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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语
于时语专栏 经过几个月的痛苦决策过程，奥巴马总统不情不愿地下令向阿富汗增兵3万。《纽约时报》事先就指出其中的重要原因：美国已经不再具备在阿富汗从事旷日持久“国家构建”的财力。美国在阿富汗派驻一个大兵每年耗费100万美元（约138万元），乘以最新增兵决策后的总兵力10万，是每年10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而奥巴马人望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民主党内政计划尤其医保改革将会造成的庞大财政赤字。 奥巴马上台以来，在外交上除了一系列高姿态“亮相”和天上掉下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实在乏善可陈，甚至被《华尔街日报》挖苦为“不作为”。但是与此同时，对华盛顿利益至关紧要的大中东地区，却出现了明显的布局重组，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便是土耳其向奥斯曼帝国回归的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外交路线。我在年初已有初步评论。 华盛顿在大中东地区的外交关系基石，首先是美国最牢固的盟友以色列，其次是半个多世纪来的北约成员土耳其，尤其是后者作为以色列在大中东的唯一“准盟友”，为以色列提供了重要外交和军事合作空间，以及心理安全感。此外便是埃及和沙地阿拉伯为首的所谓“温和”阿拉伯逊尼派政权，它们在经济或军事上完全仰赖山姆大叔，而不得不在外交上听从华盛顿的指挥棒。 土耳其“离欧回伊（斯兰）” 但是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正在显著改变华盛顿的这一“既定布局”。 一言以蔽之，新奥斯曼主义代表了一种“离欧回伊（斯兰）”的政策取向。除了欧洲日益增长的“恐回症”（瑞士公投全面禁止兴建清真寺尖塔是最新例证），这一外交政策受到土耳其内政的驱动，其根源是土耳其近年来的民主化导致了某种“伊斯兰复兴”，并使得安卡拉的外交路线逐渐受到国内民意的支配。 新奥斯曼主义外交的一个显著结果，是土耳其与以色列半个世纪“准同盟”关系的逐渐解体。除了土耳其政府从总理到外长对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的严厉批评，最严重的事态便是10月中土耳其拒绝以色列空军参与北约在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之鹰”军事演习。土国政府在作出这一决定的次日，却邀请以色列的死对头叙利亚举行两国联合军事演习。这两项发展引起以色列和华盛顿的严重不安，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公开解释说：这是因为以色列是巴勒斯坦人的“迫害者”，使得土耳其民众“拒绝以色列参与（军演）”。 《经济学家》周刊报道：土耳其国家电视台新近播放的电视剧中，居然有以色列士兵枪击巴勒斯坦婴儿的镜头，可见两国关系恶化的程度。
新奥斯曼主义外交的另一主要内容，是土耳其争取“零问题”边境的睦邻政策，特别是求好于美国和以色列在大中东地区的两个最大敌国伊朗和叙利亚。前述土耳其与叙利亚的联合军演之外，埃尔多安总理新近在德黑兰公开表示伊朗核计划是出于“和平和人道主义”目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新近还努力与当年奥斯曼帝国的两个受害者希腊和亚美尼亚修好，而希腊是欧洲最同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对以色列十分冷淡的国家。 除了获得阿拉伯民众的好感，新奥斯曼主义外交的一个实质性收益，是强化了土耳其作为国际能源通道的地位，并且带动中东世界“北列（northern tier）”各国(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的国际影响。对比之下外交地位下降的，便是沙地阿拉伯和埃及主导的亲美“南列（southern tier）”阿拉伯各国。特别是独裁专制又面临继承人危机的埃及，被法国中东问题专家贝特朗·巴蒂（Bertrand Badie）定为中东布局重组中“最大的输家”。 法国《世界报》因此总结说，土耳其不仅在“根本性地改变其中东政策”，更已经跨入了“中等力量（puissance moyenne）”行列，得以发挥重要的区域影响；而埃及的“灾难性外交”说到底，是因为一个专制政权的外交政策与其民众意愿脱节。 从这一角度，土耳其新外交政策下的中东布局改组，是伊斯兰民主化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美国的被动无奈，除了其外交政策无法摆脱犹太游说势力的“绑架”，还有在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接踵赢得民主选举之后，华盛顿患上了“阿拉伯民主过敏症”。 我在年初讲过：作为泛伊斯兰主义变异的新奥斯曼主义，有望减缓世俗性的泛突厥主义。但是如果“疆独”运动增加其伊斯兰色彩，仍然可以借助于新奥斯曼主义。另外法国《国际信使》周刊月前报道：去年成立的“突厥语国家议员联会（TurkPA）”新近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首届年会。这是一个有相当泛突色彩的国际动向。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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