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变革的眼光和胸襟

军事变革的眼光和胸襟--中国共产党新闻

新军事变革在我国，从概念的提出到实践的展开，已经走过了不短的时间。但变革在进入攻坚期后，涉及到具体改革的核心和关键领域时，却几有推动不下去的危险。回顾古今中外历次军事变革，此类情况并不罕见。如果追查根源并寻找解决之道，就要从军事变革的眼光和胸襟谈起。 　　变革的眼光，是从谋划和设计变革的视角而言；而胸襟，则是从决策和执行的角度来说的。眼光要放长远，抓关键；胸襟要够宽广，重大局。对于军事变革的整体进展而言，二者皆不可缺失。 　　成功的军事变革，要求从全局出发，高屋建瓴地设计整个变革的路线图，特别是对于关键环节的考虑，不能含糊或拖延对之，更不能将眼光对错“焦点”。军事变革中，科技的进步往往是被提及最多的，也是最显著的，以致于往往有人把“新军事革命”等同于军事技术的革命。然而，技术仅仅是使军事变革成为可能而非必定导致军事变革。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说：“技术是一回事，技术力量的运用则是另一回事。”把眼光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对整个变革进程并无益处。 　　当年，苏联的奥尔加科夫在世界上最早提出新军事革命的想法，他所用的是“新军事技术革命”这个概念，而美国人引入这一概念时去掉了“技术”二字，改成“军事事务革命”。很显然，美国人对这一革命的范围认识得更广泛、更透彻。也正是这种眼界上的差别导致了两支超级大军今日的反差。以奥尔加科夫的才华和眼光，应该很清楚技术推动进步的意义绝不是单靠技术本身就能实现的。也许他早就意识到了军事领域里思想革命和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但在当时苏联国家和军队陈旧保守的政治环境里，权力中枢断然不会容得下一位从体制入手的改革派和他的“颠覆性”思想。因此，他不可能提出更“激烈”的改革构想，也只能寄希望于用“技术”来唤醒人们早已麻木的头脑。 　　清王朝的军事变革，同样从技术引进起步，却始终止于技术层面，最后败落仍源于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所制约。政治掣肘每每令李鸿章、左宗棠等军事变革的推动者徒叹奈何。事实证明，单单关注引进坚船利炮、乃至军队编制上的效仿，都解决不了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更无法实现富国强兵的祈愿。当年的洋务官僚在政治体制、传统观念原封不动的情况下进行的军事变革，虽然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但最后还是以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而宣告破产。这一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军事变革受到政治体制和传统观念所制约，不把眼光聚焦于此，而局限于单纯军事领域的变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对此，当时的启蒙思想家魏源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中国军事失败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军队自身，更是由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所造成的。 　　任何变革，都要带来观念和利益上的剧烈碰撞，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450多年前，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所说的话至今仍如警钟长鸣：“最难做到，而且风险最大的莫过于引进一套新制度。因为所有旧制度的受益人都是革新者的敌人。而所有可能因新制度而受益的人对它的支持却并不那么热心。”而变革的创新性和摸索前进的特点，也注定会引发一些所谓的“负面”甚至“不稳定”状况，这就要求决策者具有超凡的胸襟气度，一方面愿意牺牲某些个人、小集团的既得利益去推动变革；另一方面，对于勇于投身变革的先驱者和探索者以及暂时出现的问题与困难，要给予坚定的支持和应有的包容。 　　历史上的一些军事变革之所以流于表面文章，或者启动之后纠缠于细枝末节，只敲边鼓、徘徊不前，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决策者胸襟不足，犹豫不决。因为不肯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包容有悖于“传统”和“正统”的声音，甚至以军事变革所带来的利益调整会引发政治动荡为借口，不肯触及变革的核心。一些有着深远意义和关键作用的改革就这样被迫停了下来，而随之更以“稳定需要”的名义被无限期推迟下去。 　　军队，与所有现代管理机构一样， 从来不缺乏抵制创新改革的能量，特别是这些变革如果会降低某些单位的编制级别、搬掉某些人的位子、要求人们去学习掌握新的技术或增强部队之间的竞争时，更为如此。“军事变革努力的关键，是对迷信传统的重新评估。对传统观念的质疑，不仅仅意味着对一种观点的挑战，而且是对建立在这种观点基础上所有战略、战术、组织结构、人事安排、科技以及工业领域的挑战。这也意味着很可能需要重新审视甚至改变现有军队的全部力量结构。”（阿尔文·托夫勒语） 　　时至今日，苏军乃至它的继承者——俄罗斯军队，始终未能在军事变革的道路上迈出过坚定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主要就在于领导人和军事当局胸怀不够，决策反复，摇摆不定。军队和政府、军内各军兵种、各利益集团乃至高级将领之间思想认识不统一，过多考虑一己之私利，抵制关键性的改革方案。以上种种导致变革举步维艰，浪费了军队转型的大好时机。俄罗斯一位军事专家就指出：“总的说来，俄罗斯军队高层人士对待军事变革的态度保守。他们之所以表现出强大的、有组织的抵制情绪，是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旨在提高效率和竞争能力的改革会导致他们失去高官厚禄。更可怕的是，他们还学会了做出假装改革的样子，同时却避免真正的改革。” 　　相比之下，美国越战后的军事改革，有几任总统给予探求与变革以明确的赞赏和支持；有诸多国会议员的不懈关注与推动，奠定了如《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这样的变革里程碑；有一批致力于改革的高级将领坚定地站在了那些鼓吹创新和革命的军事专家的后面，甚至愿意牺牲某些个人、集团乃至军种的利益。美军的每一项改革措施与成果几乎都同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例如，欧文斯上将主导了后冷战时期的军事改革工程，艾布拉姆斯上将领导陆军达成了改革的共识，塔特尔上将提出了成立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方案，斯塔利上将主持了1982年版《作战纲要》的制定，休梅克上将是“任务式命令”的倡导者…… 　　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中国的历次军事变革因眼光与胸襟皆有不足，受阻于“非技术瓶颈”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今后，由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眼光的超越与胸襟的突破，特别是能否打破“非技术瓶颈”，这是军事变革成败的关键。

（责任编辑：常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