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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魂独我情何限
——浅谈宋士人格与宋词“悲美”之风的关系 内容摘要：宋词是宋的“一代之文学”，细读后会发现，宋词中的审美意蕴总体说来是一种“悲美”，这与当时的社会审美心理肯定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社会审美心理的形成又取决于当时独特的士人心理特征。因为文学归根到底是人的心灵的展现，所以研究当时宋士人格与宋词悲美之风之间的互选关系，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宋词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悲美 悲柔 宋士人格 晚唐五代士风 绪论 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他的著作《宋元戏曲史》的开篇有这么一句评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譬如散文之于先秦，骈赋之于汉魏六朝，诗之于唐，曲之于元，小说之于明清。这些所谓“一代之文学”，未必是发端于其时，但一定是兴盛于其时，而“后世莫能继焉者”，宋词，虽然从它诞生以至发展兴盛后的数百年间，一直被看作是“诗余”，处在主流文学之外的一个类似于文字游戏的地位，但是，由于它自身具有的那种委曲流宕的波浪式节奏“更符合人类情感的自然状态”，因此，在宋朝诗文都日趋崇尚理性和情感节制的“冲淡”美的背景下，曲子词便被人们发掘出来，作为一种宣泄内心真情实感的文学体裁在文学百花园中开始露芳吐馨，成为赵宋王朝的“一代之文学”。常言道，文学是人的文学。我认为，宋词作为一种文人士子闲暇时的消遣而最终成为宋朝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比宋诗宋文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内心细节，从而揭示了整个赵宋王朝的社会心理特征及其变迁，又因为文学与人的心理之间是一个动态互选的关系，文学史，究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所以，研究宋代士风也有助于今天的我们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宋词的文学精神和美感。本文就力图从探究宋代士风的形成和演变中，体悟宋词所承载的那一个远去王朝的心灵脉动。 在正式开始论述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因为“词以婉约为宗”，即使是豪放派如苏辛，也多有深婉低回之作，故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以婉约词为主，着力探究其中蕴含的“悲美”意味。 （一）“今人都柔了” ——宋代士风的转变： 既然文学是人的文学，那么在文学中所表现的人的感情必然也是全面而不复杂的，因为人的任何感情郁积到一定程度都必须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宣泄之处。歌德有句名言这样说：“我闭上眼睛就看见梦，睁开眼睛就看见责任。”诗歌作为一种“言志”文学，发展到宋代，已经彻底地成为“道义”的宣讲物，不可能用来随心所欲地表达真我的情怀了。而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商业的繁荣，人们对自身欲望的重视开始觉醒和解放——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文学梦的一面应运而生的。它“抛开包袱，尽心所欢，无情不写，无歌不唱”，也就是说，词是宋代士大夫们的情感写真。也正是因为次在表达情感上的私密性和真实性，要洞悉它以“悲美”为主的审美倾向，就有必要从了解当时词人的普遍心理特征入手，从而深刻理解那些风花雪月、声色旖旎背后暗藏着的哀伤寂苦。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赵宋王朝是汉民族由极盛而走向较弱势的一个转折的时代。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先生曾有感于当时国家的弊端而说过这样一段话：“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台湾的宋史专家赵铁寒教授在谈到他为什么要编辑宋史的研究资料时也曾说：“元、明、清以来的政教大经，以至社会现象，人群的生活意识形态，除去近百年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变动的成分不算，若在我国文化史上找它的根源，那末宋代的三百二十年，便是中继线上的一个新的起点站了。”以上两位专家都指出了宋代文化是我国文化史上承上启下的中枢这一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宋代社会的种种特征不可能突变而成，在此前一定存在一个较长时期的蜕变过程。这种变化的直接源头可以追溯至“安史之乱”后开始的中唐时期。清代学者叶燮曾对“中唐”下过这样的定义：“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这有力地证明了中晚唐以来的文化与宋代文化的前因后续关系。而一个时代的文化是由整个社会群体共同营造的，因此，要探究宋代士人的人格心理特征，也应该从中唐以后入手，以发明其渊源。 如前文所说，宋代是汉民族的绝对中央统治地位开始动摇的时期，任何一种时代氛围必然会对身处其中的人的心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到宋朝，就是当是时，中原大地刚刚经历了五代十国泱泱近百载的乱离征战，或者可以说，从中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分崩离析、长期动荡的局面，特别是从晚唐开始的藩镇割据，武夫当道的社会环境，使文人士子沉于下寮，斯文扫地，这必然给当时的士大夫们的心理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所谓五代士人在唐宋两代之间起着一个过渡作用，我认为最明显的就表现在人格方面：他们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群体人格并没有随着那个乱世的归于一统而立即消失，相反的，却慢慢沉淀下来，对随后的诗人人格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张兴武在《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中就曾提到：“唐末五代长期的战乱割据，不仅对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等方面造成了深远影响，同时，作为社会文化精英的作家也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磨难。”“在近一个世纪乱世的震荡中，当代作家，尤其是仕宦作家的群体人格发生了剧烈的质变。”“譬如说他们对王权政治所采取的变通态度，顺乎时事和淡化是非标准的普遍做法，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徘徊不定的矛盾心态，以及自我人格在名利驱使下的世俗化倾向等，都是与‘修齐治平’的传统士人人格相背离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到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五代的“长乐老”冯道，他身事四朝十一君，很少谏诤，抱着“穷达皆有命，何须发叹声。但知行事好，莫要问前程。”（冯道《天道》）的处事法则左右逢源，他的女儿也做过九个君王的妃子。这在宋代是被儒家士大夫们贬斥无余的，而五代人却对此不以为然，相反还相当地崇敬冯道。究其根源，还是那个“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年代造成的。本来，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精神是忧时伤世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舍生取义，如此方能驶向儒家“修齐治平”的最高人生理想和生命价值。这种儒家道德标准，就是韩愈等人在“古文运动”中所提倡的“道”。在中国古代，“道”对士人的精神起着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但是这种道德规范在现实中能否被忠实地奉行，也就是所谓的能否“守道”，则与时代的治乱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唐末，武夫四起，贵贱颠倒，欧阳修曾评论这段历史道：“五代十国之君，常置愚不肖于上，而强其不能，以暴其短恶；治贤智于下，而泯没其才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此时的“道”，已无异于一纸空文，难以自保，更不用谈救国救民——当长期恪守的信仰在现实中四处碰壁时，人的心里自然会对这种信仰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就像欧洲中世纪的许多学者文人在黑暗的现实下开始怀疑上帝一样，晚唐五代时期，许多文人也开始怀疑“道”的价值。当时的著名诗人杜荀鹤就曾发出过近乎绝望的诘问：“长把行藏信天道，不知天道竟如何？”也正是因为“道”的无用，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文人士子们不得不转而寻求更符合社会现实的处事准则，所以，像冯道那样听天由命的人生态度就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至此，中国士人的人格完成了一个“从‘守道’到‘顺时’的转变”。殆及宋朝，经过近百载乱世的冲击，“我国文人以‘守道’为己任的群体人格特点已逐渐淡化，甚至基本消失；而无可奈何的‘顺时’心理，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后，已成为作家人格的一个有机组成”。虽然，经过送出几位文学家如柳开、王禹、穆修、石介、欧阳修等人的大力倡导，以及宋初统治者对文士的优待政策，使经世治国的忧世意识又逐渐回到了士大夫的人生信条中，但是时代的烙印是不可能彻底消散的。正如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言：“自唐天宝间两京陷落，过去的物质文明已交末运。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越发厌倦。”宋士们看到大唐盛世如许灿烂发达的文明竟在朝夕间土崩瓦解，又经历了五代惶惶不可终日的乱离，难免在心底产生一种世事无常的虚无思想和厌倦情绪，对建功立业也不可能像唐人那样充满热情了。也正因如此，宋词中才处处弥漫着一股无奈悲凉的情绪——可以说，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到宋朝，已经是经过了全盛而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如同《红楼梦》中，随着贾家“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荣华富贵逐渐逝去而在那些敏感的女儿们之中引发的对自己生存的忧虑一样，这种走向衰落的时代背景，势必造成人心理上“悲”“柔”的成分日益浓重。这与之前的唐王朝的社会心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唐宋人格的比较，可以更直观地理解这一点。 （二）凭栏总是销魂处 ——从唐宋人格的比较看宋人对“悲美”文风的选择 唐代的文人总是心怀天下的，“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如李白，年过不惑被招入朝仍欣喜若狂，豪气干云；杜甫身居破茅屋之中，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却仍然精神不倒，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不惜“吾庐独破受冻”。可以说，唐人所关注的主要是时政的得失，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的苦乐，他们是古代理想的“士”的代表，心怀家国天下，个人的生命价值在这种海纳百川般壮阔的承担中得到了展现，正如张兴武博士在《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中所说的那样，虽然“他们有时也借‘吏隐’和‘终南捷径’来体验人生的闲适与旷达，有时也借艳情风月来淡化自我的失意与伤感”，但是，从总体上讲，“行道守志，忧国忧民和追求功名理想，仍然是唐代作家群体人格的基调”。而宋代的文人经历了五代十国泱泱百载的乱离征战之后，已然缺少了对“天下”的一种以之为己任的责任心，其实这种变化，还应该包括唐安史之乱后开始分崩离析的长期动荡局面以及宋王朝贯穿始终的内焦外困，积贫积弱的政局，这些社会政治因素作用于人的心理，就使当时士大夫们对长久以来“修，齐，治，平”的人生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可以说，宋朝是一个迷惘的时代，宋人前赴后继地在寻找和确认自己的生命价值，不停地叩问生命本身的意义和世界运行的本质，这一点，在充满思辨性和哲理性的宋诗中即可得到印证。在这种叩问中，宋人对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苦短理解更为深刻，因此宋词中伤春悲秋之作比任何别的文体中都要丰富，我认为，伤春悲秋这个主题，从诗经楚辞中发源，直到宋词方孕育成熟并达到顶峰。宋词中有关伤春悲秋的意象意境典故对后世的文学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宋词独特的“悲美”意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托于“伤春悲秋”的抒发而营造出来的。 前文中提到梁启超对宋代士人精神的形成的评价还有最末一句：“便喜欢回到内生活的追求”，所谓“内生活的追求”，即“追求闺房家庭生活，追求个人的内心世界”。由此可以看出，宋代的时代精神已经不在朝堂沙场，而在绣阁闺房；不在社会现实，而在人的心境。这种人生追求的转变，是建立在对前代世事细省后的一种虚无厌倦的心理之上的，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苍凉绝望的印记。这种精神世界的差异自然鲜明的表现在了文学作品上： 唐诗，特别是盛唐诗的基调是奋发昂扬的，即使消沉或是怀才不遇，其中仍然透出一股舍我其谁也的王者豪情，这是那个欣欣向荣的兴盛时代带给生活于其时的人的一种心理上的强势，这一点在盛唐最具代表性的大诗人李白的身上就体现得非常明显，他的那些代表性诗句如“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以及“乘风破浪会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等等，可以说是大唐盛世的代言之音，展现出一种积极进取，不畏艰险的人生面貌；而宋词则完全相反，不论北宋还是南宋，它的基调是哀婉的，即使后来出现了词旷词豪的苏辛等豪放派，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词以婉约为宗”的总体面貌，而且，即使是在这些名为“豪放派”词人的作品中，我们仍然能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发自心底深处难以掩饰的悲凉和无奈，我认为，所谓豪放派，也不过是以壮声抒写悲愁和人生之忧思而已，张兴武先生在《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中曾提出“群体人格”这一概念，他说所谓“群体人格”，就是指“一时代之全体作家（至少是大多数人）在对社会历史，政治形态，时代文化，世风人情以及人生态度等各方面所表现出的共同态度和一致追求”，群体人格是个体人格的集合，“每位作家在有个别反映一般时虽各有其侧重点，但从总体上看，任何人都很难超越那个特定的时代”。因此，身处宋代柔弱的文化心理倾向影响下的豪放派词人，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悲”“柔”的心理特征。（在下文中，我将以苏东坡和辛弃疾这两个豪放派的代表词人为例，具体分析其豪放词中的所蕴含的“悲美”特质，在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另外，上文中提到，宋词中因四时景物之变，伤春悲秋而慨叹人生无常，青春易逝的文字明显多于唐诗，而这种情绪又常常与离愁别绪夹杂在一起。离别是中国古代诗词中永恒的主体，也是个常咏常新的话题，在宋词中就展现出了和唐诗中完全不同的风貌——宋代商业的繁荣，王朝的疲软，世风的旖媚，平民生活的丰富，使才子词人更多的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关注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如果说唐诗是气吞万里的巍峨丈夫，那么宋词就是敏感细腻的春闺怨女，她把唐代大诗人们看不到、无暇看也不屑看的莺莺燕燕，花花草草，日升日落，云卷云舒背后的“情语”一点一滴地挖掘出来。生命和世界，在唐代诗人眼中是奋发激昂的，充满了可能，充满了挑战，纵使亦有悲欢离合，那与凌云壮志相比，也是可以克服的小插曲，所以，才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样阔大气魄的句子。而宋词呢，即使也有超脱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样的话语，但是通观秦观那首词的全貌，就不难发现，鹊桥难度，欢期苦短，而偏偏又有过如梦佳期，偏偏对面的人儿满含着似水柔情——有侣如是，为何不愿长相厮守呢？难道偏爱一个这厢嗟呀，一个那边牵挂么？唐诗的“天涯若比邻”，虽也是不得已，但更多的有一种为着心中宏愿奋斗的共勉在其中，让人读了不由地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毕业前恩师的赠语，同窗互励，虽然也有淡淡的离别的惆怅，但更多的是一种豪情奋发的憧憬——是离别，也是相约，后会定有期，苟富贵，不相忘。而宋词中，无论是情人离别还是异地怀人，很难见到催人奋发的语言，有的只是顾影自怜和会合无期的悲哀与伤感。从唐诗中还可以看出，唐人离别的环境，多是清风皓月下，大漠边关头，送别的时间也多在初春，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在烟花三月，即使是被后世广为借用的最具伤情色彩的《送元二使安西》也是在“柳色新”的早春时节——众所周知，环境对于人，特别是人的心理感受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所谓“春女悲”，“秋士悲”，就是不同生活经历的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中所引发的心理共鸣——像唐诗中描绘的那种离别的时间和地点，往往给人一种阔大开朗之感，自然使人的心境也不由得超旷，从而较容易从离愁别恨中及时地解脱出来。（加唐宋世风不同的分析）而宋词中的离别完全就是另外一幅景象了。首先，从离别的时间上看，宋词中所描绘的离别时间总是在春之将暮，秋之不远，而这些季节中的某些自然现象如落花、落叶、草木凋零、杜鹃声切、寒蛩哀鸣等都极易使人由物及人的感受到一种生命的脆弱和易逝，而这种忧虑既是人力所不可解决的，又是任何人都必须要面对的，因此难免在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无力的凄凉和恐惧的感情。而离别，是人生中另一件不可避免又往往会牵愁动恨的大事，古人甚至常常把它和死亡相提并论，历代文人骚客对其吟咏不尽，如江淹的《别赋》中开篇就是“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楚辞·九歌》中也有著名的 “悲莫悲兮生别离”，还有李商隐的“人生死前惟有别”（《离亭赋得折杨柳》），等等等等，不胜枚举——这样原本已是十分伤感之事，又堪落红成阵，凄风苦雨，也难怪人的心境会倍加凄凉了。其次，从抒发离情的方式上看，宋词中所涉及的离别，已经完全失去了唐诗中离别的依依不舍背后的那一种对未来人生的憧憬奋发之情，宋词中的离别，其描写的着眼点大多局限于“离别”本身，极力渲染离之不舍，情之难分，穷极工巧地描绘离别后的相思之苦和物是人非之叹，例如柳永的那首著名的《雨霖铃》，从词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只有词人离别的对象和离别的时间，其中，词人尤其对离别的环境背景做了穷形尽相又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描摹，开篇即营造了一种哀婉凄绝的氛围。至于离别的原因、去向等等，词人则只字未提——宋词中的“离别”，常常用几近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一幅幅令人肝肠寸断的离别图画，只让读者自己从这一幕幕不愿“离”之“离”中，慢慢体悟其中的身不由己和无可奈何之悲。就我读宋词的经验来看，宋人的离别，几乎每一次都是“生人作死别”，“一去心知更不归”，不能回头，与无法相忘和自我调适，只能是在日日夜夜的独坐独行还独卧这样的寂寞孤苦中慢慢啜品相思苦茗。 现在再回头来看秦观的那首《鹊桥仙》。词人在全词的末尾用一种罕见的旷达之语作结，貌似摆脱了惯常的“离恨难平”的离别模式，但是就他这首词的内容来看，通篇所构建的仍然是一个短暂相见后立刻长久分离的离别场景，传达出一种凄清幽怨的意境和情绪，在这种叙述语境之中，以这样两句超脱之语作结，非但没有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反而由于它与整篇词的感情基调反差太大，而使读者感到一种类似于“以乐景写哀，更见其哀”的悲剧意味。 简言之，唐诗是奔放的，宋词是婉约的。唐诗是走在人生上坡路上的青春少年高唱出的充满了期待与向往的征服者之歌，宋词则是在看遍了人间奇景之后，开始步入暮年的长者蕴含着留恋与惆怅的低吟。常言道：言为心声。崇尚婉约的宋词，就是宋代文人士大夫柔弱的文化心理倾向的外在反映和在文学上的必然选择。 在我看来，比起唐人的仗剑悲歌，慷慨任气，宋人在命运漩涡中的挣扎像是大漠中一缕袅袅上升的孤烟，似乎不那么激烈也不那么苦痛，却让人一眼望去便产生挥之不去却又不知缘何而起的忧郁——这就是宋词中常见的 “哀而不怨”的“悲情美”。 也许，相较于抗争而最终惨烈的毁灭，在无法避免的不圆满中坚忍地生活更能体现悲剧的光辉，因为生活本来就不是尽如人意的，这种忍耐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必须承受的生命的负荷，也更能引起更普遍的心理共鸣。宋词的悲剧之美正在于此。 （三）寸心恰似丁香结 ——宋词中“悲美”表现的变迁及其与宋士人格的关系 在探讨两宋词风中“悲美”意蕴的变迁之前，我想先简要谈一下晚唐五代词。词这种文体始于初唐，在中唐初登台面，在晚唐五代大盛，而在宋发展到顶峰，由此可知，在两宋之前，唯有晚唐五代词才在文学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宋在历史进程中又紧承其后，因此，晚唐五代词对宋词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就在词中表达的情感体验这一方面来说，晚唐五代的《花间词》虽说情感虚浮，但确实为宋词奠定了以“悲怨”，“哀愁”等柔性情感体验为主的抒情基调。另一方面，入宋之后，活跃在北宋初年词坛的最早的一批词人如徐昌图、苏易简等都是五代旧臣。他们在入宋之后大多得到了新朝的任用，但在内心深处一直埋藏着对故国的眷恋。我觉得，北宋初期之所以不像唐初或汉初那样充满新生的昂扬奋进，可能与宋初的政坛文坛上聚集了五代十国的这一帮遗老遗少也有一定关系。唐朝虽然也有隋的旧臣入仕，但是隋朝是因为暴政而亡，彼时人心早失，各路英雄揭竿而起，其旧臣追随新主，亦是良禽择木而栖，对隋朝已经恩断义绝。而宋的建立是以各个摧毁南方十国为基础的，那些小朝廷虽偏安于中国一隅，但是其中不乏自给自足、歌舞升平的安乐之地，比如广为人知的后蜀、后唐，君主都是满脑子风花雪月的风流才子，君臣上下沉醉于南国的温柔旖旎，自得其乐，甚少开疆扩土的野心。若没有北宋的南侵，这些国家说不定会成为孟子所理想的“小国寡民”模式，竹篱茅舍自甘心。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宋太祖挥师南下，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南国君臣自然望风披靡。江山一朝易主，五代旧臣们也被迫背井离乡，追随北宋，以求安身立命。北宋的政策一向是重文抑武，对文人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优待。但是，由于中国人一向有安土重迁的传统心理，所以北宋虽好，于五代旧臣而言，终究是别人的，总有难以忽略的疏离和生分，自然也就会生发出一种寄人篱下，身心不得自由的悲怨。例如徐昌图曾做过一首《临江仙》（饮散离亭西去），字里行间莫不透着失去故国家园的游子对寄人篱下的惆怅和寂寞之感以及心灵上的隐痛。正是因了这种精神的丝缕牵着已逝的时光的心态普遍存在于北宋初年的士大夫之中，因此在赵宋王朝刚刚建立之初的词作中即含着一丝苦涩之意。这种心态和词风对北宋词的“初祖”晏殊形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在下文中将有详细论述。 另一方面，既然是去国别家的亡国之恨，那么就应当是苦极恨重才合情理，为什么这些“亡国之音”只是“隐隐的”、“淡淡的”呢？我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政治环境所迫，人在屋檐下，使他们不可能过多地流露出怀念故国的情思；另一方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要归于晚唐五代以来士人人格的剧变（这一点在上文中已有所论述）。或者可以这样认为，与其说五代旧臣们是在怀念故国，不如说他们是在留恋曾经的那种满眼珠环翠绕，满耳靡靡之音的安逸生活。他们本身对政治的疏离和对传统忠贞思想的淡漠，使得他们的亡国之恨也不如前代士人那般强烈。 综合以上两点，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晚唐五代入宋的词人们在晚唐以来伤感，柔美的审美心理的支配下，秉承花间遗韵，发展了词婉转缠绵，缱绻悱恻的抒情基调，与此同时，因其自身的特殊经历，故在传统的艳词中已有淡淡的人生无常的忧思和怅惘若隐若现——这些都为后来的宋词奠定了抒情的基调，也即宋词“悲美”之风形成的最直接源头。 “婉约”一向都被认为是宋词的“正宗”风格。这种审美倾向的形成与当时士人的文化心理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上文中已有所论述。但是，在共同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具体到宋代三百二十年间时间段的不同词人，他们在其词作中所表达的一“悲愁”为基调的感情又因个人身世经历的不同而同中有异，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就分别从宋词的几个不同发展阶段中选取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词人，力求通过对他们的解读，发掘出宋代士人人格与宋词中的“悲美”之间的深层联系。 1、 富贵闲人到白衣才子： 在我看来，宋词以“悲”为美的文体特征在两宋三百多年间存在着几次内在的转变，而那些转变亦与作家的人格心理密切相关。首先，就是晏殊到柳永的一次转变，我认为这是两宋词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转折。从形式上看，是小令到慢词的扩展，“在慢词杂沓的韵律结构中，各种层次不齐的句子混在一起，就无可避免地破坏了结构的平衡。但这种结构实际上为中国抒情诗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旨在更为自然地刻画人类的情感。它摒弃了近体诗和令词那种严格、平衡的模式，进入更加细腻生动的层面，去探索委婉多变的情感。”（《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美]林顺夫著 张宏生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6）也即从音乐和吟咏的角度说，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慢词比小令更符合宋人婉曲幽深的心理情感模式，因此，小令到慢词的拓展，也为宋词更好的表达宋人的“悲”“柔”心理准备了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晏殊到柳永的这一转变，这是从“富贵闲人”的“闲愁”向自抒“身世之恨”的转变。我之所以把这两个从时间上看基本处于同时代的词人放在一个前后接替的关系上，就是从他们的词作中所包蕴的思想内涵方面来说的。 宋代商业繁荣，社会富庶，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较之前代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钱穆先生对此曾评论道：“中国在宋之后，一般人都走上了生活享受和生活体味的路子，在日常生活上寻求一种富于人生哲理的幸福和安慰。”（《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但在尽情享受太平盛世的同时，宋王朝本身“冗兵”“冗政”造成的积贫积弱国势，北方异族的长期军事威胁，以及刚刚过去了的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泱泱百载的乱离，也给文人士大夫的心里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可以说，这是封建社会走向衰落之始的现实在敏感心灵上的投射。又加之时至宋代，随着商业的发达，以及五代乱离造成的对儒家传统道德的背离，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大大觉醒，人性的觉醒和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在宋大大发展。在上文的论述中，曾讲到宋士们对“道”的追求和思考，而宋人的“道”所包含的内容又是那样高深和虚幻（这一点在上文也有所论及），离人们的感性体验越来越远，日趋靠近理性和抽象思辨，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难免使人在对其进行思索时产生把握不住的困惑与无力；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冷成金教授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中提到《红楼梦》时说：“它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终于欢、和、亨’的大团圆悲剧模式，始终凸现悲、离、困的存在状态，更重要的是它苦心孤诣地演绎了开始于混沌，结束于虚无的生命历程和历史乃至宇宙的本质。”宋人也是处在这么一种“悲、离、困”的生存状态中，他们开始意识到了“开始于混沌，结束于虚无的生命历程”，同时，宇宙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有限之间鲜明的对比反差，也给当时的士人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迫使他们急切地想要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但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又往往使他们陷入迷茫和无奈的境地，因此，宋词中才会出现那么多的嗟呀怅惘。可以说，这种多愁多怨的柔性情感体验构成了宋代时代精神和群体人格的主体部分，从达官仕宦到布衣才子，从贵族小姐到歌儿舞女，无论命途穷达，地位高低，无一不在抒发着一股浓浓的“愁”绪。与晏殊同时代的另一位名臣范仲淹的词作虽流传甚少，但在仅有的篇章中无不流露出一股无奈凄凉的情绪。例如《渔家傲》，本来壮阔的边塞题材也是在“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样的悲苦声中结束。晏殊当然也不能例外。从人生经历上看，晏殊生前身后享尽荣华富贵，人生可谓顺遂，然而即使是他这样的“富贵闲人”，在征歌逐舞的宴乐中，蓦然都上心头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怅惘，是“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的忧生。伤春感秋，无限凄凉。从晏殊的身世来考察，这看似是无病呻吟，然而细究其内涵，则是一种在自然的四时变换中痛切感到的生命短暂、时不我待的惆怅。即使后来旷达如东坡，也感叹“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于超旷中仍然表现出无奈。这是宋代士大夫的普遍心态。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宋人花大量心力在生活享受上，这享受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对生命价值的实现，是一种补偿心理：既然积极用世已没有更大的意义，那就尽情自娱，借此增加自己有限生命的密度，从而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建立在这种心理上的享乐，便使人不禁感觉到有一种“借酒浇愁”甚至“饮鸩止渴”的悲剧意味，在众人麻木的欢乐中对这种悲剧内涵的体味与抒发，就是晏殊词的独特之处，也是构成他词作“悲美”特点的主要因素。 前文提到，五代旧臣们的词风对晏殊形成了深远的影响，我认为这主要也体现在忧生方面。五代旧臣们“精神的丝缕牵着已逝的时光”，这“已逝的时光”在他们那里是有具体所指的奢靡生活，而到了晏殊，他以他“神童”的超乎常人的智慧和敏锐，借此认识到了世事无常和人生短暂，而这些，是大而化之的时间洪流加在每一个个体生命之上的重担，即使是富贵聪敏如他也没有办法消除，因此，就痛切地感到了个体的渺小和无力，“已逝的时光”在他那里，就扩大成为了普遍意义上人的有限生命的不停流逝，原先那种狭隘的一己之情感升华成了可以引起广泛共鸣的生命之思，例如那首著名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表面上看，此词与一般的悼惜春残之作没什么区别，然而细究其内里就会发现，它更多的是作者在温柔富贵乡里的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的表达，式探索人生哲理的悲歌。 但是，晏殊毕竟是在“太平宰相”的地位中度过了一生，他的这种忧思是一种类似哲学家形而上的思考，不可能具有更深的社会意义，从这一点来说，柳永的所谓“俗词”，就比他更进了一步，把词由士大夫文人闲暇时的游戏真正变成了抒发心声，与市井百姓交流的工具，他的词作，虽然“词语尘下”，但因为他的每一次感情抒发几乎都是由具体生活引发，因此也就因其“真”而具有了更加撼动人心的美感。柳永得以向纵深之处的情感表达进行探索，除了文学体裁本身发展的使然之外，与其个人遭际和性情更是密不可分的。 刘熙载《艺概》中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我认为，这也可以套用来评价晏殊、柳永和秦观的词：就表达“悲美”这一情感内涵而言，晏殊得其俊，柳永得其广， 而北宋中期的秦观得其深。 苏州大学博士张再林在《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中探讨“士人人格观念的演变历程与词之发展的关系”时提到，“除‘官僚’与‘学者’的一面之外，宋代士人的人格观念中，‘才子’的一面也很突出。”这里，我想先介绍一下“才子”的概念。这个名词在《左传》中既已出现，原指德才兼备的人，后来渐渐偏重于指有才华的人，而到中唐，“才子”常常与“风流”结合在一起使用，如刘长卿《赠别于群投笔赴安西》诗中称于群为“风流一才子”，刘禹锡《答乐天戏赠》中也云：“才子声名白侍郎，风流虽老尚难当。”由此可见，“才子”这一概念发展到中唐，已融入了“风流俊赏”的新内涵。到宋朝，由于商业发展，市民生活的繁荣，以及优待文士的政策，这一点更被士人普遍接纳。我认为，“风流俊赏”正是“才子”人格与传统士大夫人格相区别的主要方面。如果说传统士大夫是纯粹精神层面的，构成他们精神世界的自然外物是清风皓月，名山大川，大漠孤烟，那么才子的世界则融入了更多满含人间烟火气的东西，他们更多地把目光从广阔的自然界中收拢回来，投入了富有人情味和感官享受的自然生活。也正因如此，宋词中的“景语”才有了那么浓厚的主观色彩：落花是青春已大守空闺的怨妇，雁叫是伤心哀诉，秋雨是离人的相思泪······就是冷冰冰的“栏杆”，在多愁善感的宋代才子眼中，也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格化意义（有关这一点在下文中将有专门论述）。除此之外，“才子”人格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就是对富贵功名的彻底摒弃，而且，这种摒弃，是纯然发自天性的自然选择，并非无奈之下的“酸葡萄”心理——由此观之，两宋泱泱三百余载中，堪当“才子”二字的，唯有柳七郎一人而已。张再林博士在他的著作中谈到柳永时，把他看作是同晚唐五代的“浪子”一样的人物，我认为似乎不妥。柳永出身于书香门第，他少时读书亦十分刻苦，每晚燃烛勤读，以至于崇安当地人将他读书附近的山命名为蜡烛山。这是传统的士大夫教育打在他身上的烙印，纵使轻狂桀骜如他，也不可能完全超脱于所处的时代。柳永当时的志向，应该也不外是传统的兼济天下，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何以不远万里由福建去到当时的首都汴京。但当他进入京城赶考之后，他就很快地迷失在都市的繁华和乐伎的歌笑，如同他后来回忆的：“因念秦楼彩凤，楚馆朝云，往昔曾迷歌笑。”（《满朝欢》）在屡试不第后，他虽然也有过“明代暂遗贤，如何向？”（《黄金榜上》）的迷惘，但很快就在“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中找到了慰藉，进而明确了自己“且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黄金榜上》）的人生道路。除了那首《鹤冲天》（黄金榜上）之外，柳永后来还做过一首《西江月》词云：“我不求人富贵，人需求我文章。风流才子占词场，自是白衣卿相。”这是多么自信的时代强音！由此可以肯定，柳永医生虽然因其放浪形骸而饱受诟病，几与仕途相绝，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后悔自己的人生选择，相反，终其一生，他对自己“才子词人”的人生定位，是充满了自豪的。这是他在细省自己的内心后做出的最符合自己天性的选择，他对自己面对的道路有着清醒地认识，这就与五代浪子醉生梦死的混事态度有本质的区别。另外，柳永与歌伎相处，是真正俯就了去倾听她们内心的声音，甚至把她们当作红尘作伴的知己，在“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玉蝴蝶》）这样温柔的倾慕中，感受着自己不输于公卿宰相的人生价值。他的男欢女爱，相思怀人之词，也就因为有了自身真情的投入和承担而显得独领风骚——“赤子其人，星斗其文”，现代文学史上评价沈从文的这句话用来评价柳永也再恰当不过了。都说秦观是真情第一人，在我看来，他的率性还远远及不上柳七郎。柳永词中的歌儿舞女，不再是如莺莺燕燕，落花烟柳一般单纯为审美或一己感情的抒发而生造的意象，相反的，大多是查有实据的活生生的存在，如他曾写了一组《木兰花》分别歌咏心娘、佳娘、虫娘、酥娘四人——这是留下来名字的，还有淹没在历史的红尘中的那些无名的歌伎们，不知有多少，在当时也是让风流多情的柳七公子魂牵梦绕，揪肠挂肚，而“多情”本就是许多苦恼的根源，金庸在《飞狐外传》的结尾借圆性之口做了一首佛偈，其中有几句给我的印象很深：“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爱是无药可救的欲望，欲望是瞬间生灭的无常，无常是现世不可解决的冲突。人绝不可能从无常中解脱，完全处于无助的状态，不能自救，也不能他救——这是人类生命最深刻的孤独，这也是柳词中弥漫的悲怨气氛的实质。 柳永的“悲怨”是实实在在为“爱”而生的。在生命后期，他亦有了古代士大夫无可避免的羁旅之遇后，他的由此引发的“忧思”，并不是因为报国无门的壮志难酬，却是因为与那些曾在落魄潦倒时给他抚慰的烟花女子的分别，如《雨霖铃》（寒蝉凄切），他用第一人称，将离别之苦与羁旅之愁相互掺和起来，又因为他的这种离别之苦不是大而化之的意象性感喟，而是确有所指的真情流露，因此，就比晏殊单纯的“闲愁”具有了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感人力量。 2、 宋词的分道：（以苏轼和秦观为例） 在北宋中期以前，宋词的总体特征，简单说来，不外乎无尽的哀怨，伤感，孤独和寂寞。到了北宋中期，苏东坡横空出世，以旷达的襟怀做月下起舞似的生命浩歌，打破了词的诸多创作成规，给词坛带来了新的风貌。他的“以诗为词”的主张，大大开拓了词的意境，开启了“豪放”之风。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精神（宋元卷）》中指出：“豪放词的出现是词史上的一大事件，它展现了士大夫文人的人生追求，充溢着积极进取的人格精神，与宋代的主流文学精神习习相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从苏轼开始，诗与词的隔膜被打破了，词开始由“诗余”向“道”的承担靠拢，这为南宋词坛爱国词的大量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苏轼自然是襟怀浩荡的，他用他天才的智慧洞悉着人间万物，从而使他一生虽然大起大落，却仍然能够气定神闲，这种魄力不是常人所能具备的。也正因如此，他才敢为天下先，为词作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敏感而正直的文学家，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一生困顿，年华辜负，应当是人生中无法轻易忽略的悲哀。宋词中的所有情,似乎都离不开“苦”、“恨”二字，纵使似东坡铜琶高唱旷达如斯，终也是为了解脱心中闷苦的自我排遣。叶嘉莹先生在《中国古代经典诗词文赋选讲》中说他虽然“以诗为词”，但“无论她词中有多少浩气逸怀，有多少豪情壮志，其最好的作品中，总有一种曲折幽微的情思。”——似乎是因为左思右想，无可奈何，便索性放开，横竖由他去——词貌确实是旷达了，东坡居士是断做不出如秦少游“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那般犹如寒蛩秋鸣的凄厉之音。但是，在他心里，真的是抛却一切，放下一切了么？若果真如此，像得道高僧那样洞穿世事人情，万世不挂于怀，去留随意，那么比起精神实质，像身体这样有形的物事不过只是再次要不过的附属品，在什么地方搁置又有什么要紧？只要一心归隐，又何必非要深山老林呢?只要“心远”不就“地自偏”了么？但是，观东坡之词，例如“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临江仙》），“待垂天赋就，骑鲸路稳，约相将去。”（《水龙吟》），又或是“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沁园春》），“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定风波·重阳》）等等，都给人一种勉力硬做旷达语的感觉，如同他在《南乡子·集句》中所言，是一种“老去愁来强自宽”的感情，完全不似他的那些感伤生命坎坷的“梦”词如“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平山堂》），“夜来幽梦忽还乡”（《江城子·记梦》）等，使人读来便如同面对着词人的一颗水晶玻璃心，直抒胸臆，全然出自真情。窃以为，东坡之“旷”，只是他天性傲岸顽强，不愿被落寞愁苦的情绪所左右罢了，他一生都在努力与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抗争，一而再、再而三的自我开解，不让自己陷入到沉郁悲伤的漩涡里去。而这种不甘沉沦的抗争，正是苏东坡词独异于其他词人之处，也形成了他的词旷中含悲的悲美特征。苏词中多涉及面对自然，感怀今昔，表现哲理性的人生感受，他的悲美，是一种凄清冷寂的色彩，给人一种旷世独立的孤独感。而这种孤独感是无可排遣的，是一个无穷无解的人生命题，仿佛一条无始无终，涓涓流来逝去的小河——这就给人一点儿“人生虚无”的感受。然而，作为一个睿智又倔强的高士，苏轼在他的许多词作里洞悉了这种人生困境之后又分明高唱出一曲不甘被这种虚无感所左右、所吞噬的命运强者的抗争之歌。这种明知“别有人间行路难”而偏向险路行的行为，在我看来，几乎可以匹敌荆轲刺秦易水送别产生的强烈的悲剧之美，莫大地冲击人的心理承受力。这也是苏轼的豪放词区别于辛弃疾的超旷一面。 另一方面，苏轼是一个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的人物，他的创作中一面表现出的洒脱无羁与无可奈何，随缘自适与失意彷徨，深刻地反映了他的内心苦闷。 另一面，苏轼最推崇自然平淡的诗歌语言，他对陶渊明抱有一种近似崇拜的心理，认为陶诗的成就在其他所有诗人之上，这多少包涵着追求平衡、淡远的精神状态的意味。例如：“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这种追求是以自身的心灵为对象物的，显得平和又适意，这则是时代的柔化心理倾向在他身上的投射。 在苏轼绝世超尘地开拓着词的境界之时，作为他门下的得意弟子秦观，却走上了一条与老师截然不同的创作之路。叶嘉莹先生在她的著作中对此有这样一段评论：“苏东坡不仅有慷慨用世的志意，还具有超然旷达的襟怀，只有这两种禀赋相互为用，才能在风云变化的仕途中卓然挺立，泰然自处。然而秦少游天性中除了身为艺术天才所具备的‘词心’之外，其余的就只剩下一腔激昂慷慨的忠义奋发之气了。因而，顺利时他还能够应付，一旦遇到挫折，就不堪一击。”（《中国古代经典诗词文赋选讲》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1）因此，苏轼能以其博大的胸怀、气魄和才华把“绮罗香泽”之词转为抒情言志之词，而秦观则是以其敏锐善感之心把纤柔婉转，“要渺宜修”的特质又还原到词里去。但这并不是词的倒退。我认为，如果说苏轼是对词在广度和宽度上进行了拓展，那么秦观则是开掘了词所表达感情的深度。这种开掘是因其个人性情与词的本质最为接近所必然，并非仅凭辞采情事或学问修养就能办到，这也就是秦观虽非婉约词之祖，但终成“婉约词正宗”的原因所在。 秦观词中的悲怨情绪，全部出自他那颗敏感脆弱的心灵对外物和人生的感知，正所谓“他人，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可以说，他是宋士人柔弱人格的典型代表，自身禀赋的敏感多情加之偏于柔弱的时代风气的熏染，造就了秦观词中越陷越深，沉沦而难以自拔的悲戚绝望。从秦观词中，完全看不出他生活的时代其实是北宋最为昌平繁盛的时期，而仿佛身处风雨如晦的王朝末日一般。 凄美的情调是秦观词中的主旋律，一般评论家常把他的词以绍圣年间经贬谪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词虽然也婉转缠绵，但还隐含着一种朝气和对生活的追求，伤婉中不失清新之意，例如那首《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整首词浑似一幅白描的工笔画，看似全为客观意象的罗列，没有掺杂作者一丝主观情感，但是仔细揣摩就会发现，一个“无赖”，一个“幽”，一个“闲挂”，只不经意处淡淡几笔，便使人感到了有如晓雾般的轻愁在身周缭绕，虽然此时秦观已经感悟到了一些似梦如愁的人生之忧，但是因为此时他尚未遭遇刻骨铭心的人生变故，所以词中除了朦朦胧胧的一股“闲愁”之外，还传达着一种精致的类似于“小资”的生活情趣。再者，我认为，这种在“少年不识愁滋味”之时即初露端倪的淡淡哀伤，也正证明了他的人格特征是极为纤弱敏感的，以此晶莹易碎的玻璃心去迎击惊涛骇浪的人生险途，其后果不言自明。因此，一旦人生中出现他难以自我开解的坎坷，便会激发他潜藏在生命深处的对世事的畏惧和绝望的心理——人在脆弱的时候更害怕孤独。而据史料记载，少游迁谪时俱为孤身一人，并无家眷随行——此时，他已不再是当年风流年少、名动京华的“山抹微云”君，人生将暮，又遭变故，远水遥岑，书剑飘零——此时的秦观，对晏殊的人生之思，柳永的离别之恨，都真真切切地体验过了，他自己的迁谪经历又带给了他欲报国而无门，欲退隐而不得的进退两难的困闷之情。这伤逝之忧，伤别之怨，孤苦无依之悲，一齐涌上心头，在秦观本就易感易怀的“词心”中郁结着，由此便形成了他婉曲幽深，缠绵凄绝的“悲美”特色。我觉得，纵观两宋，在“悲美”所表达的意蕴中，无如少游丰厚幽深者，也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那种如同执手相望，蓦然凝睇的幽静之怨带给人的心灵震撼之大，可谓是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而这些，都与他的性情紧密相连。可以说，不了解秦观多愁善感的纤弱型人格，也就不能理解他身为堂堂七尺男儿，为何却“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敖陶孙《腴翁诗评》）这就是所谓的“浅情人不知”吧。 秦观“在伤情别怨中写尽人生失意的悲哀。作者用闺情词表达政治生活中的复杂感受。当年与师友在汴京聚会豪游、意气风发的场景跟今日远谪偏僻之乡、形单影只的凄凉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悲愤比爱情要更为宽广、深厚，所谓‘淮海秦郎天下事，一生怀抱百忧中’（《莺花亭》，引自刘克庄《续诗话》）”（《中国文学精神（宋元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12）。的确，他终其一生其实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入世者的孤独，而是“遁迹世外者与世暌隔”（《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张兴武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3）的出世者的孤独。他既不能像柳永那样在偎红倚翠中寻找到得以自安的慰藉，有没有苏轼的浩气荡怀以自解，甚至不能像历代隐士一样把个体生命和永恒的自然融为一体，更不用说以无我之心去参禅悟道。这种精神上的漂泊无依是比身世的飘零更让人难耐的——秦观正是因其敏感，这个世界的污浊艰险与其纤弱敏洁的生命本质格格不入，因此他与这人世间总是隔了一层，又没有足以低档人间风刀霜剑的精神依托，所以在他的心里，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无所适从的孤独与迷茫。如果说，贬谪给柳永带来的是对仕途经济更加彻底的否定，给苏轼带来的是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性体认，那么，它给秦观带来的则是一种对世事的无可名状的恐惧和绝望。因此，柳永词中的“愁”时具体可观的，只局限于一种特定的情境中，苏轼词中的愁是轻灵缥缈的，若隐若现，而秦观词中的“愁”如海，“恨”无重，难数难量，使人读后，不禁万念俱灰，产生一种近似于“哀莫大于心死”的感觉，如同《红楼梦》的结尾，衣衫褴褛的宝玉面对着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凄然一笑。 3、“道”的苏醒：（南宋前半期词，以李清照，辛弃疾为例） 1126年，靖康之变，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社会的巨变，宋词也有了新的变化。历经战乱劫难的“江南新词”相比于“江北旧词”，清丽婉约的词风逐渐变为慷慨悲凉，抑塞不平，而作品的主旋律也由一般的咏物言志嬗变为高昂的爱国之音。 宋词独特的审美心理和情感模式是风花雪月，绮罗香泽，花间尊前，流连光景，而靖康之变使南宋词坛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这种模式。家国剧变，国破家亡之恨使晚唐五代以来被士大夫抛弃的“济世扶危”之心重新在士人阶层中觉醒。因此，此时的词作中渐渐多了济世建功的愿望，以及由此愿望的不可实现而引发的郁郁不得志，报国无门的悲慨，即使是婉约香艳之词，也不复是纯粹的对自身儿女情长或是个体生命之孤独迷茫的把玩、体味，而是多了许多借闺阁之音抒发政治寄寓的作品，好比从前屈原的美人，李白的宫女，宋词至此，也承载起了家国兴亡的厚重与沧桑。若要再形象些，我认为，这一时期的一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南渡前后词风的变化最能代表宋词的这一变迁。北宋词，尤其是北宋前期词，好比是少女时期的易安，活泼灵动，娇憨任情，情感纯净而清朗，即使是忧伤，也是太平盛世闲逸的忧伤，美丽而温暖。在那些词中，构成丝丝惆怅的意象多为小桥流水，夕阳落花，温馨闲适中隐隐透出一丝人生之忧，生命之惑，就像经典的意大利咖啡，是多半的牛奶和少许的咖啡末混合在一起，苦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已经淡到几乎不易察觉。而时至南宋，经历了靖康之变这样的奇耻大辱，宋代士大夫们身上潜藏的千年传统沿袭下来的“死国死家”的血性与骨气被激发了出来。也可以说，北宋南渡后，面对外族入侵，江山半壁沦陷，人民涂炭，朝不保夕的乱世，宋人长期修炼的平和高雅的个人情操就转化为了凛然的民族气节。陆游在《跋傅给事贴》中曾记载：“某甫成童，见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这不禁使我联想起曹植诗中常常出现的“幽并游侠儿”，或是战国时侯的燕赵义士，重义而轻生，充满了刚劲忠勇之风。如同北宋初年闲逸风气在文人中大行其道一样，当此民族危亡的时刻，传统的尽忠报国，济世扶危的儒家士大夫对“道”的自觉承担意识在南宋士人中迅速复兴起来。有关这一点，张元干的那首著名的《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的写作背景就是最好的例证。绍兴八年，胡铨上书请杀秦桧以谢天下，被秦桧陷害，除名流放新州，王庭圭写诗为其送行，被充军，在这种情况下，张元干毅然再次当场作词——真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这种传统士大夫风骨的盛行，促使很多文人以自己柔弱的书生之取出仕入朝，抱定“提携玉龙为君死”的决心，为着当时的时代目标——北定中原呕心沥血。但不幸的是，此时朝中仍然承袭了北宋末年的黑暗状况，市井小人大权在握，君昏臣奸，朝中正不压邪，佞臣当道——这就从根源上破灭了士人们重新建立起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梦想。身在乱世，故园风雨如晦，家国危如累卵，苟全于北方强大的军事威胁之下，承受着异族入侵、亡国灭种的巨大精神压力，然而空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志却无处施展，反而为自身招来性命之忧、贬谪之恨，如陷樊篱般不得自由。可想而知，当是士大夫们的心境是无比沉痛的。因此，南宋初的词作中普遍使用的意象是寒夜，冷雨，残枝······无处不给人一种凄凉哀绝的感受，正如南渡后的易安居士，夫死，书亡，孤苦一人，身心都受到重创，夜夜坐听雨打芭蕉，满怀悲苦，无处话凄凉——如果说北宋的忧郁大多是温暖的橘黄色的话，那么南宋的哀愁则再没有一丝暖色，而无异于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枯藤老树图，只有彻底的绝望，无奈的悲凉。读南宋词，只觉得长夜漫漫，人世间的寒冬再也不会过去，又好比啜下一口百分之百的纯咖啡，涩苦之意从味蕾一直蔓延到心的最深处。但是，在另一方面，此时的南宋，虽然亦如晚唐五代一样由统一走向了分裂，但与其不同的是，晚唐五代是藩镇割据，中华大地四分五裂，政权频繁更替，实际上是一个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身处其中的文人们既找不到足以施展抱负的途径，也没有了精神上的寄托，因此便走向了听天由命和醉入花间的消极处世；而南宋虽然只是偏安于东南一隅，但是赵宋朝廷仍然存在，不管它如何昏聩，但总是在精神上给了追随者们一线自欺欺人的希望，再加之当时国家的分裂是由于外族入侵造成的，这就更激起了汉人的民族危亡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加强化了他们对南宋朝廷的忠诚。正因如此，尽管南宋词中悲愤绝望之辞甚多，但却没有混世和无谓的思想倾向，相反的，在南宋中期的词人如辛弃疾，陆游，张孝祥等的作品中，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的英雄意气始终没有消散——他们如同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识之士一般，尽观现实是暗夜沉沉，腥风血雨，但在四面都是“鬼打墙”的境地中仍然坚守着心中的信仰，并为之血战前行，这是先行者大无畏的抗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九死其尤未悔。我认为，这种英雄意气在宋词中的表达成为南宋初起到中期的一个主流声音，此时的词人们，已经无暇在关注内心的“闲愁”了。这种蕴藏着刀光剑影的悲愤与北宋时期那种温情脉脉的人生之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构成了宋词“悲美”的另一种模式。 除了李清照以外，南宋前半期词坛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人物就是辛弃疾了。他是南宋词坛的第一大家，“南宋诸公，莫不传其衣钵”（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但是，辛弃疾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弱书生，也不是执笏朝堂的文臣，他的人生角色，首先是一个战士，一个英雄。幼年时候，他常常跟随其祖父辛赞登高望远，指画山河，从那时起，他就以抗金复国为己任，但是当他意气风发壮志满怀地戴功南归后，迎接他的却是上下的猜忌和排挤，再加之“隆兴和议”后，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南宋朝廷满足于苟安现状，收复中原日趋无望。这对于怀有强烈的报国之志的辛弃疾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于是，他的满腔豪情隧化为了沉重的悲愤。所以，辛弃疾的词，已经不再是传统文人的游戏和闲情，甚至也不是如苏词般发自生命内部的叩问和思索，而是他作为战士的心声，是一种烈士断腕的悲号！这是构成辛词独特的“悲美”意蕴的本质内涵，也是他的词区别于苏词的最明显之处。有许多人于宋词诸家中，最爱辛词，也正是由于他的每一首词都是他自己生命遭际的抒发，也即，如果说苏轼的词中还存在着一些文人的闲情游戏之作的话，那么辛弃疾所处的时代，已经没有任何空间再让他关注自己的一己私情了，他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抗金大业之中，他的词字字句句都是他在这种崇高的情感支配下的内心写真，没有一字为景造情，词人的生命与词作在最高的纯度上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契合，由此而生的震慑人心的力量，可想而知是多么的难以估量。 张兵在《宋词浅说》中对辛词的评价是：“以‘气节’和‘功业’为主”，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中也评价他的词是：“大声镗褡，小声铿訇，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这些都表明，辛词的美，来自于那一种烈士暮年，廉颇空老的忧愤，来自于千里马死于常马之中，不遇伯乐的悲慨。而这些情感，又都来自于他对“匡世济生”的这种儒家传统的“道”的一种责无旁贷的承担。我觉得，这是自晚唐五代以来“道”的意识失落之后的首次在士大夫中明显的回归。辛弃疾一生经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饱受离乱和迫害，但是他对民族耻辱的悲愤和抗金报国的热情始终没有冷却，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出生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理所当然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另一个内在原因，则是在于辛弃疾在寻找自己的人生定位的过程中，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赋予士人的使命，并且自觉地承担起了这种使命。通观两宋词坛，我认为，在辛弃疾之前，宋朝的士大夫们一直处在对人生价值的寻找中，由于晚唐五代“道”的旁落，这种寻找就变得十分迷茫，而到了辛弃疾，个体生命的价值不在处在一种彷徨无依和被动的境地，而是融入到了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辛弃疾对自己生命的意义有着清晰而明确的体认，因而不会轻易沉湎于声色来麻醉自己。因此，辛弃疾次中的“悲”，是有强烈指向性的悲，是明知有目标可循而不可得的一种生命的不满足之怨。故较之旁人，特别是北宋那些流连于教坊楼台的才子词人们多了许多忠勇奋发的豪壮之气和“怒发冲冠”的激愤之音。 主观理念的执著和对生命价值的珍视，构成了辛词中的最强音。由于辛词的佳作实在太多，不便一一列举，我这里就近就我最喜欢的一首《水龙吟·登健康亭》为例，来进一步说明辛词中的独特“悲美”之韵。这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日，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鲙。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泪。” 这首词写于他南归后的第十二年。此时，他已离开了政治舞台，重又当年南归后的首站健康城，登临远望，不尽感慨万千。面对着白浪滚滚的万里长江，他会想到些什么呢？恐怕，一定会有大好河山半壁沦陷的悲痛吧？而自己却对此无能为力，眼见着人生犹如脚下的江水逝者如斯——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尖锐对立，使他心中的悲愤之气愈加触目惊心。特别是“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三句，是直抒胸臆，但作者不是直接用语言来渲染，而是选用具有典型意义的动作，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报国无路、斗志难酬的悲愤之情，更让人觉得此恨绵绵。但是，尽管现实是如此的黑暗，词人并没有堕入如五代人一般的消极颓废中去，而是在难以抑制的孤独和悲哀中，仍然想着要揾干眼泪，揾干眼泪之后呢？恐怕又是驰骋沙场吧？——这种决不甘心沉没于俗世人寰的英雄主义，使辛词充满了阳刚的隐忍，也是他最让人难忘的词风特点和人格魅力。 4、 遗民泪尽：（南宋后期词，以姜夔为例） 开禧二年，南宋发动北伐战争，但是以失败告终。从此，朝廷上下更不复提首府中原之事，一般文人的报国雪耻之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步归于冷寂。词人的感情也从慷慨激昂中回到冷静、恬淡。 从历史上看，真的是“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当一个国家还有愤激之情时，无论它的现实是怎样的混沌不堪，因为有抗争的意识存在，就总还有归于澄明的希望；如果连反抗的意识都失去了，变得浑浑噩噩，对一切都无所谓，那么这个时代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晚唐五代士人人格的变迁正说明了这一点。而时至南宋后期，这种令人绝望的平静又出现了。此时的宋朝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碾碎了士大夫刚刚拾回的人生理想，家国之兴已然无望，于是他们便只好回到内心的追求中去，用个人个性的解放来对抗现实加诸其身的困闷焦躁。这种解放，具体说来，就表现为“狷洁”，如孔子有云：“不的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正直士大夫们的良知与气节不允许他们去迎合社会的流俗，而“兼济天下”，为民请命的施展空间又被剥夺了，因此他们就用狷洁来表达对信仰的执著和对个体生命的纯洁的珍重。姜夔就是他们之中的的典型代表。 词史上对姜夔词风的评价是“清空骚雅”，张兵的《宋词浅说》中也说他的词“意境高妙，韵味隽永，既不同于婉约词的绵丽妩媚，又区别于豪放词的粗犷激越。”而张炎在《词源》中评价他这个人是“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明代张羽在《白石道人传》中记载道：“（姜夔）性孤僻，尝遇溪山清绝处，纵情深诣，人莫知其所入；或夜深星月满垂，朗吟独步，每寒涛朔吹凛凛迫人，夷犹自若也。晚年倦于津梁，常僦居西湖，屡困不能给资，贷于故人，或卖文以自食；然食客如故，以仍不废啸傲。”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前朝的魏晋名士。都是用狷洁表达着他们对社会、对人世间的芸芸众生难以忘怀的厚爱，以及生命中不甘被污辱的清高孤洁。但是二者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魏晋名士佯狂纵酒，途穷而哭，放荡天然，甚少束缚；而宋人的狷介主要是在心理上，追求雅与美的时代心里是他们不可能也不愿作出魏晋名士那般怪诞的举动。可以说，前者的狷介是奔放的，而后者是内敛的；前者的狷狂如千年劲松，盘根虬枝，充满了蓄势待发的生命力；而后者的狷介则如一树清梅，幽然冷艳，不经意间自有一股清高不可亵玩的风骨。 此外，我还想在这里提一下的是，在南宋晚期，我认为出现了一种对晚唐柔美幽深的文风的回归现象，这在被称为“词中李商隐”的吴文英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究其原由，也许是因为王朝的惨痛没落，已经使他们失去了慷慨任气的心性，加之宋王朝没落的惨烈，即使是闺阁绣暖，温情脉脉也不足以抚慰文士们心灵上的创伤，因此，此时，他们的心灵更多地走向了虚无，词风也就一变而为隐讳。他们是用婉曲幽深的意境来营造一种气氛，用以表达他们那种说不清、道不明、抓不住、理还乱的复杂心态。 两宋词坛，“悲美”之风贯穿始终，而又在不断的演变着。总体说来，北宋词的“悲美”，以感怀生命为主，读来犹如漫步在樱花飞扬的世界里，甚至每一个读者都是故事中的人，词中丝丝缕缕的悲情在无知无觉间缠绕住了读者的心；而南宋词的“悲美”，在感怀个体生命之路的崎岖坎坷之时，又添加进了许多家国之恨，色彩就比北宋词浓密厚重了许多。读来犹如晴天霹雳，又如送丧队伍的第一声哀哭，使人的心一下子就缩紧了，尖锐而扭曲地疼痛起来。而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士人的群体人格特征是紧密相连的。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颇轻南宋词而独崇北宋词，这是由他重“境界”忌“穿凿”的美学思想决定的。窃以为，从思想内涵上来看，南宋词比北宋词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北宋词固然多是情真意切的赤子言语，但是毕竟是花柳繁华地里的声色婉转，虽然也有不少由自然风物感发出的人生之思，或是由个人宦海浮沉而生出的天涯羁旅之恨，但终究脱不了“闲愁”的嫌疑；而南宋词，因为经历了靖康之耻这样惨痛的家国之变，国势江河日下，文人的心理再也轻快不起来了。此时的杭州，虽然也是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旖旎胜境，但是面对残缺飘摇的半壁河山，谁还有心思慢慢把玩呢？——因此，南宋词人的词作中，多是一声欢快，紧跟着三声怨苦，真真是“拟歌先敛，欲笑还颦”，这种心死一般欲乐不能的沉甸甸的悲哀，比起北宋词中那种在尽情欢乐中偶然漾出的忧思，显然更断人肠。因此。就感情的身后而言，我个人认为，北宋词是远远及不上南宋词了，这也是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造就的特殊人格心理的产物。 结语 宋词读多了，总会发现类似这样的句子：“多情总比无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无情花对有情人”等等，宋朝的士人们似乎总是比前代人更多一些“情”。这也许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原因：中唐以前，国富民强，四海归一，开放式的社会表现出前所未有浩阔胸襟和豪迈风范；中唐以后，虽然表面上社会仍然强盛，但是已经埋藏下了种种隐患，例如藩镇跋扈，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尖锐的矛盾日积月累，频频打击着本来已日趋没落的帝国。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们沸腾的热血开始冷却，原有的豪情万丈都化为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哀，心灵由粗犷开阔变得细腻缱绻。 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宋人的审美倾向类似于日本“新感觉派”，所谓“新感觉”,即是“剥去自然的表象，进入事物本身”，“感觉即是存在，是连接生命与现实的唯一通道，通过主观感受向客观世界的延伸，可以把客观事物的性状，色彩等等植入感性的世界，二者合二为一。”例如在其代表人物川端康成的《古都》中，一开篇，就是千重子面对盛开在古木上的紫花地丁进行着对生命存在状态的思考，接着又从紫花地丁所生之处的偏狭艰苦联想到养在壶里的金钟儿，由金钟儿年复一年不断重复的孤独生活联想到自己，由己及人地推广到世间生命存在的形式，而宋词中也不乏这样的作品。在日本传统的“幽情”美来看，“在人的感情中，只有悲哀——也就是一切不能如意的事，才是使人感受最深的。”这恰好也符合了宋人以悲柔为主的心理特征和偏于婉弱的审美倾向。 古往今来，“斗室苍茫吾独立”的先觉者总是比懵懂众生多承担些人生的困惑与痛苦，所谓“多情总比无情苦”正是这个道理，如上古之屈原，近世之鲁迅，莫不如是。我认为，宋代的士大夫也是和他们一样的人。读他们的词作，仿佛是面对着一个个高洁智慧而又孤独倔强的灵魂，听他们理性辩证地自我慰藉，在人生的困境中苦苦奋争是偶然流露出的疲倦与怆然——我们在肃然起敬的同时，也不免生出一丝怜惜和心疼之意——如同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感慨：“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若化用北岛一句诗，我觉得可以这样说：“愚钝是愚钝者的长寿符，先知是先知者的不归路。”超旷苏轼如此，多愁秦观亦如此，其实，纵观整个宋朝，词人骚客们大多都是这样的“先知者”，在那个积贫积弱、危机四伏的王朝，他们最先在歌舞升平的繁华盛世中感觉到了大厦将倾的末世哀音，因此，他们才有那么多的愁，那么深的怨，那么缠绵悱恻的相思，那么刻骨镂心的爱恋——他们知道，人生苦短，而愁恨难避，相逢殊为不易，而离别猝不及防——人生如漂蓬得不确定性在他们心底是无比了然了，因此，他们也就比常人倍加珍惜欢聚共乐的美好时光。但是，时间洪流又是大而化之，无可把握的无情，在怎样热切的努力挽住时光不许动，最终也逃不开酒阑人散各奔程的结局。所以，这些才子词人，也像大观园里的林黛玉一般，即使是在欢乐宴饮之时，他们的欢乐也不那么纯粹，总是难免有一种“人间好物不长久，彩云驿散琉璃碎”的忧思陡然泛上心头。是悲柔的宋士成就了宋词呢？还是要渺宜修的宋词选择了宋士？我想，这只有在更深入的阅读他们的词作，贴近他们的心声中来慢慢研究了。 参考文献： 1、 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3 2、 孙维城：《宋韵——宋词人文精神与审美形态探论》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2.5 3、 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6 4、 王国维著，周锡山编校：《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4.9 5、 唐圭璋编纂：《全宋词》 中华书局 1999.1 6、 王小舒：《中国文学精神（宋元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12 7、 张兵：《宋词浅说》 东方出版中心 2000.9 8、 冷成金：《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2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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