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世纪20年代，在中国东方有一颗巨星，飘飘渺渺地飞过赣水，越过瓯江，徘徊于曹娥江与浦阳江之间，殒落于绍兴会稽山的鲜虾岭南麓、兰亭江的紫洪溪侧畔。这就是中国明代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名闻世界的心学大师王阳明的最后归宿之地。
王阳明因筑室宛委山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且名隐号显。明宪宗成化八年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龙泉山北麓瑞云楼的官宦家中（原余姚北城武胜门内寿山堂），成化十七年（1481），其父王华得中状元，因恋鉴湖山水，造状元府于山阴县东光坊光相桥侧（今绍兴城内上大路王衙弄），现尚存伯府第门斗、观象台遗址、碧霞池残塘及饮酒亭一角。
王守仁天资聪颖，乖觉异僻，颇具文才，从小就受宋儒理学熏陶，并广涉释、道。15岁，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出塞，纵观山川形胜，经略四方，涉猎各道。17岁在江西洪都与舅氏表妹诸氏（舅父诸养和，江西布政司参议）结婚之日，闲行入铁柱宫，与道士趺坐一榻，谈养生之道而忘归。21岁浙江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不第，众以为耻。他却以为“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识者服之。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屡次起义，边事吃紧。朝廷命推举将才，大臣们莫不遑遽。王阳明以为“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不可能得到“韬略统驭之才”，于是转而学习兵法，“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并用果核陈列阵势。28岁，弘治十二年进士第，次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由于他“好言兵，且善射”，在火筛部寇大同，小王子部犯神木堡时，立即疏陈“蓄才以备急，舍短以用长，简师以省费，屯田以足食”等平西北边境八条意见，但未被采纳。怅甚，遂游九华山，宿无相、化城诸寺，与和尚、道士往来，有超脱尘世之念，发“会心人远”之叹。不久告病归越，在宛委山龙瑞宫筑室修养（今尚存“阳明洞天”遗址）。但他很快悟得天下事势已经如“沉疴积痿”；朱明王朝何异于“病革临绝”。认为政治、经济的动荡是由于道德沦丧；道德沦丧是由于学术不明；而学术不明是由于程朱理学空虚、佛妄道邪所造成的，于是以“正人心，息邪说”“而后天下可得而治”自任的王阳明，便从攻讦朱学入手，另辟蹊径，用以解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为统治阶级另谋思想统治的出路。
一、贬谪贵州，龙场悟道。明正德元年（1506），武宗朱厚照初政，宦官刘瑾窃权，南京给事中戴铣、李光输及御史薄言徽上疏参劾刘瑾，刘瑾大怒，被逮系诏狱，廷杖除名，戴铣伤重而卒。王阳明冒死抗疏营救，也被逮入狱，廷杖四十，死而复苏，贬贵州龙场（贵州修文县）驿丞。龙场万里绝域，荒烟深菁，豺虎四出，瘴疠流行，形影孑立，身处逆境，情迫于中，势限于外，自然有一种挣扎反抗的本能要求，因此，在“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时时想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无奈之下，只好“默坐澄心”，寻觅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持。因久居修养，渐渐胸中洒脱，“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心自足。不觉呼跃，从者皆惊。于是伐木构筑龙冈书院及迎宾堂、何来轩、玩易窝，以吸引乡人，招徕从者，讲学贵阳书院，抒发“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命题，世称王阳明心学。
二、竭力事功，实践心学。不久，刘瑾伏诛，王阳明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先由庐陵知县升授刑部、吏部主事，再晋文选清吏司员外郞。四十五岁时，“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书王琼特举之”，于是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开始了竭力事功，践履心学的历程。
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以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在江西一带推行保甲联防制度，首倡“十家牌法”，并建立地方武装“团练民兵”，专以守城防隘为事。
正德十二年至十三年（1517～1518）王阳明指挥官军在江西、闽南一带镇压陈曰能、谢志珊、兰天凤、钟景、池仲容、詹师富等人的农民起义，并在要害地区增设福建平和县、江西崇义县、广东和平县；在赣南各地订立“乡约”，兴办“社学”，使民既知“格面”，又知“格心”。
正德十四年（1519）王阳明在戡处福建叛军途中，平定了南昌宁王朱宸濠的武装叛乱。还在军旅之暇刊行《大学古本》，编印《朱子晚年定论》，专提“致良知”是至善之本体。
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平定了思恩、田州壮族土官卢苏、王受之乱，实行“改土归流”。次年移兵，以“剿抚兼用”之策，扑灭了八寨、断藤峡瑶族的反明武装。后因疾剧，疏请告归，十一月卒于南安舟中，由钱德洪、王畿放弃会试，扶榇归越。
王阳明在出征思、田之前，嘉靖帝就升他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旋晋“新建伯”，“特进光禄大夫柱国”等衔。当此之时，他守丧在越，“从学如云”，“宫刹卑隘不能容，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绍兴知府南大吉亦执贽入门听讲。于是“辟稽山书院、阳明书院，聚八邑彦士”，听讲授道，阳明心学亦“所操益熟，所得益化”。终于隆庆元年（1567）五月，穆宗降诏旌褒，“特进新建侯，谥文成，赐之诰命”，“永为一代之宗”。
三、国内国际，影响重大。王阳明革新传统儒学，打破程朱理学的模式，活跃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积极事功，践履新说，为后世思想家冲破樊笼开拓了一条正确的治学道路；“心外无理”的哲学前提，逻辑地否定了“经书”的神圣地位，引起了人们对真理标准的探索；“致良知”的道德观，部分地否定了封建等级思想，促使人们对平等地位的追求；“知行合一”论，突破了知、行的长期分离，为后来思想家探索知行关系作了铺垫。因此，清高宗乾隆曾御笔亲赐明臣王守仁祠匾“名世真才”；中华民国时期曾被奉为“力行哲学”。16世纪，王学已传入邻国。如朝鲜，正式形成了“阳明学派”，发展成为“实学派”，发起了著名的“大院君改革”和“甲申改变”；日本正处德川幕府末期，日本维新志士则以王学为哲学武器，开港倒幕，废藩置县，教育改革，富国强兵，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运动。至今，王学在朝鲜、日本，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有较多的信奉者，并设有研究王学的专门学术团体、社会组织。美国和欧洲各地，王学的翻译本也不断增多，学说思想的研究日渐形成风气。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绍兴、余姚、宁波、贵阳已多次举行了《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先后有近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王阳明先生的遗址遗迹都得到一定保护，王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方兴未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