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网-- 《庄子》还原（8）

《庄子》还原（8）

“广寓言”与林野写作风貌     庄子既然在哲学上主张逍遥和万化，他的文章也就讲究逍遥而不受拘束，万化而随任自然，也好玄虚飘逸，也好奇诡夸诞，总是神思妙笔，在放飞思想的同时，放飞想象、机趣和语言。这种语言是长着翅膀的，“得至美而游乎至乐”，尤其在一般认为庄子所作的“内篇”，但在其门人后学所作的“外篇”、“杂篇”也不乏此风。对此，《史记》本传称“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25]鲁迅称“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26]《庄子·天下篇》则如此自评：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调）适而上遂矣。[27]     这段自评合思想与文体而言之，既揭示这种思想文体产生的原因，在于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又交代这种思想文体产生的内在欲求，在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还点出了这种思想文体的表达方式是卮言、重言、寓言；最后还说这样产生的思想文体的效果，外之为宏大恣肆，内之为调适而上达。于此有必要对三种文体表达方式略作解释：卮言的特点是“曼衍”，即随意敷衍，漫无拘束，像酒杯装酒，满了就漫洒出来；重言的特点是借重名人，把要说的道理委托他们说出来，把道理引向深刻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真实”；寓言的特点是“广”，把道理寄托给广泛的人与物，以事寓意而求意之深广。这也就是《庄子》中所说的“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了。[28]把三种表达方式错综交互为用，并在“游乎尘垢之外”的天之端倪处加以糅合或融合，就是庄子文体之妙了。     尤其是寓言，作为庄子最具特色的表达方式，有必要着重辨析。庄子寓言与伊索寓言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它不限于以短小故事（特别是动物故事）去印证某种人生格言或道德教训，而是把本体的认知贯穿其中，以道通为一、与道徘徊的观念去处理万物皆化的叙事，隐喻着、指向着和诠释着一种深在的哲思，一种创造性的学理体系。《经典释文》释“寓言十九”说：“寓，寄也。以人之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29]庄子寓言采取间接性述道的方式，把道之理路寄托在锦心绣口的人与物故事，达到入心莫忘的美学效应，从而创造了一种“因理生事，托事言理，事理蕴道”的寓言方式，即庄子式的“广寓言”。《养生主》篇把养生宗旨深广地寄托于庖丁解牛：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而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30]     它不是简单地展示一种手艺，而是把解牛过程写成“莫不中音”的古乐古舞。它并不满足于技，而是好道进乎（过于）技，运刀于牛体筋脉骨节之间，依天理行止，讲究神遇而游刃有余。它阐明养生须顺乎自然，道技兼修于神遇之间，使生命虽然经历“解牛千数”的磨炼，却依然保持着“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磨刀石）”的光亮和新鲜。如此说理，语意双关，以绝招诠释绝境，令人欣然倾慕。由于采用寓言表达方式，庖丁解牛故事的意义已不限于养生，而对于顺乎自然，修练技艺绝境，以及在各个领域谈论道与技的辩证关系，均具有普适性，足以诠释庄子所谓“以寓言为广”的本义。      “广寓言”是庄子独创的寓言方式，正因其广，故能融入丰富的文化意蕴和趣味。庄子寓言之广，不仅施诸外物外人，而且施诸己身己友。寓言而至于物我兼施，就可以称为“寓言癖”。庄子送葬，经过惠施的墓，环顾跟从的人说出上述“匠石运斤”的寓言，叹息道：“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31]惠施是宋人出仕于魏，学识渊博，“其书五车”，属于战国善辩的名家。据《庄子》记载，他曾经质疑庄子学说“大而无用”，质疑庄子“人故无情”的观点，质疑庄子能知濠上鱼乐的感受方式，庄子也嘲讽惠施以梁相的位置对自己作“腐鼠之嚇”的行为。但是庄、惠之辩，乃是君子之辩，辩时是对手，辩后是朋友，《庄子·天下》篇评述诸家学说，于“惠施多方”尤详，过惠施墓竟有旗鼓相当的好对手旷世难再求之叹。因此《淮南子·修务训》把庄、惠视为知音之交：“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赏也；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见世莫可为语者也。”庄子在《逍遥游》、《德充符》、《秋水》诸篇与惠施辩说成寓言，在《徐无鬼篇》又向惠施致哀悼而用寓言，可知寓言，已深深地嵌入他的人性体认之深处，广及他体物、交友、悟道的方方面面了。     应该看到，“因理生事，托事言理，事理蕴道”的广寓言方式，是根源于庄子对道的认知的。在老子“道生万物”的本根性思考的基础上，庄子强化了“道通万物”的周遍性认知，即所谓“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天道》）。这就引出了庄子那段著名的关于“道无所不在”的思辩：“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知北游》）如此论道的精神指向很值得注意，它是眼光向下的，不是以道论证庙堂的合理性，而是以道论证万物存在的自然性，在道的面前，万物是平等的，正因为能够看到道无所不在的真相，庄子下笔，便无所不驱，自然成为意到笔到的“广寓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