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年过半百”是那样的遥不可及，但转瞬之间，这陡峭的人生分水岭就横亘在眼前。在翻越“半百岭”的过程中，一个日本和尚松原泰道的书《五十到一百的人生规划》，成了我登山的拐杖。从这位65岁起方著书立说，迄今著述已超过130部的百岁和尚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类生命之花奇迹般的绽放。 人自称“万物之灵长”，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这两句话重叠的瞬间，我顿悟到只有精神力量充沛的人，才配称万物之灵长；只有勤于读书且勇于实践的人，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取精神的营养，并随时将其转化为永续行动的力量。 在我的心中矗立着两座现代教育的丰碑：本国的陶行知和前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我坚持认为，在今日之中国，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就必须深入了解并自觉践行陶行知的教育理论。 在题为《致 捧读你的书，我面带羞惭/试行你的路，我心旷神怡/仰望满天灿烂的星斗/因为你，我不再茫然/面对色彩斑斓的经验/因为你，我不再惊叹/因为我发现，你是中国教育/从孔夫子走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中继站…… 同样服膺陶行知的我校校长，把《陶行知名篇精选》发到每一位教师的手中。“学习陶行知、实践陶行知”的教师主题读书活动，使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的教学主张，如春风化雨般沁人心脾，唤起了老师们改进教学的热情，为学校整体推进实质性的课改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1984年购得的标价2元的《苏霍姆林斯基的一生》，伴随着我走过26年的从教生涯。他的经典名著《给教师的建议》，是我向年轻教师推荐频率最高的教育类书籍。从这位由农村小学教师成长起来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教育家的身上，我获取了诸多精神的营养。可惜的是，早年我把他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要相信孩子》给弄丢了。当时不以为意，今天追悔莫及。因为我终于发现我因此而失去的，不是一本小书，而是对包含其中的厚重的教育智慧早若干年心领神会的宝贵机缘。 作为在海慧中学任教时间最长的教师之一的我，内心深处始终涌动着振兴学校的热望。在学校领导为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之时，作为年级主任和普通教师的我，也在苦苦思考着学校发展的突破点与持续成长的路径。我把目光投向了江苏的洋思中学、东庐中学等异军突起的课改名校。2007年，2008年我相继发现同处山东的杜郎口中学（农村初中）和兖州一中（重点高中）一脉相承的令人振奋的课改模式。 在题为《读〈对话杜金山〉有感》的博文中，我情绪激昂地写到：“我们对杜郎口对中国教育的贡献的估计还远远不足。我对崔其升、杜金山这样的校长怀有深深的敬意。一位卓越的校长就是一面高扬的旗帜，在这样的旗帜上飘荡的不仅是教育的希望，也是民族振兴的希望。……杜郎口是一个教育奇迹，但杜郎口并不神秘。杜郎口的经验可以被复制、被移植、被发展，运用杜郎口的经验可以取得比杜郎口更好的教学业绩，证明了一个尽人皆知却被我们很多人忽略的真理：教育是有规律可循的。探明了教育的规律，并始终不渝的按教育规律从事教育，就能够变不可能为可能，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在我为发现杜郎口中学与兖州一中，从这两所学校成功的课改中，看到海慧中学走向未来的方向与途径而欣喜时，这两所课改名校也进入了学校领导班子的视野。经过近一年的慎重研究和深入考察，学校领导集体毅然作出了借鉴杜郎口课堂教学模式，创立具有鲜明海慧中学特色的“合育课堂”的重大决策。 作为首批考察杜郎口中学的教师之一，我率先把未经雕琢的我所理解的杜郎口模式的课，呈现在领导 在《叩问教育》这首小诗中，我曾这样表达自己的教育志向：不能在无路的地方/开出一条新路/至少我们可以/在已有的路上/向前跨出/属于自己的一步 在为参与课改实验的数学教师提供导学案样本，与老师们一道编出第一学期的试用导学案之后，我把注意力集中于对“怎样跨出属于自己的一步”的探索中。 沿着1997----2007这十年间，相继从事的对“初中数学成本问题”的研究，对“数学教育效益层次与实现途径”的研究，以及对“让学问在问与学中生长”的研究的思路，我初步完成了以问题的发现、提出为先导，引领学生自主、合作学习，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与能力的“五环十问导学法”的构思，并开始用课例进行验证。在与学生共同探寻高效复习的方式方法的过程中，我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生本复习法则”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本复习方式”，并将这些法则与方式付诸教学实践。 一批又一批从杜郎口考察归来的教师，带着“震撼”后心悦诚服的心情，加入到构建“合育课堂”的行列；学校为保障课改的顺利稳步推进，也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我校的课堂教学改革得到了省、市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形势一片大好”。一向危机意识浓厚的我，在莺歌燕舞之中，看到了危机：缺乏成熟明晰的现代教育理论武装的教师队伍，很难承担起这种对既往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式进行颠覆性改革的重任，课改可能面临后继乏力的局面。拿什么作为指导我们构建“合育课堂”的理论基础呢？一个“天问”挂上了我的心头。 在一次例行的教育阅读中，我找到了“天问”的答案。 在这期杂志的扉页，我激动地写下了四个大字：相见恨晚！此时，我的眼前依稀浮现出那本不慎丢失了的苏霍姆林斯基的《要相信孩子》。生本教育不就是建立在“相信孩子”的基础上的吗？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的教育对象具有与生俱来的强大的学习能力，不相信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孩子有着巨大的发展潜能等待着我们去开发，我们课改的基础又将建立在何处呢？ 当进一步推动课改的心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落定之后，我向一些参与课改实验的老师提出了“拿什么作指导我们课改的理论基础？”的问题，并满怀发现的喜悦，向老师们介绍华南师大郭思乐教授所创立的，其可靠性与有效性经过了较大范围和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的“生本教育” 理论。 我把做满了记号，写了不少批注的《生本教育专辑》推介给校长，我相信这位具有人文涵养，满怀教育激情与理想，立志打造具有海慧中学原创性的“合育课堂”的校长，会被“生本教育”理论所吸引。果不其然，不过两天时间，在当周星期五上午的课改导评组的例会上，“把 课改的途径终于明晰，自己的教学工作也进入了最后一个十年。“只争朝夕”在以往只是一句偶尔想起的名句，在今天则成了念兹在兹的行动指南。在结束这篇文章写作的时候，我打开自己作词的海慧中学校歌《海慧之歌》的视频，用那熟悉亲切的旋律犒劳自己深夜的劳作。此时，我再次想起那位可敬的日本和尚。是的，真正的人生从五十岁开始。只要我们以阳光的心态，更积极达观地面对生活，在人生马拉松的折返点之后，有书香的持久熏陶，有实践的不断充实，我们就能让自己的生命之花持续地绽放。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