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隐逸思想

论杜甫的隐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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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甫的隐逸思想

论文摘要：一般人认为杜甫没有隐逸思想，但笔者在认真分析杜诗的基础上，分析了杜诗中隐逸思想表现出来的几种情况，概括出杜甫隐逸思想的特点，让我们对杜甫思想有个较全面的了解。

关键词：杜诗      隐逸思想

                         一

    中国古代的隐逸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史书上记载的尧时洗耳的许由以及不食周粟、避居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伯夷列传》）一般认为它的产生有两个源头：一是老庄的道家思想，一是孔孟的儒家思想。我们先看两段文字：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终。（《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

            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牲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

    这就是中国古代早期道家隐者形象。隐逸思想就在他们著作中得到体现。老庄主张自然无为，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老子在其著《道德经》里提出“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九章）庄子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

     孔子在《论语·泰伯》里提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论语·卫灵公》里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在《论语·公冶长》里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在《论语·公冶长》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的这些思想，孟子做了最好的概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孟子·尽心上》）。

    儒家的隐逸理论，成了后世文人在世俗激流之中无所作为和极度困窘之下全身而退的最终道德依据。因此，道家老庄的自然无为与儒家的独善其身相结合，给中国文人奠定了隐逸的思想基础。杜甫作为中国古代封建文人必然受到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事实也是如此，笔者在研读杜诗就发现杜甫在很多诗里流露出隐逸思想来。比如，杜甫就在《自京赴奉先永怀五百字》里坦率地说：“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 ，在《奉赠卢五丈参谋琚》说过“辜负沧州愿，谁云晚见招”。这说明在杜甫的思想深处一直潜藏着“江海志”、“沧州愿”。下面就来分析杜诗的隐逸思想。

                       二

    杜甫隐逸思想表现出来有如下四种情况：

    第一，触景生情，在生活中，一些幽僻之景，会触动他，使他产生归隐之情。

    在天宝之末，安禄山未乱之前，杜甫写了《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韦曲乃贵家园林，侯王别墅多在于此，是行乐之胜地。诗人写道“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石角钩衣破，藤梢刺眼新”。对此韦曲春景，诗人动了归隐之怀：“何时占丛竹，头戴小乌巾”。在第二首里，诗人写了韦曲诸胜景：“野寺垂杨里，春畦乱水间。美花多映竹，好鸟不归山。”表达自己羡慕村居幽事。“好鸟不归山，言鸟犹知恋，引起下截意。”  （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在诗的下半截，诗人慨叹城市尘缘。诗末，诗人说“谁能与公子，薄暮欲俱还。”

    在天宝十三载，诗人未授官时，写过一首《渼陂西南台》，诗里首叙渼陂美景：“高台面苍陂，六月风日冷。蒹葭离披去，天水相与永。怀新目似击，接要心已领。仿佛识鲛人，空濛辨鱼艇。错磨终南翠，颠倒白阁影。崷崒增光辉，乘陵惜俄顷。”对此渼陂美景，诗人顿生栖身物外之思：“劳生愧严郑，外物慕张邴。世复轻骅骝，吾甘杂蛙黾。知归俗所忌，取适世莫并。身退岂待官，老年苦便静。况资菱芡足，庶结茅茨迥。从此具扁舟，弥年逐清景。”诗人要具扁舟逐清景，这与太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东坡“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临江仙》）同调。自京赴奉先之后，诗人写了一首《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诗中“微则竹树花草，变则烟雾风雨，仙境则沧州玄圃，州邑则赤县蒲城，山则天姥，水则潇湘，人则鱼释子，物则猿猱船，妙则鬼神，怪则湘灵，无所不备。” （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诗人对此画中美景而思托身外：“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

    在乾元元年写的《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里，诗人见画中“松下丈人巾屦同，偶坐似是商山翁”，因此诗人“怅望聊歌紫芝曲，时危惨淡来悲风”。 “诗人因松下老人而动商山之兴，盖世乱而思高隐”  同上。另外，还有许多因触景而顿生高蹈远引、栖身物外的隐逸思想。如：乾元元年写的《崔氏东山草堂》、（《秦州杂诗》其十三、十四、十五）、在去成都路上写的《石柜阁》、在广德二年自梓州往阆州写的《玉台观二首》、在大历二年的夔州时写的《覃山人隐居》等等。在这些诗里，或曰“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秦州杂诗》十四）；或曰“羁栖负幽意，感叹向绝迹”（《石柜阁》)；或曰“更肯红颜生羽翼，便应黄发老渔樵”（《玉台观二首》）。

    第二，是世事艰难，久未授官，或在贬官、弃官之时。

    在天宝十一载，诗人困守长安，献赋不遇，心情极为复杂，写了《曲江三章五句》。这三章中，有悲叹、伤其不遇：“游子空嗟垂二毛”；有达观、放歌自遣：“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亦有归隐之志：“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

    在天宝十三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时，往见诸官，诗人写《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诗里诗人认为，朝廷与他似乎隔霄汉，因此想念山林。想自己多年来，漂泊如一叶浮萍，累及儿女忍饥挨饿，不禁于日暮途穷之时潸然泪下。于是，诗人想到“何当摆俗累，浩荡乘沧溟”。郁郁不得志的诗人想到了遁世隐迹。

       天宝十四载，诗人在率府时写了《去矣行》。诗人“宁为鹰之飏，不为燕之附，以野性旷荡，不屑觍颜侯门也”。(同上)所以，诗人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表示要餐玉蓝田，也就是说要托之以遁世。

       至德十二载三月甲戌时，诗人写了《喜晴》。这时正是干戈横放，龙蛇相斗，安史之乱未平，而农事多荒芜。诗人对此乱世，思古人之高蹈：“千载商山芝，往者东门瓜。”叹自己避世已迟：“顾惭昧所适，回首白日斜。汉阴有鹿门，沧海有灵查。”最后诗人表示决意远去，故不作空嗟：“焉能学众口，咄咄空咨嗟！”

       大历五年，诗人漂泊耒阳时作的《回棹》诗里诗人因谋生之故频频作客远游，深愧自己不能安身立命。表示要托迹襄阳：“几杖将衰齿，茅茨寄短椽。灌园曾取适，游寺可终焉。遂性同渔父，成名异鲁连。”

       杜甫一生奔波漂泊，像这种情况很多，因此，这种流露隐逸之思的诗也就很多。比如，乾元二年秋，在秦州时写的《遣兴》、《遣兴五首》、《秦州杂诗二十首》，广德二年秋在阆州时写的《过严氏溪放哥》，大历元年在夔州时写的《西阁二首》、《园官送菜并序》等等。这些诗里，或曰“但讶鹿皮翁，忘机对芝草”（《遣兴三首》其三）；曰“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举家隐鹿门，刘表焉得取”（《遣兴五首》其二）；或曰“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秦州杂诗》其二十）；或曰“诗尽人间兴，蒹须入海求”；或曰“懒心似江水，日夜向沧州”（《西阁二首》）；或曰“志士采紫芝，放歌避戎轩”（《园官送菜并序》）。这些诗句无非都是表示自己欲隐栖遁迹而已。

    第三，是在与朋友交往，尤其是与逸士高人交往时的酬赠之作中经常流露出隐逸思想。

    天宝三载，诗人与李白在东都交游时写的两首与李白有关的诗，一是《赠李白》，另一首是《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在《赠李白》里，诗人自叙自己厌恶都市：“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并表示自己避世引年无术：“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最后表示欲与李白遂偕隐初志：“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在后一首里，写与李白“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而寻后所见的是“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诗人对此而思物外之游：“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在未献赋之前，诗人写过一首《赠比部萧郎中十兄》。诗人自叙不遇，漂泊沉沦，无复遭际：“飘荡云天阔，沉埋日月奔。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并表示自己唯有学嵇中散、愚公玩世而隐迹，从此归老旧乡：“中散山阳锻，愚公野谷村。宁纡长者辙，归老任乾坤。”

    天宝十三载，诗人写的《玄都坛歌寄元逸人》中，诗人先叙逸人之居，记玄都坛幽僻之景，后称羡其抱道高栖，超于尘俗：“知君此计成长往，芝草琅玕日应长。铁锁高垂不可攀，置身福地何萧爽。”诗人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大历二年，诗人将往潭州时写了《别董颋》。诗人素有欲居襄阳故园之志，所以因董颋适邓而想到：“当念著皂帽，采薇青云端。”就是说，自己也将取道汉阳，登岘首，皂帽采薇，为终隐之计。

    杜诗集中还有很多这类诗。像天宝中在京师作的《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天宝七年作的《奉寄河南韦尹人》，天宝十三载作的《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送裴二虬尉永嘉》等诗中，诗人或曰“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 （《奉寄河南韦尹人》）；或曰“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或曰“扁舟吾已僦，把钓待秋风”（《送裴二虬尉永嘉》）。      

        第四，是居址比较固定，生活比较安定，心情比较舒畅时也易表现出隐逸思想来。这种情况主要在卜居成都和暂居夔峡的时候出现得较多些。

上元二年春天，诗人卜居成都浣花溪，草堂已落成。此时的杜甫，远离烟尘之外。他写了《为农》，流露出诗人要在此卜居为农并要终于这“锦里烟尘外”的想法。诗人一年几飘荡之后，于此方得暂定。诗人喜爱这烟尘不到的幽僻之地，以之为仙隐：“远惭勾漏令，不得问丹砂。”诗人竟以不得丹砂为惭。

    在上元二年夏诗人写的《江村》中，诗人俨然一个与世无求的隐士。他所看到的是“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诗人已是物我两忘：“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诗人“匍匐多年，到此始得少休” 同上。此时的诗人觉得只要有人供米填饱肚子，身外更有何求？

       上元二年秋写的《朝雨》中，诗人早起，见江云乱眼，雨势骤来，而鸳燕避雨。诗人想起黄绮、巢由，并庆幸有草堂樽酒托身，远离尘世。

大历二年东屯时作的《晚》：

               杖藜寻巷晚，炙背近墙暄。人见幽居僻，吾知拙养尊。朝廷问府主，耕稼学山村。归翼飞栖定，寒灯亦闭门。

    仇兆鳌评析此诗说：“僻则与世无关，尊则自得其趣。朝问府主，耕学山农，见野人不豫国事矣。末言与物偕息，写出优游自在之意。” 同上

   大历二年冬作的《写怀二首》的前一首中诗人写道：“鄙夫到巫峡，三岁如转烛。全命甘留滞，忘情任荣辱。朝班及暮齿，日给还脱粟。编蓬石城东，采药山北谷。用心霜雪间，不必条蔓绿。非关故安排，曾是顺幽独。”诗人叙客夔之况，表示自己随遇而安，无意于安排，但顺其幽居之兴。接着诗人写道：“达士如弦直，小人似钩曲。曲直吾不知，负暄候樵牧。”流露出任运自然，不与人情竞曲直之意。

                      三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杜甫的隐逸思想有如下特点：

    首先，终其一生，杜甫的隐逸之思是不绝如缕的。虽然不同时期表现得不一样，有时强烈些，有时淡薄些，但从未断绝。按照萧涤非的划分，杜甫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期，即读书游历时期中，有《题张氏隐居二首》、《赠李白》、《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等诗；在第二时期，即困守长安时期，有《冬日有怀李白》、《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赠比部萧郎中十兄》、《玄都坛歌寄元逸人》、《渼陂西南台》等诗；在第三个时期，即陷安史叛军、为官时期，有《喜晴》、《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赠阮隐居》、《秦州杂诗二十首》、《苦竹》《左还山后寄三首》、《寄李十二白》、《石柜阁》等诗；在最后一期，即漂泊西南时期，有《为农》、《早起》、《朝雨》、《严氏溪放歌》、《寄常征君》、《覃山人隐居》、《耳聋》、《别董颋》、《奉赠卢五丈参谋琚》、《幽人》、《回棹》等诗。这些诗中，都有隐逸思想流露。

    其次，虽然在杜甫一生中，隐逸思想不绝如缕，但在杜甫的思想中从未占主导地位。他的主导思想还是儒家思想，因此，他从未消极过，更没有颓废过。他既没有像王维那样“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叹白发》)，也没有真正的“山栖谷饮，高居深视”   (《与魏居士书》)。他的一生是“奉儒守官” (《进<雕赋>表》)的一生。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自京赴奉先永怀五百字》)，他“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 )  他“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 (《铁堂峡》)，他“恋阙丹心破，沾衣皓首啼”， (《散愁二首》其二)他“终日忧奔走，归期未敢论” (《坐愁》)，他“徒怀贡公喜，飒飒鬓毛苍” 《承沈东八丈美除膳部员外郎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面对这残酷的社会现实，他感到极端的屈辱：“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感到愤愤不平：“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同上)；他感到万分悲痛：“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 (《自京赴奉先永怀五百字》)；他感到非常孤独：“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乐游园歌》)。但是，诗人“达则兼济天下”，他任拾遗时上疏救房琯，自己却落得个比房琯还重的惩罚。他穷也未独善其身，他“窃比稷与契” (《自京赴奉先永怀五百字》)，关注国事。对平叛的皇帝、将士提出意味深长的警告：“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杖过崆峒。” (《洗兵马》)

    最后，杜甫全集共有一千四百八十多首诗，但没有一首诗表示要把隐逸当作进入仕途的“终南捷径”。他不像卢藏用、孟浩然、李白那样，将隐逸作为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从而最终达到入仕的目的。据《大唐新语·隐逸》记载：“藏用举进士，隐居终南山中，以冀征召，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士，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终南捷径”这一成语就出自这里。他更不像李白，未见召时，“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中，日沉饮，号‘竹溪六隐’”(《唐才子传》)。一旦唐玄宗召他入宫，就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孟浩然四十岁以前在家乡襄阳隐居，亦是以退为进，以隐取仕。不仅如此，杜诗中也没有表示自己“吏隐”的思想。杜诗中只有两处提到“吏隐”和“隐吏”：“吏隐逢梅福、游山忆谢公” (《送裴二虬尉永嘉》)、“隐吏适性情” (《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都是写别人，并未表示要自己做“隐吏”。他没学比他年长的大诗人王维那样“半官半隐”，身在朝廷而心存山野。也不像后来的白居易“中隐”。完全退隐山林是不容易的，对王维来说就是这样：“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扣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不忍，而终身惭乎！” (《与魏居士书》)于是他“半官半隐”，觉得无不适意。而白居易把“半官半隐”发展为“中隐”，这样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又有稳定而可观的生活来源。身在仕途而不问政治，远离流俗而不遁迹山林，既能全身避害而又可免除山林的寂寞。然而，杜甫不是这样的。苏轼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王定国诗集叙》)。陈俊卿说：“杜子美诗人之冠冕，后世莫及，以其句法森严，而流困踬之中，未尝一日忘朝廷也。” （《 qiong  溪诗话序》)这就是杜甫伟大之处。

    因此，通观杜诗全集，我们可以看出杜甫诗中的确存在着隐逸思想。这无损于杜甫的伟大。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古人，我们无须为尊者讳。陈贻焮《杜甫评传》认为杜甫说的是牢骚话。萧涤非的《杜诗选注》也叫我们不要把杜甫当作自了汉（《秦州杂诗》其二十注释）。如果杜甫只偶尔说过几次这样的话，我们的确可以认为是牢骚话，但说多了就是其隐逸思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