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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尽是可耻之事。

 真友书屋 2015-11-07


这是他的遗作。

1948年3月,他在热海写完了“前言”、“第一手记”和“第二手记”。4月中旬在三鹰完成了“第三手记”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和“后记”在大宫写成时已是5月中旬。距离他的最后一次自杀只有一个月。



这是基于自传的小说。

“手记”的笔法几乎是欲盖弥彰的,既允许他用第一人称坦言了此生种种心结,剖开了殉情、风流、左翼、创作、婚姻、友情、吸毒等名义之下的惨烈真相;也允许第三人称的评述中和了过于孤绝的主观立场,甚至不着痕迹地添上“又诚实又乖巧,要是不喝酒,不,即使喝酒……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呐”这样的光环——那是第一人称绝对无法企及的虚妄自白。




开篇:“我这一生,尽是可耻之事。”

仅此一句便可知,这绝不是真正的狂人诳语,而是有意识的自我判决,用主流社会的标准,加上自嘲自卑的语气。否则何来“可耻”之说?这时候,再想三岛在《太阳与铁》中说太宰治文中充溢的“自我戏剧化”,就不难懂了。

同样,失格者给自己下的定义,“丧失做人的资格的人”,也很值得玩味儿。因为这资格分明是立于普通人的立场所言的。那么,我们怎能知道失格者所认为的“做人的资格”到底是哪些呢?失格者不想违逆初心,不想没有尊严,不愿孤身一人,不想贫困潦倒……而这些不恰恰是普通人的愿望吗?

这显然是想入世、却被迫出世的人,由决意辞世的人塑造。



第一笔记中的童年记事或许是全篇中最惟妙惟肖、最可见太宰治幽默的章节。孩子的淘气本该最天真无邪,但这个未来的失格者是处心积虑打造了天真形象,只为取悦于人,安全地生活在可爱淘气的面罩下。和成年后的失格者相比,孩童的优势尤其令人心酸,被人识破后的恐惧更令人惆怅,事实上,失格者的童年分明是游戏人间的合格者啊!


当年及以后都有人基于太宰治写鲁迅的文章,认为他是日本左翼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小说中作者本人特意澄清:与其说他信仰共产主义,不如说他更青睐非法地下运动的本质。只要是非法的,都有诱惑力。这是十足的青春期叛逆的标志。在遗作中的这段“地下党活动”不失滑稽可笑的插曲,仿佛生怕读者把他界定为共产党人。


真正奠定太宰治的文学人格,甚至,他的生死模式的,其实是那段时间里的花天酒地。当年他和同居三天的酒吧女郎殉情,此刻,成为遗作中的重要章节。或许,他在决定终结生命前必须坦白陈述——那究竟是不是为情所殉?“我连一起殉情的人的名字都记不清楚”,写在括号里的这句附注,应该可以视作这个男人对殉情这件事的终极态度。他只是在用殉情的感伤面具遮掩自己求死的意愿。从头到尾,他并不强调情死所需的爱情要有多深重。



不可忽视的是,作为一个孤僻的失格者,在自我放逐的同时,也会格外关注世人世相。因为被拒绝、被疏离,所以更想探明真相——这恰是文学化的失格者与现实中的失格者的区别所在,前者必须有深邃入骨的自省,后者却可以止于沉沦的表象。

小说中有很大篇幅是在描写世人:

“所谓世人,不就是个人吗?”


“世人对我根本不存在原谅或宽恕、葬送或不葬送之问题。我比猫狗还要低级。我是蟾蜍,只配在地上活动的蟾蜍。”


“世人就是人与人的争斗,而且是现场之争,人活着仅是为了在争斗中取胜。人们互不屈服……除了当场决出胜负,人们没有其他生存方式。”


失格者先是远离世人,继而不再恐惧,然后看透真心,最后依然决定与之隔绝。



读到这里,不禁想起太宰治写给川端康成的那封信。因为没有得到第一届芥川奖,又在生病期间读到川端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的文章,论及太宰治的《逆行》时写到作者“目前生活乌烟瘴气”,气到不行,甚至在信中说“我甚至想杀了你”。直到第三届芥川奖落选,太宰治索性和赏识他的佐藤春夫也翻脸了。

小说和现实,真的不可混为一谈。现实中的太宰治绝不是小说中的失格者,但在“世人之争”的愤慨中,这两个形象可以完全吻合。



殉情的失败,逼迫失格者面对世人。他再次动用欺瞒、逃避、放纵等手段(真的也是黔驴技穷,令人深深担忧“失格者”这一族群的行为模式因此被局限,其实有更多的方式,不是吗?),唯有纯真的女性,能让他暂时确定可持续的生存机制

这便多少可以解释,有了幸福家庭、事业有成的作家依然决意殉情。若用当代女权主义者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男人最可恨了,甚至最荒唐。自己风流成性,无论婚前婚后都有一大把情人,但唯独不允许妻子和他人有关系——而且无论婚前婚后都是罪孽。

当然,小说中的叶藏确实崩溃了,“纯真无邪的信任,何罪之有?”

一开始,纯真的女性被失格者视为救赎的不二法门,迷信她们的疗愈力,但自身的懦弱、不节制让他无地自容(在女编辑家门口的痛哭并远离,应该视作失格者的良心发现吗?还是更深层的懦弱呢?),继而,妻子所象征的纯真的概念遭到崩毁,幻象破碎,同时击毁了失格者不堪一击的生存信念,最后放任自流。这简直是把颓废的罪强扭到了女性的身上。然而,这就是失格者的逻辑,谓之爱的逻辑,或毁的逻辑,都可以。



“乱世浮生不过沧海一粟。谁知这地球为何自转?随它自转、公转还是翻转!”

小说的结尾:二十七岁的主人公彻底丧失做人的资格,被人送进又接出精神病院,继而在私家被囚禁(还被老女佣侵犯),在人世间的唯一信仰变成“一切都将过去”,俨然是无法自转的人生。

而作为小说家的结尾,三十九岁的太宰治和情人投河自尽。完全是翻转的姿态。

暂且不说文学,失格者的生存究竟有没有轴心呢?有没有让他们的小宇宙自转又公转的圆心呢?


《人间失格》的最大意义莫过于:落实了一种无以为继的人类生存现状,剔出了一类因本性极端而难以拥有共性的绝望的人类。这类人忠于自我——尤其是自我的丑陋、虚伪、软弱和迷茫——进而偏执,甚或躲避,永远无法也不愿融入主流,也因实际上的置身事外,他们能够格外清晰地洞见“主流”所意味的荒诞,于是,这些有思想的无赖、合格的失格者就这样把自己逼入绝境。这部作品斩钉截铁般,为这类人命了名,定了性,并加以形象化;从名到形,完整展现了“人间失格者”。



如果我有机会和太宰治面对面,肯定会像三岛由纪夫那样直白地说“我不喜欢你的作品”。但这种“文学刺客”的态度,是否是三岛由纪夫用足够的文字灌输给我的?我真的无法辨清。人注定受困于自我修养,时代、阅读、经历、梦想……都是修养的组成部分,战后日本社会对太宰治的烙印或许恰如三岛对我的写作阅读经验所留下的烙印,虽说“不喜欢”,但仍可辨认出他文字中天真的、近乎愚勇的坦白——那是拒绝被时代同化的消极抗争,也是拒绝曝光的消极本能——因而能够理解太宰治的文学留存至今、广受追捧的缘由:失格者的冲动,世人皆有,故而有无数人在其中窥见了最隐秘的那部分自我。

我倒不如说,“不喜欢”的是他写的人间失格者,而非太宰治的文字本身。


本文节选自《知日·太宰治: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于是 / text

电影《人间失格》 /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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