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利害与是非
作者:竺可桢
来源:《民主与科学》2010年第2期
来源日期:2010-6-19
本站发布时间:2010-6-19 11:56:31
阅读量:414次
编者按:为纪念竺可桢诞辰120周年,本刊特刊登竺可桢先生的旧作。重温竺可桢生前的所言所行,众多今人是否应汗颜?培养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三年前国联派了几位教育专家到中国来考察,考察的结果,他们出了一本报告书,在这本报告书里面,有几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中国普通一般人以为欧美社会的文明统统是科学造成的,所以中国只要有了科学,就可一跻而达于欧美的文明了,但实际只有欧美的社会才能造成今日的科学。”这几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在四十年前曾国藩,李鸿章辈讲求新法,要造船制炮,以为这就可以与西洋文明争抗,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见解是很错误的。近三十年来,一般人提倡科学救国,以为有物质科学,就有百废俱兴可以救国了,其实这亦正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样的错误;因为科学是等于一朵花,这朵从欧美移来的花种植必先具备有相当的条件,譬如温度、土壤等等都要合于这种花的气质才能够生长。故要以西洋科学,移来中国,就要先问中国是否有培养这种移来的科学的空气。培养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我们试看西洋科学发达的历史就可知科学精神的重要。西洋科学的发达,不过是近三百年来的事。十六世纪的时候,还是教皇神权的时代,那时一般人相信地球在宇宙之中,太阳绕地而行,但是后来天文学日渐发达,波兰的哥白尼(Copernicus),丹麦的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从实地观察,断定地球并非在宇宙之中,且系绕太阳而行。这种论调,在中世纪的教育看起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意大利的布鲁诺(Bruno)就焚死于十字架上,著名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因之下狱。但当时研究天文的学者,并不因教会的淫威而畏缩。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子弟开普勒(Kepler)费了二十年的功夫,将他老师毕生所观测的太阳系与各行星、月亮位置的观察尽心研究。结果是将地球太阳的疑问解答了。开普勒(Kepler)的一生,本来很有机会致富的,但是他一生潦倒,一直穷到死,死在偏僻的地方,而他发现的各行星运动三条重要定律,还没有人赏鉴。可是他生前坚决的说,我可以等一百年二百年,将来一定有人赏鉴的。后来不到数十年,英国牛顿就从他的三条行星运动的规则发明了万有引力,造成近代科学的基础。吾们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上述几人。像他们这样杀身成仁,安贫乐道,正是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样。这种就是科学的精神。到了十九世纪,欧洲思想界,又起了一重变化,那时许多科学家如莱尔(Lyell),拉马克(Larmack),达尔文(Darwin)等所受到威吓利诱,不亚于十七世纪。但是各科学家,能不断的努力,求取真理,才有今欧美灿烂的科学。所以要发达科学原要先看有无培养科学的空气,科学空气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知道了欧洲科学发达的历史,再看我国的情形。 中国思想从来最占有势力的是诗人与文豪,但诗人文豪往往不顾事实而顾自己的便利的,譬如唐诗里有“二月黄莺飞上林”之句,在长安二月间决无黄莺。可见他们诗人是不顾事实,到现在诗人习惯,仍然如此,去年有位诗人,二月间在杭州探梅遇雪,回来便做一首诗。说如何在梅花盛开积雪之下,看见黄鹤来去。我们要知道“真”,“善”,“美”三者,是无论哪一种大杰作必须兼顾的条件,单讲“美”而置“真”于不顾,无论如何必不能称为杰作。中国古代最有科学性的还是史学,因为中国的太史,一向是主张秉笔直书,所以春秋时代崔子弑齐君,齐国太史就直书不讳,结果接连被杀者三,各国太史统要跑到齐国去写崔抒弑齐君,崔子才没法只好承认。这种精神却与科学精神相同,后世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温公都是良好的史学家。所以中国别的科学不行,历史学还有相当的贡献。如Gibbons“罗马之衰亡”一书,即脱胎于“资治通鉴”。可惜中国文豪诗人的影响太大,历史家秉笔直书的这种精神,影响是极少的,所以一般人每逢到“是非”与“利害”相冲突的时候,就是“利害”之心盛于“是非”之心。譬如说到调查,调查是许多科学的初步,但是许多调查的数目字,却很不可靠,大多是随意造的。就是我个人研究气象,各省对于气象中有若干记录,亦不甚确的。往往贪于个人的便利,不顾事实如何,这种习惯一日不改,中国的科学就一日无望。科学如此,政治亦然,若不以是非之心,而以好恶之心来治国家,也不行的。中国人最爱讲情面,情面就是与科学精神相反的。所以一讲情面,就什么事情最后非失败不可。故利害与是非的辨别,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 (本文是竺可桢在南宁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的讲演,据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19卷11期,1935。) 竺可桢名言选摘 ·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科学的目标是在求真理。真理所在,虽蹈危履险以赴之,亦所不释。 ·科学家的态度,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丝毫不能苟且。 ·科学可以左右一个社会的环境,同时一个社会的环境也可以影响科学的存亡盛衰。 ·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 ·研究科学之目的,固在探求真理,并非专重应用。但应用科学方法,利用厚生,至国家之富强之境,固亦不可忽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