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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命百岁并不稀罕
 (2010-08-25)
长命百岁并不稀罕—— 访经济学家兼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 记者：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您能活到多少岁？ 周有光：没有。我结婚的时候，我的老妈妈曾偷偷地请了一个算命先生给我和太太算命，算命先生说，不行啊，这一对夫妇只能活到三十五岁。 记者：当时您信了吗？ 周有光：我当然不信啦！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儿，活到现在两个三十五岁也不止了。 记者：快三个了。 周有光:这一次是我自己独自面对记者。因为和我相敬相爱、携手走过七十八年人生路的老伴离我而去了，当时她九十三岁。对我来说，结婚七十年，忽然老伴去世了，两个人少了一个，这就好像是自行车的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说该怎么走?我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慢慢地、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我的心情才稳定下来了。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的话给了我启发，他说所有的生物都是要死的，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条件。我觉得这话非常有道理，这么一想，也就泰然处之，服从自然规律，安心生活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这个话很有道理。一百岁是人的生命的极限，超过极限的人是有的，但那是例外。 记者：您现在已经是“例外”了。 周有光：我是例外。最近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了隆重的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其中有一项活动就是纪念在复旦教过书的老教授。超过一百岁的老教授，一找找到了九个，最大的年龄是一百零七岁，我是当中的小弟弟。所不同的就是，他们现在都不能工作了，有的人已不大能动，但我能动，我的生活也能自理，我还能工作。 半路出家大改行
作为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是从五十岁才半路出家的。1923年，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经济学，同时对语言文字产生了兴趣。他精通汉、英、法、日四门语言，还经常写些心得文章发表在报刊上。但他的主业一直是经济学。1946年，他被新华银行派往美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祖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1955年，他受邀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并被留在北京改了行。 周有光：我被留下来搞语言文字工作，当时我说我不行的，我是外行。别人就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口号,叫做“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因为中国当时在很多领域都是缺少人才的，所以干工作的人，应该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好国家。于是我就同意留下来了。 记者：那时候您已经行年半百了吧？ 周有光：四十九岁。当时并没有想到要改行，改行完全是偶然的。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我就把经济学完全丢掉，开始很认真地搞语言文字学。 记者：当时您的任务是什么？ 周有光：当时成立了两个研究室,一个研究室以研究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心,还有其他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以研究汉字简化为中心。我主管以研究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心的研究室。这项工作是周总理亲自抓的。我们经常到国务院去开会。开会时谈论着谈论着就到中午吃饭时间了，周总理说就在这里吃饭。吃饭时一个八仙桌坐七个人，我们让总理一个人坐一面，其他人两个人坐一面。周总理说不行，他也要两个人坐一面。 记者：总理要跟你们一样。 周有光：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但说明总理是非常接近人民的。我们做的这项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58年终于完成了。完成之后，我们就跟总理讲，由国务院的委员会开会通过就行了。周总理说不行，还要上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记者：这也充分说明了当时语言文字改革，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周有光：是的，非常重视。为什么非常重视呢？因为建设一个新中国，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广大人民没有文化，甚至于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里有一个插曲，那时有一个叫祁建华的人，他是部队的教员，他发明了一个方法，让部队里的士兵集中起来学汉字，开头先学几个字，后来学几十个字，再后来学几百个字。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学了三千多个汉字。当时大家都觉得祁建华的这种速成识字方法是了不起的发明。这种方法在部队获得成功后，就以很快的速度向全国推广。但遗憾的是，不久人们就发现，它对群众几乎起不到多大作用。 记者：为什么在群众里头推广不成功呢？ 周有光：因为部队里面的人都是青年,青年人什么后顾之忧都没有,集中精力学汉字，当然效果就好；而群众却不行，群众里大多数都是农民,农民学习的时间有限，还要劳动，所以他的心思不能完全放在学文字上，因此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就不怎么成功。于是，领导和专家们就把目光转移到了文字改革上面。而确定汉语拼音方案是文字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当时，制订一套汉语拼音方案，还不仅仅是为了扫盲识字，更是语言交流的迫切需要。由于我国长久以来一直没有统一的注音符号,五十六个民族,共有八十多种地区方言,这使彼此间很难沟通，人们之间的交流困难重重。 周有光：我有过一次很有趣的经历。那是在欧洲，我和另外两个中国人碰面了，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福建人，我是上海人，结果三个人在外国讲话讲不通，最后只能用英文进行交流。这不是笑话吗？所以拼音虽然看起来是一件小事情，有人甚至说这个东西是小儿科，但实际上它是很重要的。 记者：您刚才说的这个故事，让我感觉到，真正重要的东西，往往人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周有光：所以说最普通的东西，往往最有价值。但是因为它太普通了，大家都觉得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而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
从1950年到1955年,全国各地共有六百三十三人寄来了六百五十五种汉语拼音方案。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和审议修正,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主要由周有光负责制订的采用国际性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 有专家曾经估算过,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不仅使华夏五千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开始阅读名著。 周有光：这套《汉语拼音方案》不仅在国内有用，在国外也有用。外国人要学汉语，怎么学汉字呢？那他第一步就是学汉语拼音，然后用汉语拼音来学汉字。因此汉语拼音就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其作用是很大的。 《汉语拼音方案》顺利实施后,国家又将简化汉字的工作提上了日程。周有光在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设立了一门新学科——“现代汉字学”，他的讲义《汉字改革概论》奠定了这本大学教材的基础。1961年第一版后，即向全世界发行。而这时的周有光已彻底告别了经济学界。令他庆幸的是，这次改行竟让他逃过一次大劫难。 周有光：我呢，应当说是很高兴的，高兴什么呢？就是1956年我就到北京来了，离开了经济学界。1957年开始反“右”，上海的经济学教授当时都是反“右”的重点。我算是逃过了这一关。 记者：因为您搞文字学去了。（记者/郭改云 责任编辑/凯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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