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唐代的诗狂 刘梦溪

李白和唐代的诗狂

 

刘梦溪

 

唐朝的开元天宝时期是多元文化达致鼎盛的开放时代，为诗人、作家、知识分子的恣意张狂，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土壤。他们的狂，是多士之狂，是透心透肺的狂，是健康益智的狂，而没有魏晋之狂的辟戾之气。精神生产者能够狂态昂然，是健康社会的烛光。多士能狂是思想自由的彰显。唐诗所以凌跨百代，后无来者，实得力于当时的文化开放和思想自由。

唐人之狂比之魏晋，发自内心的本性之狂似乎要多一些。李白可谓天字第一号“狂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临流欲奚为”、“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今日逢君君不识，岂得不如佯狂人”、“谁人识此宝，窃笑有狂夫”、“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窥镜不自识，况乃狂夫还”，这是他自己说的。“狂人”、“狂痴”、“狂客”、“狂夫”、“佯狂”，不一而足。他自喻的带“狂”字的称号就有这许多。

李白的友人也直言不讳。杜甫说：“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又说：“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又说：“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后来的诗人孟郊也说：“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宋代的朱长文则说：“太白，狂士也。”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当时后世，无人不知李白是一位世所罕见的狂诗人。李白才高，本性天真，性情中原有狂放的一面。却又嗜酒，便狂上加狂了。这样的性格，自然不为世所容。所以杜甫始终担心他的老友的处境，在《不见》一诗中不得已直抒胸臆：“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李白是因狂而不遇，复又因不遇而更狂。

李白的狂是盛唐的狂，盛唐人物原本都带有三分狂气，连谨慎小心不逾雷池的“诗圣”杜甫，也写过《狂夫》诗，那是在浣花溪畔的成都草堂，举家衣食无着，小儿子饿得面黄肌瘦，几乎面临要“填沟壑”的危险，却写出“自笑狂夫老更狂”的诗句。是呵，如果自己一分狂气也无，怎么那般欣赏大他十一岁的狂友李白呢？

再看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这是我几十年来，每忆及此诗，都禁不住要大声朗诵的诗篇。相信读者也无人不闇熟此诗，但要不要和我一起再温习诵念一遍？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

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

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每次诵念此诗，眼前都仿佛会出现流水欢欢，树动山迷，酒香馥郁，百花漫舞的景象。是饮中八仙歌，也是八仙狂饮图，虽未就君饮，已生大欢喜。

知章就是贺知章，亦即初见李白便呼为“谪仙人”的那位“四明狂客”，比李白大四十一岁。汝阳是唐玄宗的侄子汝阳郡王李琎，未及衔杯，路见酒麹已经流口水了。左相指天宝元年代理左丞相的李适之，为奸相李林甫所嫉，在位五年即罢去知政，赋诗自况：“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杜句“衔杯乐圣称避贤”，盖即套用此诗的头两句。宗之系被贬金陵的侍御史崔宗之，吏部尚书崔日用的公子，尝与李白诗酒唱和。苏晋为开元时的进土，当过吏部侍郎，信佛而不守戒律的狂士。焦遂名不见经传，长安一布农耳。可知酒党重情趣，并无贵贱之分。至于张旭，则是书法史上大名鼎鼎的“草圣”，《旧唐书》载：“吴郡张旭善草书，好酒，每醉後，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故其又有“张颠”之称。

此“八仙”的各种酒狂之态，绝非不懂狂不能狂不欣赏狂的人所能摹写。恰好我们在杜甫的另一首诗中找到了佐证，这就是作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一，开头两句便写道：“江上被花脑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说明老杜已经是在以“癫狂”自诩了，而“颠狂”的原因，则是由于“无处告诉”，即无人可诉说，看来是自己寻花自己狂。

唐的开元天宝时期是多元文化达致鼎盛的开放时代，为诗人、作家、知识分子的恣意张狂，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土壤。他们的狂，是多士之狂，是透心透肺的狂，是健康益智的狂，而没有魏晋之狂的辟戾之气。遥想张旭在“王公”面前“脱帽露顶”的狂态，贺知章在马上晕晕乎乎，摇来晃去，而汝阳郡王则以为只有到酒泉去做官才称心如意，再加上李白的以酒仙自诩，拒不奉诏。我们在因狂会意之余，不知不觉笑的都乐了。精神生产者能够狂态昂然，是健康社会的烛光。多士能狂是思想自由的彰显。唐诗所以凌跨百代，后无来者，实得力于当时的文化开放和思想自由。

中晚唐政治变乱频仍，党争不已，狂士非无有，内涵和格局要拘迂得多。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振衰启运，以道统自命，固为不世出的文雄，但他的得“狂名”，竟缘于好为人师。柳宗元在给一个欲拜他为师的青年人的信里写说：“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譁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华版《柳集》页871）如此得“狂名”，这在韩愈可谓不期而遇，非始料之所及。因此他非常不服气，特作《释言》一篇加以解释：“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风而妄骂，不当有如谗者之说也。”不过韩愈确有过一次“狂”的经历。一次与友人登华山，竟攀援至山顶，自己知道返回不能，便写好遗书，“发狂恸哭”。韩愈不愧气魄盖世的豪杰之士，危难之际痛哭也不无忘“发狂”。当然后来还是下来了，华阴县令不知想出多少办法，才救了韩愈一命。

本来谈不上狂，因为性格倔强，思想独立，不肯随顺潮流，便被世人目之为狂，唐以后千年以还的中国世风大率如此。我所以说“唐以后”，是由于魏晋之狂和盛唐之狂，几乎是诗人和士人的常态，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异。宋的狂客就不那么常见了。

 

（载《读书》2010年第3期，题目作《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此为其中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