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云南文事两公案

阮元云南文事两公案

阮元一生兴过多少文事，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并且大多都受人推崇，但是他在云南兴文事时却遇到了麻烦，引发了两次公案，即：修改大观楼长联和主持修撰《云南通志稿》。

修改大观楼长联，对于阮元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大观楼原来的长联是由孙髯撰写的，孙髯的长联大约写于公元1765年，当时官场腐败，民不聊生，诗人完全是有感而发，一气呵成；在写景的同时触景生情，抨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揭示了封建王朝必然衰亡的规律，埋有清王朝也必然如此的伏笔。但是他的文学素养、艺术成就、官场历练和政治情怀均不能与阮元相提并论。阮元在看了这个“天下第一长联”后，他从政治立场、文学修养、修辞技法等各方面均感觉该联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不改不能抒泄胸中的不快与不满。于是凭着他每到一处都留有名联佳句的自信，以及好行文事的习惯和对孙联政治立场的不认同，对孙联做了修改。对于修改该长联的事，先后修改的大有人在，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但是没有象阮元这次修改引起如此大的反响，社会上“啧有烦言”。引起责难和反感的原因一是修改的幅度太大，涉及47字，超过了原长联的四分之一强，似乎有伤云南当地文人的颜面和自尊，令当地文人反感；其二是阮元作为云贵总督，直接将修改的联语制成新联板换掉了原来的长联挂在了大观楼上，让人有一种仗势欺人的感觉，使文人在气节上难以平复，这种反感当然已经超出了文字本身的意义。尽管后来梁章钜出面一再为阮元解释，说明阮元改联的初衷本意，但是，云南当地的文人并不接受，以致阮元刚刚离开云贵总督任，地方人士就随即撤下了阮元改的联板，换上了孙髯的旧联，并且有好事者还作了打油诗对阮元改联一事极尽讽刺挖苦，已在京任职的阮元也只能眼不见，心不烦了。凭心而论，阮元的修改在艺术上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以致后来的大观楼长联还是接受了一些阮元的修改。

就因为对阮元改联的反感，云南文人对阮元不依不饶，又引出了阮元在云南的另一件文事公案来。

阮元在云贵任上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但他一身为地方多行善政的秉性难改，虽然经历了改联公案，但是阮元看到《云南通志》已经年久失修，感觉有责任在任上重新修撰《云南通志》。由阮元诚聘的主撰编修人员王崧、李诚，一个是嘉庆四年，阮元领考时所取的进士，应称得上是阮元的门生；一个刚刚因事罢官，政治上正处于低谷，阮元对其有知遇之恩，应该算得上都是与阮元亲近、被阮元信任的的人员。但是王崧因为与主修者的意见不合，竟然佛袖而去，又引起了当地文人的不满。关于王崧的佛袖而去，究竟是因为和阮元还是和阮元的继任者伊里布意见不合，说法各有不同。清人吴庆坻笔记《蕉廊脞录》载：“山阴王乐山某，在阮文达滇督幕府，与修《云南通志》，与文达持议不合，辞去。”明确指明系与阮元意见不合而辞，似乎有阮元以官压人，强加意志与人，造成王崧辞职。但是，《王崧与云南地方志》一文则提出了另一种说法：“稿尚未完，阮元调离云南，伊里布继任，对这部书的体例有所更改，王崧即辞职回家”。把矛盾的主角推给了阮元的继任伊里布。这种说法值得探讨，因为新修的《云南通志》的刊刻出版时间是在道光十五年的夏天，这一年，“阮元二月十日拜为体人阁大学士，留任云贵总督，十八日改管兵部，二十五日实授，直到六月份才离开云南赴京任。就在阮元离开云南入京师任内阁事的同时，《云南通志稿》亦刻成”（王章涛《阮元传》）。因此，清人吴庆坻笔记《蕉廊脞录》还是应该靠近事实，但二人是因为什么意见不合，造成师生分手不得而知。正是因为地方文人对阮元的反感，居然影响到了《云南通志》的正式发行，地方文人不接受阮元主修的《云南通志》，最终阮元只得以《云南通志稿》刊刻。对于这本志书的价值，从事实求是的角度来评述，它应该是云南现有志书中学术价值，编撰水平最高的志书，得到了后来人的高度评价与认可。

阮元在云南的这两状文事公案，究其原因，一是当时云南文人的门户之见过盛，有点小家子气；二是阮元已年过70，经历的世事沧桑已经很多，名望与官威加身，为名声所累，有点“小不下来”的意味，没有把握好处事的“度”，以致得罪了一些具有地方气节的文人造成的，这与阮元之前的处事似乎有些大相径庭，也为后人留下一段文坛艺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