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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像枝头将落的花瓣，一丝微风都足以令我颤抖飘零。遭受一丁点侮辱便会让我萌生绝念。我深信自己迟早会成为不平凡的人，所以必须维护自己作为英雄的荣誉。”太宰治在《往事》里如此写到，坚强和脆弱原本连接为一体，三岛由纪夫在《作家日记》里曾嘲讽太宰治“我对太宰治的文学抱有一种强烈的嫌恶感，第一我讨厌此人的那张脸，第二我讨厌此人的趣味，他本是个乡巴佬，却追求时髦。第三，我讨厌他扮演着与自己不相称的角色，与女人一起殉情的小说家的风貌，应该再严肃些吧！”如《人间失格》里所谓“懦夫连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也会受伤”，这种文学的肌理恰恰与三岛所崇尚的力与美的理念在两个极端，无怪于三岛那些苛刻的冷言嘲讽。 但以我的看法，越是弱者，则越是幻想英雄的尊严与荣耀，而死亡本身也是为了如樱花一样保存绚烂的一瞬，理解这点，就不会简单地把“无赖派”当成一个“人间失格者”，这种细腻敏感的描述里始终贯彻着一种深度不安，无法安放的“自我”，这种不安的哲学正巧切合现代文学存在主义的本质，使得喜欢太宰治的读者亦是喜欢那种若有若无的无望生活。 太宰治在《东京八景》中有段话很形象地表明了无赖人的困境：“我是无知骄傲的无赖汉，也是白痴下等狡猾的好色男，伪装天才的欺诈师，过着奢华的生活，一缺钱就扬言自杀，惊吓乡下的亲人。像对猫狗一样虐待贤淑的妻子，最后将她赶出”，往生无门，自然成了向死之途。 太宰治的小说有着近乎相同的情绪模式，主人公敏感不安随着故事的进程，最种选择一种解决之道，自然“自杀”可以想到的最完美的爆发，在分析日本电影《樱之桃与蒲公英》时（根据太宰治小说《维庸之妻》改编》），马家辉认为加得最妙的倒是把太宰治另一篇小说《樱桃》的结尾挪用过来，男女主角吃着樱桃，面对生死，享受眼前一刻平静，一切烦恼容后再谈。岁月静好，樱桃汁液流进喉咙之际，喉舌之间即是天国。但这种哲学倒有点余华的《活着》里的福贵，禅意冲淡了小说核心的“苦涩”。 而在另一篇小说《鱼服记》里太宰治从唐人小说《薛伟》里化用了薛伟羡慕无忧无虑的生活，将自己化为快乐的鱼儿。但在小说里，太宰治原本最后的一句为：“三天之后，在桥桩附近漂浮着诗瓦那惨不忍睹的尸体”，经过再三考虑才将其删除，但死亡总是那些绝望个体的归宿，在作家那里依然是所有故事乃至生命的终点，在无赖派那里，生与死是一个漫长的循环，在起点和终点封闭起来“圆”，死亡结束生命的同时，也让一个故事有一个圆满的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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