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尔姆造型学院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影响最大的设计学校，是继包豪斯之后世界艺术设计教育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它奠定了艺术设计更多的和科学相联系的基础，为艺术设计广泛地介入工业生产开辟了道路。
乌尔姆设计学院又称乌尔姆造型学院(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由英格·艾舍·绍尔 (Inge Aicher Scholl)、奥托·艾舍 (Otl Aicher)和马克斯·比尔 (Max Bill)于1953年在乌尔姆创立，直到 1968年被解散。因为其强调从技术方面培养设计师与其对系统设计(system design)的推崇，使乌尔姆造型学院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设计学院。乌尔姆设计学院致力于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设计探索，并发展出高效率、次序化极强的系统设计。
一.乌尔姆造型学院的历史
1953年比尔设计的乌尔姆校舍开工了，他将老师和学生组织在一个“共同社团”之中。尽管在形式上受格罗皮乌斯德绍包豪斯和米斯伊利诺伊学院的影响，但比尔超理性形式完全是为了对抗纳粹集权和非理性主义。该方案努力去除任何情感和主观痕迹，完全摒弃曲线，方形和直角成为最纯粹的表现形式；同样，去中心化的平面和低层建筑也是为了与纳粹集中性和纪念性相对，建筑的分布是不均匀，甚至学校大门都不在正中间，故当时人们就用“笛卡尔修道院”来形容比尔如此理性的设计。反情感的理性主义同样表现在建筑内部，建筑外部裸露的水泥延伸到内部，并且不为温馨和舒适留一丝余地，没有地毯、墙饰、桌子、植物和舒适的家具；为了保证统一的秩序，连床和架子都与墙连在一起。所有这些集中体现在比尔、汉斯·古格洛特（Hans Gugelot）和保罗·希尔丁格（Paul Hildinger）共同设计的廉价而易于组合的“乌尔姆凳”（Ulm Stool）上，不但没有任何装饰，而且具有普通椅、床头柜和工作椅等多种功能，这样就取消了工作与休闲之间的文化区别。总之，比尔的方案充分体现了乌尔姆的文化理想：通过文化与文明的融合，打破理论与实践、劳动与休闲、甚至大众与个人之间的区别。总之，比尔的方案充分体现了乌尔姆的文化理想：通过文化与文明的融合，打破理论与实践、劳动与休闲、甚至大众与个人之间的区别。在学院开学仪式上，“新包豪斯”的称号也赋予乌尔姆重要的象征意义。比尔在祝词中表达了其愿望： “ 世界上没有第二所学校与乌尔姆有着同样的目标。总之，学校希望为普遍的日常文化创造简洁实用的日用品，特别是当大多数设计师和制造商忽视了这些普通物品作为有重大影响的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时，通过我们诚实的工作和周密的判断，我们要按照当前的需求和可能尽可能的帮助人们再设计他们所处的环境……
1955年正式招生的乌尔姆造型学院（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Ulm）在德国设计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被称为“新包豪斯”，这暗示了其高贵的文化出身。为了恢复包豪斯现代主义遗产，抵抗战后粗鲁的商业主义社会，使其成为西德文化指南，美国最高指挥部与西德政府签署了乌尔姆计划。学院通过建立一个基于社会学、符号学和政治参与的新设计科学来弘扬包豪斯人道主义精神，从根本上反思现代工业社会中美学和设计的社会意义。如此，乌尔姆历史便展现了冷战时期更广泛的美学与政治、功能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此外，拟订的乌尔姆教师名单也迅速将名不见经传的乌尔姆推到国际民主政治和文化的前沿。乌尔姆学院的酝酿过程要比包豪斯长得多。1946年，为了纪念在二战中被纳粹杀害的兄妹，英格·肖尔（Inge Scholl）和奥托·埃舍尔（Olt Aicher）在德国小城乌尔姆建立了一所学院。两人想通过这种方式反思德国在二战中的表现，调解德国由来已久的文化与文明的矛盾。同包豪斯一样，学院受到了各界名流的关注：格罗皮乌斯也前来参加其成立仪式；总统西奥多·胡斯（Theodor Huss）、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贝格（Werner Heisenberg）、设计师瓦根菲尔德、法国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社会学家霍客海默（Horkheimer）、历史学家戈洛·曼（Golf Mann）还有作家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all）和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都赞同肖尔的教育改革，而他们的关注也使乌尔姆很快就成为国际政治思想和民主文化的中心。当然，在二战之后的德国建立这样一所学校并非易事：一方面，校方不想迎合美国对德国的再教育，他们认为只有“德国精神”而不是盟国计划才可以培养杰出青年；但另一方面，为了强调与纳粹的不同，又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有效地融入西方世界。为此，创建者提出了包括媒体学习（政治、杂志、收音机和电影）和艺术教导（摄影、广告、绘画和工业设计）在内的“普世教育”计划。为了进一步体现学院国际化精神，肖尔和埃舍尔决定物色一位国际知名又无政治污点的人士出任校长，经考虑，来自中立国瑞士的设计师兼雕塑家、画家，时任瑞士制造联盟主席的马克斯·比尔（Max Bill，1908~1994）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1956年，比尔重申了非商业化的主张： 工业设计教育的目的不是“把昨天的图形变成方形”而是“把这些人类需求的物品看作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生活形式的文化因素。汤匙和机器，交通灯和住宅，以此观点来看是一致的。” 在比尔赋予工业设计崇高的道德理想的同时也难免远离实际，因此受到其他成员的非难，首先向他发难的是1954年加入乌尔姆的阿根廷人托马斯·马尔多纳多（Tomas Maldonado，1922~）。一方面他认同比尔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设计师的愿望，但同时认为比尔的教育观念仍停留在包豪斯理想主义阶段.
1957年，比尔辞去了校长一职，他的离去标志着学院以艺术为基础的设计教育的结束。之后，学院全力以赴的发展现代设计的全新观念，而在这种观念下，美学、文化和艺术都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学院再次调整了教学计划，教学目的变为为技术文明提供两种不同的专家：工业产品设计（工业设计和建筑系）；视觉艺术（视觉传达和信息系）。学院培养出来的设计师既要能够支配现代工业的技术和科学知识，又要能够掌控他们工作所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影响。
1958马尔多纳多年提出了一个与比尔包豪斯理想完全不同的现代设计教育模式，并提出了更加科学化的工业设计观念。他认为现代设计能成为一个新职业是经济危机中刺激消费的手段，设计师与市场之间完全没有距离，而且工业设计不是艺术，而设计师也不是要成为艺术家。为了理清设计的发展脉络，马尔多纳多总结了设计发展的3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设计师是大批量生产催生的发明家；第二阶段的设计师是大萧条期间刺激消费的艺术家-设计师；第三阶段的设计师将成为“调解者”。他认为设计师的任务已经从设计物品的风格转向生产过程本身，因此设计不再是神秘而不可捉摸的艺术活动，不再属于道德理想和艺术生产的文化范畴，设计已成为产品管理和系统分析更科学化的社会运作。因此，他提出设计师应抛弃美学的文化负担，努力成为如下角色的设计师： “可以在我们工业文明最敏感的核心工作；那些做出我们日常生活重要决定的地方，是那些利益相对、常常是很难达成一致的地方。1958年的课程修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方向：色彩教学完全去除，工程科学和更多的科学课程被引入，如数学、生理学、感知理论、人机工程学和科学认识论等。放弃了包豪斯的教学模式，乌尔姆开始发展自己的现代设计方法学，受杜威实用主义和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学说的影响，马尔多纳多和哲学教授马克思·本森（Max Benson）将符号学引入设计，提倡“科学操作主义”，努力使设计摆脱道德、审美和非理性的束缚，他们认为在新环境中保有道德的唯一方法不是维持秩序，而是引起混乱与争论。如此，学院曾有与工业合作的信念就消失了，与粗野、喧嚣而堕落的工业相比，学院更喜欢清白的理论世界，这使学院更加孤立和愤世嫉俗。
1960~1961年，基础课正式取消，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次教学调整遭到了学院师生的反对，他们担心削减技能培训会影响学生的就业。虽然平息了争论，但学院以不可避免的走到了尾声。这种“科学恐怖”的气氛最终又引起了外部的攻击。
1963年春天，德国的一家报纸报道了学院中的矛盾，随之，区政府开始审查学院的财政投入，未来的资金有赖于学院是否能合并到乌尔姆工程学院或是斯图加特城市大学。这一提议刺激了学院的政治抵抗，学生们起草请愿书、教师组织多场讨论会。
1964年乌尔姆举办了一系列巡展，从技术设备到地铁系统，从拖拉机模型到汉莎航空公司内舱设计。而且为了回避争论，学院开始由产品设计转向“产品系统”和设计理论的研究，从关注产品的形式转向“操作和控制”研究。显然，无论是比尔还是马尔多纳多都没有真正将设计与商业化结合在一起，虽然怀有高尚的文化理想，但在现实的商业化面前，“功能主义暴政”成为战后丧失个性与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的象征。
最终在内外矛盾的挤压下，学院于1968年10月关闭了，虽然以后又以一所小型的环境学院的方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再也没有恢复以前的地位。还是在1968年3月学潮中，斯图加特召开了大型回顾展览纪念魏玛包豪斯成立50周年，展览吸引了375，000多名观众，而许多西德文化官员都将包豪斯赞美成西德文化自由主义和国际现代主义遗产值得珍重的偶像。
他们终于将现代设计从以前似是而非的艺术、技术之间的摆动坚决地移到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来。虽然高尚的道德理想阻碍了设计与商业的结合，作为继承和超越包豪斯传统的标志之一，符号学和社会学的引入确为以后商业化社会下设计的发展保留了最后一份难得的文化理想。继包豪斯之后，乌尔姆也终于成为设计教育最后的神话。
|
||||||||||||
|
|
来自： 语晗----- > 《乌尔姆与系统化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