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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菲：以提高劳动者待遇为支点跳离“低技术陷阱”--中国共产党新闻

王佳菲：以提高劳动者待遇为支点跳离“低技术陷阱” 　　王佳菲：提高劳动者报酬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其现实启示 　　摘要：随着后危机时期的到来，产业结构调整由于面临着国内外双重压力而任务更加紧迫，同时也迎来了加速推进的历史机遇。造成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的一大症结在于劳动者的报酬过低，削弱了企业作为微观主体进行技术、管理和制度创新的动力。当前我国正处在提高劳动者待遇的政策窗口期，具备多项有利条件和良好机遇。为此，各地政府应适时上调工资指导线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引导企业提高薪酬水平；继续落实《劳动合同法》，并由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派出巡视员监督执行；通过多种渠道提高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待遇，既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又促进产业升级，形成又好又快发展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劳动者待遇，产业结构调整，“低技术陷阱”，后危机时期 　　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上来。实际上，我国早在“六五”期间就曾提出，当时农、轻、重比例关系已趋于协调，在新的阶段要进一步调整农业、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1] “八五”计划中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以内涵方式为主扩大再生产。[2]时至今日，我国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仍处在艰难而又曲折的推进过程中，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期间，“保增长”实际上被当作首要任务而“调结构”则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延滞。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无疑已成为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迫切任务。 　　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紧迫性再度凸显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国产业结构内在矛盾显露得更为充分，也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已是势在必行。从三次产业结构看，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而工业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最大、降幅最深[3]；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在外需收缩的压力下受影响最重的正是那些技术落后、产业层次低、资源要素消耗高的行业和企业[4]。我国工业发展已经进入生产要素成本上升阶段，长期以来依靠高投入、高消耗、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竞争的粗放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我国工业结构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更加凸显。[5] 　　当前一个时期，尽管危机的阴影正在人们视野中逐渐淡去，但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更加紧迫。从国内因素看，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强劲反弹，但强有力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只能在稳定经济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改善经济结构不仅起不到关键作用，过度的刺激政策反而会加剧结构失衡。[6]在这一轮经济刺激政策中，过于依赖消耗资源而非技术创新，过于依赖一般加工制造业的扩张而非产业升级的传统增长方式特征依旧突出。[7]因此，实体经济企稳复苏之后，经济结构调整将成为中国政府的第一要务。[8]此外，劳动力供给、资源与环境等约束也凸显出深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紧迫性。从国际因素看，以危机为契机、针对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及时的结构调整，是历史上许多国家在危机后能够重新实现较快发展的重要经验。[9]当前许多国家都在探索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这些国家应对后危机时代激烈国际竞争的关键举措[3]；同时，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复杂多变，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层出不穷，将使我国制造业生产与出口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战。 　　客观地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形成了某些“倒逼机制”和积极因素，为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难得的机遇。由于工业增速下降，我国各地区为稳定经济转而挖掘服务业潜力；由于沿海地区受冲击较大，从而使区域间产业转移加快；同时由于国外一些企业遭受重创，企业兼并重组的机会增多、成本下降；由于市场的收缩，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等等，这些因素都为优化产业结构带来了良机。[3]这次危机既是一次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机会，也是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机会，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变到经济结构优化的新模式上来。[10]“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摆脱国际经济危机影响、迈向新繁荣的时期，是我国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过渡时期，同时也是推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11] 　　可见，随着后危机时期的到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由于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而任务更加紧迫，同时也迎来了加速推进的历史机遇。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也提示我们，如果不能明确以往阻滞产业结构优化的症结所在并加以攻克，就有可能再次错失宝贵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