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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废江河万古流

 庶民临风 2010-03-23

作者:临风回眸

兔走乌飞疾若驰,百年世事总依稀。累朝富贵三更梦,历代君王一局棋。禹定九州汤受业,秦吞六国汉登基。百年光景无多日,昼夜追欢还是迟。 

 

吟罢几句歪诗,现在书归正传,前文叙到中国皇帝到宣统已终结,后来世事如何,对于皇帝是否还有寻梦之人,听小子慢慢道来

                                            民国建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于是再用袁世凯,先任其为湖广总督,旋任其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却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而革命党人亦认为袁世凯是能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选出孙文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民国成立,孙文就任。1月16日,袁世凯回家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世凯幸免于难。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清帝逊位,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

  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大大削减袁世凯的权利,袁却于3月10日于北京就职。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积极与列强交涉,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1913年2月,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却在上海遇刺身亡,全国大哗。革命元勋孙文、黄兴等均指袁氏授意暗杀,袁世凯则予否认;当时之证据指向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涉嫌教唆杀人,并无袁世凯本人授意之直接证据。7月,孙文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遭到失败。

  10月6日,国会在军警压力下,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随即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之后袁认为“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

补充:

莫理循向上海的革命党领袖指出,不要指望孙逸仙领导的共和国能早日得到世界列强的承认,因为他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他说,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和支持。革命党领袖对莫理循明确表示,袁世凯当然会当选首届总统。然而,袁世凯愿意接受这个职位吗?1911年12月29日,莫理循在给布拉姆的信中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

  

  他曾对约翰·朱尔典爵士强调他不会当大总统,并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其他外国政府。他说他家几代人都是清王朝的忠实臣民,因此他不能充当篡位者而遗臭万年。但是,假设清政府愿意他来担任大总统呢?如果是他而不是帝国的其他汉人就职,他们的利益一定更加有保障……我认为这也许是最佳的解决途径。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设法使清政府主动支持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这只是我的一些个人观点,还没来得及仔细推敲。

  

  由皇太后下诏实现共和的思想实发端于此。这一思想导致中国漫长历史上一次重大变革。12月31日,莫理循将这一设想告诉蔡廷干,蔡表示愿意转告袁世凯。三天后,蔡廷干打来电话向他求教:“采取什么方式使皇帝逊位最为妥当?皇帝逊位后接着应该做什么”?可是当时莫理循患了严重的流感而呕吐不止。

  五周后才再次讨论这个想法。1912年2月5日,蔡廷干告诉莫理循:“袁世凯听到你的建议后喜出望外。按照你的建议,由皇上对外宣布建立共和立宪体制,既符合中国的传统,也维护了皇上和袁世凯的面子。这可能是解决目前困难的最佳途径。这一途径有利于新政权尽快得到列强的认可。因为现任各国公使都经过朝廷认可,因此他们也就不便拒绝承认由朝廷委任组建的政府了。这样,共和国就将合理合法地建立起来。”

  当天晚些时候,莫理循又接到蔡廷干的电话,说他刚刚收到一封从南京发来的电报,要求彻底镇压敌对势力。莫理循写道:“最大的变数是孙逸仙。他会接受我们的主张吗?蔡说他对中国一无所知……这个‘夏威夷华人’ ……这个所谓的基督徒。”

  当莫理循在北京向袁世凯献计献策之时,另一名澳大利亚记者威·亨·端纳也在上海为革命党人出谋划策。莫理循在给约翰·朱尔典爵士的信中写道:“他是一位无法捉摸的人物。这位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却拒绝担任伍廷芳私人秘书的外国人,就是《纽约先驱报》驻上海的记者端纳”。他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法磊斯爵士“交情深”,是法磊斯 “了解革命党情况的主要情报来源”。端纳出生于新南威尔士州的利斯戈,在1902年来华之前,曾在悉尼做过记者。与莫理循一样,他对中国人民怀有一种深厚的感情,他不仅给革命党人以忠告,而且积极参与他们的军事行动。孙逸仙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四天后所发表的那篇精深广博、雄辩有力的《共和国宣言书》3,就是端纳借着一瓶波旁威士忌酒的威力,在一台破旧的打字机上完成的。

  

                                            袁世凯称帝

1915年12月13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政体,实行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自任皇帝;1916年3月22日,宣布废除帝制,重归共和,前后总共历时83天。同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

   关于袁世凯称帝,史家论述颇多,有狼子野心说,有被迫拥戴说,有鬼迷心窍说,有尝试国体说,不一而足。其间毁誉褒抑,我们不去参评,倒是平心静气坐下来,探究一下在那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下,袁世凯这个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可能是一件既生动有趣、又前事可鉴的事情。

   袁世凯一生有两个重要身份,一是满清重臣,一是民国总统,两个身份的转换过程中,曾经有三年罢官归隐的经历。这里面应当有大玄机在。

   1901年(光绪28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病死,当时袁世凯是山东巡抚,慈禧太后下令由他代理李鸿章的职务,同时赏加“太子少保”衔,这也是“袁宫保”这一名号的由来;1902年正式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7年入阁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成为位同宰辅的一品大员,达到其身为满清重臣身份时期的顶峰;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辞世,溥仪登基,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一心想要诛杀袁世凯,幸有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劝谏,改为“开缺回籍养疴”,被强行免去一切职务,逐回河南老家养病。故事便应从这里讲起。

   此前的袁世凯,一面以机巧干练、务实进取大获当权者赏识,一面又趋时逢迎、投靠权贵博取王公贵族好感,从而换来顶带花翎,一路官运亨通。这个时候,他心里想的应该还是如何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良将,绝不会有丝毫篡逆之心的。否则,载沣想要杀他时,他也不会听到消息后木然回家,面对老婆孩子哭哭啼啼手足无措,然后仓皇跑到天津试图躲进租界避杀身之祸。以其当时权位之重,如果早有不轨之心,进可调兵遣将给清廷来一个变生肘腋,退可挟兵自重演一场逼宫兵谏的大戏,断不会如此狼狈。

   等到黯然回乡,自命“洹上钓叟”悠游林泉的时候,痛定思痛,想富贵如浮云、吉凶太无常,年少时科举不第一怒焚书,后在“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的报国之心感召下投笔从戎,直到名重朝野权倾一时,耗尽半生心血换来的富贵荣华,竟然一夕之间化为乌有,连身家性命也险些搭送,其间的因果由来,真该好好反省思量一下了。

   可以推断,袁世凯的不臣之心,便在此时埋下了种子。看他退隐洹上时写下的两首诗:

  《登楼》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自题渔舟写真》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在洹上村的三年,是袁世凯点捡半生得失的三年,是参悟“成王败寇”潜规则的三年,是思索应该如何更好保护自己的三年,是图谋养精蓄锐、一举定乾坤的三年。他身在山野而心系庙堂,却不再是思图东山再起报效朝廷,而是开始用平北斗、太行低、小王侯的王者气势来体察天下大势了。《登楼》诗中沉郁阔大的汉魏遗风,是不是说明他的心思已经隐隐上接千年之上的枭雄曹操,是不是说明他也和曹操一样,暗暗下定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负我”的决心?

   1911年,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随后,他拥兵不前,放任革命党坐大;促成逊位,而成无冕之王;恩威并用,夺民国总统之位;鼓噪中外,终圆大皇帝之梦。试想,如果没有载沣留给他的那次任人生杀予夺的惊心动魄,没有洹上三年对“我命终应操之在我”的澈然醒悟,这一切还会这样发生吗?然而大幕刚刚拉开,袁世凯的个人生命却告谢幕,于是神州大地群龙无首,顿时陷入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

   权力诱人,却往往得之忽焉,失之忽焉,那些不世之雄便试图更进一步,去操持权力之柄。却不知历历青史早已殷鉴,这条不归路通常功在己身,祸及子孙,而袁世凯命祚不永,竟兴亡系于一身,也算是梁武帝萧衍之后“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千古第二人了。但又怎知这不是袁氏子孙的福气呢,他的儿子袁克定、袁克文均以寿终,他的孙子袁家骝是美国高能物理领域的巨匠,衣锦还乡。设若袁世凯能够看到这些,他是应该感到欣慰,还是会懊悔没有给儿孙传下一个万乘之尊的帝位呢?

  

  

 

 

                                             冯玉祥逼宫

北京政变成功后,张作霖、冯玉祥赴天津,与居住在此处的北洋派元老段祺瑞共同密谋政权的分配事宜。在一番相互讨价还价之后,决定电邀南方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局。在孙中山未到京之前,由段祺瑞出任民国政府临时执政,并组成了以政变中的功臣黄郛为总理的临时内阁。

  11月4日,政变后的第一次临时内阁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会议结束后,颁布了大批人事任命。当参与政变的各路将领、谋士都得到了满意的封赏之后,冯玉祥觉得仅仅发动一个北京政变,赶走了曹锟、吴佩孚并不过瘾,于是又向临时内阁提出了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的议案,并自然地得到通过。

  1924年11月5日晨,国民军新任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壁和“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率领40余名军警突然冲入神武门,将各门的清室护卫军全部缴械,然后直奔紫禁城后三殿清皇室住所。

  内务府大臣绍英急急忙忙地迎过来,鹿钟麟等不再前进,站定了跟绍英说了要驱逐溥仪立即出宫的决定,同时递上了由临时内阁修改后的清室五项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下:

  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一切同等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

  绍英看完,顿觉天旋地转、两腿发软,险些栽倒。幸亏随侍李国雄、严桐江两人及时抢前扶住,才免于跌倒。绍英略微镇定了片刻,瞪着眼睛瞅了瞅鹿钟麟等三人,突然冲着李煜瀛说:“你不是老臣李鸿藻之子吗?李家世代备受皇恩,均为清室忠良,你何忍如此?”

  李煜瀛的父亲确是同治皇帝的启蒙老师、官至协办大学士的清末名臣李鸿藻,殁于光绪廿六年。死后赠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正,入祀贤良祠,恤典优隆,受恩深重。绍英祈望以此来打动李煜瀛,但李煜瀛却不管这些。父亲受大清皇朝之恩,为朝廷尽忠尽孝都是理所当然,而自己受的是冯玉祥的恩泽,尽忠冯玉祥才是最在情理之中,怎管得了这个小朝廷的冷暖?李煜瀛想到此,笑而不答。

  绍英见李煜瀛不理会他的劝说,又想起鹿钟麟的身世,说:“你不是今上赐谥文端的鹿中堂一家吗?鹿相乃清室重臣,汝等如此逼咄,可忍心否?”

  鹿氏家族在明朝末年出过一个鹿善继,河北定兴人,官至太堂少卿,崇祯初年辞官回里,有一次清兵破边墙入侵,破定兴城时遇难,谥忠节。鹿钟麟正是他的后裔。冯玉祥平时常以孙岳为明末名臣孙承宗之后、鹿钟麟为鹿善继之后,向人夸耀他的部下所具有的忠贞、高贵的血统。而绍英所说的鹿中堂,是指鹿钟麟的本家,即官至大学士的鹿传霖。殁于宣统二年,死后谥文端,所以称“今上赐谥”。

  事情到了这般天地,绍英还以如此口吻来套近乎,实在是不识大局和儒腐臣僚所为。鹿钟麟说:“我今天来此是执行内阁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等,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

  绍英见他一番嘴巴上的笼络并未奏效,遂改口道:“想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宏为政,没有对不起天下百姓的事,何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如此无理?”

  “你这分明是在为清室说话。若提到满清入关的事,那么,我告诉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3】,天下百姓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鹿钟麟显然有些激动地接着说:“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自己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桩悬案。此刻紫禁城内外已布满了军警,其势汹汹,只等动手,如果不是我们劝阻,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绍英回宫向溥仪报告,溥仪和臣僚们七嘴八舌地做了番商量后,决定采取郑孝胥之策,仍由绍英出去交涉,要求缓期出宫。但鹿钟麟听后却十分坚决:“今日非出宫不可。”

  绍英无奈,再回宫禀报。再出来向鹿钟麟要求宽限些时日,又遭到同样的拒绝。如此往复三次,鹿钟麟等得心烦,顿生一计,到绍英第四次出来企图再行拖延之策时,尚未开口,鹿钟麟故意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神色紧张地对身边的卫士说:“你快去告诉景山上的守军,时间虽到,事情还要商量一二,先不要马上开炮。从现在起,再延长二十分钟,如还没有结果,他们即可行动。”

  绍英一听“开炮”二字,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急忙摇着手说:“鹿将军,好商量,好商量。”遂掉头就跑。

  溥仪听了绍英的报告,再也沉不住气了。他蓦地从御座上跳起来,脸色煞白,搓着双手焦急地说:“怎么办?究竟怎么办?如果出宫,朕去哪里?这些家产和太妃们又如何料理?”殿内顿时一片大乱。臣僚们面带惧色,有的窃声议论,有的悄悄溜了出去。不多时,在外面等得不耐烦的鹿钟麟等人带着几名士兵来到了大殿。只见鹿钟麟走到溥仪的跟前,将两枚手榴弹放在绍英面前的桌子上,然后指着五项修改条件对溥仪说:“请溥仪先生签字吧!”

  众臣僚望着桌上的手榴弹和鹿钟麟布满杀气的脸,没人再敢吭声,溥仪更是惊恐万状,魂不附体,连忙让人找来笔墨,颤抖着手在公文上签了字。当这一切结束后,经绍英再三苦求,鹿钟麟等答应溥仪的出宫时间可延长到下午三时,但不得再生枝节。溥仪、绍英等连连称是。

  接近晌午,又有几位王公旧臣来到了溥仪的居处。当他们听说溥仪已在公文上签字画押时,不禁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摄政王载沣当场摘下自己的顶戴花翎扔在地上,涕泪俱下地叫喊了一句:“完了,大清——完了!”

  下午3时,溥仪率领皇后婉容、淑妃文绣等,分别坐着国民军早已准备好的五辆汽车,在卫兵的护送下,向北海北边的醇王府——溥仪父亲的私邸奔去。当汽车通过神武门时,溥仪流下了悲伤的热泪。他隐约地感到,也许这是自己一生最后一次穿越神武门了。一旦离开了这里,他的人身安全及家产私财都将无法保证不出意外。其他的一切,诸如祖宗陵寝的守护等,都将随着自己被迫迁出紫禁城这个象征着权威的皇家禁地而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乱子。但是,现在看来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当时社会普遍的关注的焦点,还是在清室财产的善后处理上。当时广为流传的两个故事是:张壁在宫中清查财产,见桌上有一个钧窑花盆,种着菊花,他知道钧窑是难觅的珍品,便对一个侍卫说:“这盆花是好种,给我带回去养着。”

  另一个是说鹿钟麟看见宫内桌上有一个翡翠西瓜,随即脱下军帽扣在瓜上。到临走时,卫士连瓜带帽一起捧到鹿的面前说:“司令忘记戴帽子了。”鹿答道:“很热,我暂不戴,你先拿着吧。”这个卫士心领神会,将翡翠西瓜和长官的军帽一同带了出去。

当溥仪被赶出宫时,冯玉祥颇为得意,认为这是北京政变中为革命做的第一件大好事。但随着社会各界的反对和丑闻的传出,不免越来越觉得尴尬。而此时大多数头脑冷静的人,则持根本的否定态度。认为在这国乱如麻,兵祸未解之时,冯玉祥做此鲁莽之举,无疑是避重就轻。而溥仪的小朝廷,自不比李自成盘踞大内的两三个月,一旦被逐,即会烟消云散。此时的溥仪依然有他的一定影响,如果处置不当,必会招来无穷的隐忧——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很快就得到了应验。

                                           末代皇帝的末路

 

1924年11月22日,北洋派元老段祺瑞只身进入北京。23日,张作霖也从天津赶到北京。就在这一天,冯玉祥在政变中搞起的那个以黄郛为首的内阁全体辞职。24日,段祺瑞在陆军部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同时发布新的内阁名单。段祺瑞压根儿就不把冯玉祥放在眼里,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冯玉祥的军队从醇王府撤走,由市警察司令部派出护卫接替。而张作霖对这位在直奉大战中帮了自己大忙的倒戈将军,不但未表示谢意,反而越发认为他是一个“任何背信弃义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卑劣小人。他今天捅向吴佩孚的刀子,明天的什么时候又将捅向我……”更出乎意料的是,在将吴佩孚和冯玉祥做了一番对比后,张作霖对冯玉祥更加鄙视和愤恨,对吴佩孚倒是还保留了几分敬意。

  由于段祺瑞和张作霖都对冯玉祥没有好感,所以决定将其驱逐出京,并不让他在有出海口的地方发展。经过一番密谋,很快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并希望他率部克日到任。

  此时的冯玉祥被实实在在地搞了个灰头土脸,自感无趣。但他绝不会就这样顺利地出走西北,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已经占据的北京。他将部分军队勉强撤至南苑、北苑两地驻扎后,想出了一个惯用的策略,那就是辞去军事统帅一职,解甲引退,同时宣布到西郊天台山一座佛寺里静养,除他的亲信外,声称不再与任何人往来。

  11月29日,住在醇王府的溥仪在英文老师庄士敦、清室旧臣陈宝琛等臣僚的密谋、策划下,溥仪等人乘车悄悄离开了醇王府,向位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冲去。他们先是借着漫天尘土飞沙的掩护,躲进使馆区的德国 医院,然后转往日本使馆兵营。

  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公使芳泽谦吉得知溥仪一行逃来的消息,急忙前来探望。溥仪趁机提出要在日本使馆避难的要求。芳泽谦吉不敢做主,只好说:“皇帝陛下,请先在这里休整一时,我马上发电报请示,待我国政府正式指示后,才能接纳,以示庇护。”

  此后的不长时间,芳泽谦吉正式告知溥仪,日本政府已同意提供庇护。接着,芳泽和他的妻子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让给溥仪居住。再后来,芳泽亲自驱车拜访段祺瑞,婉转地提出带溥仪的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到日本使馆同溥仪见面的要求,并得到段祺瑞的同意。溥仪的后、妃始随芳泽的秘书走出醇王府,来到了日本使馆。几天后,日本使馆又将后面的一幢楼房专门腾出来,供溥仪的后、妃、臣僚及随之而来的太监、仆役、 厨师等使用,并特设了溥仪会见王公大臣的场所和后妃的“寝宫”。至此,溥仪的避难暂时取得了成功,但从此也渐渐落入日本人的势力控制而无力自拔了。

  既然日本方面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溥仪,就不能再让他随随便便地从手掌中溜走。尽管溥仪产生价值的时刻远没有到来,但日本人懂得这时的投资是多么的及时和必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随溥仪进居日本使馆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渐被日本人有预谋地收买和拉拢,而这些旧派臣僚,又跟日本人串通一气,左右了溥仪的一切。溥仪对此略有觉察,也曾思想过对策,但苦于无路可行,也就只好听其摆布了。

  1925年2月23日夜9时,日本使馆的后门被轻轻地打开,接着从里边悄悄溜出6个人来。他们神色匆匆地由西转南奔走,随着稀疏的人群进入了北京火车站,并朝一列东行的客车走去。这6个人中,打头的是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田,紧跟在后面的是换了毛料西装、戴着礼帽的溥仪,身后是两名日本便衣警察和侍童李体育、祁继忠。他们挤过人群,从列车的末端,登上了装满日本兵的特挂三等车厢前往天津。

  到达天津后,溥仪同随后赶来的后、妃、仆妇、太监、厨子、随侍、司机、护军、御医等30多人,搬进了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这张园原是前清名将、湖北提督、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在天津私自盖起的一所出租游艺场。整个庭园占地约20亩,环境幽雅,设置别致。庭园中央筑有一幢八角八底的洋房,在二楼平台的左右侧,都筑有相对称的角楼。八角楼前有片开阔地,两端修有八角飞檐的亭榭。亭前置有圆形的石桌石凳,是供游人稍息闲坐的地方。园主人张彪得知溥仪到了天津,就主动让出这所游艺场给溥仪居住。张彪不但不收房租,为了表示对清室的忠心,年过七旬的张彪还坚持每天清晨起来打扫院子。溥仪为感激这位前清老将,特将这个地方取名为张园。

就在溥仪住进张园不久,他的父亲带领着载涛、载洵、溥杰、溥佳以及溥仪的四个妹妹也从北京迁居于天津,开始过起了声色犬马、挥霍无度的寓公生活。

  由于溥仪的生活相对稳定,并有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清朝旧臣相继来投,溥仪在一帮王公旧臣的劝说下,决定在张园重新组建小朝廷,以继续实现“还政于清”的梦想。于是,改紫禁城时的内务府为“清室驻天津办事处”。办事处内设军机处,军机处下设总务处、庶务处、收支处、交涉处等四个处。同时任命郑孝胥、胡嗣瑗、杨钟羲、温肃、景方昶、萧丙炎、陈曾寿、万绳、刘骧业为驻天津顾问。罗振玉因失去溥仪信任,悻然告退,离开张园,隐居于旅顺。由于罗振玉的出走,使郑孝胥一跃成为溥仪的宠臣。

  时间在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溥仪整日沉浸在一连串的热闹、烦躁、激动、梦想、失望、希望、滑稽之中时,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发生了。

  这天上午,清朝遗老陈宝琛突然来到张园,向溥仪报告:“东陵高宗纯皇帝乾隆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的陵寝,被直鲁系军阀盗窃一空。两位先祖的‘龙体’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景象之悲惨,目不忍睹……”溥仪未等听完,蓦地从椅子上蹦起来,用几乎呆滞的目光望着陈宝琛,结结巴巴地问道:“这,这是真的?!”

  “是真的。”陈宝琛带着哭腔回答。

  “我的列祖……列宗!”随着一声叫喊,溥仪“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昏死过去。

——这一天是1928年8月2日。

结束语:

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当了满州国的皇帝,随着日本人的失败自己也成了战犯而进了监狱,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却和日本人拼了十多年而伤了元气,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而取代了国民党的统治,无奈国民政府只能偏安于小岛之上,现今新中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这正是: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亦非真,恩爱翻成仇恨。莫把金枷套颈,休将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

得岁月,延岁月;得欢悦,且欢悦。万事乘除总在天,何必愁肠千万结。放心宽,莫量窄。古今兴废言不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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