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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 敦煌的母亲河 第二集 脱水的城堡 第三集 两关之谜 第四集 飞天情缘
它反众河而行，自东向西流向罗布泊；它与众不同，流淌出一段辉煌如歌的历史；它就是敦煌的母亲河——疏勒河。 疏勒河横跨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全长1000多公里，是中国大陆少有的自东向西流淌的一条内陆河。 我们摄制组驱车前往祁连山口，寻找那条向西流淌的孕育出敦煌文化的大河。 从甘肃玉门向南行驶30多公里，就进入祁连山昌马峡谷。拐几个弯后，只见一条大河从群山之间奔腾而出，这就是那条流淌出辉煌历史的疏勒河。 水是生命之源，西流的大河孕育出这片土地与众不同的生命 疏勒河发源于祁连山脉西段的疏勒南山和托来南山，经上游100多公里的汇聚，从昌马峡谷中奔涌而出，随即掉头向西，穿越安西县到达敦煌，度过玉门关继续向西，最后汇入新疆境内的罗布泊。 疏勒河的支流包括横贯敦煌全境的党河，流进莫高窟的宕泉河，流进榆林窟的榆林河等。 疏勒河流域总体地势东高西低，昌马峡谷海拔2000多米，敦煌西北部和罗布泊最低海拔只有800多米，这是大河西流的原因。 疏勒河两岸形成了大小十几片古代绿洲，从东向西依次有：昌马、渊泉、锁阳城、石包城、瓜州、广至、敦煌、阳关、多坝沟及古玉门关等，其中敦煌是最大的一片。 疏勒河犹如一根绿藤，把沿途的一片片绿洲串连起来，把一条条自由流淌的小河流收编起来，也把丰富多彩的文化整合起来，孕育出了举世文明的敦煌文化。 敦煌佛教艺术举世闻名 李正宇（敦煌研究院研究员）：疏勒河千百年来孕育了世界著名的敦煌文化，它是历史上十分著名的一条文明河、生命河、文化河。 然而奇怪的是，今天的疏勒河却被冷落一旁，极少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疏勒河唯一被外人所了解的，就是兰新铁路上一座不知名的小站——疏勒河车站。 在漫长的岁月中，疏勒河流域几番改道，几次断流，几度繁荣，几度凋敝。它的每一次改道和断流都让繁华的都市变成废墟，让大片的绿洲变成荒漠，让文明的链条骤然断裂，留下了一个个扑朔迷离的历史之谜。 农历四月初八，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日，敦煌市五墩乡新店台村的人们早早就去莫高窟赶庙会。 这一天，莫高窟九层楼前俨然成了一个盛大的集市。几乎全敦煌的老百姓都来给大佛菩萨进香，祈求年景风调雨顺、祛病消灾。 敦煌似乎注定与佛有缘。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在公元1世纪左右进入西域，在短短200年间迅速流行，并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佛教东传进入中原的第一站就是敦煌。 据专家介绍：东汉以来，高僧都是从敦煌这个通道绵绵不绝地进入中原，进行佛教的传播以及佛典的翻译。 疏勒河是一条朝圣的河，是中西交流的文化运河。 李并成（西北师大敦煌研究所所长）：闻名于世的莫高窟就建在大泉河边，无论是西出阳关还是东还玉门，无论是僧人还是商旅，都在莫高窟烧香礼佛。 黄沙重重包围，也抹不去莫高窟昔日的辉煌 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大小十几处石窟群，都在疏勒河及其支流的峡谷峭壁上安家落户。 陈国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教授）：说起石窟，我们可以画一条线：疏勒河上游的昌马河就有昌马石窟，昌马石窟往西走又有东千佛洞，东千佛洞继续往西又有榆林窟，榆林窟再往西又有莫高窟，莫高窟再往西又有西千佛洞，西千佛洞再往西，到了党河有五个庙洞窟，可以说基本上是一条线。 莫高窟开凿历经10个朝代，连续1000多年，留下宝藏无数。加上榆林窟、东西千佛洞等姊妹窟的丰富遗存，使敦煌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艺术宝库。 中古时代，无数商人和使者、僧侣进出塔克拉玛干、穿行在河西走廊的漫漫路途上，敦煌是他们心中的灯塔，莫高窟是他们精神的驿站。 韦陀（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敦煌学家）：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就连续地造窟了。从西汉起，敦煌的佛教艺术就和世界文化有关系了。 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会长季羡林教授曾经说过：敦煌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地。 疏勒河处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 丝绸之路上的几条重要通道——阳关道、玉门关道、吐谷浑道、莫贺延碛道，全部沿疏勒河两岸穿行。敦煌是丝绸之路东段的终点，又是中段的起点，玉门关、阳关是“出塞”“入关”的必经之地。 荣新江（北京大学教授、敦煌学家）：古代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向西一定要傍着河流走。这条河流对于东西交通非常重要。 丝绸之路开通1000多年间，疏勒河流域始终处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从西汉开始，敦煌地区始终与中原保持着血肉联系。如今，这一带的饮食习惯、方言土语、民风民俗基本与关中地区无异。 明嘉靖三年（公元1480年），嘉峪关城门正式关闭，敦煌连同整个疏勒河流域都被遗弃在关外，喧嚣了1000多年的阳关古道，终于曲终人散，莫高窟也日渐凋落。 我们来到了疏勒河尾闾，这里就是今天被称为“魔鬼城”的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 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风蚀地貌区，长风把大地撕扯得支离破碎、光怪陆离。 李正宇：这个地方虽然开阔，但没有烽火台，不用设防，敌人不会从这里经过，因为这里是鬼门关。 20多年前，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就是在疏勒河末端的古河床失踪的。 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孕育了灿烂文明的疏勒河，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结尾。 当年水丰草茂的疏勒河末端，如今已成为生命的禁区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启以及明王朝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延续1000多年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了。 杨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到了明代，朝庭关注的重心偏向了东南部，不太顾及西部。那些政治家和军事家已经失去了汉朝张骞他们那样的进取精神。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终于有外国人光顾，可是，他们不是来采购丝绸，而是来盗宝的。 藏经洞石窟遗书意外发现，让敦煌再一次震动世界。 20世纪中叶，古老的疏勒河开始进入历史的新纪元。 沉寂了数百年的敦煌重新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各种肤色的人们踏上丝绸古道，寻找大漠深处的古老文明，为古代中国人的伟大创造而惊叹，为这块土地的沧桑巨变而感慨万端。 窦侠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把自己处在对外开放的系统中，才能融入世界，走向新的发展。 疏勒河承载着让古老的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中国的使命。 如果没有疏勒河引导，没有丝绸之路的畅通，人类四大文明的交汇和撞击可能会推迟；如果古老中国没有从敦煌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世界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格局。 幸好，这只是一种假设。 造就伟大的汉长城 在玉门关外，我们沿着疏勒河南岸西行，途中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残墙，它们在沙丘与戈壁中若隐若现，仿佛一条巨龙在起伏游动。 让人难以相信，这一道道貌不惊人的土墙，就是2100年前修筑的汉长城。 西汉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先后3次征讨匈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河西之战大获全胜，将匈奴赶出了河西走廊。汉武帝遂将长城从甘肃永登向西延长到玉门。公元前101年，李广利伐大宛取得胜利，汉王朝又把长城修到了盐泽，也就是罗布泊。至此，汉长城从渤海之滨一直延伸到疏勒河下游，全长1万多公里。 在汉长城的护卫下，敦煌及河西全境免于匈奴和羌人的侵扰，以汉长城的延长线——玉门关外到罗布泊的烽燧防御系统为依托，西汉王朝完全控制了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全境。 河西走廊的汉长城有1000多公里，其中疏勒河流域的安西、敦煌境内保存有200多公里。 奇怪的是，汉长城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高大。从空中俯瞰，敦煌一带的汉长城甚至像一条普通的地埂子。很难想象，这样的长城怎能抵挡匈奴的金戈铁马？ 更让人称奇的是，这里的汉长城竟然是用沙石和芦苇筑成的，连一块砖都没有。 2000多年过去了，挣扎在飞沙走石的大漠戈壁中的汉长城却依然挺立。 李并成：一层沙石加一层芦苇，或者是红柳和柴草，这么层层叠加而起。有的地段则是垫一层胡杨作为墙基，然后在上面填压沙土，这种构筑方法，在世界建筑史上是一个奇观。 这是一道充满了智慧的墙，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创举。 它的名字叫“苇墙”。 纤弱的苇草和沙石交替叠压，在当地盐分极高的碱水凝结下，焕发出惊人的力量——柴草变成了钢筋，沙石变成了砖瓦，汉长城变成了铜墙铁壁。从此，“却匈奴七百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考察敦煌的汉长城后，曾留下这样的文字:“当我看到我对面的一段墙体，即使再架上一门现代野战炮对它也可能没有多大影响时，我不禁对古代中国工程师修建这段长城的技术深感钦佩，而且也对他们修筑临时堡垒的技术深感钦佩。我非常怀疑那时甚至现在，还有其他什么人能够建造一项在持续不断的外力侵蚀环境下，能够存在2000多年的工程。”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汉长城的墙体从下往上每隔20厘米就铺一层芦苇，这数量巨大的苇草从哪里取得呢？ 陈国灿：汉代长城，基本上是沿疏勒河修筑的。 揭开谜底的还是疏勒河。 汉代的敦煌不像现在遍地黄沙，而是河水充沛，芦苇遍地。奔腾西流的疏勒河在沿岸留下大片湖泊、沼泽，生长着密不透风的红柳、胡杨、罗布麻和芦苇。据说直到清朝道光年间，这一带仍有虎豹熊罴出没。当年修筑汉长城所需的芦苇，就是依靠疏勒河沿岸大片的湖泊和沼泽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疏勒河造就了伟大的汉长城。 作为汉代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汉长城的防御体系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长城在汉代又称为“塞”，由距离不等的小城堡相连，小城堡设有发放警报的“烽台”，称为“亭”或“燧”，相隔若干个“燧”有一个较大的城，称为“障”。驻守亭障的士兵一旦发现敌情，立即发出信号，称“烽燧”。 疏勒河流域现存135座汉代烽燧，是目前保存烽燧最多的地方 在敦煌汉长城的当谷燧附近，我们发现了几堆年代久远的芦苇，至今还整齐地堆放在一起，这就是汉代烽燧用来报警的“积薪”。 李正宇：当时烽火台夜间燃火用的火把，是用芦苇做成的，规格大概是2米长。 积薪，用来在白天煨烟；苣，用来在夜间燃火。同时，还有用白布制作的“蓬”一起配合使用。 这就相当于今天的“密码电报”：白天放烟，晚上点火，燃几柱火就代表有多少敌人。长城烽燧上的报警系统可以称得上是古代的“信息高速公路”。 2000年，在敦煌学术研讨会上，李正宇公布他多年考察结果：在敦煌境内除了汉长城，还存在环护整个绿洲的古代塞城。他由此推断，过去北方各国曾筑有塞城，秦始皇只不过是把各国塞城的北墙连接起来变成了长城。 这个发现可能会改变长城的定义。 在敦煌境内的疏勒河故道边，奇迹般地保存着中国长城的前身“塞城”的遗迹，大河两岸还有数以百计的历代古城遗址，这些脱水的城堡，最初都因水而建，因水而兴，最后又都无一例外地因水而废，千百年来一直重复着同样的轮回。 根据敦煌遗书记载，敦煌塞城是汉武帝时候修建的，西凉时又重修过，它的总长度不少于200华里。 车子出了敦煌城，向西北进入孟家桥乡，孟家桥是敦煌最北面的一个乡，一出农区，就到了疏勒河下游的盐碱沼泽地带。 李正宇教授凭着多年的考察经验，断定敦煌古塞城就在这一带。 果然，我们在摄像机镜头中看到了北面有一个突出物，很像那个角墩，几经周折，我们终于走近了敦煌古塞城的角墩。 角墩下就是敦煌古塞城的北塞墙，当地群众把它们叫做“风墙子”，因为它一直充当着农田村庄的防风墙，而城墙掩藏的秘密并不为人所知。 李正宇现场告诉我们说：你看这是一层一层的，红柳棒棒子，密密地排列着，它和长城的结构是一样的。 这座角墩是敦煌塞城的西北角墩，当地人叫盐池墩，也叫赵家圈墩，墩台残高8米，东半部已经塌落，整体呈三角形，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塞城角墩。 我们在角墩下看到了几处燃烧过的痕迹，已经凝结为石，千百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的紧急情况，曾经燃起过几道狼烟我们已无从知道了。 根据记载，南塞墙应该在城南大约3.5公里处，也就是著名的鸣沙山、月牙泉附近。在那里，我们会不会找到南塞墙呢？ 在鸣沙山下的一片空地上，我们果然发现了一道隆起的沙梁。 南塞墙还不止这一段，在距敦煌城60公里的南湖绿洲外围，我们又找到了西凉时期敦煌的南塞墙。 唐人的精确记录在城东20公里外的五墩乡新店台村再次应验了：我们在这里找到了被山洪冲毁的东塞墙遗迹。 我们为此请教教授：它和长城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吗？ 李正宇教授回答：是的，长城在北方，主要防止匈奴大部队的入侵，他设在了一道防线外，另外它还为了防止土匪的掠夺，那时候还有土匪，当时的南山北山都有土匪。 塞城最早起源于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军防设施，它一般筑于县城、郡城的外围，将城外四郊的农田、草场、村庄通通包围在一个大墙之内，以防范侵扰。近年的考古发现，江苏、浙江、山东、陕西、山西、辽宁等地也有类似的塞城。 敦煌塞城，史书上偶然有些记载，十六国时著名高僧法显取经时途径敦煌，看到过敦煌外围的塞城，《法显传》留下记录：“敦煌有塞，东西可80里，南北40里”。 敦煌藏经洞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详细记录了西汉敦煌塞城的范围，它距州城东22.5公里、西7.5公里、南3.5公里、北17.5公里。 塞城的这一范围恰恰可以将整个敦煌绿洲悉数包围在内，对绿洲内的田亩水道、林草牧苑、村居民宅都可起到有效的防护作用。 李正宇教授介绍说：根据敦煌遗书记载，塞城是汉武帝时候修建的，到了西凉时又重修过，它的总长度不少于200华里，这个工程相当大。 哪里才是让汉武帝松口气的地方，哪里是汉长城的尽头呢？ 长城、烽燧、关隘、天田、积薪、狼烟……进可攻、退可守，疏可跑马、密不透风，它和阳关、玉门关一起，组合成汉武帝开拓西域的铁戟。 出玉门关，我们沿着汉长城一路向西，朝着春风不度的大漠深处进发。 车子在根本没有路的羊肠小道上驰骋，过后坑子，从马迷兔到弯腰墩，这就是汉长城的尽头，也是疏勒河终端盆地的东北角——榆树泉盆地。 盆地里沼泽密布，芳草萋萋。据说，当时进出玉门关的商队途经这里，因沼泽阻隔，道路迂折，每每都要迷失方向，就连老马也被搞的晕头转向，莫辨东西，因而就有了马迷兔这个名字。 李正宇教授介绍说：一直往西延伸，延伸到离玉门关大概有40公里左右，就是长城的尽头，长城修到那里为止，再没有继续往西修。 我们问：为什么没有继续往西修呢？ 李正宇教授说：因为西边一直到罗布泊几百里地荒无人烟，所以说敌人来侵犯，越过长城的机会不会太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镰介绍说：在罗布泊地区，我们新发现了一个烽燧，曾经被称为是长城最西的一个延伸点，在小河遗址附近，那是2003年，那个时候还是挺受关注的，都说是长城最西边的一个烽燧。报纸上还争论了好长时间，就说这是不是最西的，能不能算长城。当然不能算长城，但和长城的关系是毫无疑问的，明显的是一个长城的延伸部分。 马迷兔以西，就是湖泊、盐碱沼泽地以及没有水源的沙漠了。大自然形成的这道天堑，让汉武帝省了不少的力，就再也没有往前修，只有烽燧一直向西延伸，这些烽燧沿着疏勒河北岸一路排开，直达西域腹地。 绵延两万余里的汉长城，终于在这里划上了句号。 我们开始寻找一座城，那是一座消失了1000多年的古城——西汉敦煌郡广至县城。 西汉敦煌郡有6个县，其中西部的三个县分别是敦煌县、龙勒县、效谷县，这三个县的位置都已经确定了，在东部还有三个县，就是广至县、冥安县、渊泉县。 李正宇介绍说：这三个县里面，冥安县基本上也算是定下来，渊泉县肯定是在现在布隆基那一带，绝对不会在这里，只有一个广至县始终没有定下来。 一座古代县城不可能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它至少应该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从20世纪80、90年代起，敦煌学家李正宇、李并成教授和安西县的文物工作者进行了十多年的艰苦寻找，最后，他们把目标锁定在敦煌和安西之间的戈壁荒漠中。 没想到，在大戈壁上找一座城池竟然也像大海捞针一样难。 甘肃省瓜州县博物馆馆长李宏伟介绍说：最初我们的线索是从哪儿得到的呢？是从草管处的宁处长，宁处长他有一个航片，从航片上发现有这么个城池，结果前面我们进来4次找都没有找到。 航片上显示的城池，为什么会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那座古城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既然航片上确定有这座城池，它就不可能从大地上蒸发掉。 考察队作了更为周密的准备，又一次踏上了这片亘古的荒原，他们下定决心要找回失落的广至城。 李宏伟介绍说：当时兵分三路，我给三路的人员约定，如果城池没有找到，继续搜索是一种手势，如果要集中商量事是另一个手势，如果找到了，用一个手势全部集中。 李正宇介绍说：正是天热，雅丹地带土本来就是白的，再加上反光，天气特别闷热，一丝风都没有，我们都感觉到体力不行了，我都开始感觉到身体发软了，就瘫到地上了。 也许是他们的诚心感动了上帝，考察队终于在一片破碎的雅丹地貌中找到了古城遗址。 李宏伟回忆说：那天是我在中路，李正宇教授在东边这一路，李并成教授在西边那一路，结果中路呢，我们向北侧走了不远，很快就发现了城池。 那么，这样一块巨大的绿洲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它又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 一度消失的汉代广至县，已是一片占地200平方公里的雅丹荒漠，早已成为生命的禁区。 李正宇介绍说：发现出了这个城址以后，我们各人都做了一些判断，我自己判断，我认为这应该是西汉时期的广至县的县城。 从卫星拍摄的画面上，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敦煌和安西之间，有一片寸草不生的辽阔地域，它既不像戈壁，也不像沙漠，显然是被风化的土地，地面支离破碎，沟壑纵横，泛出令人绝望的白色，在它的北部边缘，疏勒河像游丝一样蜿蜒西去，仿佛已经无瑕顾及这片昔日的绿洲，今日的荒原。 据史书记载，在1600多年前，这里是另一番景象：田畴连畔，阡陌交织，绿浪起伏，牛羊遍野，从疏勒河引来的流水，浇灌着这片富足的绿洲。 摄制组在现场发现了窑址。 记者在附近捡到一块磨盘，李宏伟告诉我们说：这是汉代的石磨，标准的石磨，用了很长时间。 十余年间，数万人在疏勒河上中游大量开荒种地，致使下游来水急剧减少，广至绿洲从此走上了穷途末路，居民流离它乡，田园逐渐荒芜。一个本来人丁兴旺的县城，渐渐“付与荒烟漫草”。 李正宇认为，就是这么些水，你上游用了，下边必然要减少水量了，所以说下面的水逐年减，人们都不得不流亡他乡，这个地方自然就废弃了。 勉强支撑到北周时期，存在了600多年的广至县便消失了，一片富饶的绿洲很快沦落为寸草不生的雅丹。 李正宇说：这是由于不适当开发，上游过度用水造成的一种教训。 还有学者认为这里应该是巴州古城，真正的广至县城还在截山子以南的踏实绿洲上。 这座古城是不是广至县城，目前还存在争议。 然而，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疏勒河水资源，导致一块巨大的绿洲连同一座繁华的县城被风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疏勒河故道边，被风化的古城并非一个广至城，在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整个疏勒河流域就有近100座古城池被废弃。 其中，汉唐古城40多座，西夏到清代的古城50多座，朝代序列基本完整，这些脱水的城堡构成了全国少有、全世界也数得上的大型古城遗址群落。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并成认为，可以说整个疏勒河流域就是一个宏大的古城遗址的博物馆，这在全国其它地方都没有像我们这个流域如此众多的、时代延续这么长的、类型如此齐全的、而且它的价值如此高的古城遗址，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奇观。 有意思的是，这100座古城的兴废，都与疏勒河水有关。 驰名中外的国际大都会、丝绸之路名城敦煌也不例外。 在疏勒河最大的支流党河西岸，至今还残留着一座巨大的黄土角墩，就是从西汉一直延续到清代的敦煌故城东北角墩。 敦煌故城始建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也就是列四郡、据两关之时，历经汉、魏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吐蕃、五代、宋、西夏、元、明、清等13个朝代。 在中古时期的1000多年间，这座国际大都市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最前沿，也是敦煌石窟艺术创造工程的大本营。 据《旧唐书•地理志》载，天宝年间，敦煌人口已达16000多人，又称“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这说明在唐代，敦煌已是“华戎所交一都会”。 北京大学教授、敦煌学家荣新江介绍说：不管我们说玉石之路、佛教之路、宝石之路、丝绸之路，敦煌都是一个最大的关口，这个地方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人一直都是不，。它实际上是一个东往西来、南北交通的一个要道，所以应该叫文明的十字路口。 辉煌了1000多年的敦煌故城为什么只剩下这些残垣断壁？它又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呢？ 建在党河岸边的敦煌故城曾经多次被党河洪水冲毁。 公元421年，北凉曾以党河水灌城，西凉国灭亡。 1725年，清雍正三年，党河西岸决堤，大水彻底吹毁了这座汉唐古城。 清雍正五年，敦煌移民在党河东岸筑起了新城，一直沿用至今。 那场大水过后，敦煌故城就只剩下了一些残破的城墙、一座东北角墩和一座白马塔，这座敦煌百姓为祭奠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的白马而兴建的九层白塔，也是几度重修才保留至今的。 城内的其他地面遗迹均已荡然无存，千年的城墙被农民挖去垫了农田。 锁阳城坐落在祁连山下的古冥水绿洲上，它是河西走廊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池，也是中国少有的大型唐城遗址。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著名诗句，学界认为诗中描写的地点就是锁阳城。 锁阳城地处酒泉、敦煌两郡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唐朝开元年间，锁阳城里还上演过一场真正的空城计。 李宏伟介绍说：吐蕃5万大军蜂拥而至，杀到城西来，在这个时候，张守珪沉着冷静，在城头摆下酒宴，跟将士在城头饮酒，当吐蕃冲到西门的时候，感觉城内有准备，所以就要往后撤，这么一撤呢，张守珪城里的骑兵一下杀出来，向西一口气追了50里，唐军大胜。 那么，历史上曾经十分显赫的瓜州古城锁阳城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它的废弃也和水有关吗？ 在锁阳城周围，有一片巨大的风蚀滩地，滩地上隆起一道又一道的沙梁，学者认为，这 就是汉唐时期的渠道灌溉体系。 李正宇介绍说：这个地方，一条沙梁、一条沙梁的都是渠道，从疏勒河分出的河道，到了河道的尾部就开始分水，像树枝状地排列，一直灌到农田，四级渠道非常明显，完好地保存在这里，这是汉唐以来的旧渠。 据实地测量，锁阳城外的古代水渠有60公里左右，渠道两边都是大片的农田，总面积20万亩。 李正宇介绍说：它的废弃就是从明代放弃嘉峪关外之地，这个地方都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还是以畜牧为主的，他们不大注意水利农田方面的建设，那时他的人也很少，也种不了这么些田，后来就逐渐废弃了。 没有了疏勒河水的浇灌，20万亩农田迅速沙化，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古代城池——锁阳城最终也难逃被风干的命运。 在疏勒河边，有一座以河命名的古代城池，它就是敦煌河仓城。 河仓城又叫大方盘城，它坐落在玉门关附近的疏勒河南岸，始建于西汉，重修于西晋，城池总面积2万多平方米。 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这里考察，他根据城内建筑遗迹的特点，推断这是汉代存放粮食、衣物等军需物资的仓库遗迹，也就是藏经洞文书《敦煌录》中所记载的河仓城。 李正宇介绍说：这个地方都是湖，它可以从敦煌运粮食、运其他的物资，通过水运。 河仓城的墙壁和其它城池不同，墙上整齐地排列着许多小孔，看上去不像是自然或人为损坏，而是建城时就预先留出的通风洞。 荣新江认为，疏勒河下游漫流的范围很大，所以河仓城是一个粮仓，但像一个城一样，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囤积军粮的地方？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屯垦环境。 河仓城矗立在干涸的河床边，干透了的城墙像风中的雕塑，除了零星的一点小草，根本看不到什么水面，这个曾经可以载船泛舟的地方，早就成了脱水的城堡。因为，曾经是疏勒河、党河两大河汇流的玉门关一带的古河床，早已断流几十年了! 一块绿洲荒废了，人们又会新辟一块绿洲。一座城池风干了，人们会再建一座新城，千百年来，疏勒河流域的大小绿洲和城市一直在不断重复着这样的轮回，于是就留下了一座又一座残破的古城，掩埋了一部又一部鲜活的历史。 脱水的城堡隐现在绿洲和大漠之中，隐现在人们的记忆和遗忘之间，它们不动声色，唤醒了无数尘封的记忆，也叙说着对后人永远的警示。 西汉时期，汉武帝征服匈奴、收复河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列四郡，据两关”，四郡为酒泉、武威、张掖、敦煌，两关就是阳关、玉门关。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大诗人王维的《渭城曲》为大家所熟悉，其中的“阳关”与“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同为出塞的必经之路。汉武帝征服匈奴、收复河西后“列四郡，据两关”，从此，丝绸之路正式畅通，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阳关设在敦煌西南一片叫南湖的绿洲上，巨大的湖泊是古代的渥洼池，唐代又叫寿昌海，它是疏勒河最西端的一个支流，南湖绿洲曾经是汉代龙勒县、西晋寿昌郡的所在地。 我们问专家：龙勒，龙就是天马被勒住了？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学家李正宇介绍说：这是抓住天马的地方，或者叫做收复天马的地方。这是进入国境的头一站，像玄奘回国的时候，从罗布泊过来，从于阗经过罗布泊，他事先给中央打了报告，说他要回来了，唐太宗知道了以后，就命令敦煌太守说，你们要到阳关去接玄奘，敦煌太守就是在这里迎接玄奘的归来。后来马可•波罗来中国也是从这里进来的，他们都在这里停留。 我们已经找到了阳关的大后方，那么它的大本营——阳关关址又在哪里呢？我们骑上马，翻过一道道沙梁，来到了古董滩，随行的专家判断，古阳关或许就埋在这些沙梁下。 后人判断阳关关址，都是根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阳关，在县西六里。”这里的县是指龙勒县。 时隔千年，阳关关城早已荡然无存，连绵的沙丘之间，依稀可见断断续续的古代墙基。 纪永元馆长介绍说：生活用具，还有些生产用具也是在这儿发现的，陶器里面像加沙陶、灰陶、绳纹、席纹都有，还有麻布纹、刀削纹，这些都是很有特点的，铁器在阳关遗址上发现是比较常见的，证明汉代冶炼技术已经很普遍了。 不愧是古董滩，各种古代遗物俯拾即是，文物单位曾多次在这里发掘到汉代兵器、货币、首饰及生活用具，当地老百姓有句话说“来了古董滩，不会空手还。” 那些房基、陶片、铜器在时时提醒着我们，一个偌大的古代城市就在我们的脚底下。 环顾四周，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是关卡，理应设在居高临下的险峻之处，为什么要设在平沙无垠的地方呢？ 阳关孤零零地伫立在荒芜的秃岭上，除了一截丝带一样纤细的小绿洲，周围几乎都是起伏的沙浪。 纪永元馆长介绍说：阳关的设立，它主要就是守住两个水，西面有一个西土沟水，东边的这个水过去叫石门涧，所以关设到这个地方，就是主要守住这个水，把水就是把关，因为在干旱的沙漠上，人在这里要活动，离开水是无法生存的，守住了水，你千军万马就能生存了，所以它取这个意。 对此，斯坦因有详细的论述：“为汉武帝中亚扩张政策出谋献策的中国将领，对地形的观察非常敏锐，它们不可能忽略南湖在战略上的优越性。对于那些希望沿此路前往敦煌的人来说，南湖是第一个能够提供充足的水和牧草的地方。控制了南湖，事实上就有可能抵御任何来自阿尔金山方向对敦煌的侵扰。从最后一处有牧场的地方安南坝至此地的距离还相当远，因此，如果不在南湖补充水源，任何人都不可能从那个方向抵达敦煌。中国人通过建关以控制这条道路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的了。” 我们从卫星拍摄的画面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阳关的特殊重要性。 在无边的沙海中，阳关绿洲像一片树叶，而渥洼池则像树叶上的一滴露珠，对于大漠上长途跋涉的人来说，看到阳关就看到了一线生机。 锁住水源的阳关，就有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神威。 这里曾雄关巍峨、商队络绎，“使者相望于道”；这里曾绿树成荫、碧水环流，神马驰骋于野。 “五原西去阳关废，日漫平沙不见人”。 眼前，除了黄沙还是黄沙。 一个威名远扬的关城，为什么消失于一片沙海？这座城市的最后一缕炊烟又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 目前许多学者认为，阳关关城是被洪水冲毁的。 对于这一点，原敦煌博物馆馆长荣恩奇深信不疑。 荣恩奇介绍说：“就我亲眼看见的一个村子，就是过去的一个大队毁灭了，有一个一丈高的，齐齐的好像拿刀切一样的水头哗就过来了。沙子底下是澄泥，肯定有过洪水，在这个澄泥底下才是农田的痕迹、房子的痕迹、城墙的痕迹等等，这就说明，阳关毁灭之前经过了一场洪水。洪水冲刷来了以后，植被破坏了，露天的渠道都完了，人们没办法才迁徙走了，西南方向和其它地方刮的风沙，慢慢侵入了，所以阳关就没了。我相信阳关的毁灭就是这样。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镰则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主要不是风沙，主要是和路线的走向有关系。根据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考察，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上没有绝对不能穿行的禁区，也没有根本不能改变的道路，道路是随着需要而改变的，没有道路了，当然阳关就不重要了。 阳关，丝绸之路上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它照耀着行者的路，温暖着游子的心。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它都是一份不可或缺的记忆，一个精神的故乡。 然而，古阳关已被夷为平地，我们看到的阳关，只剩下小山包上的一座烽燧，而阳关大道也只是硬戈壁而已，与想象中的阳关大道相去甚远。 幸好还有阳关博物馆，这是一路为我们作向导的纪永元先生的杰作。 纪永元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敦煌画家，他不忍心那些千里迢迢寻访阳关的人空手而返，他想让阳关复活。 从1999年开始，纪永元拿出了自己所有卖画的收入，又东挪西借凑了1000多万元，花了5年时间在戈壁滩上兴建了阳关博物馆。 这是西北地区第一家民营的历史博物馆，纪永元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走进展示丝路文化、解读两关历史的馆厅内，披挂着千年铜锈的箭镞、车马，书写着陈年旧事的敦煌汉简，牵引着游人近距离地触摸阳关，感知丝路文明。 我们沿着疏勒河古道开始寻找玉门关，在敦煌西北部的疏勒河故道边，我们看到了一座黄土夯筑的城堡，这就是天下闻名的玉门关了…… 唐代大诗人王之涣《凉州词》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玉门关始建于汉武帝收复河西“列四郡，据两关”时期，是目前敦煌地区最古老的一座城池，在西汉敦煌尚未建郡立县之前，此城已经存在，当时隶属酒泉郡管辖。 专家李正宇介绍说：这个地方可能是西汉时候都尉府所在的衙城，它这个城比较大，外面、南边、东边、北边都包括在内，这里是都尉府衙署所在地，也可以说是玉门关。 别看就这么一座不起眼的小土堡，它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却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和阳关一起，扼守着丝绸之路的南北道通，恰如中原出入西域的两扇大门。 在政治、军事上，它是开拓西域的前沿堡垒；在中西贸易往来上，它又是一个通商口岸，负责征税、缉私、保护商旅的安全。从这道大门西去，就踏上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北道，经车师到北庭，通焉耆，过龟兹，直到地中海各国。 东汉时期，驻守西域31年的都护班超垂暮之年给汉皇上书：“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 天涯游子的这一声浩叹似乎穿越2000年的时空，震痛了我们的耳膜。 而眼前的玉门关，早已尘埃落尽，沉默无语。 关城西边有一座残留的古堡遗址，玉门关之谜就是从这里开始破解的。 李正宇研究员介绍说：斯坦因当年在这里发掘过6个地点，在这个高台上，挖掘了6个探坑，这6个深坑出土了一部分汉简，后来夏鼐先生和阎文儒他们来到这里也进行发掘。 斯坦因是1907年4月到这里发掘的，他幸运地发现了那枚标明“玉门都尉府”字样的汉简，认定这里就是玉门关所在地。 1943年10月，考古学家夏鼐、阎文儒又在这里发掘出写有“酒泉玉门都尉”字样的汉简。 此后，史学界认定这里就是汉代玉门关。 那么，这样一个一发千钧的重要关口，为什么要设在这儿呢？ 我们摄制组从空中俯瞰玉门关，发现它的位置十分奇特：这里看似一块平地，作为关隘并不险要，但其中却充满了玄机，一出城门就是一个天堑般的大沼泽；东西方向是万里长城；北边横亘着马鬃山；南边，沿着敦煌西塞墙一直通向阳关，塞墙和烽燧以外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库姆塔格大沙漠，玉门关易守难攻、坚如磐石。 看来，在关城的选址上，古代的军事家们可没少费心思。 李正宇研究员认为：这一片从自然地貌来看，没有像内陆的关的概念，内陆关要在崇山峻岭之中，或在深沟高涧之内，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形势非常险峻，这个地方它没有山川险峻的形势，就是因为它把住了水。 和阳关一样，玉门关布防的另一个玄机就是控制水源。李正宇说：再往西到罗布泊上千里都没有水，所以他们在这里必须补充水，把住了水源就把住了命脉，必经之地，不可越过。 在以驼马为交通工具的古代，要想穿过大漠就必须择水而行。水，是生命线，也是杀手锏。 把关就是把水，把水等于把关，流淌到长城沿线的疏勒河，变成了一道军事防线。 那么，为什么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古人为什么干脆抛弃了汉代玉门关呢？ 汉玉门关外的三陇沙、白龙堆等沙漠、盐碱地带，地形复杂，环境险恶，历来被视为畏途，到隋炀帝设立伊吾郡以后，丝绸之路又开辟了由晋昌到伊吾的新北道，也就是现在还在使用的国道312线，玉门关就东迁到了瓜州境内。 敦煌汉玉门关从此烟尘断绝，终被废弃。 李并成介绍说：这个玉门关大概是从东汉永平十七年，也就是公元74年，它就已经从敦煌西北，现在一般认为是小方盘城大体这一带，已经向东迁到了双塔堡这一带了，所以咱们说的唐玉门关，实际上从东汉中期以来，已经迁到了这地方了，准确地说应该说是东汉中期到唐代的玉门关。 那么，唐代玉门关究竟迁移到瓜州的什么位置了呢？这又是当代中国考古的一大谜团。 在敦煌学家李正宇教授的带领下，我们踏着唐僧取经的足迹，重走瓜州古道，寻找唐玉门关。 玉门关是唐僧出国的最后一道关口，由于当时西域动荡不安，唐朝严禁百姓出关，所以盘查相当严密，玄奘在瓜州找了一个名叫“石盘陀”的胡人做向导，准备偷渡玉门关。 “石盘陀”就是后来《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形。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在瓜州晋昌城询问西行路程“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葫芦河，下广上狭，逥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 这段记载，成为后人判断唐玉门关位置的重要凭证。 我们就按图索骥，在锁阳城北百余里的范围内展开了搜寻。 从瓜州县城出发，向南翻过截山子，眼前出现了一片巨大的盆地，这就是榆林河下游的踏实绿洲，这里残留着一座规模较大的汉唐古城遗址——踏实破城子，破城子北靠截山子，南望祁连山，东南距锁阳城27公里，与法师传中记载的“北行50余里”相差不多，这里会不会是唐玉门关呢？ 李正宇告诉我们说：我以前曾经想过这个事，后来我终于没有把这当成玉门关，据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玉门关在晋昌城东二十步，而且在二十步这么近的距离内，现在这个附近没有发现遗址。 李正宇曾经撰文指出，唐玉门关应该在安西县桥子乡西北15公里的马圈村以西，那里的环境与玄奘夜渡葫芦河的情形十分接近。 根据这条线索，我们又启程前往桥子乡，马圈村只有一个老人记得古城里的庙台，我们找到了老人的家。 李宏伟问：以前你见了有没有完整的庙？ 老人回答：有呢。 李宏伟问：叫个啥庙？ 老人说：叫个神仙庙，底子还怪大的呢！ 李宏伟问：有多大？ 老人说：有这半个院子大。 其实，马圈村古城离村子不远，走过一片草地，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城墙的遗迹。所谓城 墙，在普通人看来差不多就是乡间的地埂子，而专家们却找出了古城池的东西南北墙以及它的整体轮廓。 李宏伟介绍说：残高有一米二到一米三，宽度有七八米左右。 千百年的风雨，几乎把一座偌大的古城夷为平地，只在城池的东北角残留了一座墩台。 汉代敦煌郡的冥安县在唐代改名为晋昌县，隶属瓜州。《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晋昌县”条目下有一段记载：“玉门关，在晋昌县东20步”而这座古城的大小城之间恰好就20步，而且小城就筑在河道的西边，这一切与玄奘夜半渡河、遥望玉门关的场景基本吻合。 马圈村的城址是不是晋昌县城遗址，学界还没有最后定论，原因是城内尚未发现唐代文物。还有一个疑点是，法师传记中所说唐玉门关在瓜州城北50余里，而马圈村古城离瓜州城却只有24里，相差一半路程。 唐玉门关愈加的山重水复、扑朔迷离了。 沿着刚刚铺好的双石公路，我们穿越湿地保护区，很快就到了双塔水库。目前，许多专家认可的唐玉门关位置在双塔堡附近。 李并成介绍说：玄奘过河的时候，当时疏勒河两面都是山，水流比较湍急，疏勒河它流过、切穿山体的这一段，也是只有双塔堡这一段。其余的疏勒河段从昌马大坝出来以后，都是流在平原上的，所以咱们认为玉门关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建在疏勒河中游的双塔水库，是甘肃省最大的农业灌溉水库，水面有上万亩，奔腾不息的疏勒河在这里被拦腰斩断，在大坝截流后，双塔堡遗址即葬身于烟波浩淼的人造湖泊，推测中的唐玉门关也永远失去了线索。 历史似乎在考验后人的智慧和耐心，它只留下些蛛丝马迹，让唐玉门关像大漠上的海市蜃楼，清晰而又模糊，真实而又虚幻。 唐玉门关，就像一个失散的孩子，让人时刻牵挂，难以释怀。 2005年清明节，旅日画家常嘉煌又一次来到敦煌，他是来开凿新石窟的。 公元366年，乐僔和尚在三危山前看到万道佛光，他立下宏愿，四处化缘，开凿了敦煌莫高窟第一窟。 此后，敦煌石窟持续开凿了10个朝代，历时1000多年。 莫高窟的最后一个洞窟开凿于公元1574年，也就是说从元代末期以后，敦煌石窟的开凿就完全停止了。 1996年，常嘉煌的现代石窟在敦煌党河峡谷开工，8年了，他每年都要在东京、北京、敦煌三地往返十几趟。 常嘉煌开凿现代石窟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他的父亲就是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因为生在敦煌，父亲给他起名嘉煌，这种身份注定了他与敦煌有一种扯不断的关系。 旅日画家常嘉煌进入正在开凿的现代石窟，给我们介绍说：这是3号洞，三号洞是净土窟，这是7世纪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一个唐代壁画，现在日本已经成了国宝了，日本浅草寺的一个和尚，就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他发愿把这幅画再画回来，再还回给中国。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坐标，就是我们从这里开始，进行现代石窟的创作，这里面有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因为这些都是被骗取到、掠夺到国外去的，让大家看，这些东西都在国外。 在莫高窟对面的一座背山面水高高隆起的沙梁上，伫立着常书鸿的墓碑。他的坟茔，正对着莫高窟的标志九层楼。 常嘉煌回忆说：我对敦煌是一种交织着爱和恨的一种情结。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小时候放暑假很喜欢来敦煌，但看到我父亲母亲生活的那么苦，我也觉得，连喝的水的都是咸的，然后文化大革命又是一种灾难性的打击，变成了一提到敦煌我就感到是一种很恐怖的状况，甚至是地狱一样的。我父亲就跟我说，你看过但丁的《神曲•地狱篇》吗？我说看过，他说，我们所经历的比那还要恐怖。 关于敦煌，常书鸿用了“恐怖”这个词，但他却倾其一生保护敦煌，并深深眷恋着这个地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希望儿子留在这里继续他的石窟梦。 仿佛是前世之约，29世纪40年代在巴黎留学的常书鸿，一次看到伯希和编的《敦煌石窟图录》，就被那精妙绝伦的敦煌壁画深深地震撼了…… 这惊鸿一瞥的瞬间，注定了常书鸿与敦煌的一世情缘。 已在世界画坛有所建树的常书鸿，由此抛开巴黎优裕的生活，携妻带子乘坐敞篷大卡车，颠簸了一个多月来到了莫高窟。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 原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后勤管理人员范华回忆说：当时他才三四十岁，很年轻，穿着西装，当时敦煌还没有穿西装的人，所以到城里以后，人们就围着看他和陈芝秀，都说是中央来的。 到了莫高窟后，常书鸿进的第一个洞窟是254号，洞里的那幅北魏壁画《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讲述的是大车国国王萨垂那太子的故事：国王有三个太子，有一次结伴出去游玩，见到七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虎正嗷嗷待哺，想到这些生命即将死去，萨垂那太子极为伤感，决心要舍身饲虎，于是支走两个哥哥，从崖顶纵身跳下。 看完了壁画，常书鸿对同行的人说，我知道于右任院长为什么要让我们第一个来看这幅壁画了。 曾来过莫高窟的于右任，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告诉常书鸿：选择莫高窟就选择了牺牲。 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竟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常书鸿心急如焚，研究所成立后，他们立即开始着手对石窟进行全面保护。 范华回忆说：在1943年的时候，打了个围墙，就首先把这个洞子围起来。那时候的生活苦得很，来的时候就住的那个马棚，有时蔬菜供应不上，吃饭的时候，大家就撒点盐、倒点醋拌着吃，常老没有单独开灶，也是吃的这种饭。 莫高窟的生活艰苦到了极点，那些来自大城市的艺术家们受到了严峻的生存考验，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都在紧张进行中。 窦妈是常书鸿的同乡，解放前从浙江来敦煌时才18岁，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她都住在莫高窟皇庆寺里服侍着常家老小，直到常书鸿和李承仙都相继故去。在窦妈的印象中，常书鸿一天到晚都在工作，每天只睡3、4个小时，从没有闲暇的时候，除了钻洞窟就是画画。 就在常书鸿满腔热情地拯救莫高窟时，妻子陈芝秀因为不堪忍受莫高窟的艰苦生活悄悄出走了。 范华回忆说：陈芝秀走的时候是1945年春天，在兰州的报纸上声明和常老脱离关系，常老才开始追，是连夜追啊。敦煌走安西要几百里，连夜追，可能有点瞌睡，就从马上跌了下来，没有追上，打击大得狠。常嘉陵那时才几岁，还小，一直要找妈妈找妈妈，常老一天要工作，晚上还要管娃娃。 噩耗一个接一个，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反复给国民党政府写信申诉，要求政府收回成命，但这些信都石沉大海。 员工们开始一个个离开，研究所里只剩下常书鸿和范华、窦占标两个工人。 范华回忆说：王道士已经把藏经洞卖掉了，如果再把莫高窟交到敦煌县政府，那时都是腐败的政府，谁管呢？你只要给我钱，你可以拿莫高窟的东西，都可以拿走，剥壁画啊，塑像啊，都可以给卖光。后来，公文往来没有啥作用，常老就亲自去找，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莫高窟的。 常书鸿离开敦煌的时候，许多人都认为这位巴黎来的大画家再也不会回来了，因为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 范华介绍说：离开莫高窟后，就到四川重庆，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到重庆后找到于右任等一些他熟悉的人呼吁，于右任又给国民党政府打报告说明情况，说莫高窟是祖国的遗产，不能交到敦煌县政府，一定要有个单位来保护。 1946年秋天，国民政府决定收回成命，敦煌艺术研究所交由中央研究院直管，常书鸿立刻在四川等地招兵买马，重新组织了一批艺术家返回了敦煌。 也就是在这一次的招兵买马中，常书鸿结识了李承仙。 在张大千等人的撮合下，两位痴爱敦煌艺术的有情人喜结良缘。 新中国成立以后，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续担任所长。 在他的组织和带领下，研究所临摹了各时代的代表作和精品，并运送到北京、南京等地和国外巡回展出，引起巨大的轰动。 与此同时，他们还出版完成了《敦煌莫高窟石窟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识》《敦煌壁画艺术》《敦煌彩塑》等重要文献。 常嘉煌回忆说，在1964年，我父亲开完全国人大回来的时候，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见到周总理了，总理问完敦煌的事情以后呢，突然说了这句“你的孙子在敦煌吧？”我父亲说“没有啊，我现在还没有孙子。”总理笑笑说：“我的意思是说敦煌的工作不是一代人能做完的，要子子孙孙做下去。”那时候我才上小学，所以我父亲跟我说这些话时也是意味深长的。 然而，又一次炼狱降临到这个艺术的殉道者身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常书鸿、李承仙被打倒，遭到猛烈批斗，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窦妈的丈夫窦占标，原是一个国民党警察，在他不满20岁的时候被当时的敦煌县长派来保护常书鸿先生。常书鸿说：我不需要保护，你走吧。窦占标说：我看你像个佛爷，我不想离开你。 就这样，一字不识的窦占标脱去了警服，无师自通当起了泥瓦匠。在此后的整整48年中，窦占标对每一个洞窟、每一条栈道、每一个台阶都做过修补。 窦占标和常老情同手足，在那个非常岁月，“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却让保姆窦妈和她的丈夫保护着。 对文革中不堪回首的往事，常书鸿在他的回忆录《九十春秋》里只留下了寥寥数笔，他说：我是一个幸存者，一个浑身留下“纪念品”的幸存者。 1982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常书鸿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 离开敦煌时，他只带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大部分用具都留在了皇亲寺，以备他随时回来。 以后的十多年里，他每年都要回敦煌，就住在一间土屋里，睡在那张土炕上，来两碗窦妈做的面条，然后又一头扎到洞窟里。 但盛名之下的常书鸿，晚年并不平静。这位敦煌的保护神甚至被微妙的告知最好不要回敦煌。 常嘉煌回忆说：我在整理我母亲的房间的时候，发现一件东西，我父亲写的“面壁”，落款“丙寅长夏”应该是八几年的时候，就是虎年嘛，1986年，他写“时客京华，”就是说我父亲很痛心，就是说他在北京是住着部长级的房子，但他是“时客，”是客人，永远是客人。我觉得很震惊，我父亲一直在“面壁”。 常书鸿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是在一个小院中度过的。每天午后，他都要坐在院子里的那棵梨树下，静静地冥想。 窦妈回忆说：他就睡在这个地方和我聊天说：我死掉以后，一定要埋在这个地方，后来就埋在这个地方了，埋了10年。 一切都好像静止了。 客厅西墙上的日历，永远停在1994年6月23日上。 常书鸿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愿望，也是他珍藏30年的梦想，就是想用现代石窟来延续敦煌艺术。 常嘉煌回忆说：这个想法我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过，我记得在50年代、60年代初的时候，我到敦煌来，我父母亲就说，我们是研究保护古代石窟的，但是我们这一代都是艺术家，我们能不能为后代留一些作品？到了1965年，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他们就很紧张地进行新石窟的设计，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些都被批判了。 历经坎坷的常书鸿再也无力去实现这个夙愿了，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继续从事敦煌艺术的保护和光大。 常嘉煌介绍说：我父亲母亲对我寄予很大希望的，他们把一生奉献给了敦煌，同时，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继承敦煌事业。 父亲的愿望常嘉煌是知道的，但他却一直在回避着这个沉重的接力棒。 常嘉煌大学毕业后，父亲让他去日本学画，回来好继承他的事业，但常嘉煌学成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在日本娶妻生子，过上了很安逸的生活。 父亲很不满意儿子的作为。 眼看父亲将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人世，常嘉煌重新做出了选择。 常嘉煌回忆说：在1994年的时候，我在日本举行画展，其实举行画展还是为敦煌筹资。后来，我母亲打电话说爸爸的情况不太好，我听完这话后，画展一结束，我就赶回北京，冲到医院，当我推开病房门时，我父亲的气管已经被切开了，但他精神还很好。他看到我点点头，然后我到他跟前时，他一直盯着我，当时我就想，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呢？我突然想出来了，我说：“爸爸，嘉煌去敦煌。”我一说完这句话，我父亲的眼泪马上就流出来了。 常嘉煌回到了敦煌。 他选择了党河的一段峡谷开凿现代石窟，以了却父亲的遗愿。 1996年10月，莫高窟以西59公里外的党河峡谷中，常嘉煌的现代石窟开始启动了，党河峡谷再次响起了凿窟的斧锤声。 现代石窟的开凿方式与古代石窟无异，在钢钎和铁锤的敲击下，现代石窟一寸一寸的前进。 凿窟工人小侯告诉我们：一般两三个人，如果像这么硬的，一天两三个人也凿不了一方来，如果稍微松点的，就像下面这有大石头松一点，就好凿些，一天能凿一两立方吧。人家就是不愿来这个地方，我是叫我的几个亲戚朋友来的，当地人要的工钱贵，人家不来这个地方。 常嘉煌的现代石窟已经生长了8年，这8年中，常嘉煌反复体会着古代敦煌人开凿石窟的艰辛。 党河峡谷的崖壁上，常嘉煌开凿的十几个洞窟像蜂巢一样排列着，这些洞窟被一条100多米长的隧道串联起来，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 如此浩大的工程，几近于一个无底洞，不断增加的资金投入让常嘉煌难以为继。 常嘉煌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石窟越大投入的资金也就越多，而我画画的时间越少，画画的时间越少卖画的钱越少，所以几次想停下来，我做不下去的时候，我母亲鼓励我，她说你应该做下去，这是一种精神在支撑我。 然而，现代石窟开凿工程的进展异常缓慢，缓慢得让许多人失去了耐心。 一些专家开始给他泼凉水了，还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常嘉煌根本就是一个骗子。 常嘉煌说：军人失败了杀头，商人失败了跳楼，政治家失败了下台，但是作为艺术家没有失败，只是他的作品被承认或者不被承认。 石窟的开凿彻底打破了常嘉煌原有的生活，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也无暇顾及远在日本的家。 常嘉煌告诉我们说：我跟我爱人反复说过这样的事情，说我必须这样做，她一直不理解，后来我到敦煌来工作，那边也就脱开了，等于是，怎么说呢，这个家庭也就崩溃了。 60年前，常书鸿为了保护石窟执意留守敦煌，妻子陈芝秀出走他乡；60年后，常嘉煌为了开凿现代石窟，也与妻子分道扬镳。在婚姻家庭方面，父子的命运竟然如此的相似。 没有了妻子儿女，没有了经济来源，在最初的几年里，常嘉煌唯一的依靠就是70多岁的老母亲，著名敦煌美术家李承仙。 那幅色彩还很鲜艳的《药师菩萨图》就是李承仙的绝笔。 常嘉煌回忆说：当时在我母亲病重的时候呢，我是买医药费啊，她都非常节省，因为有些费用是不能报销的，她也没有告诉我。等她去世以后，我才发现她留下一大笔钱，是留给石窟的。我当时真是欲哭无泪，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为石窟付出了一生的代价，而他们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了石窟，交给敦煌了。 敦煌美术家、常书鸿的妻子李承仙曾对自己的儿子说道：你从小就生在敦煌，你的名字就叫嘉煌，是嘉峪关内的敦煌，所以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你爸爸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这个现代石窟完全也是爸爸的意思，要继续敦煌，要把我们现在中国的绘画延续下来。当然，搞这个现代石窟现在很困难，没有资金，没有人员，我相信，随着我们国家、随着大家对你的理解，不管任何困难，做下去。 2003年，李承仙追随已逝的丈夫常书鸿而去。 母亲的去世让常嘉煌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 在最困难无助的时候，他喜欢静静地待在敦煌山庄的工作室里，整理父亲的遗物，他试图在这种翻阅和思考中去读懂父母，他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战胜一次次的打击。 2003年9月27日，在母亲80诞辰时，常嘉煌在党河绝壁上完成了巨幅壁画《飞天》，这幅图源自常书鸿、李承仙夫妇16年前创作的中国唐代飞天。 断崖上的飞天壁画，是这里唯一的一抹色彩。 常嘉煌告诉我们：我父亲母亲的骨灰的一部分，装在一个小瓶里面，在那块壁上挖了一个洞，然后埋进去用石头封好，涂上了颜色，可以说我父亲母亲的灵魂永远和这个飞天在一起了。 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参观现代石窟的时候，教师靳军说：非常惊讶他在这么几年的时间内开凿了这么多洞窟，进行一种新的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扬，我非常震惊。 中央美术学院学生说：想到几千年后的下一代能看到这样的艺术，我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也很让人震惊。 常嘉煌说：有一个美国作家叫维特克，他70多岁了，他深夜来看我这个石窟很感动，他说人类凿石窟，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有生活的，有放粮食的，有交通的，有挖矿的，但是以艺术为目的的很少。他说你这个石窟往前凿一米，就是一米的艺术品，不是说在墙上画什么，你这种行为，你做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艺术品。什么时候你觉得凿不下去要停下来，你就停下来，这个作品也就算完成了。 在我们离开敦煌前，窦妈突然向我们讲起她头天晚上做的梦。 这个在大佛脚下度过大半生的老人，一直相信是一种佛缘把她和常家连在了一起。窦妈告诉我们：梦见常老说你给我帮帮忙，取啥呢？一取就又不见了，好像取一个信，他说你给我帮帮忙吧，我去给他帮忙。你看，那一年有病时，他给我说，这个院子这棵梨树我可喜欢了，我可喜欢这个地方了，别人不知道你知道。 1980年4月，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与常书鸿进行了长达10天之久的对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池田大作：如果还有来生，您下一世准备做什么？ 常书鸿：如果真有下一生，我还将是常书鸿，我还将来到莫高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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