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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中的全球化[枣读:176期]

 笑熬浆糊糊 2010-09-12



想象中的全球化

文/油飞

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事实上,世界进入大规模跨区域的交流与互动时代已有数百年;然而,对于全球化的关注却于20世纪80年代起骤然升温。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文化研究学者纷纷踏入此领域,给出或相似或迥异的解读;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也开始清醒意识到这一趋势的存在,由被动转为主动地顺应、利用或对抗它。对普通读者而言,全球化或许意味着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描述的平坦世界,或麦克卢汉所构建的“地球村”,或马丁·阿尔杜劳的“无国界世界”;对印度裔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而言,与其说全球化是板上钉钉且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不如说它建基于想象之上,并呈现出断裂与离散的面貌。

生于印度的阿帕杜莱,曾耳闻目睹自己的故土在后殖民时期的混乱状况,因此在全球化研究中,相对于其他学者对与秩序和系统的强调,阿帕杜莱更加关注其混沌与无序的一面,并对之后的研究者提出警告——不可想当然地认为一个“世界文化体系”已经建立,并无视具体情境去假定某种普适逻辑的存在。

阿帕杜莱在其1996年出版的论文集《消失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e Dimension of Globalization)中开篇即指出, 八十年代末对全球化的意识源于电子媒介的兴起与人口流动的加速。媒介对全球化的影响可追溯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提出的“想象中的共同体”——随印刷术的大规模普及,“印刷资本主义”应运而生,进而推动了大众文学的发展;它排除了人与人面对面直接交流的必要,使得民族性亲和力可被建筑在共同阅读的基础之上。然而之后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使得印刷品迅速退居二线,电视、电脑、互联网先后冲击着媒体模式,时至今日,媒体为我们塑造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丧失位置感的电子幻觉。跨界想象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即使墙内底层民众亦可对疆域之外的世界有所了解。然而存在于不同群体想象中的世界,其模样却大不相同;人们对跨界的渴望,亦可能有迥然相异的目的。

全球化同时意味着各个国家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然而这带来的并非世界大同,而是“民族”与“国家”的断裂。一方面民族群体开始产生独立意识或试图夺取国家权力,这造就了一批分离主义者;另一方面国家也极力垄断并压制着民族概念,试图利用道德资源塑造“民族国家”这一整体形象,令所有群体尽入囊中。阿帕杜莱指出,在全球化政治文化中,国家与民族互为死敌,分离主义与多数主义誓不两立;二者都试图在有形或无形的战争中吃掉对方。

与此同时,“去疆域化”也将民族主义这一政治妖怪释放出了牢笼。民族性的根基由现实的亲近转变为“想象中的共同体”;“祖国”这一概念可以被“发明”(Invented Homeland)。文化塑造的集体想象影响着移民的身份认同,漂泊他乡的种族群体亦开始凝聚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因此,全球化非但没有消解民族性,反而成为其汲取养分的温床。

“文化同质化”同样是全球化的中心议题,人们担忧整个世界的美国化、商品化,或更直接地——“麦当劳化”。 然而这一观点受到三方面挑战:其一,消费同一种商品或文化,并不意味着认同其背后的观念——中国人对《阿凡达》的解读与卡梅隆的原意可能相差万里;其二,无论在文化还是商业方面,近年来与全球化相伴的本土化现象都愈演愈烈——KFC里也可以卖油条豆浆;其三,对大部分缺乏文化自信国家来说,被临近国家在文化上同化乃至吞并的恐惧可能甚于对美国化的担忧——韩国人恐惧日本化,亚美尼亚人恐惧俄罗斯化。正如阿帕杜莱指出的,“一个人的想象的共同体,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政治牢房。”文化流动可能更方便,但并没有更顺利;怀疑的声音借助媒体扩散开来,反而更容易团结起来形成抗拒力量。

因此,全球化绝不是简单的平坦化或同质化,它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交叉重叠而同时有断裂脱节的复杂秩序;并不存在单一的中心——外缘,或宗主国——附属国关系。为了考察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的断裂现象,阿帕杜莱提出了全球文化流动的五个维度作为研究框架:种族景观(ethnoscapes)、媒体景观(mediascapes)、技术景观 technoscapes)、金融景观(finanscapes)和意识形态景观(ideoscapes)。它们共同建筑着阿帕杜莱理论中的“想象的世界”。

简单说来,种族景观指人口的加速流动,技术景观指科技的跨界分享,金融景观指资本的全球转移:三者互相牵连又彼此脱节,而媒体与意识形态景催化并反应着这种断裂。媒体景观指信息制造与传播能力的扩展与分配;在当今社会,正是媒体将政治、经济与文化混杂拼凑起来,使得想象与现实的界限愈发模糊,进而刺激了人们对跨界流动的渴望。至于意识形态景观则涉及政治观念的飘洋过海,在这个过程中,翻译和语境的改变可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民主”处于意识形态景观的中心位置,金融与技术景观为其打开入口,媒体对其设下屏障或推波助澜,流动的人口——特别是知识分子——则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活力。

金融与技术景观使国家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的开放,随之而来的种族与媒体景观使国家无可避免地卷入意识形态景观,直到国家不能容忍其威胁。对处于技术鸿沟底部的小国而言,意识形态景观与技术景观之间存在断裂,如非洲第三世界国家;对饱受外债影响的国家而言,意识形态景观与金融景观之间存在断裂,如冰岛和希腊;对排外或分裂意识严重的国家而言,意识形态景观与种族景观之间存在断裂,如伊拉克和秘鲁;对缺乏言论自由的国家而言,意识形态景观与媒体景观之间存在断裂,如中国和朝鲜。国家在诸多断裂中处于十分微妙的位置:过于开放则面临内部威胁,过于封闭则遭受国际排斥。

总而言之,全球化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光明一面;诚然,我们看到了国际舆论的压力、跨国联盟的成长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壮大,但与此同时,暴乱、内战、难民潮以及国家主导或默认的屠杀从未消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同质化只是幻觉,差异化一直存在。忽视这一点,便难以看到全球化的真实面貌。

(《消失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一书由台湾群学出版社出版;内陆版本即将由三辉出版公司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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