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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古代善于运用道来治理国家的人，不是去开启人们的智巧，而是用道来使他们诚朴安分。民众的难于治理就在于他们过多地运用智巧权谋。所以凭借智巧权谋来治理国家，这是在给国家制造祸患；不靠智巧权谋来治理国家，才是国家的祥福。掌握了这两点，就是懂得了基本法则。能够坚持执行这种法则，就叫做深远的德行。这种德行作用深邃而且范围久远，和一般私欲利己的规律背道而驰，最后才可以达到最大的和顺。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为什么“善为道者”不愿意“明”民而要选择“愚”民呢？以前这里一向就是被认为是老子提倡“愚民”政策的依据。认为把老百姓弄得笨笨的，好管理，就象放羊一样，于是统治者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其实这里的“明”和“愚”不是统治者主观上希望达到的目标，而是被动产生的结果。老百姓从来就是最智慧的一群人，因为他们代表了绝大多数人，不是少数人的统治集团可以蒙蔽的。我国历史上那么多封建王朝最后都败在老百姓起来造反上，就说明了老百姓绝对不是统治阶级想愚弄就可以愚弄的。
对于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基本的生活需要和安全需要。道所提倡的“无为之治”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是个人自由发展与社会统一规划的高度协调的理想制度。每个人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只有能力倾向的不同，没有正常职权以外的任何特权，没有正常享受以外的任何额外享受。老百姓只需要按照各自的天性自由发展，不需要考虑更多的东西诸如饮食、医疗、教育、养老等等，因为社会已经从制度上给了大家充分的保证，这种状态下的老百姓就是“愚”。“愚”是建立在制度完善、人人心情舒畅无忧无虑的状态上的。
老百姓的“智”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使他们基本的生活和安全需要受到了侵犯而引起的。每个人在这样的社会里只能完全依靠自己，是孤立无助的。他必须自己去想办法满足饮食、医疗、教育、养老等的基本需要，但又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满足他们这些合理需要的合“法”途径。那么他就会不断地用“智”，最终习惯于用“智”去得到一切，而成为游离于社会规则边缘、不时制造事端和犯罪的人“聪明”人。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所以老百姓的难于治理，不是老百姓素质差，而是因为他们被培养出了作奸犯科的“智”。而那种“智”又是来源于统治阶级压迫他们的基本需要而来的。第七十五章上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老百姓的“饥”、“难治”、“轻死”都不是因为老百姓素质差，是“贱民”，而都是被统治者的压迫、剥削所逼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斗不过力当然只能斗“智”。“智”是人人争利的必然产物，特别是统治者与老百姓争利的产物。“智”在社会上越盛行，人心和道德就越堕落。世风日下，人人自危，就是因为统治者本身就是老百姓最大的盗贼。盗贼在位，老百姓怎么可能有太平日子过？
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老百姓是弱势群体，根据“大者宜为下”的理论，统治者就应该自觉自愿地“处下”——为老百姓服务而不与老百姓争利。只有这样才能“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老百姓才会“乐推而不厌”。不与老百姓争利而是积极地为老百姓造福，才会让老百姓不去产生出“智”，回归到淳朴善良的境地，回归到良心发现和道德重建上。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把“国”当作自己的“家”，才是国家的祥瑞和幸事。
“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
“稽式”就是“道”。懂得应该“不以智治国”而不去“以智治国”的道理，也是懂得“道”的一种表现。能够常常守住“道”不偏离，就可以叫做“玄德”——最深远的德行。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玄德”就是能够与“道”高度统一的那种“德”，因此它深而且远，不但如此，它和一般事物的特性还是相反的。因为“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玄德”就是最大的“德”，当然从“道”的特性上说会“反”；此外，“反者道之动”，“反”本身就是“道”的一种运作方法。
在这里“玄德”的“反”就在于一般情况下都崇尚“智”而反对“愚”，而最高层次的统治却不是让老百姓越来越“智”而是相对越来越“愚”。“愚”其实就是回归平凡、回归朴实，回归到“复结绳而用之”的简单生活。“愚”是“无为之治”的产物，“愚”其实就是不必关心利益得失的结果。
只有这样的“玄德”，才能到达“大顺”——完全的顺，因为它符合“道”这个宇宙根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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