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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争论（4）
科学既已被视为人类所掌握的前所未有的利器，可以用它来研究一切事物，那么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这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在《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一文中，提出的问题。江晓原教授为该校科学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根据他的身份和所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看出他是科学文化人。 正如本文（1、2、3）所介绍的那样，江晓原认为，哲学中原有一路被称为“科学哲学”，这是专门研究科学的哲学。这些科学哲学家们有不少原是学自然科学出身，是喝着自然科学的乳汁长大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对科学有着依恋情绪。起先他们的研究大体集中于说明科学如何发展，或者说探讨科学的成长规律，比如归纳主义、科学革命（库恩、科恩）、证伪主义（波普尔）、研究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等等。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理论，许多科学家只是表示轻蔑，极力想把与科学套近乎的人早些打发走（劳丹语）。因为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些科学哲学理论不过是一些废话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价值，当然更不会对科学发展有任何帮助。 然而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求婚者”屡遭冷遇，似乎因爱生恨，转而开始采取新的策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人从哲学上消解科学的权威。在P.K.费耶阿本德（1924-1994），于1975年，他的的成名作《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面世，正式公布“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观点。1978年《自由社会中的科学》面世，他丝毫没有放弃在《反对方法》□□布的立场。他认为没有任何确定的科学方法，“怎么都行”，他还认为科学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包括星占学，应该有资格、有位置生存。总体来看，费耶阿本德的学说并不企图否认“科学是好的”，而是强调“别的东西也可以是好的”。比如，针对“科学不需要指导，因为科学能够自我纠错”的主张，他论证指出，科学的自我纠错只是更大的自我纠错机制（比如民主）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论证，当然是与他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论一致的。他的学说消解了科学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并不会消解科学的价值。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知道科学并非万能，并非至善，只能更适当地运用科学，使它既有助于增进人类福祉，又促进科学本身发展。 据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不怕荒谬，只怕不自洽”，似乎费耶阿本德也有点这样的劲头，他宣称要“告别理性”，这应该理解为矫枉过正，不可能真正告别理性。为什么要矫枉过正呢？因为自从科学获得了巨大的权威以后，只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很可能认为科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许多人文学者，也在面对科学的时候，日益自惭形秽，丧失了平视的勇气。他们经常在谈到科学的时候，先心虚气短地说：我对科学是一窍不通的啊……;而不少科技工作者或自命的科学家，如果谈到文学的时候，却不会心虚气短。有的人甚至对人文学者傲然宣称：我的论文你看不懂，你的论文我却看得懂。所以，有些“傲慢与偏见”，事实上是双方共同培养起来的。 “理性”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这就要用到分层的想法了。技术层面的理性，谁也不会告别，因为这是我们了解自然、适应自然、改善生活的最基本的工具。费耶阿本德要“告别的“理性”，应该是在价值层面的一种“理性”，这种“理性”认为，自然科学是世间最大的价值，而其它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比如文学或历史等等，与之相比则是相形见绌、微不足道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它确实被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认为，科学应该凌驾于所有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之上。 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规范早已建立得差不多了，至少在国际上是如此，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更进一步，挑战科学的权威，这就直接导致“两种文化”的冲突。江教授指出，科学已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既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具有绝对优势的话语权。而少数持狭隘的唯科学主义观点的人士，则以科学的捍卫者自居，经常从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来自人文的思考，持粗暴的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必然导致思想上的冲突，就好比在一间众声喧哗的屋子里，一位人文学者（比如哲学家）刚试图对科学有所议论，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么叫科学？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哲学家当然大怒，哲学原可以研究世间的一切，为什么不能将科学本身当作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研究科学究竟是怎样在运作的？科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这时，原先的“科学哲学”也就扩展为“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于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建构论”等等的学说出现。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当然也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这种激进主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科学家的反感，也遭到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评，这反映了来自科学家阵营的反击。对于喝着自然科学乳汁长大的人来说，听到有人要否认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质，无论如何在感情上总是难以接受的。 江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主要矛盾表现形式，已经从轻视科学与捍卫科学的斗争，从保守势力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向单纯的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转变。这一判断或许并不十分准确，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江教授指出，中国的两种文化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一是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科学与玄学论战的矛盾基础依然存在。二是中国的科学基础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学主义却已经常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不适当的地位。三是科学及技术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但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等，却已经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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