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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在歐洲傳播的著作 - 文匯資訊

 昵称410820 2010-04-11

明清在歐洲傳播的著作

收藏 發給朋友 來源: 文匯論壇    發佈者:花田喜事
瀏覽353次 【共0條評論】【我要評論時間:2010年4月11日 12:58


        從明代萬曆年間到清代乾隆年間,西方天主教士到中國傳播天主教。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們,認識到如果對中國的文化和歷史不甚瞭解,就無法傳教。為了傳教,教士們找到大批的中國經籍,像中國的讀書人一樣刻苦研讀。漸漸地,他們受到潛移默化,對其內容也發生興趣,甚至被其中的道理所折服;覺得很有必要把它們介紹給歐洲。很多教士把中國經籍翻譯成拉丁文,寄回歐洲。拉丁文是西歐文化之源,語法組織縝密,又是教會採用的文字,宗教、道德名詞至為完備,翻譯中國經籍不致於感到困難。所以教士們翻譯中國經籍都用拉丁文。
        意大利耶穌會教士利瑪竇首先於明萬曆年間把《四書》譯為拉丁文,寄回本國。法國教士金尼閣也把《五經》譯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這是最早在我國刊印的中國經籍的西文譯本。意大利教士殷鐸澤和葡萄牙教士郭納爵二人合譯《大學》為《中國之智慧》。殷、郭二人又合譯《論語》。殷鐸澤譯《中庸》為《中國之政治道德學》。比利時教士衛方濟也曾譯《四書》及《孝經》和《幼學》等,《大學》譯名為《成年人之學》,《中庸》譯名為《不變之中道》,等等。
        有人對一些經籍進行節譯,法國教士劉應曾譯《禮記》中的「特牲、祭法、祭義、祭統」。
        很多譯著在當時就受到薦譽。1770年法國教士宋君榮的《書經》在巴黎出版。出版者德經是當時著名的漢學家。他對《書經》倍加讚揚,認為《書經》是中國經籍中最難翻譯的,而宋氏用字準確,中國色彩濃厚。法國教士蔣友仁譯《書經》也獲得好評,蔣氏漢文水平很高,譯筆忠實,審慎異常。法國教士孫璋是後期到中國的教士中最精通中國文化的學者,人極博學,精通滿漢文,譯有《詩經》,書後附有註解。
        現在歐洲的很多圖書館還藏有當時中國經籍的譯著。梵蒂岡圖書館藏有研究《易經》的稿本14種,書名分別是:《易考》、《易稿》、《易引原稿》、《易經一》、《易學外篇》、《總論布列類洛書等方圖法》、《據古經考天象不均齊》、《天象不均齊考古經籍解》、《大易原義內篇》、《易鑰》、《釋先天未變》、《易經總說稿》、《易考》(書名重出)、《太極略說》。
        法國巴黎圖書館藏有法國教士白晉所著的《易經大意》和討論詩經的一本書。
        教士們還撰寫論文,或和歐洲的學者書信往來,研究討論中國經籍。1681年比利時教士柏應理從中國回到歐洲,他對中國哲學有所研究,於1681年在巴黎發表論文,題目是:《中國哲學家孔子》。文中主要內容為《四書》的歷史背景、內容介紹以及《大學》、《中庸》、《論語》的譯文。譯者在文中還論述佛道與儒家的區別,並涉及到《周易》。此外,比利時教士衛方濟寫有研究中國經籍的論文《中國哲學》。

1701
年法國教士白晉在北京和歐洲的德國學者萊布尼茲書札往來,討論中國哲學和中國禮俗;《易經》也是他們討論的內容。

        傳教士們介紹中國思想文化到歐洲,本想向歐洲說明他們發現了一個最容易接受「福音」的園地,以便鼓勵更多的教士前來中國傳教,並勸導歐洲教徒們多為教會捐款。教士們始料不及的是:儒家經典中的思想,被歐洲哲學家們特別是法國思想家們做為反對宗教的思想武器。教士們筆下的中國康熙年間的安定局面,與同時期歐洲動盪局面形成鮮明對照,使很多歐洲學者以為中國人是有德性的民族,中國是理想的國家。
        中國哲學思想對歐洲的思想文化界產生深刻影響,很多歐洲哲學家認為:中國宋儒理學以「理」為最高而永久的法則;「理」又附於物質,所以中國所尊崇的宗教是「自然宗教」,中國有如此古老的文明,如此安定的社會,如此崇高的道德,就是宋儒理學影響的結果,這是歐洲所謂「超自然宗教」所不能做到的。
        很多哲學家們的哲學思想的形成,受到中國哲學的影響。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創始人康德曾指出: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完全受老子的影響。受中國哲學影響最大的,是德國哲學和法國哲學。
        德國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萊布尼茲以中國哲學為「自然神教」,隨之產生在1718世紀德國的官方權威哲學:萊布尼茨一沃爾夫「形而上學」。萊布尼茲在2l歲時,已經受到中國哲學的影響,1687--1690年期間,他在羅馬和曾到中國傳教的意大利教士閔明我接觸,1697年在法國遇到曾到過中國傳教的法國教士白晉,後又和遠在北京的白晉通信研討中國《易經》。受《易經》啟發,萊布尼茲提出了他認為是和中國「先天八卦」相吻合的二進制,影響到後代計算技術的發展。

1697
年,萊氏所著的《中國近事》出版,他在書中說:「歐洲文化的特長是數學的、思辨的科學,即使在軍事方面,中國也不如歐洲,但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實不如中國人。他甚至認為「中國實有派遣教士來歐之必要」。使「中國傳道者能以自然神學的應用與實行,傳授於吾人」。德國傳記作家路德維西在《評論萊布尼茲哲學全部發展史》一書的序言中曾說:「研究萊布尼茲與沃爾夫的世界觀,必先研究柏拉圖和中國哲學。」沃爾夫是萊氏哲學的繼承和發展者,他把萊布尼茨的「形而上學」系統化。沃爾夫研究中國哲學的名聲很大,由於他的演講和著作,使得歐洲學者普遍瞭解中國哲學。

        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康德,在大學期間學習萊布尼茲--沃爾夫哲學。自康德而後的費希特、謝林、黑格爾都深深受到萊氏辯證法的影響。因此,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不同程度地間接受到中國哲學的影響。
        中國哲學思想傳入法國時,正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為資產階級革命搖旗吶喊的思想啟蒙運動,吸收、利用中國哲學中的無神論、唯物論和自然主義思想,把他們做為向封建君主制度進攻的武器。無神論、唯物論和自然主義成為法國思想革命的哲學基礎。
        法國大革命前夕,很多法國哲學思想家在耶穌會士的報告和書札中,探討中國文化的實質,耶穌會士自然流露出的傾慕中國文化的感情,使讀者們也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
        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無條件的讚揚。他大聲疾呼:「歐洲人對中國應讚美,(歐洲人應)慚愧,尤其應模仿」。他在《風俗論》中說:「歐洲王室與商人僅知在東方尋求財富,而哲  學家卻發現一個新的道德的與物質的世界。…人類智慧再也不能獲得比中國政治更優良的政治組織。」又說:「中國為世界最公正最仁愛的民族。」伏爾泰十分推崇孔子.認為「孔子所說僅為極純粹之道德,不談奇跡,不涉玄虛。」這是對天主教「談奇跡、涉玄虛」的貶斥。
         霍爾巴赫主張政治的根本法則必須與道德相結合,而當時世界上最好的、唯一的典範就是中國。
        孟德思鳩在所著的《論法的精神》中提出:「萬物自然之理」、「有理才能有法」。他認為法和規律是萬物的主宰,即使上帝也必須受客觀規律支配而不能隨意干預世界,君主也應受到法律限制而不應任意干涉資產階級的活動。而宋儒理學則認為:世界的根源是「理」,也稱做「天理」、「道」,「理」是萬物所根據的法則,是物質世界的「所以然」,要「存天理、滅人欲」。對比之下,可以看出孟德斯鳩的上述提法完全受到宋儒理學的影響。當然,孟氏把宋儒的「理」改造為向法國封建君主專制進攻的武器,而宋儒理學在中國則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理論根據。
        盧梭則承認中國是最高文明古國,但認為文明並不是幸福的標記,中國雖文明,而不免被異族侵凌,把中國作為「文明否定論」的實例。
        中國哲學對法國革命也有過消極的作用:路易十五王朝末期,首相貝登為了阻止人民革命,曾經上疏主張「將中國思想灌輸於法國人民」,因為中國哲學一向認為人民應絕對服從君主。當然,這種努力並不能挽救法國封建制度滅亡的命運,法國大革命終於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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