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与夏代史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

《山海经》与夏代史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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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伊人按: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天知北游先生的一个帖子不见了，是个有专业水准的好帖子，我下载了主要部分，现在转帖在这里，表示对认真作学问的知先生的尊重。 =========================================================================================== 《山海经》与夏代史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 知北游发表于 2010-5-24 09:16 本帖最后由 知北游 于 2010-5-24 21:09 编辑 知北游按： 《山海经》是古之奇书，关于这本古籍的许多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结论。在下一直认为《山海经》是古老的先秦典籍之一，特别是其《海经》部分，应该算是流传到现在中国最古老的图书，它是夏代遗民的作品，记述的是夏代的方国地理范围以及相关的历史、传说、风土、人物等等，对研究夏代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开这个贴的目的，就是拟把《山海经》（主要是《海经》部分）与夏代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希望从中能有新发现。 我在这个帖子中无论是转载的文章还是发布自己研究的一些东西，都代表个人认可的观点，绝不强求一致，更不强求别人也能接受，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我希望参与讨论的都是踏踏实实、有根有据谈问题的，那些胡编瞎扯淡帮中的臆想专家和意*淫大师们就不要来了。 谢谢合作！ 2#  西汉刘秀《上山海经表》 （据袁珂《山海经校注》本） 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 　　《山海经》者，出於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危文)（崎岖）於丘陵，巢於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珂案：益字何焯校盖）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帝时，击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       臣秀昧死谨上。 3#  東晉記室參軍郭璞《注山海經敘》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夫翫所（珂案：夫翫所三字何焯校作蓋信其）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 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冰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昆侖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造父為御，奔戎為右，萬里長騖，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 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為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昆侖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縣符。於戲！群惑者其可以少寤乎？ 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賾，曲盡幽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 道之所存，俗之喪，悲夫！ 余有懼焉，故為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茀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跡，靡□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蘙薈之翔，叵以論垂天之凌；囗涔之遊，無以知絳虯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4#  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 《山海经》古本三十二篇，刘子骏校定为一十八篇，即郭景纯所传是也。今考南《山经》三篇，《西山经》四篇，《北山经》三篇，《东山经》四篇，《中山经》十二篇，并《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除《大荒经》已下不数，已得三十四篇，则与古经三十二篇之目不符也。《隋书·经籍志》《山海经》二十三卷。《旧唐书》十八卷，又《图赞》二卷，音二卷，并郭璞撰；此则十八卷又加四卷，才二十二卷，复与《经籍志》二十三卷之目不符也。《汉书·艺文志》《山海经》十三篇，在形法家，不言有十八篇。所谓十八篇者，《南山经》至《中山经》本二十六篇合为《五臧山经》五篇，加《海外经》已下八篇，及《大荒经》已下五篇为十八篇也。所谓十三篇者，去《荒经》已下五篇，正得十三篇也。古本此五篇皆在外，与经别行，为释经之外篇。及郭作传，据刘氏定本，复为十八篇，即又与《艺文志》十三篇之目不符也。 郦善长《注水经》云：“山海经薶縕岁久，编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缉缀。后人假合，多差远意。”然则古经残简，非复完篇，殆自昔而然矣。《艺文志》不言此经谁作，刘子骏表云：出於唐虞之际。以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王仲任《论衡》、赵长君《吴越春秋》亦称禹、益所作。《颜氏家训·书证篇》云：“《山海经》禹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今考《海外南经》之篇，而有说文王葬所，《海外西经》之篇，而有说夏后启事。夫经称夏后，明非禹书；篇有文王，又疑周简：是亦后人所羼也。至於郡县之名，起自周代，《周书·作雒篇》云：“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春秋·哀公二年左传》云：“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杜元凯注云：“县百里，郡五十里。”今考《南次二经》云：“县多土功”、“县多放士”，又云“郡县大水”、“县有大繇”：是又后人所羼也。《大戴礼·五帝德篇》云：“使禹敷土，主名山川。”《尔雅》亦云：“从释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观《禹贡》一书，足 觇梗概。因知《五臧山经》五篇，主於纪道里、说山川，真为禹书无疑矣。而《中次三经》说青要之山云：“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中次十二经》说天下名山，首引“禹曰”。一则称禹父，再则述禹言，亦知此语，必皆后人所羼矣。然以此类致疑本经，则非也。何以明之？《周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土训掌道地图，道地慝。夏官职方亦掌天下地图。山师、川师掌山林川泽，致其珍异。邍（原）师辨其丘陵坟衍邍□之名物，秋官复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剃氏之属，掌攻夭鸟猛兽虫豸草木之怪蠥。《左传》称禹铸鼎象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民入山林川泽，禁御不若，螭魅□□，莫能逢旃。《周官》、《左氏》所述即与此经义合。禹作司空，洒沈澹灾，烧不暇撌，濡不给扢，身执虆垂，以为民先。爰有禹贡，复著此经。寻山脉川，周览无垠，中述怪变，俾民不眩。美哉禹功，明德远矣；自非神圣，孰能修之。而后之读者，类以夷坚所志，方诸齐谐，不亦悲乎！ 古之为书，有图有说，周官地图，各有掌故，是其证已。《后汉书·王景传》云：“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是汉世《禹贡》尚有图也。郭注此经而云：“图亦作牛形”，又云： “在畏兽画中”；陶徵士读是经诗亦云：“流观山海图”，是晋代此经尚有图也。《中兴书目》云：“《山海经图》十卷，本梁张僧繇画，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重绘为十卷，每卷中先类所画名，凡二百四十七种。”是其图画已异郭陶所见。今所见图复与繇雅有异，良不足据。然郭所见图，即已非古，古图当有山川道里。今考郭所标出，但有畏兽仙人，而於山川脉络，即不能案图会意，是知郭亦未见古图也。今《禹贡》及《山海图》遂绝迹不复可得。《禹贡》虽无图，其书说要为有师法，而此经师训莫传，遂将湮泯。郭作传后，读家稀绝，途径榛芜。迄於今日，脱乱淆讹，益复难读。 又郭注《南山经》两引“璨曰”，其注《南荒经》“昆吾之师”又引《音义》云云，是必郭已前音训注解人，惜其姓字爵里与时代俱湮，良可於邑。今世名家则有吴氏、毕氏，吴徵引极博，泛滥於群书；毕山水方滋，取证於耳目。二书於此经，厥功伟矣。至於辨析异同，□正讹谬，盖犹未暇以详。今之所述，并采二家所长，作为《笺疏》。笺以补注，疏以证经。卷如其旧，别为订讹一卷，附於篇末。计创通大义百余事，是正讹文三百余事，凡所指擿，虽颇有依据，仍用旧文，因而无改，盖放郑君康成注经不敢改字之例云。 嘉庆九年甲子二月廿八日栖霞郝懿行撰。 5#  《山海经》主要版本及古注本 （据袁珂《山海经校注》） 《山海经传》十八卷，晋·郭璞撰。宋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尤袤刻本，明正统十年刻《道藏》本（涵芬楼影印，原缺十四、十五卷）。 明成化元年吴宽抄本明刻本（毛扆校）。 明万历十三年吴琯刻《山海经·水经》合刻本（黄丕烈、周叔弢校）。 同上刻本（邵恩多校）。 清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项絪群玉书堂刻本（王念孙校注）。 同上刻本（何焯校——□□泰临）。 清乾隆黄晟槐荫草堂刻本（失名校注）。 《山海经补注》一卷，明杨慎撰。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百子全书》本。 《山海经释义》十八卷，图一卷，明王崇庆撰。明万历二十五年蒋一葵尧山堂刻本。 《山海经广注》十八卷，图五卷，清吴任臣撰。清乾隆五十一年金阊书业堂刻本。 《山海经存》九卷（附图），清汪绂撰清光绪二十一年□立雪斋原本石印本。 《山海经新校正》一卷，《古今篇目考》一卷，清毕沅撰。清乾隆四十六年毕沅灵岩山馆刻《经训堂丛书》本（孙星衍校）。 《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图赞》一卷，《订伪》一卷，清郝懿行撰。清嘉庆十四年仪征阮氏琅环仙馆刻本。 《山海经地理今释》六卷，清吴承志撰。民国十一年南林刘氏求恕斋刻本。 6#  《山海经》的分篇问题 王  宁 现在研究神话传说的人很多，一般都从《山海经》入手，而《山海经》这本书有好多问题，首先是它的分篇问题，就笔者近来读过的几种文献来看，都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可是这个问题实在是很重要，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研究《山海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有必要作一下深入的探讨。                                      一 对《山海经》的分篇，目前较通行的有两种说法（另外尚有一些，都与此大同小异）：      一是自古迄今为人所熟悉的分法，即前面的《五藏山经》为一部分，简称《山经》；后面的《海内四经》、《海外四经》、《大荒四经》和《海内经》一篇，简称《海经》，两部分合称为《山海经》。何幼琦先生认为： “《山海经》由《山经》和《海经》两部分组成，内容大不相同，文字的笔调也相去很远，表明它们是相互独立而平行的两种书籍。”[1] 又说： “我们认为《海经》来自《禹本纪》，……当刘向父子领校中秘的图书时，把《山经》和《禹本纪》合编在一起，改题新名为《山海经》，这就是此书首见于《艺文志》，也是《艺文志》不再著录《山经》和《禹本纪》的原因。”[2] 二是神话学家袁珂先生采用蒙文通先生的说法[3]，分为以下三部分：     ①《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     ②《五藏山经》五篇和《海外经》四篇     ③《海内经》四篇。     其中，袁珂先生认为《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原是一部著作的两个部分”[4]，其主要理由，一是这九篇内容“条理井然，丝毫不紊”[5]，二是《海外经》后面有校进款识，而《五藏山经》后面则没有[6]。     但是笔者认为袁先生的这两个证据都有些站不住脚，内容“条理井然，丝毫不紊”不一定必然是一书；《五藏山经》后没有款识也不能因之断定它与《海外经》是一体，因为这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最明显的问题被忽略了。     当时刘秀（即刘歆）等人在校《山海经》时是比较严谨的，就以《海外经》四篇为例，显而易见，校书者是有两个以上的本子对校的，因而把一些他本与底本不同的异文都写在了每条经文之下，如：     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一曰南山在结匈东南。（《海外南经》）     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一曰在南山东。（同上）     这种“一曰”的文字，即是他本的异文，毕阮《山海经新校正》曰：“凡‘一曰’云云者，是刘秀校此经时附著所见他本异文也”，其说得之。这种异文在《海外经》四篇中有46处，校书者都仔细地注明了；在《海外经》后面的《海内经》四篇也是异文众多，也一一注明了。但再回过头来看看《五藏山经》，“一曰”之类的文字一处也没有。如果《五藏山经》与《海外经》是同一书，那么《海外经》有两个以上的本子对校，那么《山经》也应如之，今所见《海外经》中有那么多他本的异文，而《山经》中却一处也没有，这不奇怪吗？要知道，《山经》的文字要比《海外经》四篇的文字多出好几倍哩。显而易见，在刘秀校上《山海经》之前，《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海内四经》还是分别单行的二书，刘向父子特别是刘秀等人在校书时，《海外》、《海内》这八篇有好几个本子（除了底本外，至少还有两个异本）互相参校，故有许多异文；而《五藏山经》却只有一个本子，无从对校，故而没有异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海外》、《海内》每篇后面都有校书款识而《山经》却了，因为《山经》根本就没有校，刘秀等人只是校了后面的《海外》、《海内》八篇，每成一篇便写一校款，书成后，又抄合《山经》奏上，题名《山海经》。     但是，后面的《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也是没有异文和校款的，毕阮《新校正》曰： “郭注本目录下有云：‘《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逸）在外。’案：此经末又无建平校进款识，又不在《艺文》十三篇之数。惟秀奏云：‘今定为十八篇。’详此经文，亦多是释《海外经》诸篇，疑即秀等所述也。” 郝懿行《笺疏》云： “据郭此言，是此一下五篇皆后人所述也。但不知所自始，郭氏作注亦不言及，盖在晋以前，郭氏已不能详矣。”     可见，刘秀校本中原来是没有《大荒经》以下五篇的，他的校本只有《五藏山经》五篇和《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八篇，共十三篇，《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的就是十三篇，《艺文志》根据的就是刘秀（即刘歆）作的《七略》，刘秀自己是不会弄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刘秀《上山海经表》里写的是“十八篇”，那一定是郭璞以后的人所篡改的，因为《大荒经》一下的五篇是郭璞加上的，袁珂云：     “《大荒经》一下五篇，是未经整理的古经，保存神话资料最为丰富，但从正统学者的眼光看来，其内容却是过于荒怪不经，故刘秀等人在编校《山海经》时，就没有把这部分收入进去，而听其‘逸在外’了。郭璞是比较好‘怪’的，才把这几篇‘逸在外’而产生时间最早的荒怪的东西搜罗进来，成为今本的状态。”[7]     袁先生说是郭璞把《大荒经》以下五篇搜罗进来的，十分正确，正因为郭璞加上了这五篇，使《山海经》变成了十八篇，后人不察，擅自把刘秀上表里的十三篇改成了十八篇，为的就是符合今本的篇数。     那么《大荒经》以下五篇是怎么回事呢？首先看看《大荒经》四篇，这四篇的确是比较杂乱无序，错简和文字讹误很多，说明它没有被好好校理过。从它记述的内容来看，它和前面的《海外四经》的记述的内容差不多，顾颉刚就指出：     “《山海经》则至今流传，其中《山经》和《海经》各成一体系；《海经》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一组为《大荒四经》与《海内经》。这两组的记载是大略相同的，它们共就一种图画作为说明书，所以可以说是一件东西的两本记载。”[8]     顾先生说两组是“是一件东西的两本记载”十分正确，《大荒四经》其实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海外四经》，最后一篇的《海内经》也是另一个版本的《海内四经》，但是它们比前面的《海外》、《海内》八篇的内容都丰富详明，也最为荒怪古奥，这恰恰能说明它的古老，看看它里面记述的帝王世系和神话传说就可以知道，它是真正的古代专业巫史的作品，神秘浪漫，巫的气氛非常浓厚，这些内容是后来的非专业者无法杜撰出来的。前面的《海外》、《海内》八篇一定是比较晚出的作品，它的文字比较简洁，就是在就图画解释图画，详述原委的内容很少，说明此时的作者对图画中隐含的一些典故已经不能明了了，只能简单地解说一下图画的画面而已，这也是口传在流传中不断丧失的缘故。     同时我们知道，古代的书籍越古老、流传的时间越久，在无人整理校订的情况下，它的简牍短烂残缺得就会越严重，刘秀的校本不用这个本子，是因为他为皇帝校书首先要重视书籍的完整性，而《大荒经》的这个本子残缺凌乱过甚，不好使用，不如《海外四经》的那个本子简洁详明而且完整；其次是这个本子的文字和《海外四经》的文字差距比较大，不好用来校勘《海外四经》，所以就舍弃了这个本子，而他舍弃的这个本子恰恰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版本。     最后的《海内经》一篇的文字风格和《大荒经》是相同的，但是它更加残缺凌乱，袁珂认为：     “《海内经》一篇，尤其显得杂乱，就连地理方位也是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因此，我疑心《海内经》一篇原本也是四篇，后来因为‘逸在外’的缘故，散失了大部分，到郭璞注《山海经》时，才收拾残篇断简，成为一篇，附在《大荒经》的后面，故《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此经就称它为‘大荒经’。”[9]     此说基本上符合事实，实际上这个《海内经》本来也是四篇，和前面的《大荒经》四篇是一个完整的《海经》的本子，只是在刘秀的时候这个本子已经断烂残缺不可用，到了晋代的郭璞发现它的时候大概残缺得更加严重了，《海内经》四篇已经不能分篇，只好合成一篇。我们看看这一篇《海内经》的内容，基本上都见于前面的《海内四经》，但是它的记载更加丰富详赡，和《大荒四经》的风格是完全相同的。郭璞在收录进自己的注本时，这四篇东西大概已经散乱逸失如此了，他便把这些残篇零简收集起来凑成一篇，因为它本来是《海内四经》的残文，所以仍然题名《海内经》。 所以，现在《山海经》就是由《五藏山经》和《海经》拼合成的，二者本来是两种各自单行的古书，是刘向、刘歆父子把它们拼合在一起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山海经》是晋代的郭璞注本，他的本子的《海经》部分包括了两个不同的版本，前面的《海外》和《海内》八篇是一个较后出的版本，是刘秀校本采用的版本；后面的《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是另一个比较古老的《海经》版本，是郭璞把它们收录进自己的《山海经》注本的。   7#                                                          二     为什么说是刘向、刘秀父子拼合的《山海经》呢？这是因为刘秀的《上山海经表》里的记载，他在《表》里讲了两个关于《山海经》的故事：     “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     这两个故事，都是刘秀为了张扬《山海经》写进《表》里的，其中第一个故事的可信度很差，因为东方朔是个“语怪”的大师，关于他的一些离奇故事汉代就很流行，刘秀把他拉来张扬《山海经》倒是很合适，但是他也不敢说得很确定，因为他写的是“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没具体地说“朔以《山海经》对”，只说了句很模糊的话“即《山海经》所出也”，不知道是东方朔说的还是刘秀自己给总结的，因为刘秀知道在东方朔的时候还没有《山海经》这个书名，不敢说得太实，所以可信度不高。     刘向的那个故事虽然离刘秀上表的时间不远，可是根据校书款识的记录，刘秀校订《山海经》的时间是汉哀帝建平元年四月，即公元前6年，相距也有五六十年，其事情之有无也不敢确定，如果这件事是真实的，那么可以推测，最早把《山经》和《海经》合并的是刘向，刘向最喜欢抄撮古书，他的《新序》、《说苑》就是明证，他合并二书也是在情理之中。不过他那个时候合并出来的《山海经》肯定还没有写定奏上，更没有广泛在社会上流传，否则就用不着到了五六十年之后再由刘秀等人来重新校理和写表上奏了，刘秀说“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是夸饰之辞。所以说把《山经》和《海经》合编在一起的创意来自刘向，最终把它实施完成是刘秀。在刘氏父子之前是没有《山海经》这个名目的。     有人引用《史记·大宛列传》中太史公司马迁的话来证明那个时候就有《山海经》，那段话是这样的：     “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这里面明确地说到《山海经》，如果这个记载没有错误的话，可以说明司马迁的时代就有了《山海经》了，那么《山海经》就不可能是刘向、刘秀父子合并的了。但是很不幸，有证据证明这段文字被人篡改过，因为它的原文应该是“《禹本纪》、《山经》”，有两个证据：     1、《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赞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哉！”     2、《论衡·谈天》：“案：禹之《山经》，淮南之《地形》，以察邹子之书，虚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三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华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汉书》的文字没有说明是司马迁的话，可显然是抄的《史记》里的“太史公曰”的那段文字，《论衡》里则明确地说是引用的“太史公曰”。这两段文字和《史记》里司马迁的那段话有个别的文字差异，但里面的《山海经》一律是作“《山经》”，可见班固、王充的时候看到的《史记》里面都是作《山经》而不是《山海经》，那么我们也只能说《史记·大宛列传》里的“《山海经》”是被后人篡改而成的，不是原文，其原文应该就是《山经》，所以说司马迁的时候还没有《山海经》这本书，司马迁笔下当然也不会出现这个书名。     现在我们知道《山经》本来的书名是叫做《五藏山经》，那么后面的《海经》部分是叫做什么呢？何幼琦先生认为：     “我们认为《海经》来自《禹本纪》，基本上符合事实。可能的情况是，当刘向父子领校中秘的图书时，把《山经》和《禹本纪》合编在一起，改题新名为《山海经》，这就是此书首见于《艺文志》，也是《艺文志》不再著录《山经》和《禹本纪》的原因。”[11]     笔者也倾向于这个说法，现在的《海经》部分的原名应该就是《禹本纪》，它原来是一本用图画配合口头解说来流传的书，后来才用文字把口头的解说记录下来配在图画上，它的本来用意就是记录“禹迹”之内的方国地理、风土人情和历史传说，所以题名《禹本纪》。     有人认为司马迁引用的那段《禹本纪》的文字不见于今本的《山海经》，所以《禹本纪》也就不可能是《海经》。实际上那是根据的本子不同而已，其内容都是一样的。如《海内西经》说“河水出其（昆仑之虚）东（当作西）北隅”即“河出昆仑”也；“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即“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甘水”，郭璞注“即醴泉也”；又说“于表池树木”，郭璞注言池“即华池也”，可见其内容是都有的，不过表述的文字不同而已。     《禹本纪》这本图书在先秦时期流传应该很广，影响很大，因为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些古书很多都有和它相关的内容。为它作口头解说的人肯定也是很多的，口头的解说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叙述方式，各人各异，把这些口头解说记录下来，就产生了许多内容相似而叙述文字各异的本子。上面说过，刘秀校订《山海经》时，《海经》部分就有至少三个版本相互对校，这三个版本大概也是文字比较接近的，而象《大荒经》那样的本子，其文字与前面的《海外四经》差距就很大了，这也是它被弃用的原因之一。故司马迁看到的《禹本纪》的本子未必就是刘秀校本中的那个本子，也未必就是被郭璞收录的那个古本，他根据的是其它的古本也未可知，所以在叙述的文字上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确都是一本书，记述的内容相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笔者也比较倾向于《山海经》就是《五藏山经》（《山经》）和《禹本纪》的合编这一观点，它肇始于刘向，完成于刘秀（刘歆），当时刘秀等人校进的本子是《五藏山经》五篇和《禹本纪》八篇（《海外经》、《海内经》各四篇），共计十三篇，也就是刘歆《七录》和《汉书·艺文志》里著录的《山海经》十三篇。晋代郭璞为它作注的时候又在后面加上了一个更古老的《禹本纪》文字的残本五篇（《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四篇的残文一篇），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十八篇的《山海经》。 注  释： [1][2][11]何幼琦《〈海经〉新探》 《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3]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 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 [4][5][6][7] [9]袁珂《中国神话传说》第22页、第21页、第22页、第21页、第20－21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 [8]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32页 中华书局1988年11月 （原刊于《枣庄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此次网上发布有改动） 8#  《五藏山经》记述的地域及作者新探                王  宁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　山东　277151）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山经》）是战国时代齐国的夏朝裔民东夷族的作品，它本是东夷族的巫史为祷祝山河所作的《山川之图》的一种，它记述的是夏王朝故国的山 川风貌，其范围大体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渐及于冀南、豫东和苏皖北部的地区其中所记的山川名称，皆是川夏代流传下来的旧名，与时传的名称小同，因此对《山经》的地理，不可以川秦汉以后的地 名来比附。故对《山经》的研究，应当列入齐鲁文化加以探讨。 　　关键词：：山经、巫史、夏王朝、东夷族。 　　《五藏山经》是今传本《山海经》的前半部分，简称《山经》，本来是一部独立的著作，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在校理古书时，将它和《禹本纪》合在一处，题名《山海经》的[1]。 　　历来研究《山海经》者很多，对《山经》的争论也纷纭复杂，特别是其著作的地域和记述的地理方位，诸说不一。就其著作的地域而言，顾颉刚认为是秦人的作品[2]，蒙文通以为是巴蜀人的作品[3]，袁珂以为是楚国或楚地的人所作[4]。其记述的地理范围，一般认为是在豫西、晋南和陕中地区，茅盾、郑德坤、顾颉刚、谭其骧及日本学者小川琢治诸家基本都主此说。但要真拿《山经》的记载去与豫西、晋南和陕中的实际地理去印证，却大部分对不上号。这看历代对《山海经》的诸家注释就可明白，他们往往只拿其中与当时的名称相同的某座山或某条河流去印证，而与此山、水相近的山川却又找不到对应者，攻其一端，不及其余，牵强附会，实无一可信者。 　　以笔者拙见，《山经》实际上是古代齐鲁文化的产物，确切地说，其作者应是古代东夷的巫史集团，其记述的地理范围，是今山东省及其周边地区。 一、《山经》的制作背景 　　《山经》共记述了二百四十七座山的位置，出产及其所出河川的流向，还有对其山川之神的详细祭祀的方法，与古代的巫术有很密切的关系。 古代统治者注重祭祀活动，而对山川的祭祀是其中的重要一项，《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则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同时因为古人认为“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同上）。所以，“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礼记·檀弓》）。据今传的典籍，祭祀山川自黄帝时代己有，《通典》卷四十六《山川》云：“黄帝祭于山川，与为多焉。与，比也。比吉祭，祀山川黄帝最多。虞氏秩于山川，遍于群神。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周制：四坎坛祭四方，四方即谓山林、川谷、丘陵之神。祭山林丘陵于坛，川谷于坎，则每方各为坛为坎。以血祭祭五岳，阴祀自血起，贵气臭。以埋沈祭山林山泽。祭山林曰埋，川泽曰沈。各顺其性之含藏。”《书·舜典》言舜“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书·禹贡》言禹“奠高山大川”，《孔传》以为即是“定其差秩，祀礼所视”；《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引《外国图》云： “昔殷帝太戊使巫咸祷于山河。”这些虽都是传说，但肯定有历史根据，比如殷人祭祀山川的活动在卜辞中可得到印证，如“燎岳、吴、山”（《续》一四九·四）；“卉雨于山”（《邺》三·三八·四）。祭祀水的卜辞也不少，特别是对河的祭祀最多。那么，殷因于夏礼，可知夏人祭祀山川的活动必也与殷人相似。 　　到了周代，对山川的祭祀就更加兴盛，并目出现了一种供祭祀山川之用的重要产物一一《山川之图》。《诗·周颂·般》云：“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笺》云：“犹，图也。于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则升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小山及高岳，皆信案《山川之图》而次序祭之”。这种用作祭祀山川参考的《山川之图》，就是《山经》之类的著作。《山经》原本是有图的，甚至其书应是以图为主，而今传之经文只是图的解说词。郝懿行认为《山海经》“古图当有山川道里”（《山海经笺疏序》），是也，惜今古图皆己不传。 　　《山经》的作者，应当是奉命祭祀山川的巫史集团。《国语·楚语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以为之祝”。可知祷祝山川是巫现们的重要工作之一。巫觋史祝们大部分都是古代的知识分了阶层，能文善画，他们能做出《山经》这样的图书来，是毫不奇怪的。这看看《山经》中对祭祀的过程记载特详就可明白，这不是专门的地理学家所能为，如果是一部单纯的地理书，就没有必要记载上祭祀的方法。而且《山海经》的作者对这些山川中的怪物、神祗特别留心，记述详细，因为在巫史们心目中，山川能“见怪物”是其神异的重要方面，可间接地说明这些山川受到祭祀的原因。巫史们作这样一部书，目的就是为后来的祭祀山川活动提供方便一一他们图画和记述山川的状貌和位置，是为了辨识山川；他们详细记录某几座山的不同祭祀方法，是为了给后来者提供参考。 　　所以，《山经》与《易经》颇有相似之处：《易经》是为巫史们占筮提供参考的底本，而《山经》是为巫史们祭祀山川提供参考的底本，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此种用糈以祀的方法，在《山海经》里只见于《山经》部分，《海经》部分中无之，故鲁迅云“巫书”者，应当仅指《山经》而言，是十分恰当的。只不过巫史们无心之间也做成了一部地理书，但这不是他们的初衷。   9# 二、解释《山经》的坐标 　　前人好用《山经》来比附秦汉以后的山川地理，都往往不合，清代吴承志作过一本《山海经地理今释》，用功甚勤，但于《山经》部分的今释也很勉强（《海经》不合之处亦多），多不相附。实际上，《山经》中的山川名，不仅与秦汉以后的地名不同，甚至与殷周时通行的山水名称也多不相同，因为它不是一部官方作品，而是一部东夷人的作品（说详第四节）。 举个直接的例子，如江水，自周秦以来，都是指今天的长江，而《中次九经》云：“崃山，江水出焉，东流注大江”，这其中的江水显然是另外一条河川，“大江”也未必就是长江，因为《山经》写的范围很小，仅及于淮河以北的地区，以南的河川就更可无论了。再如洛水，周秦以降指的洛水是发源于陕西而南流东注于河。而《山经》中记载了三条洛水；一条东流注于渭，一条北流注于河（《西次四经》），一条东流注于河（《中次九经》）可见这三条洛水都不是指今天的洛水，若硬与今天的洛水相比附，必然会碰钉子。 所以，《山经》中所记的一些现在很有名的山川，如泰山、华山、衡山、渭水、洛水、伊水等等，都不是现在的那些山川，如果细加考察，其位置、状貌、走向，多与现在的地理不合。 　　《山经》分为东、西、南、北、中“五藏”，也就是五个方位的山川，共有二十六条山系。要知道这些山系大体方位，就需要有几个正确的坐标一一知道其中的几个山川今天的确切方位。这里，何幼琦先生的研究成果就可以给我们提供出来，何先生作《〈海经〉新探》一文，对《海经》中的一些古地名做了正确的诊释，这些地名同样适用于《山经》，今择录有关本文者于下： 　　昆仑虚：亦称昆仑之丘，今山东的泰山。 　　幽都山：即历城西南之药山。 　　崦嵫山：山在泺水（今大清河）和肥河之间，系泰安西北的某山。 　　青丘：位于广饶、寿光一带。又有青丘泽，即现在的清水泊。 　　流沙：今泗河，古称泗水。 　　赤水：今沂河，古称沂水。 　　河水：今黄河。宁按：《山经》所言的河水，显然不是东北流注渤海的，《西次二经》云：“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郭注：“无达，山名”）。很明显，此黄河是先入泰山西的大野泽（即西海，见下），而后又向南流，在泗水之西与之并行，至今江苏省，而后又东流入黄海，其入海之处有山名曰“无达”也。 　　另外，还有四个必较重要的坐标，就是“四海”的位置，兹今释如下： 　　北海：今渤海湾。《庄子·秋水》言河伯“顺流而东，至于北海”，古代黄河是在今无棣一带入渤海湾，故知北海即渤海湾。何幼琦以为今无棣县的马谷山即《海外北经》所记的“禹所导积石山”，经云：“禹所导积石之山在其东，河水所入。” 　　东海：《南山经》云：“漆吴之山，……处于东海，望丘山（宁按：“丘山”当是“日出”二字之形误），其光载出载入，是惟日次”。这肯定是指今天的黄海，具体说，应当是包括今之蓬莱到胶州湾一带的山东半岛以东的黄海海域。《海内经》云：“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可证北海与东海比邻，这个“东海”即指莱州湾。 　　西海：何幼琦以为即是巨野泽，又称大野泽，古又称为渤海，方圆千里，是一个淡水海，古代黄河先入此海，又出海外，东北注今渤海。其地在今巨野县北，古济水自西来横贯之。《山海经》亦称之为“大泽”，《海内西经》云：“大泽方百（百当作千）里”，《大荒北经》云：“有大泽方千里”，皆指此西海。今己湮没，东平湖即其遗存。 　　南海：何幼琦以为即今黄海。宁按：具体来说，应当是今江苏省的海州湾，《海内西经》言赤水（沂水）“注南海”，古代沂水直入海州湾，故知南海即海州湾。 　　有了以上的正确座标，对解释《山经》就好办多了。实际上，我们只要知道了南、西、北二面山系的大体位置，《山经》记述的范围也就差不多可以知道了。 10# 三、《山经》记述的地域范围 　　1、《南山经》 　　经云：“《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自此一直向东，共有十座山，其第九山是青丘之山，何幼琦以为在今广饶、寿光一带；其最后一山“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东海”，这个东海应当是今天的莱州湾。此经最后云：“凡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日本学者古田武彦指出：中国古籍在秦以前讲“里”，指的是短里，每里约合今七十七米[5]。那么，二千九百五十里相当于今天的二百二十七公里强。我们再看今西海的遗存东平湖到莱州湾的直线距离，是三百公里左右；而招摇之山当是位于西海之东岸，其地当在今肥城、宁阳一带，距莱州湾约二百五、六十公里，与《山经》所记的距离，实在是很接近的（《山经》所记里数本身不一定十分准确）。 　　《南次二经》之首曰柜山，“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此后一直向东，共十七山，最后一山为漆吴之山，“处于东海，望丘山（日出），其光载出载入，是惟日次”。赤水即沂水，知柜山当在沂水东北。漆吴之山为“日次”，当是今荣成的成山一带，古代祀日于此，《史记·封禅书》云：“（齐）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此经最后云：“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里数相当于今天的五百五十公里，自成山向西，则柜山当在今泰安、充州一带。以此则知《南次二经》山系在《南山经》山系之南。 　　《南次三经》山系我们没有十分明确的座标，但它应当是在《南次二经》山系之南，亦东西走向，发源于该山系的一些水系多之“南流注于海”，此“海”当是指南海，知此山系当在南海之北，大体在今山东省境内。此中有两处提到“渤海”，但既不是指今天的渤海，也不是指西海，当是靠近南海的一个大泽，疑是古代的沛泽或今骆马湖，待考。 　　2、《西山经》 　　《西山经》是自东向西的走向，“《西山经》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自此一直向西，“凡十九山，二千九百百五十里。其最后一山曰騩山，“是錞于西海”。知此山系在西海之东，向东延伸了约二百二十多公里，至于今临朐、沂水一带。 　　《西次二经》共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第八山曰鸟危之山，“鸟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是此山在赤水之东，以此为座标，向东延伸了一千四百二十里（约一百公里），向西延伸了三千二百五十里（约二百五十公里），至于今巨野一带。 　　《西次三经》凡一十二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亦东西走向。其第八山为昆仑之丘，即今泰山。以此为座标，向西延伸了一千四百一十里（约二百八十公里），至于今清丰、濮阳一带；向东延伸了四千三百二十四里（约三百二十公里），至于今莱阳以西。 　　《西次四经》走向不直、或西、或北、或西北、或西南，大体是东南、西北走向。其最后一山曰崦嵫之山，何幼琦以为即在今泰安西北的某山，当在长清境内。此山“苕（郭璞云：“或作若”。）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何幼琦认为“这个海也是钜（巨）野泽”，即西海，知此山系大体亦在山东省境内。 　　3、《北山经》 　　《北山经》之首曰单狐之山，自此一直向北，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第十七山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可见这座山距昆仑（泰山）很近，在昆仑之东北。自敦薨之山又向北延伸了一千二百八十里（约九十公里），到今天的临邑、商河一带；向南延伸了四千三百一十里（约三百二十公里），则《北山经》当起于今安徽省北部的宿县、固镇一带。 　　《北次二经》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自竹浑之山开始，一直向北，其最后一山曰敦题之山，“是錞于北海”，北海即今渤海湾，则此经之山系，一部分在河北，大部分在山东省北境。不过，我认为这个“北海”应当作“西海”。证之者，其上一山曰洹山，经云：“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流沙即泗水，则洹山在泗水之北，约在今济宁一带，又向北三百里（二十三公里）就是敦题之山，这里恰好是西海（大野泽）。 　　《北次三经》云：“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文鳐鱼大约是一种善于跳跃的鱼，所以古人以为它会飞。大野泽古有水道与泗水相通，故文鳐鱼能“行西海”；又古济水贯大野泽东入东海（莱州湾），故它又能“游于东海”一一此即流沙近西海之证。后人不知，以《北山经》山系居北，故改为北海，实误。以此，则《北次二经》山系当自西海起，经山东、江苏至安微北境。《北次三经》山系不直，或向东北，或又东，或又北，或又南，或又东南，曲折蜿蜒，大体是一条西南向东北的山系，共四十六山，绵延一万二千三百五十里（约九百五十公里），其最后一山曰錞于毋逢之山，“西望幽都之山”，何幼琦以为幽都之山即今历城西南之药山，则錞于毋逢之山亦当在历城境内，故此山系当是蜿蜒于鲁西南一带的一些小山。 　　4、《东山经》与《中山经》 　　《东山经》凡四经，《中山经》凡十二经，我们既己知道《西山经》的大体位置，则《东山经》亦可略知，它必是在《西山经》诸山系以东，是一些位于河北、山东东部一些沿海一带的山系，如“《东山经》之首曰樕蛛之山，……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这个海应当是北海或莱州湾，而后向南延伸了三千六百里（约二百七十多公里），知此山系在今山东省东部；又如“《东次四经》之首曰北号之山，临于北海”，自此一直向南，凡八山，延伸了一千七百一十里（约二百三十公里），故此山系亦在今山东省东部和河北省东部。 　　《中山经》之十一经山系则当是位于东、西、南、北四经山系中间的一些山岭，大体不出河北南部、山东省全境和江苏、安徽一省的北部，为节省篇幅，兹不再一一详述。 　　由上可知，《山经》记述的大体范围：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渐及于今河北省中部，河南省东部，江苏省和安徽省的北部。其所记的山川，都是这个范围内的山陵河流。这个地区多处于丘陵地带，特别是山东省境内即以多山陵而闻名，其山地丘陵包括了“鲁中南低山丘陵”和“胶东低山丘陵”两部分，不仅山陵众多，其间亦川谷宽广纵横，泽薮星罗棋布，与《山经》记述的地理状况非常吻合。 但这些山陵大部分较小，所以在今天的地图上难以找到。同时，在古代一些很有名的河流、泽薮（包括西海在内），可能随着气候和地形的变化而变迁、湮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社会的变迁，其名称也不断更换变易，至今己很难按图索骥，若非通过实地考察，不可强说。 四、《山经》与夏代的疆域 　　《山经》的作者显然是把它所记述的这个区域视为一个完整的疆域。这个疆域，既不是商、周时代的疆域，也不是春秋战国时代齐鲁的疆域（虽然其大部分是齐鲁的疆域），这个疆域实很古老，它是古代夏王朝时的疆域。杨向奎云：“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二省间，而以山东为重点”[6]；又云：“中夏以前、启以后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东，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 （同上）此确为不易之论，笔者也曾作专文论述此事[7]，兹不赘述。 　　那么，夏代的疆域有多大?《山经》最后有“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之记载，但那是后人在校《山经》时抄录《管子·地数》篇的文字作的注解或附录，并不是《山经》原有的文字，毕沅、郝懿行都认为是“周秦人释语”、“周人相传旧语”，则那个疆域应当是周王朝的大致势力范围。夏代的疆域要比这小的多，其具体范围仍当从《山海经》的正文中去找。 　　《后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山海经》曰：“禹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垂二亿三万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竖亥步南极北尽于北垂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我认为刘昭所引《山海经》当作《淮南子》。《淮南子·地形训》云：“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三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太平御览》卷三十六引《淮南子》此文，东西和南北距离皆作“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里”，无“步”字）而《淮南子》当本于古本（或异本）的《山海经·海外东经》（准确地说当是本自原本的《禹本纪》，其未经刘向父子删改过，故得见原文），今《海外东经》曰：“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郭璞云：“选，万也”。）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将上述引文相校，知《海外东经》与《淮南子》之文字皆有讹误或改篡。《海外东经》之“五亿”当作“二亿”；古以十万为亿，故“十选（万）”之十当作七，古篆文十、七一字皆作十字形，十字横短竖长，七字横长竖短，在字形上最易致误；“八百步”当作“八百八十步”，《太平御览》卷七五〇引正作“八百八十步”，《艺文类聚》卷六、《初学记》卷五并引作“八百八步”，少了个“十”字。《淮南子》所记的两个数字中的“百”后各多个“里”字，《海外东经》所记无“里”字可证，而且其文明言使太章、竖亥“步”，因知其记数单位必是“步”而非“里”。 　　我认为《海外东经》之数字为刘向父了校书时所改篡，《淮南子》文中之“里”字乃其编篡者所加或所改。因为在汉代人们所知的大地疆域己甚辽阔，《海外东经》所载之东西才“二亿”（二十万）多步，距离实在太小，故刘向父了将“二”改为“五”（这只要在“二”字中间加个“×”就成“五”了，很方便的）；《淮南子》就干脆在“百”后加个“里”字，将其变成里数，《太平御览》卷二十六引“百”后无“里”字，只在最后加个“里”字，这当是《淮南子》原文，盖其只将所本《海外东经》的“步”字改成“里”字，使步数变成了里数，这样就使其范围一下了扩大了不知多少倍。 汉代的纬书《诗含神雾》（《海外东经》郭璞注引）云：“天地东西二亿二万二千里，南北二亿一千五百里”，当又是本《淮南子》为说，只是它约举了个整数。这都反映出汉代人的地域观念，却不是《海外东经》的原文。 　　那么，今本《海外东经》所记禹时疆域的东西距离为二亿七万八百八十步，古人以左右脚各出一次为一步，约合今天的一米强，则此东西约为五百五十多公里，正相当于自东海（黄海）岸边的威海一带到西海（大野泽）的距离；《淮南子》所本的《海外东经》所记东西、南北各为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五步，约合四百七十多公里，正符合于东海（黄海）至西海（大野泽）和北海（渤海湾）至南海（海州湾）的距离。这便是古传的禹时的疆域，所谓“禹绩”或“禹之堵”者，这也正是夏王朝的疆域。故夏人称自己的疆域是“四海之内”或简称“四海”，因为他们的国土四周的确有四个海，而商、周人也称自己的疆土为“四海”，但他们的国土周围却举不出四个海来，他们只是继承了夏人的说法而己。 　　总之，《山经》所记述的范围，主体就在四海之内，与夏王朝的疆域十分吻合。 12# 五、《山经》的作者 　　《山经》古传为大禹所作或禹、益所作，刘歆《山海经表》：“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王充《论衡·别通篇》：“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这些皆依托之辞，不可尽信，但它已经暗示了《山海经》乃东夷人所作的这一事实，《世说新语·言语》二十二云：“大禹生于东夷”，《国语·郑语》说“少昊之后伯益”，则伯益乃少昊之后，亦为嬴姓之祖，其为东夷人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则古传《山海经》为禹、益所著者，实乃东夷人托诸其先人也。 　　既然《山经》记载的是夏王朝故国疆域的山川，那么其作者必然与夏人有关。可《山经》不是作于夏代，也不是作于商代和西周，它成书较晚，因为其文中多处提到“铁”这种金属，这应当是在铁己被广泛应用后的事，故其著作时代应当是战国的中后期，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山经》是夏朝遗民东夷族的作品。 　　夏王朝故国本在今山东及其周边地区，“夷”是夏人的自称，夏人在被商人击溃后，其大部分主力向西北逃到了今山西一带，而还有一部分夏人没有迁徙，依旧盘踞在今山东半岛及苏、皖的江淮一带，仍自称为“夷”，对商、周人来说，这些夏人在东，故称之为“东夷”[8]。夏王朝虽然灭亡了，但其故国的山川疆域仍深深地印在其遗民东夷人的心里，历商及周，世世口传不绝；对于故国山川的祭祀方法，自然也保留在东夷族的巫史之中，恐怕他们一直也没有断绝对故国山川百神的祭祀。东夷族一直到春秋时代仍很强大，一些夷人国（如莱、莒）常和齐、鲁等周属国发生争战，直到春秋末，才逐渐为齐、鲁、楚等国家消灭和同化。 　　我认为，《山经》是在东夷族式微后，一些已接受了周文化的东夷族巫师为了不使先辈的祭祀方式失传，对故国的疆域山川又重新作了一番考察，绘制成图，将解说内容用文字记录下来，主要是注明山川的位置、物产以及祭祀方法，整理成书。这些巫师应当是已归于齐国的东夷人，因为在战国时期，齐国文化发达，有些学派盛言山川地理，尤其是以战国末期的驺衍一派为盛，《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驺衍……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山经》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作品。 　　由《山经》的语言来看，也颇具东方色彩。如： 　　《方言》卷二：“荄、杜，根也。东齐曰杜，或曰茇。”《笺疏》：“《西山经》云：‘皋涂之山，有草焉，其状如稾茇。’郭注：‘稾茇，香草。’《中山经》（宁按：见《中次三经》）云：‘青要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葌，其本如藁本。’注云：‘根似藁本，亦香草。’《广雅》云：‘山茝、蔚香，藁本也。’郭注《上林赋》：‘稾本，稾茇也。’……本、茇一声之转，皆谓根也。”《山经》之“藁本”又作“稾茇”，称本为茇，是东齐人语也。 　　又《中次十经》：“丙山……多弞杻”。郝懿行《笺疏》云：“《方言》云：‘弞，长也。东齐曰弞。’郭注云：‘弞，古矧字’。然则弞杻，长杻也。”称长杻为弞杻，是东齐人语也。 　　又《北次三经》：“归山……有鸟焉……其鸣自詨。”郭璞注：“今吴人谓呼为詨”。《集韵》亦云：“吴人谓叫呼为詨。” 　　《山经》中有东齐语，亦有吴语，此皆东方东夷之地，可证《山经》产生于东方，非巴蜀、秦、楚之作甚明。正因为其作者是夏之遗民东夷人，故托于其祖先大禹、伯益，也很容易理解了。 13# 六、《山经》地名的外流和迁移 　　那么，为什么在商周之后在《山经》记述的范围之外有许多与之相同的地名呢?这是因为《山经》中的地名（准确地说应当是夏王朝故国的地名）存在着一个外流和迁移的问题。 　　夏人在被击败后，散布于四夷，“特别是‘殷革夏命’，夏人作了一次民族大迁徙，大体上说，或南流入越，或北迁为匈奴，或西徙为羌”[9]。这些逃亡的夏人到了新地，就用故国的山川名称来命名新地的山川，正如杨向奎所说：“古人迁徙往往把旧居的地名也放在新居，有些山川河流的名称亦可以任意搬迁”，[10]于是夏人故国的一些山川和国族的名称便流布于四方。此后，这些夏人的新居相对稳定，故这些迁移后的山川名称就经历商周秦汉流传下来，而其故国因社会变动至为巨烈，这些山川名称反而隐而弗彰了，只还在夏人的遗民东夷族中流传着。 　　另外，直到秦汉时期，统治者还在用《山海经》中的地名命名新发现（或开发）的地方，如秦用桂林（见《海内南经》）命名在广西设的新郡；特别是汉武帝，最喜欢用《山海经》中的地名为新地命名，如用昆仑命名新发现的西域的大山，用儋耳（见《大荒北经》）命名在今广东设置的新郡等等，这都是《山海经》地名外流的实例，造成了《山海经》记述地域的无限扩大，而书中所记的真实地理遂泯而不可说，而被视为“荒怪之言”，《山经》自然也不例外。所以我说不可以《山经》的山川来比附秦汉以后的山川，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五藏山经》记述的是夏王朝故国的山川地理及其诸神的祭祀方法，其大体范围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及于冀南、豫东和苏皖北部的地区，著作时间是战国的中后期，其作者是齐国的夏代遗民东夷族的巫史集团。所以，应当把《山经》列入齐鲁地域文化之中来讨论，或许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参考文献： [l]何幼琦.《海经》新探[J].历史研究，1985.（2）. [2]顾颉刚.五藏山经试探[J]史学论丛，（1）. [3]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A]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C]. [4]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A].神话论文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李蔚.周穆王与西王母会见地点一说[N].文化经济报，1992-10-10. [6][10]杨向奎.评傅孟真《夷夏东西说》[A].夏史论丛[C].齐鲁书社，1985. [7]王宁.夏国疆域新证[J].枣庄师专学报，1993.（1） [8]王宁.夷夏关系新论[J].东岳论丛，1994（6）. [9]徐中舒、唐嘉弘.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A].夏史论丛[C].齐鲁书社，1985. [10]《鲁迅全集》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原刊于《管子学刊》2000年第3期，此次网上发布文字略有改动） 14#  关于夏氏起源于山东考 作者：温玉春 关于夏氏族的存在，文献资料言之凿凿，不成问题，此点已得到学界的公认；但对于夏氏族的存在地域，文献资料却语焉不详，学界也众说纷纭。自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先生刊发《夷夏东西说》(1)一文以来，“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的夷夏东西的观点遂渐成定论，以致考古学家在西方考夏墟，历史学家在西方论夏史。然而细究于地上、地下材料，仍觉“夷夏东西”说破绽百出，令人疑窦丛生。还是在30年代，杨向奎先生就提出了夏氏族起于东方的不同观点。(2)数十年来，随着文献研究和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3)虽然目前各项工作的进展尚不足以使它获得完全证实，但笔者感觉，夏氏族起于东方的确要比起于西方更具可能。下面笔者就现有文献材料对此试做一粗浅说明，以求教于学界。 　　为了正本清源，我们先从先夏氏族的存在地域谈起。所谓先夏氏族，即是指夏代以前直接哺育夏氏族的先民。《国语·鲁语上》称：“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可见夏氏族出于黄帝氏族、颛顼氏族、鲧氏族应当是无可怀疑的。同时，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禹之前相继为帝（诸侯宗主）者分别是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等人的氏族，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准确地说，不仅黄帝、颛顼、鲧，所有这些氏族都可以纳入先夏氏族的范围。夏文明正是直接从这些氏族的文明的胎胞中孕育出来的。并且，以上各氏族虽然都先后丧失宗主地位，但其氏族本身并未消亡，有的甚至在后来还发扬光大为很强大的地方势力。夏文明也正是它们在夏代作为夏王朝的组成分子，与有夏氏等部族一起共同创造的。因此，探究先夏氏族的居地绝不能对它们避而不谈。对于黄帝氏族及其后相继为帝的各氏族的居地，笔者曾予探讨，认为它们都很有可能居于山东境内，其影响大体涵盖除胶东以外的山东全部以及邻省的少部分地区。(4)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赘引 前论，只谈一谈同样属于先夏氏族范围的有夏氏族的直接前身——有崇氏族的居地。 　　有崇氏就是着名的鲧的氏族，《国语·周语下》称其为“有崇伯鲧”。鲧为黄帝子孙、颛顼之后、大禹之父。《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复生禹。” 《世本·帝系篇》云：“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山东正有有崇氏的遗迹。王子襄《泗志钩沉》云：“垞城，古崇国，在泗上。”今泗水县东北40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即垞城故址。(5)(《太平寰宇记》卷15河南道十五徐州一彭城县下亦有“垞城”，曰：“在县北三十里，北面临泗水，《舆地志》云：‘垞城，古崇国。’兖州人为实中城曰垞，直加切，城西南有崇侯虎庙。”)又《世本·帝系篇》云：“鲧娶有莘氏之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注：“高密，禹所封国。”鲧既娶于有莘氏，相距应当不远。《读史方舆纪要》卷34东昌府莘县下有“莘亭城”条，云在县北；卷33曹州曹县下有“莘城”条，云在县北18里莘仲集；《左传·僖公廿八年》所云“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其地在范县临濮，皆当与有莘氏有关。虽不知孰是鲧之所娶，但均在鲁西南范围之内，与有崇氏相距不远却无可疑。又禹之封国曰高密。查泗水县东泉林镇南有姑幕故城，北距崇邑不远，又姑幕、高密音似相假，大约即高密之所在。正因高密为有崇氏的子族，故禹又被称为“崇禹”。(6) 　　后来，鲧被帝尧（一说帝舜）杀掉，其部族被流放。《国语·晋语八》云：“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羽山之所在，一般指为今临沭县南60里处的羽山，其山平地崛起，巍峨壮观，北麓有羽渊，俗名殛鲧泉，南有着名温泉。其说当有所据。由此可知有崇氏很有可能是向东流放的，所以《史记·五帝本纪》才称：“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东夷即生活在胶东以及鲁东、鲁东南地区的先民。《楚辞·天问》曰鲧“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穷即穷山、穷桑，在泗水、曲阜一带，(7)正说明鲧是被殛于东，所以才翻过重山，西征求活。今临朐县西南70里鲁山东麓有山名嵩山，可能即有崇氏东迁后之所处。王念孙《读书杂志》卷4之一云：“古无崇字，以嵩为之。” 　　有崇东迁，禹的部民也随之向东。故鲁东也有了姑幕城，在今诸城市西40里，汉曾置姑幕县。又有高密城，在今高密县西南40里，汉曾置高密县。又有密乡城，在今昌邑县东南15里，《左传·隐公二年》所云“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即此。又有下密城，在今潍坊市西30里。又有密水，亦名高密水、百尺沟，出今诸城市东，北流经高密故城南10里东北入潍河。又王献唐《山东古国考》称山东有古牟族，(8)牟盖密之音转，应是高密族的后裔了。今山东尚有许多牟族遗迹留存，分布甚广，如安丘县西南16里有牟山，山北有牟乡故城，县南20里还有牟娄山（今讹作朦胧山）；诸城市西南亦有牟山、牟乡；寿光县东北20里有牟城；沂水县东南有牟乡，古为根牟国；(9)蓬莱县东南90里有牟平城，汉置县；牟平县北7里有牟山；莱芜市东20里有古牟城，春秋时为小国(10)。不过，“山东牟族，固甚普遍，诸城安丘一带，其势力中心也。”(11)从以上地名中可以隐约窥出，禹之高密国东迁后的大体居住范围就是鲁东地区。鲁东地区倚山面海，河流众多，有广袤肥沃的平原，在农业发达的虞夏时代，实为先民居留的天然良园。祸兮福所倚，有崇氏的不幸反而成了其子孙发展壮大的开端，故《国语·周语上》谓：“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融即祝融，为殛鲧命令的执行者。(12) 　　根据上面的论说，如果得出先夏氏族完全可能始终居于山东的结论，应该不属妄断吧？如果此点能够确立，那么它就至少说明夏氏族的居地绝不可能与山东完全无关。接下去我们就对夏氏族的始居地域及其后来的流迁地域作些考察。 15# 鲧禹时代，即帝尧、帝舜时代，地球上发生了一场世界性水灾。据古地理学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7000—60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地球上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继距今5000年前后的海退之后，中全新世后期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这次即正当鲧禹时代，直到距今4000年左右才开始海退。海侵不仅意味着海陆的变迁，而且必然伴随着气候的剧变，包括降水量的骤增。《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正是这场水灾的真实写照。但也正是这场空前祸难，造就了以禹为代表的许多治水英雄。禹的治水足迹是很广的，但果真如后世传说的那样遍布黄河流域乃至江淮地区吗？这是很值得推敲的。《史记·殷本纪》录《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据此，禹迹所在显然主要是四渎之内。那么这四渎是否就是今天所说的长江、济水、黄河、淮河呢？根据其它资料，我们发现除济水之外，其它三渎均非后世所指。 　　《吕氏春秋·爱类》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龙门，今释在陕西省韩城县东北，但据晋王嘉《拾遗记》卷2所记“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又见一神，蛇身人面。……即羲皇也”，羲皇本居泗上，(13)则龙门分明是在泗水上源。查今泗水县北有龙门山，当即此地。又吕梁山，在泗水流域亦有，在今徐州市东南60里，其下有吕梁洪。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13云：“泗水至吕县，积石为梁，故号吕梁。”吕县在今徐州市东50里吕城。由上可知，禹所导之“河”并非黄河，而是泗水。 　　至于江，前人早已言明，古文献中的“江”并非长江的专称，(14)如《韩非子·喻老》云：“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此“江”即非长江。禹之治水既是“东为江”，也决不会是南方的长江，而当是鲁东南的沂河或沭河。至于淮，前人也已言明，其得名乃因淮（鸟）夷，而淮夷在西周、春秋初期尚仅迁至今鲁南地区。(15)并且，据古地理学研究，今苏北地区在距今约6000年前，海侵最大范围曾至赣榆、泗阳、洪泽湖一线，在距今4000年左右第二次海侵之后才渐次东退。可见苏北淮河流域在古代乃是先民难居之所，大禹于此大规模治水实无必要。(16)《孟子·滕文公上》曰：“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淮水既能注之江，则其必非今之淮河，而当是鲁南某条注入沂、沭二水的河流。 　　由《孟子·滕文公上》可知，禹曾治理过济水、漯水当无疑问。据《元和郡县志》河南道六齐州禹城县条云，今禹城县旧有地名禹息城，盖由于此。至于《尚书·禹贡》所言禹在河北的治水，殊不可信。据古地理学研究，河北在距今6000年前，海岸线在今昌黎、文安、任丘、献县、德州、济南一线；到距今4000多年时，海水虽然东退，却留下了大片湖沼滩涂，少人居处，(17)所以大禹也绝无必要于河北治水。除上述诸水外，禹还治理过淄水、洮水。《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淄州淄川县东北（按：当为西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传云：禹理水功毕，土石黑，数里之中波若漆，故谓之淄水也。”此原山因而又称禹王山。《水经·河水注》云：“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郦氏系之于今甘肃省的洮河，殊不知在鲁西南地区古亦有“洮”，《左传·僖公八年》“盟于洮”即是。《读史方舆纪要》卷34濮州洮城条云：“在州西南五十里。”洮城必与洮水有关。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禹治水的范围完全可能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即汶泗、沂沭、淄潍、济漯等河流域。同时治理今之江、淮、河、济，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言是根本做不到的。 　　治水斗争的胜利，使禹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国语·周语下》云：“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不久禹登帝位，从此开始了夏王朝的统治。夏朝在前期的统治范围，笔者认为，仍在今山东境内或稍大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虞夏时代，农业已得到很大发展，再加上治水技术与建筑技术的提高，先民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由山地移往平原地区居住，因而修筑了许多城郭。作为有夏氏族的中心，禹建造了夏邑之城，而该城正在鲁东。《太平寰宇记》卷18记缘陵曰：“昌乐县，本夏邑，商以前故国，太公前封之处，”在昌乐东南50里。《孟子·万章上》云：“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此阳城一般均指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25里的告成镇，但今山东古亦有阳城（阳国之城）。《读史方舆纪要》卷1历代州城形势一云：“沂水县南有阳都城，故阳国。或曰，阳国本在今益都县东南，齐逼迁之于此。”齐迁之事又见《春秋·闵公二年》。可见，阳国原在今青州市一带。其地南有阳水东注弥河，距嵩山不远。《国语·周语上》韦昭注云：“夏居阳城，崇高所近。”禹之所居完全可能在这里。禹登帝位后即居于帝舜之都——冀州，又名平阳，(18)当在今新泰市一带。(19)今市西有禹村镇，可为例证。 　　《左传·哀公七年》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涂山亦即禹娶之国。《楚辞·天问》曰：“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在此“”即“涂”，由此笔者甚疑该字当读为yú。若是则与“徐”字同，也就是说涂山氏即徐戎。查今邹城市、滕州市一带古有徐戎，（20）那么完全可能涂山就在这里。《吕氏春秋·音初》云：“禹行水，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这说明涂山乃在接近南土而又不是南土的地方。虽然在此笔者不能推翻河南说和安徽说，但如果禹的统治中心乃在汶泗上源的话，涂山在邹城、滕州一带至少是完全讲得通的。又《墨子·节葬上》云：“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史记·夏本纪》云：“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会稽山又名茅山、苗山，《越绝书·外传记地》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会稽既为越地，后少康封其庶子于此，因亦国号越。而此越国至春秋初尚在山东。《国语·齐语》曰：“（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管子·小匡》曰：“于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陵蔡割越地。”桓公既从未发兵江南，则此吴、越必在山东。大约正是由于这次打击，越国才被迫浮海南迁，遂使今浙江省亦有了会稽之山。公元前468年，越国强大，又北迁都城于琅琊，在今山东省胶南市南，盖有“打回老家”之意。（21）由此可知会稽之山很可能原即在今五莲山系之中。否则，怎能称禹是“东巡狩”呢？ 16# 《孟子·万章上》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益即伯益，封于费，（22）在费县西北40里。今沂水县、莒县、诸城市三县交界处有箕山，为潍河上源，汉设箕县，距费县不远，盖即益避启处。其后启即帝位，伯益不甘失败而发动叛乱，结果被杀。（23）今寿光县北20里有古益都城，可能是伯益被杀后其部民虏迁之地。同时受到夏启打击的还有有扈氏，双方大战于甘。甘，旧释在今陕西省户县，一说在今河南省原阳县原武镇西北，皆不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曰：“甘，水名。”《吕氏春秋·先己》作“甘泽”。而山东汶泗流域正有甘水、甘渊，与费相近，盖即夏、扈战地。《山海经·大荒南经》曰：“东海（即古大野泽）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同书《海内西经》亦云：“（昆仑）开明北有……甘水。” 　　夏启死后，幼弱的夏王朝遭到一场空前劫难，即“太康失国”。《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左传·襄公四年》亦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这个后羿，《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鉏，旧说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24）但据《水经·沭水注》，今枣庄市南古有柤水，东南流，乱于沂而注于沭。河口有柤口城，《左传·襄公十年》“春，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即此。羿所封之鉏有可能即是柤城。穷石即穷山、穷桑，（25）羿之氏族号为有穷，当与之有关，而穷桑乃在鲁都曲阜之北，距柤城及冀都均不远。若释穷石在今德州市东南，（26）则既偏离山东腹地，又远离河南，于理为短。太康被逐，遂奔至今河南省太康县，该县“相传夏太康所筑城，汉置阳夏县。”（27）《古文尚书》云羿距之于河，若定夏都鲁中地区，“河”为泗水，则正与此合。 　　后羿驱逐太康之后，经过仲康，在帝相时终于自立为帝。帝相东逃，回到夏族根据地。《太平御览》卷82引《帝王世纪》云：“乃徙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氏、斟寻氏。”《水经·巨洋水注》亦云：“相居斟灌。”“商丘”乃为“帝丘”之误，居商丘者当是商之先祖相土。（28）帝丘，旧释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左传·僖公卅一年》曰：“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此条材料固然证明相确曾居于帝丘，并与此帝丘有关，但却不能证明相必然居此。查今鲁东即有斟灌、斟寻遗迹，分别在今寿光县东54里灌亭和今潍坊市东南清池镇冶浑村（一说在市西南50里），相距甚近。依上文帝丘必与之近，在鲁东范围之内。卫之帝丘，盖即帝丘之民西迁所建，奉相之享亦很自然。若有奉享即曾居留，那康叔也就居于濮阳了，于理不通。 　　不久寒浞杀羿以代，迫使夏遗臣靡出奔有鬲氏；又东伐夏族，灭斟灌、斟寻，杀帝相。相妻缗方娠，逃归有仍，生少康。少康长为有仍牧正，又奔有虞，为之庖正，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于是“靡自有鬲氏，收二国（即斟灌、斟寻）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又灭浇于过，杼灭豷于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29）这就是“少康中兴”。今潍坊市东北有寒亭，南有古迹寒浞冢，东有浞河，当与寒浞有关，可能是其母国，或其东征胜利后的居地。有鬲氏在今临邑县德平镇东10里，偃姓，皋陶之后。有仍氏在今济宁市，太昊之后。有虞氏在今河南省虞城县，纶在县东南35里。过在今掖县西北20里。戈地不详，但亦当在鲁东而非豫东。以上地名均在山东或其附近。 　　帝少康即位，“归于夏邑。”（30）当时东夷已经强盛，夷夏之间冲突转剧，帝相时即有多次征夷记录。（31）很可能是迫于东夷的压力，夏王朝不得不西迁，开始了中国史上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有《太平御览》卷82引《竹书纪年》“帝宁（即杼）居原”之文来看，帝少康时可能已迁都原了。原地，今释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2里，即《左传·僖公廿四年》所言“原”国。疑非是。若少康果自鲁东西迁，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翻越鲁山山脉至鲁西南地区再向西至豫北，一条是沿泰沂山系北麓西至豫北。二者均有可能，但前者途中山重水复，与后者途中之一马平川相比显非最佳，所以选择后者最有可能。鲁北地区均为平原，“原”之在此完全可能，今莱芜、淄博两市交界处有原山，原地在其附近未尝不可。 　　帝杼在位时又“自原迁于老丘。”（32）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都邑》云：“今开封府陈留县东北四十五里有老邱城。”较有可能即此。《山海经·海外东经》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伯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王寿，《路史》注云：“即平寿也。”平寿，在今潍坊市西南30里。非是。王寿，唐《稽瑞》引作“三寿”，当是，实与“三涂”、“三苗”、“九淖”类同，均为子族众多的部族。禹娶涂山，曾获九尾之狐，（33）可知三寿当在鲁西南之某处。由此东海必为大野泽。而杼称大野泽为“东海”，则其必在泽西无疑，与上老丘之说相合。夏族从此来到一个崭新的环境。正因帝杼为夏族的发展立了大功，所以受到子孙的异常尊崇，《国语·鲁语上》曰：“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 　　帝杼之后约200年，“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34）关于西河所在，可有三解：一是今河南省安阳市一带的西河。古黄河曾经安阳北流，故其西有“西河”之称。《吕氏春秋·音初》云：“殷整甲徙宅西河。”而《太平御览》卷83引《竹书纪年》则曰：“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相即在安阳（一说在内黄县西南13里，亦通），可为明证。二即魏之西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魏文侯“乃以（吴起）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魏国境内的黄河，因孟津至武陟段为韩国占据，所以断为东、西两段，所谓西河实即龙门至孟津段，故而才有“拒秦、韩”之说。三是启之西河。《北堂书钞》卷13引《竹书纪年》曰：“启征西河。”《逸周书·尝麦解》曰：“其在殷（当为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左传·昭公元年》曰：“夏有观、扈。”《国语·楚语上》曰：“启有五观。”由上可知启至西河征讨者乃是观国（五观）。观国所在，《史记·魏世家》正义曰：“观音馆。魏州观城县，古之观国。”在今范县西北观城镇。若认“西河”为黄河之西，殊难成立；只有认之为泗水之西，于理才通。而《史记·孔子世家》言“妇人有保西河之志”亦可证明。所以启之西河当即泗水之西范围。胤甲所居西河，三解均通，但尤以安阳说义长，因为很可能此地原有日谥文化，早在帝芒时即已迁此的商族（35）自上甲微开始便有日谥，代代相因，直至帝辛、武庚无一例外；而夏族自胤甲始也有了日谥，如孔甲、履癸（桀）等，可以证明。 　　帝孔甲即位后，可能仍居于西河，（36）又曾田于东阳、萯山。（37）东阳，《后汉书·郡国志》曰：“泰山南城县有东阳城，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在今费县西南70里。（38）萯山，王献唐先生指为今泗水县东南65里萯首山，即陪首山，俗称佛手山，与陪尾山相连。（39）可见尽管夏王室已经西迁，但其势力仍及于山东特别是鲁西南地区。 　　《史记·夏本纪》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下》曰：“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由于孔甲的荒淫，引起内忧外患，夏王室不久又被迫继续西迁，到达今豫西洛阳盆地一带。《左传·僖公卅二年》曰：“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杜预注：“殽在弘农渑池县西。”即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北60里。夏桀即位，曾都斟寻。《水经·巨洋水注》引臣瓒曰：“《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此斟寻虽为一国，但未必一地，桀所居之斟寻决不可能在山东，当是自山东迁来之国。《左传·昭公廿八年》杜预注：“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鄩中。”《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即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40）《逸周书·度邑解》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勿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上》曰：“昔伊、洛竭而夏亡。”皆与上述方位相合。夏王室虽又远迁，但与东方（鲁西南）仍保持密切联系。史载桀曾为有仍之会，而有缗氏叛之，（41）遂克有缗，（42）又言命扁帅师伐岷山。（43）有仍在今山东省济宁市。有缗氏即岷山氏，（44）又作蒙山氏，（45）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20里。又成汤欲叛，而桀能起九夷之师以镇压，（46）也可为证。   17# 除河南外，晋西南也有一些夏的遗迹。《史记·吴太伯世家》云：“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索隐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虚。”安邑，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南50里，县西北15里又有夏城，一名禹王城，城内有青台高百尺；而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45里有旧虞城，北有虞山，当即虞仲所封，距安邑不远，正在“夏虚”之内。关于夏虚的形成，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孔甲或皋、桀之世，夏王朝一度由河南北迁入晋，二是在夏亡后残余势力退保入晋。根据文献记载推断，后者可能性较大。《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乐产《括地谱》曰：“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可知夏余确有北迁之举。又《逸周书·史记解》曰：“昔者西夏，……唐氏伐之，……西夏以亡。”后来周成王灭唐，封叔虞于“夏虚”，称唐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47）唐国在今翼城县西20里，南距安邑不远，也在“夏虚”之内。可知“夏虚”必为西夏之虚，安邑即西夏之都。唐灭西夏，事在夏代的可能性极小（更可能在商代），而桀等入晋是缺乏直接史料根据的。 　　夏王朝的西迁，并不只意味着夏族的西迁，也包括众多王朝属族的西迁。上面说到的斟寻氏即是典型的例子。其它的还有：唐氏，尧后，一支迁至河南，《路史·国名纪丁》云：“桀伐有唐，尧帝后，洛阳之唐聚。”《左传·昭公廿三年》杜预注云：“或云洛阳东南有唐亭。”一支迁至山西，即伐灭西夏者。虞氏，舜后，西迁山西，《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蒲坂在今永济县东30里虞乡。西伯断虞、芮之讼即此。等等。以上诸族在西迁后，作为新的夏王朝的组成分子，继续参与创造了新的夏文明。 　　除随夏西迁者外，也有一些部民向北或向南迁徙，逸出了夏王朝的统治范围。如唐氏便有一支迁向河北，在今隆尧县西北有尧山，山南有柏人城，相传为尧所都；又有行唐县，相传尧迁所经；又有唐县，县东北有故唐邑，《左传·昭公十二年》曰：“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即是。如虞氏便有一支向南迁徙，今湖南省宁远县南有九疑山，山南及东北皆有舜庙，可以为证。东夷的压迫，使山东地区灿烂的夏文明浪花四溅，流向四面八方。它们在新的生息地既吸收了土着文明，又带来夏文明的精髓，从而为该地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新文明，促进了中国文明的交融与进步。正因夏文明的广泛传播，才使“华夏”得以成为整个中国的代称。 　　不过，夏王朝的西迁并未带走全部人民，仍有许多部族留在了原地。它们或被东夷灭亡，或臣服而夷化，与东夷各部错处杂居，共同创造了山东地区新的文明。其中与夏族有直接关系的有：杞国，《左传·襄公廿九年》曰：“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旧说在今诸城市一带，误，当原在今新泰市境内。娄国，牟族之国，《春秋·隐公四年》曰：“莒人伐杞，取牟娄。”杜预注：“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在今诸城市西南。《史记·陈杞世家》曰：“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即此娄国。“亚丑”国，在今青州市东北30里苏埠屯出土的商器上有“亚丑”铭文族徽，王献唐先生据传世杞妇卣一器（其上亦有此徽记）推定该族乃“历夏、商至周，散居益都一带，其族即夏禹王室后裔也。”（48）鄅国，在今临沂市北15里鄅古城村，妘姓，禹后。鄫，姒姓，少康子烈曲所封，在今苍山县西向城乡。越国，姒姓，“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49）在今胶南市一带，说证详前。如此众多且特别集中于东部的夏族国家，其由西东迁的可能是很小的。 这也正说明夏氏族很有可能是起于山东的。 　　以上，笔者依据文献资料进行了繁琐论证和大胆推测，虽然有些论证还不够严密，但推定夏氏族起于东方应该说是有相当根据的了；并且，我们还可以说，夏氏族起于东方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起于西方。因为在夏代及其以前，王朝统治能够同时囊括整个黄河流域乃至江淮流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而按照旧说就必然会将夏王朝的统治范围一再扩大，乃至于整个黄河、长江流域，这其中又有多少合理成分呢？不能不令人怀疑。我们并非说在夏氏族外迁之前山东以外的地区便没有灿烂文明的存在，而是说由于遭到较高文明的征服，它们逐渐消亡了，如同后世中国北方的匈奴、突厥、契丹等部族的命运一样。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 　　（1）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开明书店1933年版。 　　（2）《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期。 　　（3）如《略说典型龙山文化即是夏朝文化》，《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杜在忠：《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渊源——兼论泰山周围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族属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 ；杨子范：《对山东史前考古的追述与前瞻》，载《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杜在忠：《山东二斟氏考略》及胡悦谦：《试谈夏文化的起源》，《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 社1987年版；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沈长云：《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4）参见拙作《黄帝氏族起于山东考》，《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及《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诸氏族原居今山东考》，《管子学刊》1997年第4期。 　　（5）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484页引。 　　（6）《逸周书·世俘解》。 　　（7）参见拙作《黄帝氏族起于山东考》，《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及《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诸氏族原居今山东考》，《管子学刊》1997年第4期。 　　（8）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46页。 　　（9）《左传·昭公八年》。 　　（10）《左传·僖公五年》。 　　（11）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49页。 　　（12）《山海经·海内经》。 　　（13）参见拙作《黄帝氏族起于山东考》，《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及《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诸氏族原居今山东考》，《管子学刊》1997年第4期。 　　（14）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15）《诗经·鲁颂·閟宫》及《左传·僖公十三年》。 　　（16）黄志强等：《江苏北部海岸与湖泊的演变》，《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7）朱新望：《试论河北地区村落的出现与发展》，《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 　　（19）《读史方舆纪要》卷31泰安州新泰县东平阳城条。 　　（20）《诗经·鲁颂·閟宫》。 　　（21）董楚平：《越国王室迁葬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2）《史记·秦本纪》。 　　（23）《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 　　（24）《后汉书·郡国志》。 　　（25）参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 　　（26）《水经·河水注》。 　　（27）《读史方舆纪要》卷47开封府太康县条。 　　（28）《左传·襄公九年》。 　　（29）《左传·襄公四年》及《左传·哀公元年》。 　　（30）参见今本《竹书纪年》。 　　（31）《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引《竹书纪年》。 　　（32）《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引《竹书纪年》。 　　（33）《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34）《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引《竹书纪年》。 　　（35）《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有“殷王子亥”，殷在今安阳市一带。 　　（36）参见今本《竹书纪年》。 　　（37）《吕氏春秋·音初》。 　　（38）《读史方舆纪要》卷33沂州费县东阳城条。 　　（39）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475页。 　　（40）《战国策·魏策一》所言略同。 　　（41）《左传·昭公四年》。 　　（42）《左传·昭公十一年》。 　　（43）《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引《竹书纪年》。 　　（44）《韩非子·难四》作“山”，可证。 　　（45）《楚辞·天问》曰：“桀伐蒙山，何所得焉？” 　　（46）《说苑·权谋》。 　　（47）《左传·定公四年》。 　　（48）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28页。 　　（49）《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 下面我想主要讨论《海经》部分，因为这一部分最古老，也对上古史研究最有用处。 要想弄清楚《海经》的相关情况，首先要弄明白夏朝的方国地理位置和大体疆域。上面我已经转帖了一篇温玉春先生的文章。在近代，关于夏代的地理，影响较大的是傅斯年（孟真）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但是这个观点随着考古发掘和史学研究的深入，发现有很大的问题，恐怕很难真正解释夏代历史的相关问题。 夏居东方说首出王国维，此后杨向奎、程德祺等先生力倡夏人起于山东、本居东夷之地的说法。 杨向奎先生有《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程德祺先生有《夏为东夷说略》，此二文对夏史研究影响甚大，此后的考古发掘和史学研究，越来越证明夏居东方说的可信性。 遗憾的是，杨、程二先生的文章虽然被广泛引用，在网上却找不到一个完整的文本。 我目前只找到了程先生一文的PDF格式，最近将录成文本格式发上来和大家共享。杨先生的文章希望各位网友能够提供原文的文本格式。谢谢！ 22#  程德祺先生《夏为东夷说略》全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c4f8f10100jsb8.html 杨向奎先生的文目前我没找到，希望下载到《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期合刊的朋友能提供帮助。谢谢！ 23# 24# 25#  【转录】何幼琦《海经新探》 知北游按：何幼琦先生的《海经新探》一文原发表于《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这是一篇对《山海经》中《海经》部分研究具有开辟性的文章，解决了《海经》记述的地理、范围以及一些重要山水的方位，对揭示《海经》之谜具有重要的价值。原文于2006年由我手录成文本格式发布于智识学术网上，后被多家网站转载。这里就分段粘贴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海经》新探 何幼琦 地理学类的专著，始于战国后期，比较有名的有《禹贡》、《山经》和《禹本纪》。《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山海经》，列入形法家中。当作地理学的书，《禹贡》则列入儒家的《尚书》中。《山海经》由《山经》和《海经》两部分组成，内容大不相同，文字的笔调也相去很远，表明它们是相互独立而平行的两种书籍。成书早于《汉书》二百多年的《淮南子》，据说它的前五篇——《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是战国时的遗文[1]，在《地形》中，有两段文字酷似《海经》的摘要[2]，而根本没有类似《山经》的文字。由此可见，在西汉景、武之际，《海经》和《山经》还是分别流行的。《史记·大宛列传》曾提到《山经》和《禹本纪》[3]并引“《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上有醴泉、瑶池。”这同《海内西经》的记载大致相同。根据这一仅有的传世资料，我们认为《海经》来自《禹本纪》，基本上符合事实。可能的情况是，当刘向父子领校中秘的图书时，把《山经》和《禹本纪》合编在一起，改题新名为《山海经》，这就是此书首见于《艺文志》，也是《艺文志》不再著录《山经》和《禹本纪》的原因。 《禹本纪》和《山经》都是地理类的书。刘安、刘向甚至于汉武帝，对此都没有疑义；可是，司马迁却持反对的态度：“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班固在《汉书·张骞传》赞语中，更加上“放哉”(荒唐)的判断词。王充《论衡·谈天》也说：“《山经》、《禹纪》，虚妄之言。”“《禹纪》、《山经》、《淮南·地形》，未可信也。”在儒家的排斥下，《山海经》一直不被重视，也很少有人过问。 本世纪初，《山海经》的学术地位，开始有所提高，王国维在考证殷人的高祖王亥，杨树达、胡厚宣在考证卜辞的四方神名和四方风名[4]时，都从《海经》中发掘出所依据的必要资料。而《海经》的本体部分，仍无人触动；探讨河源的人间或涉及一下昆仑，而怪物则至今被当作神话中的人物，始终未曾有所突破。本文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做的初步尝试。   26# 一、《海经》的山川、疆域 《海经》讲的地区，中心是一座大山，名为昆仑虚。山的四周有几条大川，分别流入附近的几个大海。这该是探讨《海经》的关键。要想确认昆仑虚的具体地望，首先必须排除各种误解的干扰。由于《海经》有“河水出昆仑东北隅”的记载，曾引起一些误解；最先是汉武帝根据使者调查报告的错误结论，加上他对于“古图书”——多半是《禹本纪》——的错误理解，把于阗南山定名为昆仑；其后是历代探研“河源”的人，莫不把自己主观判断的河源之山，当做《海经》的昆仑[5]。至于离开古图书以定昆仑位置的，也大有人在[6]。各种误解中，以于阗南山说最早，影响也较大。《汉书·西域传》云：“西域……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一名盐泽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余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使者的调查很正确，可是结论错了。他们对于罗布泊这个内陆湖不能理解，想当然地同《禹贡》的“导河积石”挂上了钩；把西域的塔里木河当作河水的第一梯级，经过潜行重源，积石以下成为第二梯级。这一说法，不但不符合实际，而且是荒谬的[7]。我们探讨《海经》的昆仑，必须和汉以后的各种昆仑说严格分开，才能避免误入歧途。 《海内西经》：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衍文)西南流，注南海，厌火(光)东。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衍文)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衍文)积石(夺“之”)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夺数句)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衍二字，又夺“西行”)又西南，过毕方鸟东。 《淮南子·地形》：河水出昆仑东北隅，贯勃海，入禹所导(衍文)积石(夺“之”)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四字衍)弱水出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夺数句)入于南海，羽民之南。 《海内西经》：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四字衍)西南入海。 《大荒西经》：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渊(二字衍)环之。 综合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昆仑虚的特点是：1．它的周围有赤水、河水、洋水、黑水、青水、弱水和流沙等七条河川，流往不同的方向，有的注入厌光之东、羽民之南的南海。2．河水流经它的北面，西南进入勃海，出海后又“即西而北”入积石山附近的海，河水在它的附近形成∠形，勃海实际是个调节湖。3．弱水环绕它的三面，形成匚形。用这三个条件衡量后世的各种昆仑，任何一个都不具备，都不够格。   27# 由于《禹贡》雍州的山川有积石、河水、黑水、弱水、合黎、流沙(沙漠)和南海，所以前人注释《海经》的山川时，常常傅会雍州的山川；可是，所有研究《禹贡》的著作和注释《山海经》而傅会西北地理的人，在黑水和南海两个地望上，没有不碰钉子因而曲解出丑的；在河水进、出勃海和弱水环昆仑这两点上，没有人不回避而敢于置喙的。我们认为，如果是统一地考虑上述三个条件，除了对于河水的“出”字另作解释以外，只要不怀成见，实事求是地印证一下华北的地图，便不难理解，昆仑虚就是泰山，《海经》的山川、疆域就是山东省中部的地区。具体说明如下： 1．赤水。出自昆仑虚东南而相西南流入南海的赤水，就是现在的沂水；不过在那时，它不是同泗水会合，而是在赣榆入海。它注入的南海，就是现在的黄海。《淮南子》说的丹泽，大概是骆马湖一带的泽薮。 2．流沙。出于钟山，有流向，注入南海；而且接受弱水的余波，转注于南海。表明流沙是一条河川，决不是流沙瀚海。它只能是现在的泗水。《水经注》说泗水是“冬春浅涩，常排沙通道”，陆玑《行思赋》也有“排泗水之积沙”的文句。可见它是以多沙闻名的。它所注的南海也是黄海。 3．弱水、青水。弱水就是大汶河。《海经》说“出西南隅以东”，这是讳言东南隅，以免同赤水重复。《淮南子》说的穷石，相当于鲁山，合黎相当于安山，余波相当于洸水，流沙就是泗水。“至于合黎”，即至东平县之安山。所谓弱水环绕昆仑是：在安山以上是汶水；安山以下是古济水的下游(现在的黄河下游)，联合计算，正好将泰山围绕了三面，形成匚形。明初在刚城筑坝以前，汶水有一支分流洸水，向西南流至济宁以东，注入泗水，这就是“余波入于流沙”由泗注于南海了。青水就是肥河，下流汇入黑水。 4．洋水、黑水。这是流向相反的两条河流，《海经》和《淮南子》的记述都有缺文，以后者为严重。 “出昆仑西北隅”的只有黑水。从《大荒西经》看来，昆仑位于黑水之前(南)，即黑水再昆仑之北，符合“东行又东北”的流向；但它决不可能“南入海”，多半是简策漫残，夺失了“注北海，青邱北”两句。黑水就是大清河，古称泺(音洛)水。《海内经》云：“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北山经》云：“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浴字当系洛字之讹。它发源于济南西南的药山，正在泰山的“西北隅以东”。 “南入海”的是洋水，现在叫沭水，在《南山经》名为英水。“巨山……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英和洋是庚阳通转，同《海经》的差异只是一说入沂，一说入海，是河道改道前后的不同记录。 据《水经注》记载，沭水故渎(古河道)是在赣榆入海，秦汉时它和沂水平行入泗，魏晋时又改道入沂，可见它的下游，入海、入泗、入沂，摆动比较频繁。故渎入海，正好同“南入海、羽民南”完全一致。《淮南子》所据简策漫残严重，连“黑水”的文字都不见了。它的原简应作：□□出西北隅□□□□□□□□□□□□□洋水□□□□□□入于南海羽民南。原文可能是：“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注北海，青邱北。洋水出巨山，西南流，入于南海，羽民南。” 5．河水。“河水出东北隅”的“出”字，同上述六水的“出”字的语义不同，大有文章。出有二义，一是发源，一是流经；六水用的是前者，河水用的是后者。这里的出字，和《海内北经》的“凌门之山，河出其中”、“阳纡之山，河出其中”的用语一样。《海经》的编者，在说明昆仑虚的地形时。在叙述了诸水出(发源)于三隅以后，有点故弄玄虚，对河水用了个不同语义的“出”字，凑成了四隅出水。就是这个“出”字，骗得汉武帝和一些地理学者，硬是要把河源之山当作《海经》的昆仑。有的学者，由于不能理解这点，将引文擅自改为“河水出昆仑西北隅”。为了认识这个河水，有必要对《海内西经》文字加以分析： 甲，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乙，入勃海，又出海外；丙，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之山。大体形成∠形。甲段并非真的河水，而是上述从合黎至海口的弱水下游(今黄河末段)；这个“行”字也与众不同，而是逆行。乙段的勃海是钜野泽，由入到出，仍是逆行。丙段才是真正的河水，由钜野泽至河的“即西”，当是古河水溢洪形成的支津，“而北”至积石山一段，才是顺溜而下。在认识了水势以后，还必须作些解释：当河水由苏北入黄海时。济水被称为四渎之一，汶水是它的支流之一；所以安山至海口一段，本来是济水的下游。如果以汶水为本位，也可以说是汶水的下游；昆仑由“弱水环之”，就是这一说法。河水首徙改入勃海以后，贯济夺漯(占濮阳至高唐一段古漯水)，又出漯水夺今马颊河入海。由于它在范县一带的溢洪注入钜野泽，同济水沟通，所以《海经》把济水下游当作河水。《禹贡》说的“浮于济、漯，达于河”，就是这时的形势。 28# 勃海是钜野泽的古名。这个古名一直袭用到汉初。《战国策·赵策》中苏秦说：“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勃海，燕出锐师以佐之。”这个勃海就是钜野泽。《史记·河渠书》云：“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汉书·武帝记》说是“元光三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海。”两文对照，可知这个勃海还是钜野。又，钜野因此也称东海。 《史记·项羽本纪》称，汉之四年，因为彭越攻东阿，杀楚将，项羽回师破走彭越，接着说：“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东阿距勃海很远，这个东海无疑义是指钜野。《水经注》引《晋书·地道记》云：“廪丘者，春秋之齐邑，实表东海者也。”地在今范县境内，距汉、魏的东海郡、渤海郡都比东阿更远，说明魏晋时的钜野还被人称为东海。钜野的海名持续了两千来年。 积石山在何处呢？《海外北经》云：“禹所积石之山在其东，河水所入。”《禹贡》的“导河积石”的原始资料，本来是与此相同，不幸被编者理解错了，将逆行的起点当做河源，把积石山写到雍州了，《北山经》云：“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积、碣音近，这个河水所入的积石山也就是碣石山，《禹贡》说河水“至于碣石，入于海”，可以互证。前人用形而上学观点解释，认为禹河在章武(今沧县附近)入海，把碣石的地望说得离谱很远[8]，和《禹贡》的碣石沾不上边。排除了各种错误的说法，可以确定，在《海经》的时期，河水是夺马颊河入海的，河水所入的积石山、碣石山，就是今天无棣县的马谷山。明人刘世伟称：“海丰县(今无棣县)北六十里有马谷山，一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县志》云：山多石，无草木。疑古之碣石，为河入海处。”他疑的很准确，山不大，多石而无草木，正是被神话化为“禹所积石”的根据。后来顾炎武在《肇域志》中肯定了这一主张：“山东海丰县马谷山即大碣石山。” 根据上述七条河川、两个大海、一个调节湖，以及合黎、积石等的关系和位置，综合观察，可以确认，《海经》的昆仑就是后世的泰山。参照古籍的其他旁证，如《尸子》(逸文)：“赤县州者，实为昆仑之墟，其东则有卤水、岛山、左右蓬莱。”[9]说明昆仑虚是在岛山、蓬莱之西。《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上，登乎昆仑之丘。”《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说明昆仑丘就是泰山。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淄川县内，至今还保留有昆仑的山名和大昆仑的村名。考察至此，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海经》所说的疆域，就是泰山周围的山东中部地区。(见文后《海经》的疆域示意图) 29# 二、关于《海经》中文字画的释读 在昆仑虚的周围，除了山川、湖海以外，还有许多同山川联系的名词，在后世的地图上通常是当做地名。如： 昆仑虚：西有歧舌(反舌)，北有西王母，共工[台]，东有凿齿。 赤水：上有三珠[树]、女魃，西有厌火(光)，北有烛龙，东有三苗、长胫。 三苗和共工二词，在古籍中常见，是古史中的重要氏族，标注在地图上当然不成问题；其它一些名词是什么事物呢？我们可以找几条原文加以分析。 《大荒北经》：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是烛九阴，是谓烛龙。 《海外北经》：共工……者，九(虬)首、人面，蛇身而青。 《海内西经》：窫窳者，蛇面、人身。 《海外西经》：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海外南经》：毕方[乌]在其东、青水西，[其为]鸟(身)、人面、一脚。 《海外东经》：君子国，衣冠带剑，其人好让不争。 《海外西经》：刑天，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看来，《海经》图上标注的并不是文字，而是这么一类图形，就是司马迁不敢言之的怪物，亦即近人解释为“神话”的人物。理解为怪物或神话，都很容易，但要说明为什么有的蛇身，有的鸟身，为什么在此山不在彼山，为什么这些神话故事通统失传了，便不简单了。其实，这些图形都不是艺术作品的图画，比如“人面蛇身”，既不是“人蛇”，也不是“蛇人”，而是根据特定的形状和色彩，分别命名为共工、烛龙和窫窳等；显然，这一类的形象是用来表达氏族图腾的。这是用一般的艺术手法表达特殊概念的形象，当然不是图画。又如“断首”的人，不叫斩首、杀头而只能叫刑天；“衣冠带剑”的人，不叫文士、吉士而只能叫君子。这一类是会意的形象，其所表达的对象更远远地超出了艺术品的直觉概念，而是独特的氏族名称的读音，和图画的关系就更远了。上述两类图形都只能叫文字画，前者是象形的文字画，后者是会意的文字画，都是制定汉字的辑本要素，或者说古文字的象形和会意，都是继承文字画的这些传统。比较起来，释读会意的文字画比较费力，本文研究的重点也在这里。 30# (一)对于氏族名称的初步分析 《海经》记载的氏族名称，一般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形象，即标注在地图上的文字画；另一方面是文字，多半是后人对文字画所作的说明。这两方面本来应该是一致的；可是，由于地图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而且数幅地图的画法还不免有些出入，而文字部分多半是战国时人的记录，其中既有专职人员的口授，也有记录者对文字画的误解，因而出现了一些矛盾，使得有一些文字写的名称和文字画的本义并不一致。情况之一是，许多氏族存在同音词和近音词(以下通称同音词)，如女魃、女薎、二八、贰负同音，聂耳、柔利、牛黎、留利同音，周饶、焦侥同音，奇肱、结匈同音等。情况之二是，用会意的文字画表达的氏族名称，还有些同义词和近义词(以下通称同义词)，如雕题也叫开题、三首、三头或三面，结匈也叫贯匈或穿匈，奇肱也叫一臂等。在众多的名称中，如何确定一个真正的氏名呢？ 氏族比文字画古老，文字画又是文字的先河。用晚后的文字记录原始的氏族名称，类似现在翻译外域的人名、地名。只求表音，不问语义；不同文字的同音词，应当说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可是，在几个同音中，往往有一个常见的，如饕餮，由于习惯的原因，不妨把它视同正名；其中又往往有一个、偶尔有两个具有文义并且又同文字画的内容一致，可以认为，这是《海经》的画家，在绘制文字画时所构思、设计的画题，如饕餮、台骀无法画，就设想用它们同音的雕题或凿齿为题，梼杌无法画，就用其同音的朱蛾。所以，音、义、形一致的原则，既是文字画绘制的指导思想，也该是我们从释读文字画中认识原始氏名的指导思想。凡是缺乏这一思想的人，在读文字画时，就“创制”出许多同义词；在读《海经》文字时，就会联想到怪物和神话。 (二)关于象形式文字画的释读 1、轩辕是上古闻名的氏族，在传说中作为黄帝的氏名。《海外西经》说：“轩辕之国，位于穷桑(一作穷山)之际。”它的文字画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史记·天官书》云：“轩辕(星群名)，黄龙体。”天体的命名，却是借用人世的事物。蛇身该是龙体的象征，看来还漏了一点，该是“蛇身而黄”，所以才被称为黄帝。据郭沫若同志考证，轩辕也就是《周语》中所说姬姓出自天鼋的天鼋[10]。这个氏族的族徽(图腾)，在殷、周铜器的铭文中屡见，不过已经由文字画发展成图形文字了。 2、祝融。《大荒北经》讲赤水之北，有个烛龙，文字画是“人面、蛇身而赤”。《海外北经》叫它为“祝阴，居钟山下”，文字画和烛龙完全相同。《淮南子》：“烛龙……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 注释家都按音读注为祝融，非常正确。比拟黄龙为轩辕氏，看来赤龙(蛇)即祝融。祝融为夏族的重要氏族之一。《周语》云：“昔夏之兴也，(祝)融降于崇山。”崇山多半也就是钟山。 3、共工。共工也是夏族著名的氏族之一，在《尚书·尧典》和《庄子·在宥》中都被说成四最之一，被尧“流于幽州”。在《海外北经》中，说它位于烛龙之东，其文字画是“九(虬)首、人面、蛇身而青”。在郭璞注引用的《归藏易》中，在高诱的《淮南子》注语中，都讲它是“人面、蛇身”。同音词有虹虹和蛩蛩。《海外东经》在虹虹的近处有个君子(国)，其文字画“衣冠带剑”是会意的文字画。按：君子和剑都是春秋以后的事物，不见于卜辞和商、周的文物中，也不应出现于《海经》图中。从声韵考察，它应是穷奇的别写。当是在西周以后补画进去的。穷奇也是名氏族。《左传》说是私四兄之一，杜预注称就是共工，确有见地。它该是青龙(蛇)氏族。《庄子》记有“尧攻丛枝、胥敖”一事。丛枝当系穷奇，攻丛枝和流穷奇及流共工该是一回事。 4、窫窳。《汉书·郊祀志》讲，一个方士向武帝谈论黄帝时，讲到过一个鬼臾区；《艺文志》把他列在兵阴阳家，注为“黄帝臣”；《世本》说他会“占气”。从后第四节“三音节词的释读”法看来，这个氏族名，曾经被分解为两种读法，都用象形的文字画来表达。省去后音的区为“鬼臾”，通常写作窫窳或猰貐，《海内西经》讲它的文字画是“蛇身、人面”，《海内南经》说它“居弱水中，龙首、食人”。(后世对于这个“窫”字的注音，都不可取。)省去中音的臾为“鬼区”，通常写作夔魖或巨虚，简称为夔或鬼(国)。如，《说文解字》：“夔，神魖也，如龙，一足。”《大荒东经》：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其名为夔。《海内北经》：鬼国，为物(二字衍)人面、蛇身，在贰负之尸(夷)北。综合观察，这个“人面蛇身”的文字画，特点是“苍身、一足”，可说是苍龙氏族。 此外，《海外东经》有个“肝榆(之夷)”，肝、鬼同纽，榆、臾同纽，我们认为肝榆就是鬼臾的别写，汉东海郡的赣榆县名，可能来源于这个氏名。 5、大风。《海外北经》云：“大蜂、朱蛾、蟜□，在穷奇东。”这个大蜂，《淮南子·本经篇》作大风：“缴大风于青邱之泽”。甲骨文的风雨之风，一律借用“凤”字，大风就是大凤。按：凤是夷族最古老的图腾，即《商颂》说的玄鸟。演成族姓，文字写为风姓，别写为彭姓；大风，一作大鹏、大彭、大封。《海内北经》的犬封，该是大封的讹譌。《海经》中保存有大凤的文字画，氏名却被遗漏了。《大荒东经》：有五采之鸟，相乡(向)弃沙。《大荒西经》：有五采鸟三：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五采之鸟，仰天□□(有夺文)，名曰鸣(凤)鸟。此外，有四句韵文，在《海经》中出现过三次：“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与群处。”当是对于五采之鸟的说明，文字画中的“仰天□□”、“相向弃沙”，该是对于自歌的误解。这些五采之鸟就是大风。为什么又有大蜂呢？这是战国时人补画的；他从专家(瞽瞍)口授了大风，却不理解大风就是五采之鸟，主观上以为是漏掉了，才补画上一个大蜂。《招魂》中的玄蜂就来自这个补进的大蜂。 6、防风。《国语·鲁语》讲禹致群神时，有个防风氏，因为后至而被杀。《海经》中有他一个同音词，叫做毕方。《海外南经》云：“毕方(鸟)在其东，青水西，其为(二字衍)鸟(身)、人面、一足。”这个文字画该是它的图腾，表明它是风姓的一个氏族。   32# (三)关于会意式文字画的释读(上)——双音词 1、三苗。上古有个三苗部落，后人称之为苗民或有苗，同夏族打过不少交道，《尧典》定为四罪之一，被尧窜于三危。《海外南经》讲三苗在赤水之东，一曰三毛国。三苗无法画，画家就以三毛为题，文字画是“其人皆(“身”之讹)生羽毛”、“有翼”。后来被误释为羽民、毛民等。《大荒北经》：有人有翼，名曰苗民。《海外南经》：羽民国……其人长头，身生羽。《海外东经》：毛民之国，为(其)人身生毛，正好一致，可见羽民就是三苗。看来，三苗是本名，而羽民是对文字画的误解。上古的三苗大致是夷族之一，同苗瑶语族的苗族并非同族。误认三苗为苗族，是从吴起开始的；两千多年来以讹传讹，影响到许多历史著作和课本。(苗族分布在中南半岛、海南岛以及华南，湘、鄂，未至过江北。) 2、驩兜。驩兜也是个著名的氏族，在《尧典》中列为四罪之一，被尧“放于崇山”。《海外南经》中，它的同音词有讙头、讙朱，文字画有二。象形的图形是“人面、有翼、鸟喙”，表明它是夷族，以鸟为图腾。会意的文字画以玄珠为题，被误为三珠。图形是“其树如柏，叶皆为珠”，位置在“厌火(光)北、赤水上”。《庄子》云：“黄帝游乎赤水之上，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虽说被编为故事，却正确地表达了这个画题的名字——玄珠。 3、饕餮。《左传》称饕餮为四凶族之一，被舜投于四夷。《海经》有它的同音词，一名凿齿，一名雕题，文字很散乱。《淮南子·本经》讲后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高诱注：“凿齿，兽名，齿长三尺，其状如凿，上彻颔下而持戈盾。”这该是说明文字画的逸文。《海外南经》记为“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记了故事，却漏掉了形象。《海内南经》有“雕题国”三字，没有形象。《海外南经》有形象，“其人一身三首”，却被误为三首国。它的同义词还有开题、三头和三面。 4、梼杌。梼杌氏族，在《左传》中被称为四凶族之一，而楚国却用它命名国史[11]。看来，它同楚国的王室有相当的历史联系。《海经》有渚夭(之野)，当是它的同音词，《大荒西经》夺作沃之野；《淮南子》作沃民、沃野。文字画是“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它同画题有无关系，还看不出来。前面的大风中引有“朱蛾”一词，只讲“其状如蛾”，当是后人补画进去的。《招魂》中的赤蚁，又是对朱蛾的误解——朱、赤同义，蛾、蚁同音。(蚁的繁体——蟻字，从我得声。) 5、厌光。《海外南经》讲讙头之南有个厌火，一说三珠(树)在厌火北，其形象是“兽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不可理解。厌火，《博物志》作厌光。光、火二字，篆文近似，参照汉赋，应以厌光为准。《南山经》讲羽山之西有个尧光之山，地望一致，尧光山该是由厌光氏族得名。汉赋中多次讲它的同音词，如《大人赋》：前长离而后矞皇。《甘泉赋》：捎夔魖而抶游光。《东京赋》：捎魑魅，剒獝狂；……残夔魖与罔像，殪野仲而歼游光。矞皇、獝狂、游光都是厌光，李贤分别注为恶鬼、神名、火神，都是神话化后的揣测之词。 6、补遂。《战国策·秦策》讲有神农伐补遂的战争，注云：“补遂，古之诸侯”，等于不注。在不同的《海经》图中，画家为它选用了不同画题，一为蝮蛇，一为反舌。《招魂》中的蝮蛇，《海内南经》作巴蛇，文字画的释语是“黑蛇、青首、食象”，散在《海内经》中。《大荒南经》讲它位于“黑水之南”。反舌，《艺文类聚》引为“反舌国，其人反舌”。《山海经》今本作“歧舌国，其人舌皆歧”，文义不通；郭璞注谓“或云支舌也” 。《淮南子》、《吕氏春秋》都有反舌民。看来，应以反舌为准，“支”为反之讹，支舌又被繁化为歧舌。《海外南经》在反舌西边，有个不死(民)，当系补遂的同音词，又由它演绎出不死之乡、之所、之山、之树、之草和之药。有了不死之药的说法，就被编制出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所以，用不死药以骗秦始皇、汉武帝的方士，都是齐人。 7、穷蝉。《五帝本纪》和《大戴礼·帝系》都讲“颛顼产穷蝉”，穷蝉该是个氏族而非人名。在《海经》中用同义词刑天为题，文字画是“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8、被衣。《庄子·天地》讲尧的师之师有个被衣，一作蒲衣，也象是氏族名。《海经》中作比翼，该是画题，文字画是“两鸟比翼”，在羽民西北。《天问》中有：“白蜺婴弗，胡为此堂？”其事虽不可考，而白蜺确是被衣、比翼的同音词。 9、高阳。屈原自称为“帝高阳之苗裔”，看来，高阳在被神化为帝以前，也是个氏族。在《海经》中，有两个文字画同它有关。一个画题为拘缨，图形是“一手拘缨”。在《淮南子》中，《地形》作句婴民，高注：“读为九婴”；《本经》作九婴，“羿杀九婴于凶水之上”。另一个画题为九阳，名称隐而不彰，由于后人对文字画的误解，名为十日了。《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综合判断，这是把文字画和说明混合在一起了。在“十日并出”的神话形成以后，九日被说成十日，九阳一说就被人忘记了。《海外北经》中“大蜂、朱蛾、蟜□”的蟜□，我以为就是高阳的别写，不幸后一个字又夺脱了。 10、斟寻。《左传》襄公四年讲有穷后羿有个与国斟寻，后来给寒浞灭了。《天问》也提出“覆舟斟寻，何道取之”的问题。斟寻的画题，《海经》作“三身”，文字画是“一首而三身”。另图的画作“三桑”，文字画是“其木长百仞，无枝”。《淮南子》也有三身和三桑。 11、阙巩。《左传》讲古国有个阙巩，“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这个国名，缺乏注释。在不同的《海经》图中，它的画题，一作结匈，一作奇肱。关于结匈，文字画是“臆前胅后，如人结喉”，多半是胸前突出一块，好象赘疣，直觉地释读，就会误认为贯胸或者穿胸。关于奇肱，文字画是“其人一手”，所以又被误读为一臂。这个奇肱，经过多次口授的误解，辗转孳乳出许多带有股、胫、踵、趾的名词，见于《海经》的有长臂、长股、交股、玄股、长胫、交胫、跂踵、大踵；见于它书的还有奇股、长肱、交趾、玄趾；结合长肱和长股，又产生出长人和大人。对于它们的因果源流，这里不予分析，仅指出两点：一是交趾一词，后来喧宾夺主，为人所共知；二是由长肱孳乳出张宏和常雄，常雄倒书为雄常——《淮南子》讹变为雒棠。 从上述十个会意的文字画看来，许多氏名的正确音读，大都没有文义可言。文字画家对它们晋星设计时，必须掌握两条，一是同音，二是有语义，把二者结合起来，就是有语义的氏族的同义词。所谓同音，指上古时期的语音。对于古音的研究，现在只能确知隋唐。略知汉魏，对于周秦古音只通过战国时的诗韵，略知少许，我们对于《海经》的文字无从标音，可是，按照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把中古的辅音、元音、尾音近似的音读，当做上古的近音，大体还说得过去。所谓语义，一般是用后一个音为名词，以表达形象的实体；前一个音为动词、数词或形容词，以表达实体的附加部分，使之更为切合画题。这种格式，不论其思维逻辑和语言规律，都同甲骨文和金文一致，完全是我们先人创制的成果，没有丝毫外域的影响。 33# (四)关于会意式文字画的释读(下)——三音词 氏族名称，不但有双音节的，也有三音节的，如上面谈过的鬼臾区。在上一节我们看到，用艺术手法把一个双音节的氏名会制成文字画，已经相当吃力，还不能十分贴切，要想用一个图形表达三音节的氏名，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把它分解成双音词，再按音、义、形一致的原则构思选题，设计制图。根据这一思想方法，不但能够透过三音节的分解，认识到有关的双音词的相互关系，也能够从几个双音词的联系中，发掘出它所由产生的三音节的根词。 1、西王母。古氏族有西王母，周初尚存。古本《竹书纪年》有周穆王见西王母、西王母来宾的记载，事类肃慎氏来朝。后人望文生义，讹传生真。一种是从“母”字着眼，战国时小说家编的《穆天子传》，把它塑造成一位女王。西汉时宗教家把它尊奉为女神，哀帝时爆发了“西王母行诏筹”的骚动，魏晋人更制造东王公同它相配。一种是强调“西”字，当做方国和地名，有在今青海、新疆到阿拉伯、波兰种种说法[12]。音韵学家罗常培考证说，东汉以前，西字德读音是同“哂”而不同于“犀”。其证明是，在《礼记》中，它和巡为韵；在刘向《九歌》中，它和纷为韵；在《灵光殿赋》中，它和芬、坚、存、孙、珍为韵。正确地认识西德古音，是了解西王母在《海经》中被分解为画题德关键。西王：画题是乘黄，是古代传说德一种动物，文字画是象形德，“其状如狐，其背有角”。乘黄之名，也见于《逸周书·王会》，在《离骚》中写作“西皇”：“麾蛟龙以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屈原幻想渡大水要叫蛟龙架桥，过小溪令西皇当坐骑。王逸注云：“西皇，帝少昊也”，不得其解。西母：画题是三目，名已遗失；图形是“其人一臂(二字衍)三目”。同音有深目、寻木，屈赋中德“纵目”，汉哀帝时行诏筹者称“纵目人来”的纵目，《招魂》中的参目，也都来源于此。《海内北经》明确说西王母在昆仑虚北。按：夷族的氏名、地名，韵尾多(m)，夏族译文，有作“木”(若木、建木、搏木、寻木、三木)、作“目”(三目、深目、一目)、作“母”等不同写法，任、奄、林、蓝、斟也都是－m。 2、医无闾。《周官》职方氏讲幽州的山镇是医无闾，山名似乎得之于氏族名。《海经》没有这个名词，透过由它分解得双音词，可以看出这个根词。医无：画题是一目，图形是“一目中其面”。一目得促音读任，所以《大荒经》讲无继、无肠、儋耳都是任姓；春秋时的任国，可能同它有关系。无闾：画题应是无膂，不幸遗失；文字画是“反足，曲踞(文字误为“曲足居上”)”和“足反折”，用不能立表达无膂。在传抄中无膂被误写为无綮，无綮的讹变有二，同音为无继，又倒写为继无；同义为无肠，分别写入《大荒北经》及《海外北经》。柔利：柔是“医无”的促音(拼音)。柔利的画题是聂(音纽)耳，文字画是“两手聂其耳”。同音词有牛黎、留利，同义词有儋耳。 3、女子魃(女魃)。女魃有个同音词女薎，《海外西经》讹为女祭。女祭、女魃曾出现两次。女祭也有个同音词，叫做女子(国)。援西王母被分解为西王和西母的事例，我们把女祭女薎或女子女魃所由以分解的根词，定位女祭薎或女子鬾，其同音词有女鬾服。《说文解字》：“鬾，鬼服也；一曰小儿鬼。”《韩诗传》曰：“郑交甫逢儿女鬾服”。这又透露出来，女鬾服还可以简称鬾服，《说文》引《周礼》作赤发氏，也该是由这一根词分解出来的。这么一来，我们就能够认识到不同的地图上众多的文字画了。女祭：画题为女几，文字画是“一女持几”——在《海外西经》误释为“祭操俎”。它的同音词，除了女子以外，似乎还有个女支给遗失了。《海外西经》和《大荒西经》的“女丑”，多半是“女支”篆文的残形；《天问》中的女岐，该是女支的繁化字。女服：画题为女箙，文字画为“一女持箙”，被误释为“戚操鱼觛”。按：箙为矢袋，是古人日常的装具，鱼觛不通。另一画题为二八，文章画是“尽十六人”——该是上下两列，每列八人。女魃，女薎和贰负都是它的同音词。鬾服： 画题是赤膊，文字画是“其人赤膊”，被误释为“其人小颊赤肩”。赤发、赤魃是它的同音词。此外，还有些解说文字，可以佐证这个根词。(1)女祭、女薎固然是两女，女子(国)也说是“两女子”，女丑也说是“有两人”。(2)《海外西经》的女子(国)，《大荒北经》的女魃，《大荒西经》的女丑，都是“衣青衣”，文字画的形色都是共同性。(3)女祭、女薎是“居两水间”，女子(国)是“水周之”，女魃是在“赤水上”，地理的位置也有其共同性。根据这三点，我们又可以判断，《大荒北经》中的“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献”，献字当系魃字之讹，这个三音词正是女子魃。 4、鬼臾区(见上) 从上述四例看来，三音词的画题，基本上是从三音节中选用两个音节，个别是将三个音节拼合为两个音节——必须适合音韵学拼音的条件。用这两种方式处理多音节的外国地名，在国外侨胞中长期流行，如称印度尼西亚为印尼，属于前一种方式；称劳斯安极立斯(Los Angeles)为洛山矶，属于后一种；称三佛兰西斯科(San Francisco)为三藩市，则是两种方式的结合。由今溯古，也足以说明，用文字画所表达三音词的做法，是我国先民的创造而形成了悠久的传统。 34# 三、《海经》诸氏族的地望和时代 上一章用相当的篇幅，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即还“怪物”以其历史的本来面貌，说明其文字画的实际意义。这里再补充一些地名，初步指出各氏族当是的地望，探溯一下《海经》地图绘制的时代。 (一)补充若干地名 1、羽山。《海经》有羽郊而无羽山。《海内经》：“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郭注为“羽山之郊”，又于《南山经》注云：“今东海祝其县西南有羽山，即鲧所殛处。”在今赣榆、郯城之间。 2、苍梧。《大荒南经》云：“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当在沂水之东，可能在沭水附近。《困学纪闻》引薛氏曰：“舜葬海州苍梧山，近莒之纪城。”可以互证。 3、青邱。《海外东经》有青邱(国)，《淮南子》讲羿“缴大风于青邱之泽”，是个湖泊。《元和郡县志》云：“千乘县，县北有青邱县，以齐景公有马千驷，畋于青邱得名。”现名清水泊，位于广饶、寿光一带。 4、幽都山。《海内经》：“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北山经》云：“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郭注“浴水即黑水也。”浴字当系洛字之讹，黑水即小清河，现称泺(音洛)水，幽都当即历城西南之药山，古籍中的幽州、幽陵，也都是它的讹变。 5、三危山。《西山经》云：“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海内北经》称“西王母在昆仑虚北，其南有三青鸟”。约在济南东南，章丘西南。 6，不周山。《大荒西经》有不周山而无说明。《淮南子》说“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应在幽都山的西北。《离骚》云：“忽吾行此流沙兮，尊赤水而容与；……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从沂水去西海(钜野泽)，要先到不周，再向左转。王逸注：“在昆仑西北”，大致不错，当在长清境内。 7、崦嵫山。《西山经》云：“崦嵫之山，若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这个海也是钜野泽，这条若水应系大汶河(弱水)的一条支流。《海内经》云：“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三字衍)若木，若水出焉。”看来，山在泺水(黑水)和肥河(青水)之间，当系泰安西北的某山。 35# (二)各氏族活动的地区 1、轩辕。《海外西经》称“穷山在其北”，当在今沂源一带。 2、驩兜。《海外南经》讲它位于“厌光北，赤水上”，当在今沂南、蒙阴一带。 3、三苗(羽民)。《海经》和《淮南子》都讲洋水(沭水)“南入海，羽民南”，《海外南经》谓“三苗(国)在赤水东”，大致在莒南、赣榆一带。 4、共工(穷奇)。《海内北经》讲穷奇在“昆仑虚东北”，《海外北经》讲共工“在昆仑之北”，相当于章丘、邹平一带。 5、饕餮。《海外南经》讲凿齿“在昆仑虚东”，《海内南经》讲贰负(女魃)“在开题(雕题)西北”，即饕餮在女魃东南，相当于沂源、沂水一带。 6、祝融。《大荒北经》讲烛龙在“赤水之北”，《海外北经》讲它“居钟山下”，当今龟蒙山区。 7、西王母，《海内北经》讲它在“昆仑虚北”，相当于济南、章丘一带。按：济南、章丘间有神武河、神武镇，古音与深目(西母)相同。 8、女魃。《大荒北经》讲女魃在“赤水之北”。《海外西经》讲女祭薎“居两水间”，当指汶水上游与小汶水之间，相当于新泰、莱芜一带。 9、窫窳。《海内南经》讲它“居弱水中”，《海内北经》讲“贰负(神)在其东”，即它在女魃之西，相当于新泰、莱芜西部。 10、大风。《海内北经》讲它“在穷奇东”，《淮南子》讲羿“缴大风于青邱之泽”，应位于广饶、博兴一带。 11、一目。《海外北经》讲它在烛阴(祝融)之西，大致在今曲阜、兖州一带。周初的奄，春秋时的任，都是一目的促音。 12、补遂(不死)。《海外南经》讲反舌在昆仑虚西，《海内经》讲不死之山(二字衍)在“流沙、黑水之间”，相当于肥城、平阴一带。 13、厌光。《海外西经》讲赤水(沂水)“烛南海、厌火(光)东”，《西山经》讲尧光之山在羽山西，山名当得名于厌光氏族。它当位于今临沂、费县一带。 14、梼杌和高阳。《海内北经》讲它们都“在穷奇东”，《淮南子》讲羿“杀九婴于凶水之上”，二氏大致在临淄、临朐、博山一带。 15、奇肱(交趾)。《大荒西经》讲长胫(奇肱)在“赤水之东”。《大荒南经》张宏，郭注“或云奇肱(人)”，“在海上，捕鱼海中”，水北为上，当即诸城、日照、莒县一带。 16、斟寻。《海外北经》讲“欧丝之野在大踵(奇肱)东，三桑在欧丝东”，当在诸城一带。 17、防风(毕方)。《海外南经》讲“毕方在青水西”，《海内西经》讲青水“过毕方(鸟)东”，当在今东平一带。 18、被衣(比翼)。《海外西经》讲“羽民在比翼(鸟)东”，即被衣在三苗西，当在莒南、临沂之间。 根据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将它们标注在《海经》疆域图上。不过，我要声明一下，上述的地望，只是依据地图按图索骥的说法，将来在进行民俗学的调查和史学的深入研究以后，一定会有相当的修正。   36# (三)《海经》图绘制的时代 甲，儒家、墨家的资料 《尚书·尧典》：尧……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 《庄子·在宥》：尧于是放驩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都。 《荀子·议兵》：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 《左传》：舜流四凶族：混沌、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夷，以御魑魅。 《大戴礼·五帝德》：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墨子·节用中》：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 乙，道家、法家的资料 《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上，登乎昆仑之丘，南望还归而遗其玄珠。 《尸子》(逸文)：四夷之民，有贯胸者，有深目者，有长肱者，黄帝之德尝致之。 《归藏易》：蚩尤出自洋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 《管子·五行》：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 《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上，驾象车而六蚊龙，毕方并鎋，蚩尤居前，风怕进扫，雨师沥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 丙，杂家的资料 屈赋《离骚》有苍梧、崦嵫、扶桑、若木、凤鸟、穷石、昆仑、流沙、赤水、西海、不周、西皇。《天问》有汤谷、女岐、昆仑、烛龙、长人、不死、黑水、玄趾、三危、白蜺、大鸟。《招魂》有长人、十日、雕题、蝮蛇、赤蚁、玄蜂、纵目、幽都、参目。 《吕氏春秋》、《求人》：禹东至榑木之地，……青丘之乡，黑齿之国；南至交址……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西至三危之山，巫山之下，……其肱、一臂、三面之乡；北至……，夸父之野，禺强之所，积水、积石之山。《知度》：禹曰：若何而治青口、北化、九阳、奇怪之际？《古乐》：颛顼生自若水，实居空桑。 《淮南子·本经》：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长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长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 上述资料中，氏族仍保留了族名，开始出现了人名化得苗头。道家、法家的资料中，氏族名出现了鬼神化的趋势。在杂家的资料中，基本上都蜕变方国名和鬼怪名。氏名性质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人们的认识过程，越到晚后，越是失真，比较起来，儒家的认识更为接近历史的实际。因此，它的相对年代，也以儒家说的尧舜时期较为准确，即我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建国之前，它的绝对年代，最低限度也在公元前二十二世纪。最后，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海经》地图就是四千二百年前今山东省中部的氏族、部落分布图。 注  释： [1]见高本汉《左传真伪考及其他》(陆侃如译，商务版)，第86页。(《时则》实即《吕氏春秋》“十二纪”)(46①) [2]一段为从“使竖亥步至北极”至“若木在建木西”，另一段是从“凡海外三十六国”至“维湿北流，出于燕”。(46②) [3]《大宛列传》之《山经》今本作《山海经》，据《论衡·谈天》引“太史公曰”文字校正。(46③) [4]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杨树达《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47①) [5]如唐人刘元鼎以紫山(巴颜喀拉山)为昆仑。(47②) [6]有傅会佛经者，《释氏西域记》以阿耨达山为昆仑，丁山以须弥山为昆仑；有傅会《穆天子传》者，顾实谓昆仑在波斯，丁谦、刘师培谓昆仑在迦勒底；有据《禹贡》以定昆仑者，洪亮吉定位天山， 张穆定为冈底斯山。(47③) [7]近年来测量的标高是，罗布泊为海拔780米，雅合拉达合泽山(河源)为海拔5442米，足证“重源”之荒谬。(47④) [8]史书关于碣石有以下诸说：右北平骊城西南、辽西桑县、常山九门县、辽西临榆县南水中、乐浪遂成县、营州柳城县、北平卢龙。(50①) [9]《太平御览》卷三八及卷四九七。(50②) [10]《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4页(52①) [11]《孟子·离娄下》。(54①) [12]西王母所在，有下述数说法。拉克伯里：喀什噶尔。夏德：未出长城。福哲：今阿拉伯。沙畹：塔里木河流域。藤田丰八：今青海。丁谦：亚西里亚。顾实：华沙附近。卫聚贤：和阗之东。(56①) (原刊于《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46—62页) 辑者注：原文注释为每页下脚注，今为便于阅读改为按序号的尾注，每条尾注后括号内的两个数字表示原文页数和脚注序号，如注[1]后之(46①)即表示为该文第46页脚注①，余者倣此。 （全文完） 37#  转帖完何幼琦先生的这篇长文，来总结两句。 何先生此文的开创性意义在于，他把《海经》记述的地域之谜给揭发出来了，这是一个凿破鸿蒙的创举，此前有许多把《山海经》的地名和实际地名相印证的做法，但是最后质之实际，无一相合，而何先生这篇文章则完美的揭开了这个千古谜团。主要有以下几点： 1.认为《海经》就是《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的古书《禹本纪》。 2.认为《海经》地图就是四千二百年前今山东省中部的氏族、部落分布图。 3.认为昆仑虚就是今天山东的泰山，这是一个揭开《海经》之谜的重要坐标。 4.基本准确的指出了《海经》中七条主要河流的是今天的哪几条河流，比如认为赤水即沂河，洋水即沭河，流沙即泗水等等，固然还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何先生的卓识已足以令人叹服。 5.准确地指出了一些重要古地名的的大体位置，如幽都（幽陵）、交趾、苍梧、青丘等等，为《海经》地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坐标。 不过，何先生此文中有些研究笔者尚不能赞同，比如其“文字画的释读”两节，笔者认为随意性较大，可取之处并不多。 38#  下面的讨论我们就沿着何幼琦先生开创的路子走下去看看，《海经》中记述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39# 【转帖】“四海”在上古地理中的疆域意义 作者：王宁 在历史地理学中，有“四海”这个名词，在古地理学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历来学者对此均无深入的探讨，故作此文，略舒己见。    一、古代对“四海”的记述 “四海”一名古书习见，乃诸朝代对自己疆域范围的通称，最早是《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载颛顼时“乘龙至于四海”，此后夏、商、周三代都把自己德疆域称为“四海”，沿用至今。 不过，自商代以降，历代德疆域四周大多没有确定德四个海，比如“南海”，有人会认为就是指今天德南海，但在周代以前，其势力范围并没有达到那么远德地方；又如“西海”，自汉代以后都以今青海德某个湖泊比附之，但此地也非三代时期的势力所及，可知三代时所称的“四海”当另有所指。 那么，“四海”只是古人虚拟的一个名词呢？还是的确有四个海？如果说是个虚拟的名词，那么为什么不称四山、四泽、四水而单称“四海”？笔者认为应该相信古代确实有四个海，分别在东西南北四方，《礼记·祭义》中引曾子说也说有东西南北四海，《山海经》中说“liu合之间，四海之内”，也说到“四海”，其《五藏山经》中提到东海3次，西海1次，北海2次，没提到南海；其《海经》部分提到东海7次，西海3次，南海6次，北海7次，可见《山海经》中的“四海”是真实存在的四个海。它不仅有东西南北四海的具体记载，还记有四海的海神，因此，它应当是上古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疆域四周的四个海，因以“四海”称自己的疆域范围，并为历代所沿用。 商代自汤伐桀之后，势力范围是以今河南省为中心渐及其周边地区，《诗·商颂·玄鸟》称汤“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已明言“四海”；周代自灭商之后，疆域较广大，《太平御览》卷六二六引孙武曰：“夫帝王处四海之内，居五千里之中”，说明周代也是把疆域称为四海，但这二代的疆域四周却举不出具体的四个海来，正因为此，只好寻求别的解释，比如《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这个解释显然不符合事实。因此，商周二代的“四海”之说应该是从前朝继承而来的老说法，并不是说其疆域四周真有四个海。 商代以前是夏代，夏之先人大禹与四海的关系最为密切，如《书·大禹谟》：“文命敷于四海”，《禹贡》：“四海会同”等等，《益稷》中载大禹说：“予决九川，距四海”，《列子·汤问》载夏革述大禹曰：“liu合之间，四海之内”，可知夏代也是称其疆域范围为“四海”。夏王朝的故国的位置目前仍然有争论，杨向奎先生根据古籍的记载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夏王朝的疆域范围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渐及冀、豫、苏、皖等周边地区[1]。杨先生的这个说法的确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因为在今山东省的四周，上古时代的确可以明确地举出四个海来。 40# 二、“四海”考实 关于“四海”的具体论述，较为近实的是清代的孙星衍，他在《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虞夏书·皋陶谟第二中》论之云： “四海者，《禹贡》云：‘青州：潍、淄其道，海滨广斥’，此为东海，在今登州。《禹贡》云：‘导河，北播为九河，入于海’，此即北海，汉为渤海郡，为今沧州、天津之境。《禹贡》云：‘北江入于海，中江入于海’，此为扬州之海，疑亦可为南海。《左传》：‘楚子云：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孟子》云：‘孙叔敖举于海’，似楚之南海即为扬州之海也。《史记正义》云：‘按南海即扬州东大海。岷江下至扬州，东入海也’。《禹贡》不言西海，《史记·张仪传》：‘司马错曰：利尽西海’，《索隐》曰：‘西海，谓蜀川也。’又《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海内西经》云：‘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是《山海经》有西海，亦名渤海，汉时谓之蒲昌海。《说文》云：‘泑泽，在昆仑虚下’。即蒲昌海也，亦谓之西海。” 总结孙星衍之说，应该是：东海就是现在烟台以东的黄海海面，西海就是蒲昌海，又名渤海，南海是今江、浙以东的黄海海面，北海就是现在天津、沧州东的渤海，这里面除了西海的说法不正确之外（他说西海又名渤海是对的），其它三海的位置庶几近之。实际上应该是： 东海：今山东半岛以东的黄海海面。 北海：即今渤海。古代渤海的海岸线现在虽然不能确定，但是现在的庆云、无棣、滨州、东营一带当时还都是海恐怕不成问题，因此渤海对于当时的山东省来说，可算是一个“北海”。《庄子·秋水》说河伯“顺流而东，至于北海”，《庄子》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而黄河古今都是入渤海的，可知直到战国时渤海仍有北海之称。 西海：这个西海不可能是蒲昌海，距离太远了。何幼琦先生认为《海经》中的西海就是古代的巨野泽，古亦称大野泽、勃（渤）海[2]，其说良是。古时河、济、濮、汶等水皆注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淡水内陆海，水面甚为广阔，《元和郡县志》云：“大野泽在巨野县东五十里，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宋史·宦官传》：“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可见其面积之广大，故古人以海视之。此泽今已基本堙没为平地，东平湖乃其遗存的部分水面，所谓“沧海桑田”由此可见矣。 南海：孙星衍认为是江浙以东的黄海，何幼琦也认为是黄海，近是。但是所指的范围太大，夏代的时候人们对大海的认识远没有那么广泛，笔者认为南海应当是现在的江苏连云港以东的海州湾。古代海州湾的海岸线和渤海湾一样，还要靠西，今连云港市原是其海中的一个岛屿，古称“郁州”，《山海经·海内东经》：“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璞注云即此岛。故海州湾当时对于山东省来说，是很标准的南海。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海、西海和南海之间，古代都有很大的水道相连接。古济水横贯巨野泽（西海）东流入渤海（北海）；古代黄河也曾经是先入巨野泽，又出泽外，东北流注渤海，《山海经·海内西经》言：“河水出（昆仑）东（当作西）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此中所言的“出”是流经的意思，不是指发源，《水经注·河水》引《洛书》曰：“河自昆仑，出于重野”，出即流经之意。“入渤海，又出海外”的“渤海”就是西海，也就是巨野泽，然后又出此渤海东北流注于今天的渤海。故河、济二水是连接东、西二海的河川。 现在的泗水是流注于淮，而古泗水是在今鲁桥镇南流直接入海而不注淮，《山海经·海内东经》后所附《水经》云：“泗水出鲁东北而南，西南过湖陵西，而东南流注东海，入淮阴北”，是其证。古代泗水向北亦有水道通巨野泽（西海），这一点《山海经·西次三经》里有明确的记载：“太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观水（疑即漷水，乃古代一条很有名的河流，今名南沙河）入流沙，而其中的文鳐鱼又能行西海、游于东海，可证当是流沙、西海、东海之间都是有水道相通的。故泗水（流沙）是连接西海与南海的河川。 也就是说，东海、北海、河、济、西海、泗、南海恰好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疆域范围，基本上就是今山东省全境和河北省南部、江苏省北部的部分地区。在上古时期，这就是真正的“四海之内”的地区。知道了这一点，对研究史前地理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黄帝、少昊、颛顼时代的疆域与“四海” 据考古学证实，我国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进入部落方国联盟的时代，其形式就是以一个最强大的方国部落为中心，由许多方国、部族为成员，共同组成一个大的联合体式的国家，作为中心方国或部族就是联盟的盟主，其首领就是联合体的王，其成员方国、部族的首领便称为“诸侯”。龙山文化时期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在古史传说中，黄帝时期的国家体制已经如此，如《史记·五帝本纪》就说“炎帝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汉书·郊祀志》言“黄帝万诸侯”，皆是其证。而现在经考古学证实，这种国家制度在商代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备，商因夏礼，可以推定，夏代的国家制度也应当是这样，而五帝时代应当是这种国家联盟制度初始的时期，因此，它也有自己的国都（王者所居），有其疆域或势力范围。 正史记载的中国历史始于五帝时代，五帝的传说很多，最有影响的是黄帝、颛顼、喾、尧、舜为五帝说。此说首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后被司马迁写入《史记》，遂普遍为史学界所接受。直到近代，王国维、郭沫若等人根据古文献和甲骨卜辞的记载，考证出帝喾就是帝舜，也就是《山海经》中的帝俊，即卜辞中称“高祖夒”者，本来就是上帝[3]，如郭沫若说：“（卜辞中）神话中之最高人物迄于夒，夒即帝喾，亦即帝舜，亦即帝俊。帝俊在《山海经》即天帝，卜辞之夒亦当如是。旧说视帝喾、帝舜为二，且均视为人王，乃周末学者之误会。”[4]那么，《五帝德》和《五帝本纪》中的五帝系统也就崩塌了。另外，笔者认为，帝喾（夒、舜、俊）也就是黄帝。黄帝即皇帝，就是上帝，乃是其神号或者是尊号，喾（夒、舜、俊）是其名[5]，这一点在《山海经》中就有直接的证据，《大荒东经》说：“黄帝生禺猇（原字左从豸），禺猇生禺京”，郭璞注：“猇，一本作号。”《海内经》又说：“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郝懿行《笺疏》：“《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猇，即禺号也；禺号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声相近。然则此经帝俊又当为黄帝矣。”《天中记》卷十一引路氏（疑是《路史》）曰：“帝俊是黄帝字”，径以为帝俊就是黄帝，可见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古已有之的。这样看来，此五帝系统就更不可信了。 下面我们只能根据其它的古史传说来略作论述。  42# 据《帝王世纪》，黄帝之后是少昊帝挚，帝挚之后是帝颛顼，这三帝都是作都于空桑，或作穷桑，又称穷石（按：“石”当是“柘”字之省，《说文》：“柘，桑也”，且桑、柘二字古音铎阳对转叠韵，音近义同，故穷桑又称穷柘，后讹为穷石），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 《归藏·启筮》说“蚩尤伐空桑，（黄）帝所居也”，《帝王世纪》说：“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是黄帝本都穷桑，其势力范围的记载见于《史记·五帝本纪》：“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东至于海即至于东海，此可无论。西至于空桐，前人皆以甘肃之崆峒山比附之，那是错的，因为根据其文例，空桐乃是一个地名，不是山名，鸡头才是山名。空桐当是空柘之误，也就是穷石、空桑，指曲阜，鸡头山当是曲阜附近某山的古名（疑即尼山）；南至于江，这个江不是现在的长江，而是今天的沂河（古称沂水）[6]，熊、湘当是沂水流域的山名。北逐荤粥，《史记索隐》云：“匈奴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玁狁。”郭沫若云：“玁狁于《诗》称朔方”[7]，《书·尧典》：“宅朔方，曰幽都”，可知朔方（荤粥、玁狁）当时是在幽都附近。 幽都是一座山名，《山海经·海内经》：“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这里面的“出”也是流经的意思，说明幽都山在黑水之滨。而《大荒西经》又说：“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何幼琦、何新二先生并认为昆仑之丘或昆仑之虚就是今山东的泰山[8]，此说确凿无可易。而泰山是在古济水之前，可知黑水就是古济水。在北海（渤海）之内、黑水（济水）之滨的山，只能是华不注山，又称华山、金舆山，在济南市东北，古济水之南岸，故知荤粥（朔方）之故国即在此地也。 由上分析可知，黄帝之势力范围是东至于海，西至于今曲阜一带，南至于沂水流域，北至于济水之滨，其范围并没有出山东省，正是在四海之内。 少昊即帝挚，其疆域古书无载，不可强说，《帝王世纪》说：“少昊邑于穷桑，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地在鲁城北。”则他与黄帝一样都于曲阜，其疆域应当大致与黄帝相同。 少昊之后是帝颛顼，《吕氏春秋·古乐》说“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帝王世纪》称他“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始都穷桑”，则颛顼亦都于曲阜，其势力范围古籍有明确的记载，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止（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幽陵即幽都山，亦即华不注山，说已见上。 交止（趾）即《山海经·海外南经》中的“交胫国”，郭璞云：“所谓雕题、交趾者也。”交趾即交止，何幼琦认为在“诸城、日照、莒县一带”，说得范围太大。实际上交止即古纪国，以古音求之，交、纪双声（同见母），止、纪叠韵（同之部），故“交止”就是“纪”之缓音，盖其缓音为“交止”，促音则为“纪”也，古或只写作“己”，也就是《左传·昭公十九年》“莒子奔纪障”的纪障邑，后此地称纪城，在今山东省莒南县东37公里处的安东卫，此原为纪之故国，后来纪迁至今寿光县南之剧城（今名纪台村），其故国遂为纪障邑而属于莒。纪障（纪城）即古之交止，交与纪、止与障都是双声字，读音本相近似。此地古有苍梧之野，舜之所葬，《困学纪闻》卷五引薛氏曰：“舜葬海州苍梧山，近莒之纪城”，《墨子·节葬》云舜葬“南己之市”，南己即纪城，因其地在南海之滨，故曰“南己”；《帝王世纪》作“纪市”，可知“己”即“纪”也。薛氏所言之“苍梧山”亦即九疑山，殆谓纪城之岚山也。交止（纪）在南海边上，故知所谓“南至交止”就是南至南海。 西至于流沙，何幼琦认为“流沙即古泗水”，是也，准确地说应该是指泗水自济宁市东南之鲁桥镇转向南流的一段。 东至于蟠木，《十洲记》曰：“东海度朔山，上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名曰蟠木”，可见所谓“东至于蟠木”就是东至东海。 那么，颛顼时代的疆域也就是在四海之内，与黄帝时代的疆域没有多少差别。   43# 四、唐、虞、夏时代的疆域与“四海” 颛顼之后，就说道唐虞时代了。 唐是帝尧之国，古今之说皆无异义。虞古说是帝舜之国，上面已经说过帝舜就是帝喾，也就是黄（皇）帝、上帝，他不可能再有一个国。笔者以为虞即有虞氏，乃一古氏族名，本是夏民族之先人。在没建立夏王朝之前，夏人之国被称为“土方”（土后亦作杜），《诗·长发》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也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这个“土方”就是夏人的故国，启建立夏王朝之后始称“夏”。夏亡后，其主力逃到山西太原一带盘踞，与商人对抗，仍然被商人称为“土方”，恒见于卜辞，胡厚宣认为土、夏在古音中读音近似，故土方就是夏方，也就是夏民族[9]，是也。 因其族以白虎为图腾，白虎即虞，故其氏族称“有虞氏”，其首领之著者即禹[10]。后来禹子启在有虞氏国土方的基础上壮大势力，成为诸方国部族联盟的盟主，建立了夏王朝，古所谓“虞夏同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唐、虞、夏的疆域范围应该是差不多的。 《大戴礼记·五帝德》称帝尧时“四海之内，舟舆所至，莫不说夷”，可见尧时的疆域也是称“四海之内”。其具体记载见于《书·尧典》：“分命羲仲宅隅夷，曰阳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隅夷、阳谷当时在今山东荣成的成山一带，《尧典》称羲仲在此地“寅宾出日”，而成山乃古人祭日、迎日之地，《史记·封禅书》云：“八神将自古而有之……，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 南交，蔡沈《书集传》云：“南交，南方交趾之地。”也就是《墨子·节葬》所言的“南己”，即古纪城，在今安东卫，说已见上。 昧谷即指流沙，也就是古泗水南流的一段河道，即今之“南四湖”（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四湖，通称微山湖）一带，在上古时期并无此四湖，只有泗水南流的一段河道，但是地势极其低洼，深陷似谷，而且又有许多河道自东西两面注之，故水流很大，古人每至于此，苦其水面宽深不可涉渡，西望日之所入，天乃昏昧，故曰昧谷。《尚书大传》作“柳谷”，云：“秋祀柳谷、华山”，郑注：“柳，聚也，齐人语。”《集韵》：“柳谷，日入处。”可知柳谷就是昧谷，为何又叫柳谷？笔者认为这个“柳”当读为“聚”，同“鄹”，也就是“邹”，因为泗水最初南流的一段是在邹国境内，故曰邹（柳）谷，实际上就是古代的流沙。贾谊《新书·修政语上》言尧“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流沙就是泗水，也就是昧（柳、邹）谷，独山在古泗水之东濒，今在独山湖中，古又名蜀山，《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曰：“蜀山，在山东汶上县西南四十里，其下即蜀山湖，四望无山，屹立渡心，《尔雅》谓‘山独者，蜀’，故名。”[11]按：今即名独山和独山湖，其地原有独山乡。其湖殆是以山为名。“西见王母”也是说西至流沙一带，《淮南子·地形训》：“西王母在流沙之濒”是也。 “宅朔方，曰幽都”，即今山东济南的华不注山一带，在古济水之南岸，说已见上。 那么，帝尧时的疆域范围也是在“四海”之内。《墨子·节用中》云：“尧治天下，南抚交止，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尸子》卷下云：“尧南抚交止，北怀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说的都是这个范围，《书·舜典》称尧死后“四海遏密八音”当是实录。 44# 虞夏时代的疆域，应该就是大禹治水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在《书·禹贡》中有明确的记载：“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其中“朔南暨”一句实是两句之残文，前人不察，所释多穿凿，其原文当是“〔北至〕朔方，南暨〔交止〕”[12]，那么，虞夏时代的疆域范围也是在“四海”之内，故《禹贡》言“声教迄于四海”乃是实指。 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诗·商颂·长发》中所说的“相土烈烈，海外有载”的意思了。过去人们对这个“海外”十分不理解，有许多说法，其实都未得其实。王国维说：“《左氏·襄九年传》云：‘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以商丘为昭明子相土所迁。又《定·九年传》祝鮀论周封康叔曰：‘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则相土之时曾有二都，康叔取其东都以会王之东搜，则当在东岳之下，盖如泰山之祊为郑有者。此为东都，则商丘乃其西都矣。疑昭明迁商后，相土又东徙泰山下，后复归商丘。”[13]商丘在今河南商丘，其地已经是在四海之外了，很可能是到了相土之时，商人再次迁徙到四海之外的商丘之后，势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氏族繁荣，所以商人对此念念不忘，在诗歌中赞颂之也。   四海之内的地方古称为“中国”，《博物志》卷一云：“中国之域，左濒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万五千里。”此言之“中国之域”即四海之内，但言方万五千里显然是后人之夸饰，因为据《礼记·王制》所载“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面积要小得多。古代所说的方三千里，就是3000×3000平方里，据日本学者古田武彦研究，中国在秦以前所说的里是短里，每里约合77米[14]，那么古代的3000里相当于今天的231公里，故古代所记的“中国”的面积大约是231×231＝53361平方公里，约为今天山东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强。可见，“中国”并不是指四海之内的全部面积，而是夏王朝及其前代君王所统治的中心区域，也称为“中州”，《说苑·辨物》曰：“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天子处中州而制八方耳”，而《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由此观之，杨向奎等先生认为夏王朝故国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渐及其周边地区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四海之内”的地方，先后产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一系列独具特色而又相承相继的考古文化，自黄帝以至于虞夏的古代文化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产生出来的灿烂的文明，所以“四海”一词在古代可谓是深入人心。从商代开始，疆土大大开拓，大商的主要疆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四海之内，所以“四海”逐渐失去了它实际的疆域意义，成为一个泛称，指国家势力所及的疆域范围，并沿用至今。 引文注释： 〔1〕杨向奎《评傅孟真〈夷夏东西说〉》 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 齐鲁书社1985年7月 〔2〕何幼琦《〈海经〉新探》 《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下引何先生说皆出此文，不再另注） 〔3〕王国维说见《观堂集林》卷九 第412－413页 中华书局1959年6月。郭沫若说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 第224－225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4〕《郭沫若全集》考古编2《卜辞通纂》 362页 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 〔5〕王宁《狮子座之谜：夏商周三代的至上神观念与星辰崇拜》 《郭沫若学刊》1995年第3期 〔6〕景以恩《先齐兵主蚩尤考》　《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　第308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8〕何新说见《诸神的起源》第122页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9月 〔9〕胡厚宣《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　《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8月 〔10〕说详见王宁《原始天文学与夏商文化的起源》　《郭沫若学刊》1993年第2期 〔11〕臧励龢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1059－1060页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5月 〔12〕说详见王宁《〈尚书·尧典〉缺文举例》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2期 〔13〕王国维《观堂集林》卷第十二《史林四·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第515－516页 中华书局1959年6月 〔14〕李蔚《周穆王与西王母会见地点一说》 《文化经济报》1992年10月10日3版 （原发表于《枣庄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此次网上发布有改动） 45# 46#  因為《海經》部份記述的主要是“海內”、“海外”的地域，這個“海”就是“四海”，“海內”就是四海之內，“海外”就是四海之外。 現在我們可以知道古代的四海： 東海，就今天的今山东半岛以东的黄海海面。 西海，就是後來的巨野澤。 北海，就是今天的渤海灣。 南海，就是今天的海州灣。 《海經》記述的大體範圍就在此間也。 47# 【转帖】《海经》的作者及记述的地理与时代 作者：王宁 《山海经》由两部分组成，即《五藏山经》为一部分，简称《山经》；后面的《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大荒四经》和《海内经》为一部分，简称《海经》。何幼琦云：“《山海经》由《山经》和《海经》两部分组成，内容大不相同，文字的笔调也相去很远，表明它们是相互独立而平行的两种书籍。”[1]又说：“我们认为《海经》来自《禹本纪》……当刘向父子领校中秘的图书时，把《山经》和《禹本纪》合编在一起，改题新名为《山海经》，这就是此书首见于《艺文志》，也是《艺文志》不再著录《山经》和《禹本纪》的原因。”此说甚是。关于《山海经》的篇目，应该是《五藏山经》五篇本来是一本独立单行的书，后面的《海外》、《海内》各四经共八篇本来属于一本书，即《禹本纪》，也是单行的，是刘向、刘秀（即刘歆）父子把二书合编在一起，成为《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山海经》十三篇；最后面的《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是《禹本纪》的另一个古老的本子，因为其古老所以简册散乱缺失严重，已经不完整，刘秀在校理《山海经》的时候就没有采用这个本子，是晋代的郭璞在为《山海经》作注时掇拾残篇收录进自己的注本中，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十八篇[2]。     但是，这部书有许多古今不解的谜案，历来研究此书者，大都放眼在其记录荒诞怪异的一面，所以今天人们已经把它当作小说来看待了。事实上，这部书作为历史资料的重要性，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尤其是《海经》部分，笔者认为它本来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之遗民的作品，是一本记录夏王国故国的地理风物和历史传说的史书。     下面拟从《海经》记述的地理、时代以及作者三方面略作探讨，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海经》记述的地理     《海经》记述的地理，何幼琦先生在《〈海经〉新探》一文中做了精辟的论述，并把《海经》中的一些重要地名一一考出了其地望，虽然何先生的这篇文章里的问题不少，但是整体思路和一些主要地名的考证都是对的，在《海经》研究方面堪称是凿破鸿蒙之作，为我们正确认识《山海经》打开了门户，提供了一条正确的途径。     何先生认为：“《海经》讲的地区，中西是一座大山，名为昆仑虚。山的四周有几条大川，分别流入附近几个大海。”兹将其文中所解释的地名择其重要者略引如次：     昆仑虚：今山东的泰山     赤水：今沂河     流沙：今泗河。     弱水：今大汶河。     青水：今肥河。     洋水：今沭河     黑水：今大清河。     西海：即钜野泽，又曰大野泽，又称为渤海，《海经》或称之为“大泽”。     幽都山：即历城西南之药山。     不周山：当在长清境内。     崦嵫山：当系泰安西北的某山。     交趾：当即诸城、日照、莒县一带。亦即《海外南经》之交胫国。     这里面的一些说法笔者并不完全同意，拟另为文探讨，但这些水名和山名都在今山东省境内则是毋庸置疑的。笔者在《“四海”在上古地理中的疆域意义》[3]一文中补充了“四海”的说法，兹引于下：     东海：今山东半岛以东的黄海海面。     西海：即巨野泽，古亦称大野泽、勃（渤）海，其说良是。古时河、济、濮、汶等水皆注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淡水内陆海，水面甚为广阔，《元和郡县志》云：“大野泽在巨野县东五十里，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宋史?宦官传》：“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可见其面积之广大，故古人以海视之。此泽今已基本堙没为平地，东平湖乃其遗存的部分水面。     北海：今渤海。古代渤海的海岸线现在虽然不能确定，但是现在的庆云、无棣、滨州、东营一带当时还都是海恐怕不成问题，因此渤海对于当时的山东省来说，可算是一个“北海”。《庄子?秋水》说河伯“顺流而东，至于北海”，《庄子》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而黄河古今都是入渤海的，可知直到战国时渤海仍有北海之称。     南海：现在的江苏连云港以东的海州湾。古代海州湾的海岸线和渤海湾一样，还要靠西，今连云港市原是其海中的一个岛屿，古称“郁州”，《山海经?海内东经》：“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璞注云即此岛。     《海经》记述的地理就是在四海之内、昆仑虚周围的这些河川流域的地区，这个区域范围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境及其周边地区，故何幼琦先生认为“《海经》所记的疆域，就是泰山周围的山东中部地区”，并认为“《海经》地图就是四千二百年前今山东省中部的氏族、部落分布图”，说甚确当。     但是，这个说法似乎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近来看到的研究《山海经》的著述，基本上无人采信何先生的观点。这可能是因为何先生在考证时，只是拿了《海经》中的部分地名与现在的山东省的地理相印证，假设的成分多了些，而且有些考证也不够严密，缺乏足够的证据。因此，本文拟在尽量不重复何先生考证的基础上，从《海经》的整体记述入手，对其记述的地域范围加以重新考证，冀能使此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海经》记述地理方位的次序是先海外（大荒），次海内，此中所说的“海”，自然是指东、南、西、北四海，在《海经》中，共提到东海7次，南海6次，西海3次，北海7次。另外，《海经》中常有这样的记述：“东北海外”、“东南海外”、“西南海外”、“西北海外”，据此可知，四海在《海经》记述的地域中，不是在四正方，而是偏向于四隅。《海经》记述的地域层次可用下图表示：   海经图.jpg (18.38 KB) 48# 49# ------------------------ 秦伊人按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天知北游先生的一个帖子不见了，是个有专业水准的好帖子，我下载了主要部分，现在转帖在这里，表示对认真作学问的知先生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