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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3日，一阵阵沉重的喘息声从郎官巷这所房中传出。
一位老人在书桌旁艰难写下遗嘱。 他曾积极倡导西学救国，翻译了《天演论》等8部西方科学著作；现在，他却告诉儿孙：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他曾在报上痛陈鸦片害民，自己却无奈染上烟瘾，现在，他告诫儿孙：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他曾大声疾呼废除八股，自己却四次参加科举，现在，他写道：要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24天后，很多中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一个叫严复的大学者在他郎官巷的寓所中去世了。 三坊七巷中，郎官巷现在的长度最短，只剩一百余米。 宋朝时，一个叫刘涛的人住在这里，他的子孙都是郎官，巷名由此而来。其他六条巷都是笔直的，只有郎官巷是弯曲的，所以，据说当年它的长度列七巷之首。 甲午战争后，从郎官巷出去的林旭，与在京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一起参加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行动，要求变法。 1898年9月5日，年仅23岁的林旭被授予四品官衔，协助光绪皇帝处理各种政务。当时光绪的诏书多为林旭所写。 然而，年轻人的才华还来不及充分被施展，维新变法即告失败——光绪被囚，林旭则与谭嗣同等人一起，被处腰斩。 临刑前，23岁的林旭仰天长啸：“君子死，正义尽！”然后大笑，声若洪钟。 他一截两断的身子被缝合起来运回福州，按风俗，这样的死法绝对不能再回祖居，林旭的灵柩也只好被寄藏在寺庙里。 当地的保守派对林旭的变法行为恨之入骨，他们用铁纤在火中烧红，然后将棺材捅穿。 林旭的妻子沈鹊应，也是福建船政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女，悲伤之中，坠楼自尽。 这对年轻夫妇被合葬于崎下山。 死时，他们还未生育一儿半女。 林旭的墓地现在已经踪迹全无，甚至他家的房子，也在都市行进步伐中，早早被吞没了。 跟他一比，严复是幸运的。 严复郎官巷的旧居被完好保存下来。 其实这只是严复晚年的住处，他的老家不在这里，而在福州郊外的阳岐村。
少年严复就生活在这里。 从小就入私塾读古文，这是延续了数千年中国家庭的教育理想；如果不是生活突然出现变故，估计严复也会按父辈所希望的那样，一直往科举路上走下去。 黄仁贤：“（这一年他14岁就是）1866年他悲喜交加，春天是他结婚，和王氏结婚，没想到秋季8月份，就是父亲因为抢救霍乱的病人，他父亲是医生，抢救霍乱的病人，自己染病去世了，在这种状况下，他出身贫寒，家里面的家境比较困难，有寡母和妻子无人养，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再继续读书了，走学优致仕的道路了，在1866年福州街头就贴满了船政学堂的招生广告，作为严复来说，他看到这种招生广告他就动心了，所以他就走上了船政的道路，为什么会动心了，因为船政学堂不仅不要学生的学费、住宿费、伙食费等等，而且每个月有四个银元，这个对他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可以养家糊口，所以他不得已走上这条路。” 像当时的许多贫家子弟一样，只有12岁的严复决定报考船政学堂。 虽然船政学堂要讲授的几乎全部是自然科学，但这毕竟是从西方舶来的新鲜玩意，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任何基础，所以招生考试仍按照旧学进行。严复凭借童年的古文训练开始初露峥嵘。 他是作为第一名被船政学堂录取的。 船政分为前后两学堂，前学堂学习轮机，就是制造技术；后学堂学习驾驶，就是航海技艺。严复被分在后学堂。 也正是在这里，少年严复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天文地理，医学，力学，当然还有最基础的abc。 经过五年学习，1871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从船政学堂毕业，然后很自然地登上那时还是稀罕物的船舰。 “建威”号，这是严复最初实习的船只，他随这条船政局自制的船到过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港口。 接着随“扬武”号抵达过日本的长崎、横滨等地。世界在他眼前一下子展现出别样的色彩，这是埋头四书五经中的人绝不可能见识到的。 当然，更大的幸运还在后头。 1877年，也就是在林旭出生的第三年，严复与刘步蟾、萨镇冰等32位船政学堂毕业生一起去了英国，那年他23岁。 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呈现在严复的面前。 19世纪末的英国正值“维多利亚的黄金时代”，举国上下生机勃勃，巨大的物质财富激荡着人们的思想活力，达尔文学说和进化论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 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严复仍旧学习军舰驾驶技术。
毫无疑问，政府为严复他们定下的未来身份是军人，他的同学刘步蟾、萨镇冰等人后来成了著名的海军将领。 然而课余之时的严复却十分留心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 他醉心于达尔文、卢梭、赫胥黎等人的著作，还常常独自一人去听法庭审判，思考着英国的富强和他们的政治民主法律之间的关系。 在当时的清朝留学生中，严复以独立思考和畅谈闻名。满清驻英公使、洋务派人物郭嵩焘一见便称奇，两人迅速成为忘年交，经常在一起讨论中西方政治学术的异同。 1880年，从英国回来不到一年，严复即被另一个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从福建船政招至天津，在他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负责教授洋文并兼管教务。 获得当时在中国政坛呼风唤雨的李中堂的认同，既有可观的俸禄，又掌握一定的实权，人生行进到这样的关口，应该可以开始在事业上大展拳脚，建功立业了。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严复的命运之舟却突然掉头，开始向他生前身后最受人争议的方向行进了。 严复初到天津，正是北洋学堂工程启动阶段，李鸿章特意写信给学堂当时的校长，让其准许严复参与学堂的初期建设、招收学员、制定课程等“一切”事宜。而他的教学能力也得到了李鸿章“造诣精进”的评价。 虽然能力受到认可，但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却迟迟得不到升迁，思想主张更是难以实施。 为了改变人微言轻的局面，曾经留学西洋的严复决定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 1885年，严复第一次回福建应试举人。 这一年的冬天，他的好朋友郑孝胥来到北洋水师学堂看望考试归来的严复，一进门，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鼻而来，大醉的严复躺在床上爬不起来——他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失败了。 1888年、1889年严复又先后两次入京应试，都没有成功。 无奈的严复只得用钱捐了个道员的官衔。 谁知紧接着，1889年到1890年，两年之内，他即从总教习被升为副校长、校长。 或许是一定要在世人面前证明自己的学问，或许是其他我们无法知道的原因，1893年4月，已近不惑之年的严复再次回到福建应试科举，而这一次，竟还是没有中。 还要继续在科举这条路上走下去吗？要走多久呢？ 严复的四次科举都以失败告终，即便是升了官，日子也还是味同嚼蜡。正在此时，发生在1894年的一件大事，彻底改变了严复的命运。
中日甲午战争，世界海战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久的一次海战，日本人借此一战迅速崛起，并跻身于世界军事强国之列，而清王朝则一败涂地，国几不国。 好不容易才组建起来的北洋水师的脊梁，一夜之间，全部命丧大海。 如果中日在海上没有那一场恶战，严复的科举梦可能还会一直做下去，可是战争却让他一下子清醒了。那以后，他从八股文中解脱出来，像一名斗士一样跃上战场。 从1895年2月开始，严复连续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文章，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不变于中国，将变于外国”，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思想政治主张从严复的笔端流出。 1897年，在天津严复的公寓里，一项更伟大的翻译工作正在悄悄进行，一个注定要影响几代中国人思想发展的文化巨著即将破茧而出。 《天演论》一经发表，便迅速在维新人物中间流传；梁启超第一时间读到了它的手稿；康有为称其是“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邹容说他少年时最喜欢读的书就是《天演论》；孙中山拜会严复时，也谦恭地说“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连当时著名的封建士大夫、散文家吴汝纶也被其感动，欣然为《天演论》作序 从维新变法开始，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再到接下来更多仁人志士的努力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到处弥漫着《天演论》的思想。 《天演论》译作问世后，版本竟达30多种，居当时外文译作之首。十九世纪末，一本英国人所写、强调生物界生存斗争、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观点的书，经过严复之手后在中国大地成了畅销书，并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上长久持续着它的深远影响。 《天演论》之后，严复又马不停蹄地翻译了另外七本西方著作。 此时的严复早已不是那个因为没有功名而过着味同嚼蜡的宦海生活的小教习了，没有人能够忽视他，即使是高高在上的满清王朝的皇帝。 1898年六月，光绪帝下令宣布变法。包括比严复年轻21岁的老乡林旭在内的四个维新人士一起向光绪推荐了严复。 光绪很快招见了严复，听严复演说了一番外面的世界。 严复想必是激动的，也很愿意好好表达自己的思想，回来后就写下了《上皇帝万言书》。 可惜还未等他抄呈，慈禧太后就发威了，林旭等人被害，光绪被囚。 万幸的是带血的刀没有落在他的脑袋上，他逃过一劫。但是“临河呜犊叹，莫遣寸心灰”。命是保住了，心却伤得不轻。 十来年后清朝覆灭，民国成立，接着是袁世凯当政，是非起落，世事风云从眼前浩荡而过。乱世之中，他无法成为旁观者，先是被袁大总统委以重任，北京大学校长、总统府顾问、政治会议议员、众议院参政等数职在身，接着他又脚步踉跄着走到了人生的另一个岔路口。
1913年，袁世凯指使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鼓吹反对共和，恢复帝制。 杨度三次走访严复，邀他做发起人。 8月，“筹安会”成立，严复名列第三，成为“筹安六君子”之一。 对此，严复没有申明反对。 姚春树：“他跟袁世凯之间的瓜葛很复杂，因为他跟袁世凯的关系差不多是从天津开始的，从在天津他当水师学堂的教习，总教习开始，到以后当袁世凯的顾问，幕僚前后差不多20几年的时间，有20几年的交往，这里面比较复杂，袁世凯对严复比较赏识。” 就为着这份旧情，严复虽然把袁世凯亲信送来的四万元支票退还，没有参与筹安会的活动，却又对未经他同意就被人冒列筹安会一事三缄其口。 终于，这成了严复继参加科举之后又一件令人唏嘘的事。 复辟失败，袁世凯倒台，北京政府通缉筹安会祸首，严复没有被列入，总算又躲过一劫。避居天津的严复自叹：“当断不断，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古贤。” 此时，他开始想家，想念福州。 1918年12月9日，严复回家了。 这次，他带着最钟爱的三儿子严叔夏回家与他的挚友、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外甥女林慕兰结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对陌生男女就这样走到一起了。 这桩婚姻的前半段不知怎样，后半段却是不幸的，不幸的根源主要不在于他们，而是时局所致：抗战时期，林慕兰带子女避在上海；日本投降后林慕兰又带子女去台湾探亲，然后就再也没回来，像牛郎织女一样夫妻俩被永远隔在了海峡两岸。 1919年的婚宴成了尘封的记忆。 王雅玲：“严复当时他的身体状况是非常糟糕，因为当时他从北京路径上海，然后到福州转了几次车，在转车的过程中，他连站台就走一完，走到一半就坐在地上休息一下才能走，，严复当时也60多岁了，也进入晚年了，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经历方面有很多跟不上，再加上在场面上那么多年，他也不愿意在政场说三道四，也想在晚年的时候，落叶归根。他就这样选择了福州，主要是为了安享他的晚年。” 恰好此时福建省督军李厚基奉上了这处巷子深处的房子。 严复笑纳了，但他住得不舒服，这个不舒服不是因为环境，环境其实太好了，出行方便又清静幽深，所住的也都是达官贵人，高宅大院幢幢相连。严复的不舒服还是源于自己的糟糕的身体。
1920年10月29日起，郎官巷16号的花厅楼上又开始不断传出一个老人粗粗的喘气声，花厅前的假山花木即使再精美芳香，估计他也打不起精神探出头观赏片刻。 为了减轻病痛，医生给他开了“特效药”，他病不择医，一口吞下，谁知竟是鸦片，而且一次成瘾，病却还是每况愈下。 当严复躺在床榻上不得不吸食他深恶痛绝的鸦片事，他是否想到过郎官巷另一头居住过的林旭？ 在《哭林晚翠》一诗中，他表达了对林旭的悼念，至于其他，他没有更多的言语。 1921年夏天，严复在二女儿的陪同下去福州鼓山避暑，写下了《灵源洞》和《避暑鼓山》两首诗，这可能是这位著作等身的老人写下的最后文字吧。 这一年的10月27日，他死在郎官巷家中。死时，这位老人身边只有二女儿相伴。 在福州这条如今看上去极不起眼的老巷中，中国近代一位在思想界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老人合上了眼睛。他把自己最后的灵魂永远放进幽静的郎官巷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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