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珍，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远程教育方向研究生导师。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是高校教育信息化的一部分，具有教育信息化的共性。现代远程教育试点中经历着国际上教育信息化的共性问题，其中之一是对“人与机器（技术）”关系的认识问题。比如，远程教育试点中有人认为“平台是基础，资源是核心，应用是关键”，这些观点看似正确，但其实隐含着对“人与机器”关系的模糊认识。一些远程网院不遗余力，甚至是全力以赴地开发网络课程、“课件”等，将教学质量寄托于优质的教材、“课件”等产品上，以为只要“课件”适合学生需要，就会有好的教学效果；甚至以为“课件”、网络课程等“产品”一经生产出来，教的过程就已然基本完成，剩下的主要是学习者使用“课件”自学了。 网络平台、网络课程真的能替代学校和教师吗？或者说，网络学院真能不用教师、或很少聘用教师，使用网络平台、网络课程来实施教学吗？如果“试点”果真能找到可行的方案，那将极大地提高教学的效率和效益，创造教育的神话。但是，教育理论、教育媒体研究结论，以及国内外技术应用于教育的实践都告诉我们：不要对媒体本身的教学效果寄予太多希望。 要讨论能不能使用媒体来传递教学，回顾一下“学习是如何发生”的争论是很有意义的。传统观点认为“学习是一个知识获取的过程”（即客观主义），当今主流的研究观点认为“学习是学生参与的过程”（即建构主义）。按前者的观点，知识、技能是可以传递的，可以使用媒体传递知识；按后者的观点，学生不是知识的“容器”，教学必须让学生参与到活动之中，让学生产生自己的理解，建构自己的知识。 从远程教育历史看，早期的远程教育基本上是以“媒体传递知识”的思想主导，这与该期主流的客观主义教育思想是吻合的。1925年，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提供广播课程，1934年，利用电视教授口腔卫生，成效均不甚好。在我国，在电大发展的早期，由于学习对象是一批学习动机特别强烈的群体，使用电视教学的成效十分显著，但后来的实践证明，适合电视教学的对象和课程内容是有局限的。 在有关媒体对教育的影响研究方面，十分著名的是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1983）提出了的“媒体只是工具”（Media is mere vehicles）的观点，他认为教学效果取决于人们使用工具的方法。当然，也有不少人并不认同该观点，而理查德·克拉克（1994）一派更坚定地认为：“放弃你们对教学媒体的狂热吧（enthusiasm）”。 我更赞赏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Jim Finm（1964）的观点，他经常爱讲“马鞍”的故事：五世纪至六世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生活中虽然用马鞍，但他们并不知道马鞍对作战有何用，而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洞悉到马鞍对于军队的价值，他们将马鞍用来武装自己的军队，一种新的兵种——骑兵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军队作战能力，最终征服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改变了西方文明的进程。查理·马特并不是马鞍的发明人，他的智慧在于：如何有目的地使用马鞍，善假于物也。 “马鞍”的故事给网上教学的启示是：再好的网络、再优质的网上课程资源，其本身不可能给教育带来神奇的改变，只有将网络技术与教学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让技术服务于教学目标，技术的功效才能显现。不要试图用网络（平台、课程）替代教师，而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在网络环境下“能征善战”的教师和教学管理队伍。“试点”若能在此方面有所突破，善莫大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