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童文学界，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高标着新潮，一种坚持着传统，两者之间似乎隔膜甚深，有时甚至水火不容。顷见上海《儿童文学研究》发表的署名文章《我看某些新潮理论》一文，对80年代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的新潮作了严厉批评，声称新潮理论“疏离了文学，疏离了读者”，“心态浮躁”，有明显的“功利色彩”，等等。那么，到底什么是新潮？什么是传统？中国儿童文学有什么传统与新潮？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我们必须加以论辩清楚的。我们不能把这一笔“糊涂帐”带入21世纪，否则就会阻滞跨世纪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 对儿童文学新潮与传统及其关系问题，我早就有话想说。我的观点是明确的：第一，新潮与传统之间不是一种你争我斗的对立关系，而是继往开来、变革创新的共存关系；第二，新潮不但没有割裂传统，而且是继承了传统；第三，新潮又进一步发展了传统，激活了传统。 一、什么是传统？ 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那些严厉指斥“新潮理论”标榜传统主义的论者，未必就已弄明白了手中握着的“传统”是怎么回事。传统，拉丁文为traditum，英文为tradition，意即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传统的第一层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凡是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传统。它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又是历史发展的见证。一般而论，传统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物质形态的传统，例如建筑（如长城、故宫）、雕塑（如敦煌石窟、大足石刻）、工具（如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二是观念形态的传统，诸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如十二生肖、过春节）等。比较而言，观念形态的传统较之物质形态的传统更具稳定性与生命力。观念形态的传统通过人类记忆链的复制和社会化途径不断重复其自身，以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并构成不断变革与修正自己的人文密码；因之，观念形态的传统其变化是渐进的，缓慢的。而物质形态的传统却时常因突发性的天灾人祸会突然中止延续，例如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就使清代皇家巅峰建筑毁于一旦，成为历史的绝响；故物质形态的传统其变化常难意料，其对现代化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这是我们对传统的第一层理解。 传统还有第二层意思，即还有一种更特殊的内涵：它是指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之变体链，也即围绕一个或几个被接受和延传的主题而形成的不同变体的一条时间链。——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传统”显然是指观念形态的传统。在人类社会，一种哲学思想，一种艺术风格，一种民间风俗，在其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既发生了种种变异（以“春节”这一民俗传统为例，过去有守岁、拜年等，现在则演变为除夕夜围坐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电话互贺新年等），又保持了某种共同的主题（春节“休养生息、辞旧迎新”的主题没有变）、共同的渊源（春节于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相近的表现方式和出发点（春节总要放假休息、和合团聚、走亲访友），从而使它们的各种变体之间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联结其间。如我们平常所说的以下“传统”就是指这个意思，如“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儒家思想的传统”、“现实主义的传统”、“浪漫主义的传统”等。显然，本文要讨论的“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指的也是这一层意思。 二、新潮继承了传统 1.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是什么？ 了解了“传统”的内涵，我们再来谈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就可以找到共同对话的基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至今已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五四”以来，关于什么是儿童文学？或儿童文学是什么？有过种种不同的表述和界说，但在“如何服务儿童、如何更好地服务儿童”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我认为，为儿童服务的精神就是我们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用鲁迅的话说叫作“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这里的一切“设施”自然包括为孩子服务的儿童文学。用郑振铎的话说：“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用张天翼的话说儿童文学有两大标准，即不但对儿童“有益”，而且“有趣”。用陈伯吹的话说，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懂、喜欢看的作品来”，这就是著名的“陈氏童心定律”。要而言之，延续本世纪儿童文学界三代以上、被文学史赋予了价值和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传统精神正是集中体现在这一点：紧紧拥抱儿童，为儿童服务。 2.儿童文学的“新潮”又是什么？ “新”与“老”或“旧”相对，指刚出现的或刚经验到的。所谓“新潮”是指变，指事物发展的新趋势、新潮流。中国美学精神有两个重要理论支点：一是强调变，“不有所变，岂能代雄”、“一代有一代之艺术”、“笔墨当随时代”；二是不变，中国文学艺术的复古、守成理论充箱盈笥，这是不争的事实。于不变中求变，在继承传统中创新，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通则，自然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通则。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拥有独立的审美品格与自足形态的艺术形式，从其发生发展以来，与其他文学形式（如小说、诗歌、散文）一样，一直处于不断变革、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螺旋式发展进程之中，变是常态，不变才是异相。这种“变”集中体现在创作主体如何看待和对待儿童的观念，也即“儿童观”的问题上。儿童文学是一种特殊文学，其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它的生产者（创作、编辑、出版、评论）是主宰现世社会运行的成年人，而其消费者（购买、阅读、接受）则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且少不更事的孩子。因之，成年人如何看待和对待儿童就成了一切“儿童文学”问题的元点与根本点。一部儿童文学史，从根本上说就是成年人（创作主体）“儿童观”演变的历史。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儿童社会地位与历史命运，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追求，也就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的观念更新与创作手法的嬗变。因此，所谓“儿童文学新潮”，实际上就是创作主体儿童观——儿童文学观的更新与发展。综观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新潮理论的主要表述，无一不是出之于此：从刘厚明提出儿童文学的“四大功能说”（导思、染情、益智、添趣）到曹文轩宣言“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从班马提出“儿童反儿童化”、儿童文学应加大儿童精神世界的探寻到1996年《儿童文学研究》上沸沸扬扬的关于“儿童性”与“童年性”、回归成人与回归儿童的争鸣，从儿童文学的“多层次说”到今天儿童文学的多学科研究（如文化学、接受美学、人类学等），无一不是体现了成年人儿童观的演变。这种演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对儿童的认识更加科学化、合理性化──儿童不但是民族未来的传人，受传统文化影响和规范的人，更是一个现实社会中的人，发展中的人，与成年人一样应当得到人的尊严和尊重的人（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 据此，我认为围绕“儿童观”所展开的对儿童文学接受主体──少年儿童的理解和认识态度的演变，正是儿童文学传统的一条“变体链”。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儿童本位、儿童中心、为儿童服务。新潮儿童文学无论怎样变，都没有离开这个宗。儿童文学的新潮理论正是在围绕着“如何更好地为儿童服务”这一主题而展开的不同变体的一个不断重复其自身传统精神的时间链。 三、新潮发展了传统 我们认为，变是常态，不变才是异相。综观8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历程，正是由于新潮的涌动与促发，才激活了儿童文学传统，并发展了传统。很难设想，如果我们今天的儿童文学（包括观念、理论话语）还停留在70年代末那个“教育儿童”的工具论（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儿童文学的“传统”）的水平，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为了今天的行进，我们必须反思昨天。 8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新潮理论的发展可谓步履维艰，阻力重重。对此，吴其南最近出版的新著《转型期少儿文学思潮史》已多有阐述。拙以为，从历时性角度考察，新潮激活、发展了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回归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精神2新潮儿童文学的第一回合是回归文学与回归“五四”。新时期刚开始时，儿童文学的新潮理论将重心放在力纠极“左”思潮影响，与整个文学界冲决拘囿艺术的庸俗政治学的樊篱、冲决“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束缚同步，为冲决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工具论的束缚，作了很大努力。当时提出的一个具有儿童自身特色的新潮命题是：“儿童文学是文学。”儿童文学应“返本归位”，回到文学版图中来，正如曹文轩在《〈新潮儿童文学丛书〉总序》所说：“所谓‘新潮’，只是指文学要从艺术的歧路回归艺术的正道。”以后理论界又重新评价了陈伯吹的“童心定律”，并展开了诸如儿童文学的趣味性与教育性、成人化与儿童化、少年小说与少年性心理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探讨。与此同时，还考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风行一时的“儿童本位论”的历史真相，提出了实事求是评价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问题。这些在今天看来平常稀松的话语，在当时却被视为匪夷所思的“新潮”，以至于当班马提出“儿童反儿童化”时，竟被某些人私底下疑为班马“有没有神经病”！ 80年代后期出版的《周作人与儿童文学》（1985）、《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6）、《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1987）、《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89）等现代儿童文学文献与史著，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其价值主要是为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那里寻找理论资源，寻找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精神。这些著书的出版，一方面向学术界揭示了现代儿童文学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学术积累，让人们看到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传统决不是某些鄙视者心目中的“小儿科”，也不是后来的理论简约到“语言浅显，情节生动”、“教育儿童的文学”所能比拟。另一方面也为新潮理论的新观念、新方法、新话语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参照，例如关于儿童文学是“属于第三的世界”的观点，关于童话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等都曾从中获得过启发；而班马55万字的新著《前艺术思想——中国当代少年文学艺术论》更有专章“检索周作人‘前艺术’的儿童美学观念”。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五光十色，八面来风，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与异彩纷呈的文学新潮同样冲击、影响着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和滞后局面的儿童文学，尽管这种冲击还小了一点，迟了一步，但透过半开的门，我们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冲击对于儿童文学艰难探索的推进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即是：世纪末的儿童文学终于找到并回到了世纪初由鲁迅、郑振铎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儿童文学运动的先驱者所倡导的那个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精神——“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使断续的“五四”传统在新时期心智创造力的修正下重新得到了延续。 2.激活儿童文学的创作生产力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的说法及其创作景观。所谓“三个层次”即儿童文学是由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三个层次的文学所组成的集合的观念。80年代中期，当成人文学已突破许多陈腐观念的束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诸如“方法热”、“文化热”等现象时，儿童文学界还在为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搞得不可开交，比如儿童文学的成人化与儿童化，儿童文学可不可以反映生活的阴暗面，可不可以表现少年人的朦胧情愫等等；依然禁区重重，关卡道道，创作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这说明儿童文学肯定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理论课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长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界存在的“儿童文学标准单一性”与“创作现象丰富性”之间的矛盾错位。具体地说，就是分别从不同接受对象的角度（如从幼儿的接受能力与审美情趣）出发，以此作为立论依据，去统率、涵盖、要求整个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与艺术创造，这就好比“拿着箍箍买鸡蛋”，凡是不符合我认定的标尺，就不是“儿童文学”。由此造成了一系列问题的混乱，大家各吹各的号，各定各的调，互不卖帐，互相指责，使儿童文学发展在这个“瓶颈”上卡了壳。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1985年在全国儿童文学教学研讨会上系统提出的关于“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多层次儿童文学分类”的观点，给理论界以有益的启示。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儿童文学必须适应接受对象主体结构的同化机能及阶段性发展水平，儿童文学根据不同年龄的接受对象应区分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三个层次”的理论深入人心，并成为当今儿童文学界的普遍共识。虽然关于儿童文学接受对象的年龄段问题早已有人提出过（例如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但对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的接受特征及多层次的儿童学分类，作系统的理论阐释与学术宣言，则是80年代中期的事。与此前后，围绕儿童文学的“多层次说”及“本体论”这一命题，又出现了诸家争鸣、新见叠出的景观。广州的班马立足儿童精神世界，以原生性的心态为基点寻找儿童文学特殊的存在空间；北京的汤锐在其专著《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中提出的“以成人─儿童双逻辑支点”为基础的开放式的儿童文学理论；浙江的方卫平与东北的朱自强意见大致相同，认为“童年是儿童文学的原点”，“童年”是一切有关儿童文学的理论思考的出发点；上海的刘绪源论证“母爱”“自然”“顽童”是儿童文学的三大艺术母题，他不认为儿童文学有区别于成人文学的特殊本质，而更侧重看待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相同、相通之处。此外也有论者接着“三个层次”的说法，提出儿童文学系统中还应再有一种“婴儿文学”的看法。以上诸说，既相互交错，又各有主见，和而不同，同中有异，有力地开阔了人们的理论思维，加深了人们对儿童文学本质特征的理解。 这些新潮理论的出现，极大地活跃了儿童文学的思维空间与艺术话语，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为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找到了自己的美学定位。无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都是整个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都有其自身的独特的创作规律与艺术章法，都有用自己的理论来保护自己按照自身文学的特殊规律办事的权力，在文学之林中完全有着自己不允被蔑视、不可被剥夺的文学地位与存在价值。这就直接激活了儿童文学被压抑的生产力，直接促发了儿童文学创作多元并存的景观。今天，三个层次的儿童文学创作互为呼应，各领风骚；而少年文学更是异军突起，一枝独秀。我们欣喜地看到，以 3.提升作家的使命意识与人文关怀文学的熏陶可以使人们加深对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的认识。儿童文学关系着未来民族的生命精神与国民素质。鲁迅说得很明白：“童年的情况，便是将来的命运。”郭沫若也有类似看法：“文学于人性之熏陶，本有宏伟之效力，而儿童文学尤能于不识不知之间，导引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8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新潮理论中，有一个特别的强音，这就是曹文轩提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塑造者”的呼唤。文学批评家从不满足于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要成为历史本身，要与文学的历史进程融为一体；他们本身就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甚或就是当代文学的推动者。身兼“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曹文轩正是这样一位当代儿童文学的有力推动者。 重建人的意识，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是新时期文坛不断高扬的一种儿童文学美学原则。曹文轩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一书中特列专章探讨儿童文学，力倡“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与此相呼应，汤锐在《比较儿童文学初探》一书中，也特别探讨了有关新时期儿童文学“人的主题”问题。他们认为，塑造未来民族的性格是新时期儿童文学“主题的核心”。“只有站在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个高度，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出现蕴涵深厚的历史内容、富有全新精神和具有强度力度的作品。”（曹文轩）“这是一个充满忧患情绪、强调社会责任感、具有功利性质的观念，是传统儿童文学之主旋律‘树人’观念的延伸和变奏，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汤锐）在“人的主题”的旗帜下，“儿童的一切均指向未来，儿童的存在和意义与民族的生存和意义是融为一体的”。儿童文学作家正在从事与未来民族性格的重要对接，从事儿童文学与人类命运之间的重要对话。 吴其南关于儿童文学的“成长”主题及对探索性少儿小说之探索，也属于这一范畴的理论思考（吴其南：《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成长主题》、《“探索性”少儿文学之探索》）。“希望是在于将来。”（鲁迅语）在人类的文化中，子女的存在，儿童的成长，往往是被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作为社会、成人与少年儿童进行文化对话、精神沟通的儿童文学，“不仅反映着现实的社会生活，更反映着社会、成人对下一代，也即自己的未来的愿望和设计”。于是，如何造就未来一代的“成长”就成了儿童文学的“永恒主题”。吴其南认为，“在整个新时期少儿文学中，人们的价值取向一直是偏向有独立个性的少年儿童这一边的”，“从强调阶级性社会性到相对地强调个体的充实与完满”，这一成长主题的变化，“反映出现代中国人的成长观念与西方的成长观念正在有着某种程度的接近”，并由此导致了新时期儿童文学（尤其是少年小说）人物形象和整个人格结构、成长目标的深刻变化与更新。8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界不时出现的关于塑造“小小男子汉”形象、儿童文学需要“叔叔”型硬汉、需要“阳刚之气”的呼唤，尤其是《古堡》（曹文轩）、《遥遥黄河源》（陈丽）、《从山野吹来的风》（夏有志）、《你的高地》（梅子涵）、《我要我的雕刻刀》（刘健屏）、《险滩》（朱效文）、《黑发》（陈丹燕）等一大批多角度、多层次描写当代少年成长主题的小说的出现，直接将“人的主题”“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一旗帜插上了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峰巅。这些作品是直接对准“承认人的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承认社会应是由丰富完满的人格结构的个体构成的社会，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成长的首要目标”（吴其南）。此外，沈石溪动物小说所张扬的生命意识，刘先平大自然探险系列作品所力倡的绿色环保意识，云南“太阳鸟”作家群、辽宁“棒槌鸟”作家群所倾心营造的健美风格与边地特色，其美学追求的总趋向也是指向这一“成长的首要目标”的。我们还应特别提到班马对“儿童性”──儿童生命世界的执著探索，他的小说《鱼幻》、《迷失在深夏古镇中》，散文集《星球的细语》以及理论专著《前艺术思想》等，就艺术地再现描绘儿童生命状态、儿童原始思维、儿童生命与原始人类生命的幽秘联系，并从学理层面加以探讨提炼而言，其所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实绩，已成为当代儿童文学的一个必须面对和研究的现象，轻易绕不过去。 正是以上种种新潮理论与创作实验的合力作用，才极大地提升了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增强了作家的使命意识、人文担当与社会责任感，这一股南北呼应、东西合流的不容抗拒的新潮之风，正鼓荡起中国儿童文学传统精神的风帆，向着21世纪破浪行进！ 原载：《文艺评论》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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