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古老刑罚

2010-09-13  妙手书生...

  新加坡的古老刑罚 




以下资料来自新加坡议会和政府公布的法令法规、正式新闻资料、官方材料及其他公开信息和出版物。其中对鞭刑及受鞭刑犯人的反应的描绘都来自第一手资料,包括参与执行鞭刑的狱警和受过鞭刑的罪犯的口述。
新加坡对男性罪犯大量使用鞭刑。在新加坡,每年都有千余名男性罪犯被判鞭刑。这些被判鞭刑的犯人不仅包括重罪犯,有些非暴力犯罪,比如非法入境、贩卖或运输枪支,在公共场合涂鸦、交通肇事、甚至作为涉及犯罪的公司的法人代表,也会招致鞭刑。在新加坡,鞭刑对于许多罪行是强制性的,即如被定罪,法律规定必须判处鞭刑,主审法官不能根据情节减免。
新加坡的鞭刑非常严酷,所以被大赦国际等许多人权组织诟病。
本文的描述可能使读者感到枯燥,但与许多道听途说的描述不同,他们都来自可靠来源,所以非常准确。
新加坡鞭刑的行刑部位是罪犯裸露的臀部。
受刑时,罪犯一丝不挂,以弯腰的姿势被狱警用结实的皮条牢牢绑在鞭刑架上,身体从胯部弯成90度,臀部高翘受刑。行刑的狱警体格健硕。所用的刑鞭长1.2192米(4英尺),由藤制成,事先浸泡在水中,非常有韧性

新加坡的刑法制度源自英国和英属印度的刑法。1824年,英国在新加坡、马六甲和槟榔屿成立海峡殖民地,使用英国法。当时,对于乞讨、制售淫秽物品、纵火、杀人抢劫、暴力抢劫的罪犯都可实施鞭刑。至1870年,海峡殖民地开始实行基于英属印度法律体系的法律,其中也包括若干鞭刑条款。在此期间,行刑使用的刑具是“九尾猫”(一种英国式系9根皮条的皮鞭)或藤条,行刑使用“普通刑架,行刑部位是臀部”。
  旅行作家Bruce Lockhart,20世纪30年代初游览新加坡,曾参观监狱,他写道:“从监狱的一座建筑走到下一座时,我们都要经过由高墙围起来的长满草的狭长通道。草地一片嫩绿,宛如爱尔兰西岸。可是这里让人觉得与世隔绝——只露出窄窄一线天的高墙让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不祥之感。这种设计不是建筑师的奇思怪想,它自有特殊的用途。这些厚厚的墙里经常回荡着鞭子的钝响和犯人的惨叫……从1890年开始,这个地方就被用于执行鞭刑和绞刑。”(《回到马来亚》 1936年伦敦出版,R.H. Bruce Lockhart著)
在1938年,因违反监狱规章而被判鞭刑的数目如下:
24鞭——2起
20鞭——1起
12鞭——9起
8鞭——2起
6鞭——8起
4鞭——1起
  1948年,新加坡与其他两地分开,变成了一个单独的殖民地,在法律中,鞭刑条款得以保留,可是实行的已经不多了。在1949年全年,只有46人被法院判处鞭刑,29人因违反狱规在狱中受鞭刑。1948年新加坡监狱调查委员会记录了如下狱规:“对于严重违反狱规的犯人,可由监狱当局判处藤鞭最高12鞭,或由来狱的法官判处藤鞭最高24鞭;对于15岁以下未成年犯,只能有来狱法官判处最多细藤6鞭。鞭刑的行刑部位是犯人的臀部。对成年犯使用的藤鞭直径不能超过半英寸,对未成年犯应使用细藤鞭。”使用“九尾猫”执行的鞭刑仍在一些档案中被提及,但可以看出,到这个时期,“九尾猫”已经逐渐淡出司法系统了。至1955年,“九尾猫”被彻底从法典中删除,而使用藤条就成了执行鞭刑的唯一方式。



新加坡适用鞭刑的罪名很多,既包括严重暴力犯罪也包括非暴力犯罪。有些罪行在西方国家看来非常轻微,在新加坡这个连吃口香糖也是犯罪(不是适用鞭刑的罪),连乱扔废弃物、在公共场所吸烟、不冲公共厕所也要被起诉罚款的集权国家,当然成了重罪。至今适用鞭刑的罪行的名单还在延长,政客们一直在媒体上鼓吹鞭刑,要增加鞭刑的使用。改造罪犯的想法已经被公开抛弃,至少司法高官们早已抛弃了这种理想,大法官袁鹏豪曾公开表示:“‘改造罪犯’是一件我永远不理解的事……我的理想、热情多年前就被扔到窗外了。现在我只主持正义。”(见“对待犯罪立场应强硬” 马来西亚 星报 1996年5月5日)
作为强制刑 (必判鞭刑,不能减免)
  对至少40种罪名,鞭刑是强制刑。其中既包括强奸(法定最少鞭刑12下)、抢劫(持械抢劫法定最少12鞭)、贩毒等重罪,也包括较轻的罪行如非法拥有武器(长刀、匕首等都算)、涂鸦(包括在墙上喷涂油漆或者重犯(第二次)在墙上张贴广告、海报),以及贩卖、运输、进口枪支等。
  在新加坡,非法入境或签证过期非法滞留90天以上必须判处最少3鞭。这条法令主要针对非法劳工,主要来自周边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中国也不少)。但在1994年,一个45岁的法国男子,因为签证过期非法滞留,被判处监禁8个月打5鞭。(见落杉矶时报,1994年10月27日)强制鞭刑的法律一般都规定了最少鞭数,有的重罪达15鞭。
作为非强制刑(法官可根据情节决定是否判处鞭刑)
  对许多轻罪来说,鞭刑是“可选刑”,是否鞭刑法官决定。这些罪名包括聚众闹事、敲诈勒索、容留组织卖淫、误杀及伤人等。有些交通肇事罪在第三次重犯后也可判处鞭刑。尽管对有些罪,鞭刑是非强制刑,但法官一般会无一例外地判处鞭刑。比如“非礼(即所谓侮辱妇女)”,大法官曾表示如果罪犯接触了被害妇女的阴部,至少应判9个月3鞭。
因公司犯罪,职员受鞭刑
  这种情况不多。在少数情况下,法律也要求对某些犯罪公司的男性职员施以鞭刑,危险枪支法案规定因故意或疏忽进口、运输、售卖危险武器的公司的男性经理、总裁或所有人必须受鞭刑。同理,移民法规定,如果一家公司有运送非法移民的行为,参与或同意此行为的公司经理或总裁必须被判鞭刑。
违反狱规受鞭刑
  新加坡监狱条例规定10种违反狱规的行为可被狱方施以鞭刑惩罚。这些行为包括:暴乱、越狱、试图越狱、伤害他人身体、故意毁坏狱内物品、虚假申诉、严重不服管理,以及轻度违反狱规但屡教不改。
  在强制戒毒中心,违反规定最多可被打6鞭。一个樟宜监狱戒毒中心的前工作人员透露,如果犯人毒品尿检呈阳性或被发现搞同性恋打6鞭,打架斗殴打3鞭。(见“老虎的眼”,伦敦卫报,1995年5月20日)



鞭刑按规定只能施于16至50周岁的男性罪犯。少年犯不能被初级法庭判处鞭刑(但初级法庭可判处少年犯入少年管教所,而少年管教所可因为犯人违反内部规定予以鞭打)。“少年法庭……无权判处鞭刑。”(见《新加坡的法律系统》海莲娜.陈著,Butterworths Asia, 1995)在新加坡少年儿童法案的第三章中规定:“除了高等法院,任何法院都不可以判处儿童或少年身体刑。”(s.37(3))长期以来,高等法院也很少行使对少年犯判处鞭刑的权力,但最近几年,这种情况似有改变。1999年7月,高等法院判处三个15岁的罪犯鞭刑,其中一个在犯罪时年仅14岁(两个15岁的各5鞭,14岁的8鞭,见《少年强奸犯被判监禁和鞭刑》海峡时报,1999年7月14日)。三个月后,高等法院又进一步,判处一个犯有踢打和抢劫老人的14岁少年5年监禁,10下鞭刑。(《14岁男孩被判5年监禁及鞭刑》,海峡时报,1999年10月2日)
  总的来说,新加坡在这方面的规定比较接近1972年废除鞭刑以前的加拿大——无论法院判处还是监狱内部规定都只打16岁以上的成年男犯,而不象它的原宗主国英国,在1948年废除鞭刑以前,在英国鞭刑主要用于15岁以下男童(经常作为监禁的替代刑)。
  鞭刑的实施对象不限于半大小子和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也不限于新加坡公民。很多中年男性犯人,和在新加坡的外籍犯人,也被判鞭刑。一个48岁的荷兰男子就因为走私毒品“爱他死”(摇头丸?)Ecstasy被判处监禁6年,打10鞭,尽管他根本不是向新加坡走私,而是要去印尼,只是在新加坡转机。(“荷兰男子走私爱他死被判6年鞭10下” 海峡时报,1996年9月4日)
  鞭刑总是伴随监禁,从不(或基本上不)单独判罚。如果一男一女犯下同样的罪行,情节也完全相同,女犯只判监禁,而男犯在监禁之外还要判处鞭刑。
现在,每年受鞭刑的男人数以千记,统计数字如下:
1987年:602人受鞭刑(其中115名外国人)
1988年:616人受鞭刑(其中119名外国人)
1992年:1422人受鞭刑
1993年:3244人受鞭刑,每周人数超过60。
  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人口不足4百万的城市小邦来说, 这样的数字是惊人的。以上数字来自美国每年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而新加坡政府从未反驳,故可认为数字真实(以新加坡政府的一贯作风,如有不准确之处,定要反驳)。但2000年及以后的人权报告,没有得到统计数字。



新加坡法律规定,施鞭刑之前必须确定犯人无不可鞭刑的疾病。新加坡刑事诉讼法231(1)节规定:“鞭刑行刑,必须有狱医在场,并确定犯人的身体状况可以接受鞭刑。”狱医有权力随时终止鞭刑,他的职责还包括刑后验伤和治疗。”
  鞭刑前犯人要全面体检,有高血压或心脏病等疾病者都可豁免鞭刑,但实际上因病得以豁免鞭刑的人非常少,美联社报道,年平均只有六个。(见“新加坡的历史遗产——鞭刑”,休斯敦邮报,1994年5月6日)。
  因为判处鞭刑的犯人太多,新加坡监狱设立了固定日子,对判处鞭刑的犯人统一行刑,在该日将被鞭刑的犯人被要求在鞭刑室外蹲成一排,排队等待行刑。
  据一位前监狱工作人员在1994年接受采访时透露,在新加坡最严的樟宜监狱,鞭刑日定在每周二和周五。其他监狱也有各自的鞭刑日。比如1994年美国青年麦克.费伊受刑的女王镇监狱,鞭刑日是周四。当时包括费伊在内的一组受刑人有10人。 “我被从他的牢房带出来,带到一间等待室,等待室里还有9名犯人。”费伊自述道:“大约下午2点半,他们把我铐着带到一间大厅里等待受刑。”在叫到他的囚犯号之后,费伊就被带出去,到行刑区受刑了。
  根据其他受过刑的人的回忆,有的说一组有10个犯人,有的说有20个。据此算来,排号靠后的犯人要等很长时间,尤其是当前面有犯人被判15鞭以上甚至最高的24鞭时。漫长的等待无疑加深了犯人心中的恐惧和忧虑。
  比德(化名)曾因参与帮派犯罪在樟宜监狱受了10鞭,他在1991年接受新报记者采访时说:“那天早晨,我们约10个人被叫去体检。没人告诉我们为何体检,但我们心里都明白。体检之后,我们被带回牢房,心里就恐惧起来。我当时一直在想囚犯中不成文的规矩,受刑时决不能哭喊求饶。吃过午饭,休息了片刻,我们这群人就被带到鞭刑室。10个人都被命令在走廊上蹲下等着。等待受刑的感觉真可怕,我们都希望自己第一个受刑,赶紧结束这一切,这样至少不用看别人受刑自己心里害怕。”
  另一个前犯人赛姆,曾因强奸罪被判15鞭,这样回忆:“入狱三个月后,我的鞭刑日到了。我们共20人在鞭刑室门外排队等着受刑,我们都穿着短裤和背心。我是6号。”
  还有一个犯人阿沈,在描述鞭刑前的等待时说:“我吓坏了。我听说过鞭刑多么疼和鞭刑后的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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