坚固的放心的感觉，消淡了我们对乡下的牵挂。 房子刚刚做成的时候，父母一致同意在楼顶上装了不锈钢的水塔；在后院里挖了化粪池，装好了热水器，浴霸；闭路线拉到村里的时候，母亲也毫不犹豫地装了。其实他们自己，却一直生活在老房子时的生活模式中。门口堆放着大垛的棉花杆，一年四季，他们烧着大灶膛，烧水做饭，煮猪食。猪栏和粪池连在一起，一切和原来一模一样。灶膛里烧得噼噼啪啪地响，笔直的烟囱冒起的炊烟总像旗帜在飘扬。 原来的门窗都没有用，楼下大门是定做的，钢板门，大门关上的时候严密无缝。门框上面带有铁丝纱网，蚊子是飞不过的；后门也是防盗门，连同楼门也是。父亲还一气呵成地把楼上楼下的几个窗户都罩上了防盗网。装防盗网的那天，正好我在家，我看得出，父亲非常放心。 楼上三间房，各自独立。我的卧室在楼上东边的一间，另外两间是弟弟的。我偶尔回家，透过不锈钢条的条条框框，张望田野、天空，总觉得有些不便。我家前后慢慢也都是楼房了，但没有一家装了这样方方的罩子。父亲说，弟弟们离得那么远，现在都不怎么回来；多年以后，他们可能更不愿意回来了；我又只有一个女儿，看样子也不愿意在家里待。以后，家里的大门可能要长时间地关着了。 的确，很多年了，每次过年之前，弟弟们都在电话里答应母亲，说过年一定回家。这时，母亲总是充满喜悦地打扫他们的房间。新打的棉絮每年都要晒好几次，渐渐地都变旧了；地板楼梯，都反复地拖洗好几遍；他们要用的毛巾，脸盘都准备得好好的，甚至大弟弟的孩子用的小棉鞋……几次之后，即便是他们在电话中如何地应承，母亲也不相信了。失望的母亲便在电话里说，当初花费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们一个个送出去，要知道这样，还不如不让你们读书，留在家里还好些。 中途，弟弟们回家的时间也很少。弟弟回来的时候，我都从县城里赶回了家，在一起吃晚饭。晚饭之后，我们还在坐着聊天，母亲却已经提着一桶滚烫的热水，分给我和弟弟泡脚，就像以前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一样。我们就在堂前泡脚，我们兄弟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但一时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洗好脚，就分别上床睡了。我们的房门敞开着，房间的灯光交汇在一起，整栋房子显得亮堂堂的，这种情景，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有的。 平日里，只有我们带着孩子偶尔回家，父母更是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孩子身上。孩子和她奶奶的感情很深，一到周末，就嚷着让我送她下乡，仿佛一直在城里受罪似的。弄得我们哭笑不得，只说幸好孩子是我们亲生的，要不然，别人还以为我们怎样虐待了她呢。 上个礼拜三，往家里接连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我怀疑是电话线像从前一样断了，把电话打到细爹家一问，果真是这样。于是第二天回家，用了几分钟时间把线接通了。时间还比较早，我坐下来，父母也坐着和我聊天。他们还是不听劝说地种着大块的田地，具体数额他们坚决不告诉我，只说比去年少。母亲一边开纱窗，一边埋怨父亲不把电话线接好，让我这么热天跑来跑去。父亲说我也有两个礼拜没有回家了，跑就跑一次，哪有那么忙。说话间自己却开始忙活开来，把要用的农具一一摆放在外面，准备下地，那种情景我非常熟悉。堂前墙壁上的燕巢里叽叽喳喳，非常热闹，大燕子飞进飞出很忙碌，母亲说，燕子很聪明，知道从窗户里回家了。我看到燕巢底下的墙根处垫着一个大纸烟盒子，墙壁上也挂满了直直的黑黑的痕迹。母亲说，燕子做一个窝不容易，脏就脏一点，反正你们也不常在家。 看着我还没有动身的意思，父亲就说，他要去做棉花的营养钵，让母亲陪我聊天。父亲下地去了，我也动身回城。走在上坡的地方，我回头一望，母亲把手放在额头上目送着我，脖子向前伸着，驼得很明显了。我有些踉跄，又一次感觉到我是一个外出的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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