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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家与《千字文》 来源:《中国文物报》刘涛
《千字文》是本蒙学字书，今天还能见到的本子，是梁朝天监年间周兴嗣奉敕"次韵"的那一本。启功先生说：可能是先集字，然后次韵而成。当时还有萧子范撰写的一本，宋朝以后失传了。 周本《千字文》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原因诸多，"集王羲之字"是重要一条。当初梁武帝摹出副本"分赐八王"--這八王大概是梁武帝的五位弟兄和三位皇子，经王府人士的传写，就流传到世间了。陈隋之际的智永大写特写《千字文》，就因为周本《千字文》是王羲之的字样，据说临了八百本。到了唐太宗提倡"王书"，把王羲之供到书法的神坛上，智永所书的周本《千字文》就成为了平常人学王羲之书法的津梁。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一本唐朝贞观十五年（641年）蒋善进临写的《真草千字文》残卷，是临仿智永的写本。北宋宣和内府收藏的智永书这全部是《千字文》，真草有7本，草书7本，还有小字真草1本。古代的字书，也是习字的范本，为了满足习字的需要，隋朝时已经出现了单休的《篆书千字文》和《草书千字文》，唐朝又有了用行书、隶书抄写的《千字文》。于是，五类书体的《千字文》都有了。學童用《千字文》作學書的字貼，家长当然要选用书家的写本，智永《真草千文》名气之所以大，就因为有"王书"的招牌。虽然智永写本为人所崇奉，但也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们在《宣和书谱》中读到，唐宋许多家都写过《千字文》。欧阳询欧阳通父子、虞世南外甥柬之，米芾、蔡卞，都写过行书本。辽宁博物馆藏有一本行书《千字文》，旧题欧阳询书，实是古临本。贺知章、裴行俭、孙过庭、颜真卿、周越等人写过草书本。于僧翰用隶书写。李阳冰当然是用篆书，一些文字学家，如唐元度、徐铁，也是用篆书写《千字文》，似乎在尽他们的学术责任。好书名的蔡京是用楷书写。唐朝时，许多僧侣擅长草书，若张旭、怀素；亚栖、贯休、梦龟、文楚，他们写的《千字文》都作草书，看来草书在僧侣间十分盛行。唯一的例外是元雅和尚，他用蝌斗、小篆二体写《千字文》。 北宋宣和内府收藏的书家所写《千字文》，有49本之多。为什么历代书家好写《干字文》？《宣和书谱》的作者有个说法；"梁武得羲之千字。令周兴嗣次之，自尔书家每以是为课程"，"学者以《千字》经心，则自应手和心得；可与入道"。此说只能解释书家何以要学王羲之字样的《千字文》；而传世的各家所写《千字文》多是自运风骚，书体又不限于真草二体，这又如何解释？所以，书法史上的"千字文现象"还须注意《千字文》作为字书的普及功能。唐朝时，《千字文》就很普及，北宋时，它与《百家姓》、《三字经》合成一个识字教材系统，通称"三百千"。书家好写《千字文》，或许借此推广或显示自己的书艺。 北宋以后，写《千字文》的书家仍然不少。皇帝书家赵构写的草书《千字文》还存于世。最著名的例子当数元朝赵孟頫，他的书艺高强，擅长各体，别出心裁，用六种书体写《千字文》，献给了元帝。他的六体《千文》是按书体各为一卷，坊间印行的赵氏《六体千字文》是对照本，估计是明人拼集的仿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本文徵明《四体千字文》，他用四体写，可没有什么好心情，文氏在《篆书千字文》卷尾有一段题跋："比岁子**以尺素索余书四体千字文，余素惮烦于此，而辞之不获，勉为书之，凡七年始完。不惟不工，不足供玩，而徒费岁月，良可惜也。"这一年，七十九岁的文氏写了数本小楷《千字文》，看来他的"惮烦于此"不是指《千字文》，而是指篆书，他不是文字学者，写篆字不敢乱来，查字配篆，对于书画家来说终不是开心的事情。不知道他能否见到赵孟頫的六体千文，见到了总得参考罢。 《宣和书谱》著录的王羲之行书品目中，有一本《书魏钟繇千文》，北京故宫藏有题为"魏太尉钟繇千字文右军将军王羲之奉敕书"的墨本，不知是否与宣和内府的那本为同一物。这样的"异类"，《宣和书谱》中还在南朝刘宋书家薄绍之的名下著录了一卷草书《千文》。这两卷《千字文》，估计是唐宋人所造，也许是从《隋书》、新旧《唐书》著录的"《演千字文》五卷"中孵化而来，却托名前朝的大书家。古今的造假者，从来就喜欢攀附名家，这是通例，也是惯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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