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清] 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
《白豪子兵》："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某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用药如用兵
公元18世纪中叶的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曾任太医的名医徐大椿。他在自己撰写的《医学源流论》中专辟《用药如用兵论》一章，全面、详尽、准确地阐述了"防病如防敌"、"治病如治寇"、"用药如用兵"等医理。文中提出了治病用药的10种方法，其中"以寡胜众"之法就典型地运用了孙子的"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观点，主张"一病而分治之，则寡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如痢疾这种病，症状甚多：便脓血，里急后重、腹痛等。治疗时，以行气、活血两种方法分而治之。行气则后里自除，腹痛亦止，活血则使脓自愈。一种病按气、血分治，从而达到以寡胜众的目的，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说："《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徐大椿凭藉自己深厚的医学功底，敏锐地审视兵学与医学、兵道与医道的相互关系，得出了极富启发意义的结论，这在我国古代医学史上的确是一篇绝无仅有的专论，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但是，必须看到，把兵学同医学联系起来在理论上加以阐述，临床上进行实践，则在徐大椿之前是大有人在的。
被尊为医经的《黄帝内经·灵枢·逆顺》中就谈到医学与兵法的关系，说："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以与"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灵枢·刺法》）相对应。饶有意味的是，《黄帝内经》还用冷兵器的"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类比针法："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阵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之得也。"（《灵枢·玉版》）
唐朝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进一步从医家的行为心理上做了深刻的理论阐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仁欲方。"《旧唐书·孙思邈传》）"胆大心小，智圆仁方"这八个字高度概括了作为一个医生必须具备的心理索质和行为准则，孙思邈在对这八字原则进行分析时指出，医生临病与军人临战一样，在不明敌情时要周密侦察，慎重判断，做到"知彼知己"，这种谨慎就是"心小"。一旦掌握敌情，胜券在握，就要果断决策，大胆用兵，这种果断就是"胆大"。孙思邈用《诗经》形容这种果断："'纠纠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军人为卫国保民而打仗，医生为救死扶伤而治病，这种品德就是"仁方"。用兵要因敌制胜，战术多变；用药要"知常知变，能神能明，如是者谓之智圆"（李中样《医宗必读》）。
以兵学喻医学，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个别例子，自先秦至明清，代不乏人，可以说它是古代医家们的一种共识。把兵学用于医学如同把动物器官移植于人体，那么人们要问：兵学原则在哪些方面成为沟通医学的桥梁和纽带呢？毋庸置疑，只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才能证明兵学用于医学不是牵强附会的，不是伪科学。
首先，从伦理道德方面看，中医的医学伦理观一贯推崇既有良好医德又有良好医术的"良医"，认为医学是仁学，医术是仁术。东汉名医张仲景主张医生应当"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这种中国医学史上倡导的"苍生大医"与中国古代兵家的主张是相通的，相融的。与行医要有仁人之心一样，中国兵家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也历来主张应"诛暴乱，禁不义"（《尉缭子·武议》）。
其次，从方法论上看，中国兵学与中国医学一样，形成了完备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都贯穿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辩证施治是中医著名的诊断治疗方法。从哲学上说，它是一种朴素的系统的思维方法。中医把天地人视为一个大系统，"人"又分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各个于系统。通过望、闻、问、切，对各个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对症下药。药分君臣佐使，最后达到治病求本，标本兼治，扶正法邪，治病救人的目的。古代兵法也使用这种系统分析的方法。比如说，关于战争全局的战略问题，《孙于兵法）讲求"道、天、地、将、法"之类"五事七计"，对战争各方面进行总体把握，系统分析；关于行军布阵之类战术问题，兵家也无不讲求天、地、人的相互关联，各种条件在战争运动过程中的有序变化，奇正相生，相反相成，最后达到因敌制胜的目的。
再次，从指导思想上看，兵学与医学更是有着许多共同点。
一是防病如防敌。对于疾病，医家主张"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只有那些能预防或减少疾病发生的医生，才能称得上是良医。对于敌人，兵家主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平时就要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将帅也才能被称为良将。良医本着治病如治寇的负责精神，因而能够高度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做到防徽杜渐，加强防范。
二是择医如用将。明朝椿澄说得好："知其才智，以军付之，用将之道也；知其方技，以生付之，用医之道也。"（《诸氏遗书》）打仗要委派良将指挥，治病要选求良医诊治，道理是相通的。中国古代所谓良将必须"智信仁勇严"五德兼备，也就是说。必须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只有将才而无武德的将领只能称为"名将"而不能称为"良将"。同样，只有医术而乏医德的医生只能称为"名医"而不能称为"良医"。"良医"必须做到"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怖。广收方论，博通义理，明运气，晓阴阳，善诊切，精察视，辨真伪，分寒热，审标本，识轻重。"（《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如能选择这样优秀的医生治病，何病不克，何疾不愈？
三是用药如用兵。兵凶战危，是一种关乎国家军民生死存亡的暴力行为。古代的医家看到，"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千金要方·食治》）这是从"兵"与"药"的特性上说明二者都具有"刚烈"的共同特点，因此用药要慎之又慎。古人还从用药之法"贵乎明变"着眼，看到灵活多变的共同点。徐春甫《古今医统》指出："治病犹对垒。攻守奇正，量敌而应者，将之良；针灸用药因病而施治者，医之良也。"这是医家以用兵来比喻用药。《白豪子兵 》指出："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这是兵家以用药来比喻用兵。显而易见，"兵"与"医"即使不像徐大椿所认为的同源，但也的确是相通相用的。
以上虽然仅略举数端，却足以说明把兵学原理移植到医学之中，特别是中医学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启发人们的意智，开阔人们的视野，近年来，人们重新重视《孙子兵法》在医学领域的运用问题。例如，黄石市中医研究所殷衍彬对《孙子兵法》在中医治疗中的价值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孙子兵法与中医治病》一文，大连陆军学院的黄志贤、黄浩也将孙子的谋略与治病疗法结合起来，撰写出《孙子谋略在医学中的运用》一文。特别是中国军事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吴如嵩、中国中医学院博士生导师王洪图及解放军309医院的黄英同志合著的《孙子兵法与养身治病》一书，将孙子军事辩证法和传统的中医理论及现代医学理论结合起来，充分阐述了以《孙子兵法》指导养身治病的原理，可谓开创了医学理论的新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