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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程砚秋（一） 作者：刘迎秋 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我的老师程公御霜，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了。 回顾我追随程师走过的那段路程，他那魁梧的身躯、和蔼可亲的面容，立刻呈现在眼前，使我不禁心潮翻滚、思绪滔滔。正如40年前--194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晚霞一片暗红，渐渐沉进浓重的暮色里，什刹前海塘里的莲花，正飘散着淡雅、隽永的清香。师徒漫步塘侧，程师若有所感地说："人生即是演戏，社会即是舞台，人人都是演员。"他环指这儿的景色又说："你看，这是多么美的天然布景!我们演戏，不过是戏中串戏罢了!"寥寥数语，如今尚在我脑际、耳边萦绕。 一 我是个宦门子弟。幼年的时候，由于我父亲刘筱波每值秋季，必养蟋蟀，得与余叔岩、徐碧云京剧界前辈结识。我常随父亲去这些人家里斗蛐蛐，或到戏园里听他们的戏。同时，我叔父刘士瀛酷嗜京剧，与很多内行、票友往来，特别是卧云居士赵静尘(著名票友老旦)、王寿山(已故名老生王文源之父)是我家常客。我常听他们演唱。在这种环境的吸引与熏陶下， 我对京剧便产生了感情，逐渐也学会唱几段。当我上中学的时候，又在学校的国剧研究社里，得到萧婉秋(名净萧英翔之父)的指导，慢慢能登台演唱了。我的业余演剧生活，便从这时开始。那时我常在下学后，跑到前门外戏园里去听戏。程师的鸣和社常在煤市街中和园或鲜鱼口华乐园演出。我第一次看程师演的是《赚文娟》，听他那柔里带刚，似低回实明爽的唱腔，和他那出神入化的精湛表演，觉得别有一番风韵，使人回肠荡气，余味无穷。从此我便成了中和园的常客，程派艺术的崇拜者--"程迷"。 1939年春，几经周折，终于在程佐臣(程师之二长兄)、李锡之两位老伯的成全下，认识了我朝思暮想、由衷敬仰的老师。当我随同先父，在程、李二位伯父的陪同下，第一次见到 他的时候，心情万分激动。我向他行了个鞠躬礼。他轻轻地握住我的手，拍拍我的肩，让我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我感到很拘束。我见他举止端庄，衣着朴素，文静大方，谦逊和蔼，没有丝毫脂粉气息，很难看出唱旦角的私下情态。他和先父他们讲话，我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双大手，总是不停地在搓动，搓的动作，有美，有性格，我当时感到奇怪。后来我和他相处一段时间，才知道这是他的习惯，他在做手的活动锻炼。当先父说明我的愿望时，我满以为，他会说些客套话，婉言谢绝。不意他很爽快地说："他以后愿意学什么，就来吧!" 我的夙愿得偿。 我开始到他家求教时，总有点拘束，不好主动提出要求，只是听听他吊嗓子，或者是坐在一起闲聊。他很健谈，知识非常丰富，说起话来很幽默，记忆力很强。逐渐彼此熟悉了，就无话不谈了。他在唱的发音方法上，教导我：要锻炼用气引声，以字行腔，以腔传情。在发音时，出口要细，而后慢慢放响，尾音再收缩转细，好像橄榄一样，两头尖、中间宽；至于行腔，是唱的姿态，就和花一样，同是一样的花朵，但是各有各的姿态。同是一样唱，腔调各不同，如果唱出来，没有腔，就好像花没有姿态一样，花也就不成为花，唱也就不成为唱了。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剧情，符合人物的情感、身份，做到声情一致。不容许脱离剧情、人物去任意行腔。在念白上，特别是韵白，是为了和唱在风格上取得和谐一致。它是用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的声调变化，进行适当的调配，并且要有一定的节奏，使它成为音乐化的语言。句子的长短、平仄，要调配得当，让它情意婉转，音调扬抑。虽然它不是唱，要让人听着有一种美的感受。有人说韵白是没有固定音高的散板。常言："千斤话白四两唱。"所以念白是非常重要的。他取出一本曹心泉著作的专门讲字韵的书送给我。那里面对每个字的尖、团、上口的读法，讲得很清楚。此后，我每学一出戏，在读字上，就以这本书为规范。我还拿着这本书，去请教当时大学里专门教授音韵学的陆颖明(陆宗达)教授。陆教授对我声韵方面给予不少宝贵的教导。程师得知后，也十分敬重陆师。后来程师还对做戏、台步方面，给予不少教导。他说："表演(做戏)，是表现人物感情的一种艺术手段。演员应当时刻产生角色的感情，并不是把演员变成角色，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顾及到表演，才能收到做的是假、看上去是真的艺术效果。在做戏时要分寸得当，要让外部动作和内心活动一致，让观众通过 演员的做戏，体会人物的心情。"他还说：同是一个人物形象，由于他的年龄、环境、心情等方面的不同，在表演、台步走法上，也要有区别，不能干篇一律。举例说，《武家坡》王宝钏和《三击掌》时的王宝钏，在年龄、身份、境遇、心情……种种方面不同，所以在表演、台步上也就不能一样。他还特别指出："你在台上走台步，不要学我那种斜行的方法，因为我本身高大，用它来弥补我自身的缺陷。"我说："我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您还利用水袖，解决胖的缺点。但我觉得您最使人感到神妙的是，在意识上使观众不注意这方面。这是我钦佩惊异的，这不是一般演员能做到的。"他笑了。后来姜妙香对我讲了程师当年在上海演出时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民国八年，程师还用"艳秋"这个名字的时候，到上海演戏，打炮三天之后，大红大紫，把上海人看得心花怒放。街头巷尾，一些戏迷们，都像得了感冒似的，大唱其用鼻音的 "有贺后……"、"你的父……"之类的程腔；各报也都连篇累牍的用"艳讯"、"秋声"介绍他的历史，记载他对罗瘿公的信义，有的渲染他的孝行，也有的是剧评，总之全都是捧。当时，《申报》的副刊《小申报》编者江红蕉，曾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使他(指程)个子矮一些，请大家想想。这个问题一出，不到10天，收到一千多封答复信件，其中有许多是很滑 稽的。整理起来，有以下几个办法： 把腿锯了，装上假腿；在台前钉上一截木板，遮住演员的脚部，可以显得矮些；特制没有台板的舞台，象演木偶戏一样，不使观众看到足部，演员在里面踩高跷；把舞台加高，使观众由下往上看，便看不出高不高了；请他只唱武戏，不用踩跷。最后江编辑自己也提出一个办法，他说："请程先生以后组班，配角、龙套都挑选身材比他高的，观众就不会觉得他高了。" 结果是程先生的精湛演技，使观众出神入化，高与不高，便不成问题了。 确实，那时看程师演戏的观众，开头对他的胖、高，会引起一阵轻微的笑声，等到他开口一唱，或是一试其水袖功夫，观众便不注意那些了。曾经有许多从事戏剧研究的人研究过， 认为他这里有秘密。这正是程师在演技方面的独到之处。 有一次程师到我家看先父养的鸽子，先父选了两对最好的"墨环"送给他。从此，程师便在他家外院客厅东侧，搭起鸽子窝，养起了鸽子。每天早晨翔放，他说："仰首瞻空，可以代替喊嗓子。"1943年，他衔恨谢绝舞台，归隐西山，在青龙桥荷锄勤耕，即将鸽子分赠友好。一年后秋季，一日鸽子忽然飞回程家，当时有人说，这象征着胜利即将到来。 1939年初夏，程师应济南商界名人伍小庵之请，到济南北洋戏院演出。临行前他赠给我《霜杰集》两册，内容为樊樊山、罗瘿公、朱古微、魏瓠公、况夔生等诸文士名流为他所作 的诗词，还有一册他赴欧考察戏剧音乐的报告。可惜这些珍贵的文物，连同我与程师在一起所照的照片，均在十年内乱中化为灰烬。 夏末，程师返京后，畅谈在济南、烟台两地演出盛况。到济时，预告方出，三天戏票，全部售罄。临演之日，竟有愿购站票者，场内无立锥之地。散场后，观众聚集在后台门外，等候程师，一睹庐山真面；程师登车离去，鼓掌相送。那种热情场面，十分感人。他回想民国二十二年(1933)冬，到济南北洋戏院演出时的情景，更为热烈。抵济之日，市长、公安局长分别设宴欢迎。当时中国最早的著名飞行家孙桐岗(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空军第一战区司令)在济南，为向市民宣传程师到济演出，他特地驾驶飞机，在济南上空散发传单，这是 从未有过的事。期满，省主席韩复榘设宴，面请续演，又续了三天。离济之日。孙桐岗要求程师与他同乘飞机，一览济南全景。程师说："我60岁以后，愿一试飞行。"想谢绝，不料孙 坚请一试，只好穿上飞行服装，登机一试。那是程师生平第一次乘飞机，事后见报，轰动全国。程师兴致勃勃地取出当年与孙之合影，交我观看。程师说，到烟台时，观众争购戏票，竟将票房挤塌。一日公演《荒山泪》，天气蒸热，有一女观众在场内昏厥，一时场内大乱，观众为之抢救。及苏醒后，问其住址，以便送她回家。不意她回答说："我还要接着看戏。"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1941年，程师在上海黄金戏院公演《锁麟囊》时，台下程迷们随着他唱，大有大合唱之势。这件事轰动上海，足见其艺术魅力迷人之深。 程师自济返京不久，我即向他提出拜师之请。他说："你的家庭很好，本身又是个大学生，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呢?你看我的小孩，一个学戏的也没有，社会都歧视这行人，叫戏子、淫伶。使我受刺激最深的是，在军阀混战时期，我到山东演戏，一天，军阀张宗昌听完戏后，不叫我卸装，去陪他喝酒。我听了非常气愤，这不是污辱人吗?我当时说，这不合适吧，便卸装离去。从此，我下决心，不让子女唱戏。"他又说："这行人，同行之间，相互排斥，演好了是'戏饭'，唱不好是'气饭'。俞振飞拜程继先为师，是我介绍的，他拜师后半年，参加我的剧团。第一次公演那天，我演的《玉狮坠》，他倒第二演的《辕门射戟》。打鼓佬和几个配角，因为他是南方来的票友下海，故意和他捣乱，使他没办法唱下去，程继先在台下气得要打那个打鼓佬，那个打鼓佬从后台溜走了。俞振飞一气之下，跑回南方，给我来信说，这碗饭不好吃，气不好受。后来我的剧团把经励科的梁华庭撤换了，改组了剧团，实行了新的制度，才又约他回来。" 程师随后又谈起他剧团改组的经过："鸣和社是粱华庭组建的。对内对外全由他一个人垄断。开始他对我唯唯是从，百依百顺。比如我今天演完戏，心里正在考虑下一期《玉堂春》， 我还没有说出来，他就订出来了，他订的和我想的是不谋而合，他真把我摸透了。我从法国回来以后，身体发胖，他认为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论什么事，总是和我闹别扭。我不想演什么戏，他订什么戏，甚至我的日常生活，他都控制得很严，我实在是忍无可忍，最后在李先生(李锡之)的热心帮助下，把他辞掉，改组剧团，成立秋声社，由吴富琴、高登甲两位负责一切事务。这才不受经励科的欺侮。这里面的事太复杂了，我劝你不要干这一行……"他越说兴致越浓，还讲述了他和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四个人在百代公司录制《四五花洞》的一段故事： "那张唱片，我为什么唱第四句呐?原因是：录制前在一起共同研究怎么安排，第一句自然是梅先生唱；谁唱第二句，便发生争执，尚坚持唱这句，荀不让。荀说：'不会第三句。'双方僵持不下，公司方面很为难。我便对荀说：'你唱第三句，我给你说这句的腔。'荀见我这样顾全大局，便依从了。我便给他说了这句的腔，我唱的第四句，算是灌完了。"现在《四五花洞》已经成为很流行的一出戏，往往喜庆宴会场所，很多名演员聚集一堂时总要仿照四大名旦的唱法来串演这出戏助兴。但对它的产生过程却很少有人知道了。 程师还讲过他幼年随从荣蝶仙学戏受罪的事。他说："我在荣先生门下，无异于童仆，他脾气非常坏，偶一失欢，即鞭挞随之。冬天我为他劈柴生火，洗衣做饭，根本不教我戏。他穿布袜，每天早晨起来，要把袜子捧到他面前。因为我的手不干净，又是煤又是泥，还有冻裂的血迹，不敢直接用手把袜子给他，要在手上放一块白布，把袜子放在白布上，再捧给他。 就这样，也难免挨打。在我临出师之前，他终于把我的腿打伤了，在腿上留下了许多血疙瘩，后来我去欧洲，才经一位德国的医生手术治好了……" 他整整和我讲了半天，最后留我在他家吃午饭。在吃饭时我对他说："我拜您的目的，并非想吃这碗饭，我父亲也不肯叫我吃这碗饭。我早有这个愿望，一年来您对我的关怀、教诲，使我对您更加敬仰，我不能再沉默了，所以才向您提出。如果您认为我不够资格，那我就不勉强了。"他看我非常坚决、诚恳，就答应了我的请求，实现了我的愿望。
我的老师程砚秋（二） 作者：刘迎秋 二 拜师以后，我和程师朝夕相处五年有余。我从他的生活作风、为人处世、艺术修养和道德品质等各方面，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许多感人事迹，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程师自己的生活俭朴，却对朋友、故旧的困难，慷慨相助。对子女要求严格，从不娇惯。他经常是布衣、布鞋。每有演出，总是步行来去，或是乘坐"磨电"(有轨电车)。家里有暖气设备，但是没有客人从不使用，屋里生个火炉取暖。饮食方面也很简单。他喜欢吃羊肉，每值冬季，常外购切好的肉片，在家里涮着吃。酒量很大，每次可饮白酒斤半，但平时居家不饮，其酒德甚好。他对子女说："钱是我血汗挣来的，不要浪费，要爱惜。"他对子女的每件小事都非常注意。一次他的二儿子永源拿一本《隔帘花影》看，被他发现，立刻没收，并对永源说："这种书对你没好处，你也不理解。你现在就是专心读你自己的课本，别的书不要看。"(当时永源在辅仁中学一年级读书)那时荣蝶仙的后代生活很困难，他时常资助。有人问他："他的老子(指荣蝶仙)对你那样虐待，你还周济他们?"他笑着说："那是他们老子，与他们有什么关系?"还有前中华戏校校长金悔庐(仲荪)老人，困居北京，他经常去看望，每去必赠以现金。1945年3月，金老逝世，程师慷慨承担全部丧葬费用，并对其子女不时资助。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但是他对旧社会的新闻记者、警察局、社会局等，从不应酬。他说："我应酬他们也要唱戏，不应酬他们也要唱戏，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有钱也不花在这些人身上。"那时长安戏院的副经理张环如对我说："你们先生(指程师)是厕所里的砖头，又臭又硬。"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程师这种为人刚正不阿的看法。正因为他倔强、孤傲，得罪了不少小人，以至招致他在前门车站被那些狗特务们打击报复。 程师曾有"一生不收女徒弟"的誓言。那时坤伶中学程的，除在中华戏校学习的侯玉兰、李玉芝等人外，其余如新艳秋(王玉华)、章遏云、绿染香，以至现在的江新蓉、李世济均未正式拜程为师。 程师凡事经过思考，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艺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从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赴欧考察戏剧时，在法国巴黎，李石曾邀他和欧阳予倩、陈真如(欧阳与陈系广东戏剧研究所的两位创办人)谈戏曲问题。一切都能谈得旨趣符合，只是谈到戏曲上的人生哲学问题，各有见解，相持一个半小时，未获解决。这个问题也牵扯到程师那几年的"戏曲运动"问题。李先生是主张合作与互助的；欧阳先生是主张竞争与抵抗的；程师自己以为，人生的理想是幸福，幸福只有在和平中获得，不过对于侵略必须制止，对于压迫定要反抗。他把他的意见说了以后，李与欧阳虽暂息争，可是并没有放弃各自的见解。 还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把他的长子送到外国读书时，他对我叙述了这件事的过程。他说："我去欧洲考察戏曲时，在法国巴黎市中心，看见一座'学生城'，世界各国都有学校 在那里。我当时想，那里很可以作为将来世界和平运动的中心。假如中国在那里建筑一个剧院，专以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这类题材，编成剧本去演，一定能使各国青年涵养成大同 思想。那里也有中国一块地皮，可惜没有建筑学校，更谈不上有学生了。当时我内心感到很惭愧。后来到了日内瓦万国学校，我在那里义务教授太极拳。这所学校是拉斯曼先生和莫瑞 特夫人创办的，没有什么种族、国家、宗教、阶级、男女的歧视，各国的孩子都有，就是没有中国孩子，我更感到耻辱。所以，我回国后决心把我的孩子送去，让那里也有中国孩子，给咱们中国人争争光。我送他(指他的长子)走的那年，他才9岁，那个学校是从小学一直上到大学。"他的这段谈话，足以说明他的民族自尊心是多么强，对祖国是多么热爱!正由于他 有这样的高尚思想，所以在华北沦陷，寇焰方张、万民侧目的日子里，凡有宴会，闻有日人参加，必婉言谢绝。梨园公会，受敌寇之命，请程师演献飞机戏，遭到他严词拒绝。每见日 人，便侧目视之。有些势利小人，从中挑拨，乃遭敌寇嫉视。不久，下令广播电台，在播放名伶唱片时，不准播放程片。电台为满足一些程迷的要求，辗转从上海购得王蕙蘅所灌的《锁 麟囊》唱片播放。当时在广播电台工作的樊子齐(即樊放，现在中国京剧院任导演)曾经邀我在电台播放一次《青霜剑》。 那时有人代上海蓓开唱片公司灌唱片，和程师商洽，程师首先声明："厂方如果是中国人办的，念彼交谊，决不厚索，也算我程某提倡国货的一点心意。相反，如果是日本人办的，给我多少钱，我也不灌。"来人便含糊其辞地答应了。双方商定灌片六张12面，包括场面，一切开支，只受3000元，还自动增灌一张，不另取酬，以示友情。代价之便宜，出人意料。 当时商定，新旧皮黄各半，其中以《玉堂春》为主。开灌之日，有上海名妓惊鸿、翠芳前来参观。二人不但与蓓开当局有亲戚关系，且为程派信徒，知程师之《金锁记》反调为绝构之 一，要求以《玉堂春》更易。程师以凡制片之剧，词句段落、时间尺度，全是事先研究好的，临时改动不便为由，婉言谢绝。但二人一再央求，蓓开当局也很为难。程师见她二人心意很诚，便从其所请。 至于程师在前门车站挥拳还击伪特事，和1944年敌伪宪特麋集程宅搜捕程师事，是当时轰动京津，尽人皆知的，但详情多有误传，或有所讳，记载不实。为了保证史料真实，我将 事实真相详述如下，并提出证人，可供了解。 在东车站的事，大约在1942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是在师祖母托氏太夫人逝世后一年左右，程师当时尚在服孝期间)。程师从上海黄金戏院演毕归来，路经天津，又应中国大 戏院之请，演出三天。演毕，程师令全体演职人员先回北京，他在津看看老朋友再回。逾数日，程师独自悄悄归来，身着青布夹袍，头戴一顶深棕色土耳其式毡帽。下车后走至出站口， 有两个歪戴日本豆包帽的特务走过来，以检查良民证为词，对程师进行搜身。这两个家伙，把程师叫到站台下北侧的一排小房内，不问青红皂白，先就一拳，打在程师左耳。程师厉声斥之曰："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他找到一根柱子，立在柱前，以防从后面受敌，便挥拳还击，把这两个特务打得狼狈不堪。他俩一看不是对手，便先停手，从地上捡起帽子，对程师说："以后碰见再说。"程师说："好，后会有期。"便整整衣冠出站。他回到家以后，发现手上戴的金表遗失，次日即觉左耳疼痛，遂赴南长街耳鼻喉专家徐荫祥大夫(现同仁医院副院长)处诊治。徐大夫说："耳膜震破，需休养一个时期，除服药外，每日饮龙井茶。"事后梨园界传开了。侯喜瑞听了后，高兴地说："还是我们四弟有种，好样的，替咱出了口鸟气。" 关于1944年2月25日，敌伪宪特按查程宅一事，当时程师在家(并非如传说程师在青龙桥)。宪特搜查后，即将程师带走。当晚程师母即电话告知李锡之(因那时李协助程师管理一切事务，李为程师30至40年代初期最亲密之友人。李当时任伪实业总署总务局长)。次晨师母亦电话告我。我立即赶到程师家中。中午程师即安然返回。据程师说，他被带出报子胡同西口外，即见路边停放一辆日军用卡车，上面罩着帆布篷。程师上车，看见辅仁大学的英千里、张怀和冯公度(冯恕)之四公子。到宪兵队后，当晚未受审讯，次晨不知何故释放。至于如何得出虎口，事后了解，乃李锡之托部下庶务科长朱泽良(朱启钤之子)，朱又转托日本宪兵队嘱托吴泰勋(东北军将领吴俊升之子)，再托日寇宠信的杨跃东，向日本宪兵队长三浦保释的。此后不久，程师便谢绝舞台，衔恨归隐西山，弃伶为农，置身于青龙桥畔，不再以艺事与鹰犬相周旋。 程师归隐西山，蓄志已久。早年他在上海演戏时，曾经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簃图》，预以入山退隐自誓。当时著名诗人周今觉，曾为《御霜簃图》题诗亦绝于后，我曾全部抄录下来，作为资料保存，遗憾的是，也被当作"四旧"焚毁。 程师归隐二年，抗日战争胜利，他满怀胜利的喜悦在北平广播电台作广播演说，愤怒控诉日本侵略者在我沦陷区所犯下的屠杀、掠夺、奸污、酷刑、纵火等滔天罪行。他特别指出， 日寇指使梨园公会请他为捐献飞机"义演"的事，他说："叫我们中国人演戏，得来的钱他们拿去买飞机炸弹，再来杀害我们中国同胞，这是多么残忍的手段。我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 人，决不能做这种助敌为虐、屠杀自己同胞、没有人性的罪恶勾当。因此，我宁死不从，他们只好在电台上不准播放我的唱片……"他讲得慷慨激昂，听者称快。 抗战胜利后，程师重登舞台，首先应辽吉黑复员协进会北平分会资助东北义民还乡义演，又为赈济广西水灾义演，后作营业演出。1946年秋末，应上海天蟾舞台之请，赴沪公演，与谭富英、叶盛兰合作，盛极一时，大饱程迷耳福。宋庆龄那时曾派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干事江兆菊访程师，请他为该会募集基金。程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爽快地答应了。因此，宋庆龄对程师这种豪迈态度非常赞赏，在上海住宅接见了他。那时先母傅文郁正去上海，也曾去看过宋庆龄。程师在《大公报》社遇到先母时说，他去宋家，看到宋宅左右有很多特务在活动，名为保护，实则监视。程师在沪时，与田汉在国际饭店八楼和黄佐临家两次相见。在黄家相谈甚久，对京剧革新交换了意见，彼此均感京剧已到非改革不足以延长寿命的地步。彼此意见亦多相合处。田汉认为程师已过中年，以后似不必专在红氍毹上与人家争一日之短长，不如断然奋臂做京剧改革先锋。当时程师未表态。他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对国家民族充满了期望，但不久目睹国民党反动派之黑暗腐败，很快就感到非常失望，乃再度归隐青龙桥畔，力田自遣。
我的老师程砚秋（三） 作者：刘迎秋 三 解放后，他亲身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一切是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长期受人歧视的"戏子"得到了彻底翻身，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他本人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会议的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的委员。他认识到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前途。因此，他在党的领导下，满怀豪情，信心十足地与广大文艺工作者携手并肩，为社会主义文艺的蓬勃兴旺，刻苦地工作。 1957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总理在1957年11月13日给程师的一封信里写道： 砚秋同志：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这样一段意见： 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现在把它抄送给你，作为我这个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程师在收到周总理的信后，于同年12月3日给周总理复信： 您的珍贵指示和对于我的愿望，感到兴奋极了，想了多日，不知应用何语言来回答。您再三说三十年没有介绍人入党了。请放心罢，我永久忠诚遵守党的一切，有信心为人民在工作，不会使您失望的。专此敬复 周恩来总理同志台鉴 程砚秋 谨启 1957．12．3 不想他，在写这封信后，不到四个月的短短时间里，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令人惋惜的是他壮志未酬，但他的精神永在，他的形象在我们心里更加高大、丰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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