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就不喜欢康有为，这无关他是保皇派与否。
上次说到他的“公车上书”是一个骗局（见《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公车上书”》），遭来些许非议，不外乎“想出名”云云，我自己的博客，写自己的东西，看得下的请看，看不下的请走，倒也不必强求，这么偏激的言论何苦来？如此动气伤了您的肝，那也伤了我的心呐，借用时下流行的一个词，淡定。
康有为是个极端固执的人，而这恰恰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致命的缺陷。这个缺陷导致他政治上的偏激、狭隘和不成熟，因此也不能够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暗礁走向胜利。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普遍把康有为看作是变法的策动者，光绪帝是变法的支持者，而慈禧则是反对者。这种简单化的结论其实来源于康有为自己对历史的解释和后人对康有为之说的轻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许多研究康有为的学者早已发现，在进行政治宣传和历史回忆的时候，康有为是很不尊重事实且又擅长吹牛造假的。姜鸣先生在书里说，后世学者没有对康有为的作伪加以辨析和批判，是出于种种善良的考虑。何为善良的考虑，我想不明白。但主要通史著作和中学教科书中为他隐晦，造成对中国近代史叙述的偏差，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教科书编者和读者的不幸。
实际上，康有为提出的整体变法主张，在最初实施时，是得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共同支持的。皇帝颁布的改官制、废科举、办学堂、兴工商、设邮政、裁军练兵等措施，事先全部征得慈禧同意。从宫闱的角度论，慈禧不算个有懿德的贤后，但在治国上，她还是个通达的女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就是在她的领导下进行的。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列强瓜分危机，亟需变法图强以求生存的形势她也了解。当然，对于变法的程度，她也是有底线的，康有为的一些激进的西方政治主张如立宪法、开国会，她必定不能接受。但这皇帝也未必能够接受。因此慈禧和光绪帝在对待变法的态度上，并无本质区别。过于贬斥慈禧反对变法，也不符合实情。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
皇上自四月以来所有举办新政，莫不先赴太后前禀白，而后宣示，虽假事权，并未敢自专也。每有禀白之件，太后不语，未尝假以辞色；若事近西法，必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
但是光绪与慈禧之间，有权力之争，也就是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众所周知，慈禧是实际上的主人，三十年间两度垂帘听政，大权在握。光绪亲政后，她名义上退居二线，实际上仍然控制着朝中事物，光绪有名无实。这常常使光绪感到痛苦，而当光绪想通过变法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时，这种斗争就变得激烈和残酷。光绪发现，他身边的大臣都是太后安排的，他需要建立自己的班底。人们以为，皇帝的班底就是“帝党”，领衔者为翁同龢，其实不然。翁是书生，不是权臣。说他想藉帝师的声势主持朝政升大学士则有之，说他为皇帝为自己在政治上勃兴而与太后争权则未必。——当时所有高级官员，即便彼此在政见上有重大分歧，却都懂得把太后伺候好，尽量不卷入太后与皇帝之间的纷争，久居官场的翁同龢，又岂会引导皇帝去与太后争斗？时人说他“周旋帝后，同见宠信，亦颇不易”，可见晚清政坛上未必有真正可靠的“帝党”，光绪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孤家寡人。
慈禧对变法的态度转折始于下面的事件：
1898年9月初，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拒绝转递该部主事王照建议皇帝皇后出访日本的奏折，理由是日本多刺客，显然这只是托词，真实理由不过是对部下这种异想天开似的的提议不以为然罢了。光绪帝认为二人阻挠言路畅通，将他们连同另外四个侍郎一并革职，史称“礼部六堂官事件”。这事除了树立光绪帝广开言路，起用新人的变法决心之外，也在于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此事处理过严，引起老大臣的强烈不满，纷纷跑到颐和园向太后哭诉。此时太后隐隐感觉到了皇帝与之争权的意志，她对光绪变法的支持，在干部问题上首先出现了转变。
当后来皇帝和太后的矛盾逐渐激化时，尤其是当慈禧对光绪处理礼部六堂官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898年9月14日）后——这恐怕是变法后光绪十二次上颐和园请示懿旨以来第一次听到太后的反对意见。光绪感觉到形势不妙，于是在次日召见军机章京杨锐时，发出如下密诏：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按即罢免六堂官之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侯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密诏表现出了皇帝的焦虑和不安，这是事实。但很明显这还不是一封告急文书，“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将旧法尽变，尽黜昏庸之人”这一假设，皇帝只是在咨询 “良策”，并未要求展开救援行动之类。况且他还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圣意”。光绪帝指名“妥速筹商”的，是四位军机章京。康有为充其量也只能列入“诸同志”之中，证明在此时皇帝心中，他决非不可或缺的股肱。但后来康有为在流亡中，篡改密诏，欺骗外国人和华侨，伪称密诏内容是：
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这是一份面目全非的密诏，把康有为自己的名字加了进去且列在首位不说，还要求众人“设法相救”。康有为正是拿着这份“密诏”到处招摇和集资，显出其行事不择手段的作风。令康有为惊讶的是，17日皇帝又发了一道上谕，要求康有为离京：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将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试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这道上谕的真实含义是很费思量的。按康的说法，这天御史杨崇伊到颐和园递折请太后训政，光绪帝感到形势紧迫，为了保护康有为而发此上谕。但对比日期发现，杨崇伊奏折是18日才递上的，17日并无迹象表明局势会有重大变化。因此亦有人理解为是光绪在杨锐的建议下，想用促康离京来缓和矛盾，作为继续变法的一种妥协；或是光绪在慈禧太后压力下，被迫以此方式，表白自己与康并没有什么更深的联系；甚至有人认为，光绪对康有为在京过于招惹是非已有不满，想把他赶走，省得整天听他聒噪（康在变法期间，平均两三天上一道奏折，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社会风俗等各个领域，有些言论过于激烈，大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气势，极为引人侧目），在给杨锐的密诏中未列康的名字就是一个佐证。康有为对于光绪用严峻的语气促他出京肯定大不受用。大概是因为面子问题，他在流亡到上海时，对英国领事班德瑞（Frederick ）信口编造说皇帝还有给他的第二份密诏：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根据康有为《自订年谱》中的说法，18日早上，林旭向康和谭嗣同出示了光绪的密诏，旋召梁启超、康广仁、徐致靖、徐仁铸、徐世昌同读。众人“痛哭不成声”，“经画救上之策”，“乃属谭复生（谭嗣同）入袁世凯寓所，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又说袁答“杀荣禄乃一狗耳”（此语教科书中却有收录），建议“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名诛贼臣也”。这是整个戊戌变法史上最为关键的谎言。何以见得呢？
其一，所谓18日早上与林旭、谭嗣同同读密诏。按照军机四章京的值班日程，杨锐与林旭一班，入值为15日、17日；刘光第与谭嗣同一班，18日早上谭嗣同应当去宫中处理公务，岂能与康有为等人聚读密诏？
其二，如前所述，“勤王”之说是以假诏“今朕位且不保”、“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为前提的，该假诏在18日尚未伪造出来（系康有为流亡后所作），因此，维新人倘若聚读密诏的话，得悉的只能是皇帝在期待他们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密诏内容而论，虽令人震惊，尚没有理由抱头痛哭。按正常逻辑，读完密诏，他们应该回书房去写奏折提建议。
其三，康有为说，同读密诏者中还包括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这也仅是孤证（戴逸先生引徐世昌日记，说徐本日行踪为“出城，料理回津。晚又回城”，即是去南海会馆读密诏，旋陪谭嗣同去见袁世凯，似属推测，证据并不充分）。如果徐世昌早上即读真诏，则明确知道皇帝没有授权救援行动，但密诏提到“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这样耸人听闻的话语，他必然要设法立即转告袁世凯，岂会将剩下的大半个白天继续厮混在康有为处？如果他真的留在康处，则是完全介入了勤王的军事密谋，到了晚间，谭嗣同再去袁世凯处游说，则袁对康的整个谋反计划已经一目了然，他的算度，显然就不再是站在皇帝和太后之间的选择，而是站在太后和康有为之间的选择。这样的话，袁世凯后来在戊戌日记中大可正面指出，谭嗣同诱迫他杀荣禄完全是矫旨政变，他完全可以不背“欺君告密”的罪名。
问题在于，袁世凯当晚无法辨清密诏真伪，所以他还犹豫，还同康党虚与委蛇，甚至还要回天津与荣禄商量，这样的话，徐世昌也参与跪读密诏的说法就难以令人信服了。可是，康有为却预感要出事了。这恐怕是他已经获悉了本日御史杨崇伊奏请太后重新训政的情报。尽管四天前光绪给杨锐的密诏和上一天命令康有为出京的上谕各有不同的背景，但在18日早上读来，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何况康有为早就酝酿要采取军事动作，密诏坚定了他实施政变冒险的决心，于是他不再奉诏设计方案，并在没有皇帝授权的情况下，策划当夜游说袁世凯，准备发动政变，进行军事冒险。
康有为后来在国外说，光绪帝给他的密诏原文，他已经烧毁了。他以为这样就无可对证。他并不知道密诏原文在杨锐手中。杨锐死后，他的儿子杨庆昶趁扶柩出京的机会，将密诏缝在同县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四川原籍。宣统元年（1909年），光绪和慈禧都已作古，他们将密诏交呈都察院，也就是交给大行皇帝的弟弟兼新皇帝的生父摄政王载沣。康有为伪造密诏的真相由是大白于天下。
1910年，资政院议员陈宝琛又上《请宣布杨庆昶所缴景庙手诏并昭雪戊戌冤狱折》，指出“幸而杨锐奉有先帝手诏，于孝钦显皇后顾念人心、慎重变法之至意，与先帝承志不违、委曲求全之苦心，皆已昭然若揭”。
再者，假如光绪真的给了康有为密诏的话，无论如何，康都应该严守秘密、保持缄默，因为此时光绪呆在北京，处在慈禧的控制下，宣扬有这份密诏存在，意欲何为？这只会加剧慈禧对光绪的仇恨，那么康有为想置皇帝于何地。这是政治家的基本人格，然而康有为不，他明明没有密诏，却偏要伪造密诏，并大肆宣扬光绪皇帝对他如何之好，由此他发誓在海外一定要“保皇”，以此来募集捐款，提供他的生活和活动所用。他后来果然凭此向华侨募集了很多钱财，得以周游世界，广置产业，过着悠哉游哉的富裕生活。
若干年以后，曾是维新激进人士的王照批评说：
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而阴结顽固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余为皇上计，仍以变法之名归诸太后，则皇上之志可伸，顽固党失其依赖矣；而张荫桓之为皇上谋，与此意相反。南海（按即康有为）袒张，谓撤帘已久之太后，不容再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它指责康有为和皇帝都操之过急，偏于极端，不仅没有与太后结成统一战线，相反先要封杀太后，将其归入顽固党中，扩大了打击对象，犯了盲动的错误；而后人又偏信了康有为对于维新失败原因的一面之词，而忽略了康的错误判断给历史发展带来的重大挫折。康有为是19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他身上，既有关心国家命运、希望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和奋不顾身地投入现实运动的实践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狭隘偏激的性格缺陷，这就是历史给予中国的不成熟的改良维新运动的领袖形象。
谭嗣同一直被认为是康有为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个亦儒亦侠的传奇人物。但从前些年发现的毕永年日记《诡谋直纪》中，我们获知谭嗣同其实并不支持康氏搞政变的那套想入非非、一厢情愿的思路。倒是在局势恶化之后，谭嗣同没有随康有为、梁启超一起走避，而是和林旭相约留下，留下的还有这样的豪言壮语：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敬佩英雄！
假使没有康有为的急功近利，假使光绪帝变法成功，则今日之中国又会如何？
参见《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姜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月北京第1版）《阅世空有后死身——访宣南重话“戊戌政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