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千里纪行（三）：“马踏飞燕”的故乡

河西走廊千里纪行（三）：“马踏飞燕”的故乡 

一个偶然的事件，引发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事情；一件绝世珍宝的发现，使一座千年古城成为中外人士向往的旅游胜地。

这座千年古城就是武威，进入河西走廊后的第一个重镇；这件绝世珍宝就是顶级国宝、被郭沫若先生称之为“马踏飞燕”的青铜马。

1969年9月10日，原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的农民们又跟往常一样出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在县城北两公里处一座长方形的夯筑土台——雷台祖庙附近开挖战备地道。

当他们挥动镐头和铁锹，不断向前挖土时，眼前出现了一堵用青砖砌成的墙壁。砸开墙壁，里面竟是一间用青砖砌成的墓室。借着手电筒的光亮，人们看到墓室里整齐排列着数不清的铜人、铜车、铜马等。经考古人员进一步挖掘，发现这是一处东汉末期的墓葬，虽曾多次被盗，仍出土了230多件珍贵文物，尤其是铸造精美的99件铜车马仪仗俑引人注目，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件铜奔马。它一足踏飞燕，三足腾空昂首扬尾，一展奔跑疾速的雄姿。后来，郭沫若先生将其命名为“马踏飞燕”。1983年，国家旅游局把“马踏飞燕”确定为中国的旅游标志，1996年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从此，“马踏飞燕”飞出甘肃，飞遍中国，飞向世界。世界开始把目光汇聚武威：为什么这样一件稀世珍宝会出现在中国偏远的武威呢？武威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两千年前，武威就是河西走廊的一个重镇。公元前121年，汉武帝置“河西四郡”，武威即为四郡之一，取“武帝之威到达河西”之意。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分天下为十三州，各置一刺史，史称“十三部刺史”。其中，凉州刺史领安定、北城、陇西、武威、金城、天水、武都、张掖、酒泉、敦煌十郡，自此武威始有凉州之名，意为“地处西方，常寒凉也”。晋初，天下分为十九州，把凉州分为雍州、凉州和秦州三州。东晋、十六国时期，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及唐初的大凉，都曾建都于此。至唐，又设凉州，属陇右道；后来在黄河以西设河西道，辖凉州、甘州等7州。鉴于凉州是河西走廊的军事重镇和战略要地，唐王朝在凉州设置了河西节度使，统兵7.3万，下管7个军州，范围相当于今天甘肃西部、青海南部和新疆东部。可以说，汉唐时代的凉州，一直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前沿根据地。而在人们的印象中，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凉州”一词很少用作特指的的行政区划专用名，大都成了河西地区或西部边塞的代名词。

盛唐时期的凉州，市容繁华，人口众多，多民族和谐共处，一派繁荣昌盛、和平安定的气象。对此，史书都有记述。中国清初的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名著、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祖禹编撰的《读史方舆纪要》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其实，盛唐时的凉州已成为西部最大的都会，是与洛阳、扬州、益州、荆州、汴州等城市齐名的中国第一流的大都市。

凉州不仅是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富庶之地，还是一个歌舞音乐之乡。盛唐边塞诗坛巨擘岑参，当年戍边驻留凉州时所作的《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不仅大笔淋漓地勾画出凉州城“七里十万家”的气派和风光，更让人从满城歌舞升平的安定气氛中感受到盛唐的时代气息。同样的描写也出现在他的另一首诗《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中：“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笸罗。三更醉后军中寝，无奈秦山归梦何！”

如果人们能从芩参诗里对胡琴、琵琶与羌笛等乐器的描写中欣赏凉州文化的美妙韵味，那么，人们从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两首诗中则能感受到凉州文化的影响所及。

“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这是白居易在《西凉伎》一诗中，对长安街头演出的凉州舞狮子形象化的描绘。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这是白居易诗作名篇《长恨歌》中的一段诗句，对唐玄宗李隆基再创作、杨贵妃设计舞蹈并主演的大型歌舞《霓裳羽衣曲》作了精彩至极的演绎。

无论是街头民间的西凉伎舞狮子，还是宫廷歌舞霓裳羽衣曲，都源自于凉州乐舞。凉州乐舞是在凉州与西域日益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中，当地音乐同汉族古乐、西域乐舞和印度音乐互相交流融汇而形成的，它的代表作《秦汉乐》传入北魏后改名为《西凉乐》，被尊为“国乐”。隋朝时确定9种乐为国乐，有七部是河西传入的，其中《西凉乐》最为著名。

河西乐舞发展的极盛时期是在唐代，其艺术成就的顶峰就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描绘的《霓裳羽衣曲(舞)》，该舞曲是在西域传到凉州的天竺乐曲《婆罗门曲》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凉州乐舞历经数百年不衰，充分展现了它本身的艺术魅力。正如诗人杜牧的《河湟》所言：“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急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惟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凉州乐舞不仅对中原的歌舞、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以其自身的艺术魅力和震撼力给中原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丰富营养。《凉州词》便是一例。《凉州词》原是凉州一带传唱的歌曲，最初有声而无辞，传入中原后，逐渐赢得了众多文人墨客和名家高手的喜爱，纷纷为它填词做诗，由乐工伶伎吟诵歌唱。南宋王灼的《碧鸡漫志》说：“前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一时间，“凉州词”成了唐诗中一个独特的命题，来自河西的凉州乐舞与中原的诗词歌赋形成了互动：多姿多彩、新奇绚丽的凉州乐舞和奇情异彩、雄阔壮美的边塞风光，成为诗人们创作的素材和描述的对象；一首首绝句律诗、佳作名篇，又为有声无辞的凉州乐舞充入绮丽高雅的词语和深邃感人的意境。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东汉“马踏飞燕”的出土，仅仅是武威厚重历史沉积和丰富人文底蕴的一个缩影。自汉武帝置武威郡两千多年来，古城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绚丽的五凉文化、西夏文化、佛教文化和多民族融合的地域文化，名胜古迹众多，文化遗产丰富，堪称甘肃省的文物大市。其中最具特色的除了“一马”外，还有“五个一”：一碑”、“一寺”、“一窟”、“一塔”、“一庙”。

“一碑”是在这里出土的另一件顶级国宝——“西夏碑”。 “西夏碑”于1094年刻立，全名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是现存于世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西夏碑刻，两面的碑文分别用西夏文和汉文镌刻。当初发现该碑时，还没有人能够辨识西夏文，人们称之为“天书”。近代著名文字学家、金石家罗福成破译了碑文，被中外学者认定为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历史、社会经济的活“字典”、独一无二的稀世珍宝。

“一寺”是白塔寺。该寺为藏传佛教“凉州四寺”（白塔寺、莲花山寺、海藏寺、金塔寺）之一，是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应蒙古王窝阔台之子阔端的邀请,于1247年举行“凉州会谈”的地方。这一历史性的会谈决定了西藏正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标志着西藏从此纳入了中国版图，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进程中具有深远而特殊的意义。武威白塔寺因此而成为西藏归属中国760多年的历史见证。

“一窟”是天梯山石窟。该石窟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在我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学术界有“石窟鼻祖”之称。

“一塔”是罗什寺塔。该塔是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讲经说法之地。鸠摩罗什被称为我国古代四大佛经翻译家之首，被誉为译经泰斗。该塔最早建于后凉(386―402年)，唐时曾大力扩建，明、清皆有修葺。据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重修罗什寺碑记》记载，经过重修的罗什寺，“前后三院，焕然一新，乃五凉之福地；壮丽改观，诚河西之胜地也”。

“一庙”是文庙，为全国三大孔庙之一。始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历经扩建，规模庞大，号称“陇右学宫之冠”。

古城武威，以“六个一”为代表的遗迹遗址，书写了汉武大帝打通河西走廊、开辟丝绸之路的历史功绩，见证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群体——汉族的兴起，留下了中华各民族交汇融合、和谐共处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九远的历史足迹。

一个偶然的事件，引发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事情；一件绝世珍宝的发现，使一座千年古城成为中外人士向往的旅游胜地。

这座千年古城就是武威，进入河西走廊后的第一个重镇；这件绝世珍宝就是顶级国宝、被郭沫若先生称之为“马踏飞燕”的青铜马。

1969年9月10日，原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的农民们又跟往常一样出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在县城北两公里处一座长方形的夯筑土台——雷台祖庙附近开挖战备地道。

当他们挥动镐头和铁锹，不断向前挖土时，眼前出现了一堵用青砖砌成的墙壁。砸开墙壁，里面竟是一间用青砖砌成的墓室。借着手电筒的光亮，人们看到墓室里整齐排列着数不清的铜人、铜车、铜马等。经考古人员进一步挖掘，发现这是一处东汉末期的墓葬，虽曾多次被盗，仍出土了230多件珍贵文物，尤其是铸造精美的99件铜车马仪仗俑引人注目，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件铜奔马。它一足踏飞燕，三足腾空昂首扬尾，一展奔跑疾速的雄姿。后来，郭沫若先生将其命名为“马踏飞燕”。1983年，国家旅游局把“马踏飞燕”确定为中国的旅游标志，1996年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从此，“马踏飞燕”飞出甘肃，飞遍中国，飞向世界。世界开始把目光汇聚武威：为什么这样一件稀世珍宝会出现在中国偏远的武威呢？武威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两千年前，武威就是河西走廊的一个重镇。公元前121年，汉武帝置“河西四郡”，武威即为四郡之一，取“武帝之威到达河西”之意。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分天下为十三州，各置一刺史，史称“十三部刺史”。其中，凉州刺史领安定、北城、陇西、武威、金城、天水、武都、张掖、酒泉、敦煌十郡，自此武威始有凉州之名，意为“地处西方，常寒凉也”。晋初，天下分为十九州，把凉州分为雍州、凉州和秦州三州。东晋、十六国时期，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及唐初的大凉，都曾建都于此。至唐，又设凉州，属陇右道；后来在黄河以西设河西道，辖凉州、甘州等7州。鉴于凉州是河西走廊的军事重镇和战略要地，唐王朝在凉州设置了河西节度使，统兵7.3万，下管7个军州，范围相当于今天甘肃西部、青海南部和新疆东部。可以说，汉唐时代的凉州，一直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前沿根据地。而在人们的印象中，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凉州”一词很少用作特指的的行政区划专用名，大都成了河西地区或西部边塞的代名词。

盛唐时期的凉州，市容繁华，人口众多，多民族和谐共处，一派繁荣昌盛、和平安定的气象。对此，史书都有记述。中国清初的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名著、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祖禹编撰的《读史方舆纪要》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其实，盛唐时的凉州已成为西部最大的都会，是与洛阳、扬州、益州、荆州、汴州等城市齐名的中国第一流的大都市。

凉州不仅是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富庶之地，还是一个歌舞音乐之乡。盛唐边塞诗坛巨擘岑参，当年戍边驻留凉州时所作的《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不仅大笔淋漓地勾画出凉州城“七里十万家”的气派和风光，更让人从满城歌舞升平的安定气氛中感受到盛唐的时代气息。同样的描写也出现在他的另一首诗《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中：“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笸罗。三更醉后军中寝，无奈秦山归梦何！”

如果人们能从芩参诗里对胡琴、琵琶与羌笛等乐器的描写中欣赏凉州文化的美妙韵味，那么，人们从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两首诗中则能感受到凉州文化的影响所及。

“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这是白居易在《西凉伎》一诗中，对长安街头演出的凉州舞狮子形象化的描绘。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这是白居易诗作名篇《长恨歌》中的一段诗句，对唐玄宗李隆基再创作、杨贵妃设计舞蹈并主演的大型歌舞《霓裳羽衣曲》作了精彩至极的演绎。

无论是街头民间的西凉伎舞狮子，还是宫廷歌舞霓裳羽衣曲，都源自于凉州乐舞。凉州乐舞是在凉州与西域日益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中，当地音乐同汉族古乐、西域乐舞和印度音乐互相交流融汇而形成的，它的代表作《秦汉乐》传入北魏后改名为《西凉乐》，被尊为“国乐”。隋朝时确定9种乐为国乐，有七部是河西传入的，其中《西凉乐》最为著名。

河西乐舞发展的极盛时期是在唐代，其艺术成就的顶峰就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描绘的《霓裳羽衣曲(舞)》，该舞曲是在西域传到凉州的天竺乐曲《婆罗门曲》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凉州乐舞历经数百年不衰，充分展现了它本身的艺术魅力。正如诗人杜牧的《河湟》所言：“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急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惟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凉州乐舞不仅对中原的歌舞、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以其自身的艺术魅力和震撼力给中原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丰富营养。《凉州词》便是一例。《凉州词》原是凉州一带传唱的歌曲，最初有声而无辞，传入中原后，逐渐赢得了众多文人墨客和名家高手的喜爱，纷纷为它填词做诗，由乐工伶伎吟诵歌唱。南宋王灼的《碧鸡漫志》说：“前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一时间，“凉州词”成了唐诗中一个独特的命题，来自河西的凉州乐舞与中原的诗词歌赋形成了互动：多姿多彩、新奇绚丽的凉州乐舞和奇情异彩、雄阔壮美的边塞风光，成为诗人们创作的素材和描述的对象；一首首绝句律诗、佳作名篇，又为有声无辞的凉州乐舞充入绮丽高雅的词语和深邃感人的意境。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东汉“马踏飞燕”的出土，仅仅是武威厚重历史沉积和丰富人文底蕴的一个缩影。自汉武帝置武威郡两千多年来，古城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绚丽的五凉文化、西夏文化、佛教文化和多民族融合的地域文化，名胜古迹众多，文化遗产丰富，堪称甘肃省的文物大市。其中最具特色的除了“一马”外，还有“五个一”：一碑”、“一寺”、“一窟”、“一塔”、“一庙”。

“一碑”是在这里出土的另一件顶级国宝——“西夏碑”。 “西夏碑”于1094年刻立，全名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是现存于世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西夏碑刻，两面的碑文分别用西夏文和汉文镌刻。当初发现该碑时，还没有人能够辨识西夏文，人们称之为“天书”。近代著名文字学家、金石家罗福成破译了碑文，被中外学者认定为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历史、社会经济的活“字典”、独一无二的稀世珍宝。

“一寺”是白塔寺。该寺为藏传佛教“凉州四寺”（白塔寺、莲花山寺、海藏寺、金塔寺）之一，是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应蒙古王窝阔台之子阔端的邀请,于1247年举行“凉州会谈”的地方。这一历史性的会谈决定了西藏正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标志着西藏从此纳入了中国版图，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进程中具有深远而特殊的意义。武威白塔寺因此而成为西藏归属中国760多年的历史见证。

“一窟”是天梯山石窟。该石窟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在我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学术界有“石窟鼻祖”之称。

“一塔”是罗什寺塔。该塔是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讲经说法之地。鸠摩罗什被称为我国古代四大佛经翻译家之首，被誉为译经泰斗。该塔最早建于后凉(386―402年)，唐时曾大力扩建，明、清皆有修葺。据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重修罗什寺碑记》记载，经过重修的罗什寺，“前后三院，焕然一新，乃五凉之福地；壮丽改观，诚河西之胜地也”。

“一庙”是文庙，为全国三大孔庙之一。始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历经扩建，规模庞大，号称“陇右学宫之冠”。

古城武威，以“六个一”为代表的遗迹遗址，书写了汉武大帝打通河西走廊、开辟丝绸之路的历史功绩，见证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群体——汉族的兴起，留下了中华各民族交汇融合、和谐共处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九远的历史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