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夏代文字的研究，近年来达到了高潮，特别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的问世，对夏代文字的研究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疑古派近期否定夏代存在的声音也少了许多。
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龙山晚期文化遗存，虽有力地证明了夏代的存在，因没有发现大量的夏代文字，使夏代文明的研究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探讨新的思路和方法，寻找夏代文字的传播与演变脉络，对研究夏代文字也许有帮助。
一、夏代文字为什么没有大量遗存
中国较早有文字的信史是商代，看到最早形成系统文字体系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发现再早的记录多是简单的符号或图画，能称之为文字的符号多出现在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史前岩石之上，因存量太少，没有规律，很难据此对当时的历史进行研究，这是目前研究夏代文明的主要困惑之—，也是疑古派否定夏代存在的主要理由。
理顺—下从古至今文字载体的变化，大致为结绳记事→岩刻→陶刻→骨刻→甲骨文→金文→竹简→绢书→纸写的基本发展路径。从其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传播工具，从岩刻到金文的发展过程中，几种载体的文字传播作用并不突出，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能够遗存至今的文字，不像是人们刻意所留。即使记载了大量文字信息的“甲骨文”，也不是人们有意留下的，只是当时盛行用龟甲占卜，这些占卜后无用的废弃龟甲，因耐风化腐蚀，被偶然遗存了下来。在这期间应该还有一种载体没有被确认，它虽然没有被广泛认知，也没有在考古发掘成果中得到证实，却可能是华夏民族早期的主要文字载体，并被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从文字的出现到大量使用竹简时基本结束，涵盖了整个夏商时期，它就是被历史遗忘的主要文字载体——木刻。
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人工制造的载体除木材外几乎没有可能成为主要的文字传播工具，如陶器易碎，铜器稀缺，岩刻不能移动，且费时费力。能够满足文字载体基本功能而又取之方便的只有树皮和木材，它的优点是取材容易，刻画书写方便，缺点就是易腐烂，不能长期保存。以夏商时期的文明程度，古人主要考虑的是取之容易，制作简单和使用方便问题，不可能去考虑长期保存需要。西周时期开始使用的竹简才有了长期保存的功能，人们这时候才认识到用竹子材料比普通木质材料更耐用，保存更长久。使用木材和树皮作为主要的文字载体，不能够长期保存，是夏代文字无法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夏代木质文字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使用木材和树皮的习惯却延续不衰，即是纸张和书写工具高度发展的今天，这些传统习惯仍能找到很多实例。在我国的东北内蒙古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现代仍有很多青年男女用当地的桦树皮做成本子，以记载和保存他(她)们的爱情信息，而这些地区正是夏人最早迁徙的地方(“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史记·匈奴列传》)。而用木材雕刻版画，制作工艺品更是华夏文明传承至今的重要手段。
一个新文字载体的出现，只是克服了原使用载体的缺点，并没有完全替代原载体，更不可能使其全部被淘汰，以致形成目前所有载体优势互补的共存局面。除结绳记事这个最原始的形式消失之外，岩刻、木刻、陶刻、金刻、竹刻和绢书等形式仍在社会中广泛流传，在历史长河中始终扮演着各自的重要角色。
二 、 夏代文字的流传与演变
从现有的史料和传说中，尽管看不到夏代完整的本来面目，看不到
一篇有研究价值的夏代文章，却可以从方方面面的典籍和考古研究成果中找到其文字流传和演变的基本途径。
从夏与周边的关系分析，随着夏王朝统治能力的增强，夏地域的不
断扩张和夏势力的逐渐强大，夏文化向周围不断扩散和渗透的能力也不断加强。在夏朝与四夷的密切关系中，夏文字的传播和演变始终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史记·夏本纪》载：禹治水成功后，有效管理国家，范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句话早在《禹贡》中就出现过。《禹贡》传说为大禹所作，系后人依传说编篡，成书也许较晚。学者的研究表明，《禹贡》即是伪书也不会晚于战国早期。由此可见，夏文化对四夷的影响是深远的，夏文字对四夷的渗透也是深刻的。
从夏商的关系分析，殷商虽夺取了夏朝的控制权，并没有完全征服
夏朝广袤的国土，也没有对夏朝体制进行改革，而对夏朝文化是全面的继敢和发展。《吕氏春秋·用民篇》曰：“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史记·殷本纪》载：“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可见，商对夏的征服无论地域或是文化都是有限的。商作为夏朝的方国夺取政权后，仅控制夏域的中心地区，政权也不是很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新创造出不同于夏文化的新语种、新文字，只有全盘接受夏代文明。商代“甲骨文”就是夏文字的丰富和完善，这条途径是夏文字传播和演变的主要途径，在延续华夏文明，创造灿烂的华夏文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夏亡后夏民族的迁徙分布分析，夏文字随夏民的迁徙已部分演变
为亚洲语系的多种文字。近年来有学者研究表明，朝文、韩文、日文、
蒙文、回文、维文、藏文、彝文、越文等文字均与夏文字有着极深的渊源，其文字书写特征非常相近，虽不能肯定就是夏文字的变种，其相互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去考证，但容纳了大量的汉字信息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目前的日文、朝文、韩文和越文体系中还在大量的使用汉字，近年来，还有专家发现了百多年前的古彝文和出土的夏代蝌蚪文非常相似，而彝族居住的西南地区也是夏民族很早就迁徙的地方，其中的缘由就很值得去研究。一大批学者公认的观点是，殷商克夏后，一部分夏人被迫迁徙，—支沿着太行山西边向北迁徙，到达今天的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与“北狄”融合；一支沿着关中向西迁徙，到达今天的西北和川藏地区、与“西戎”混居；另一支沿着江汉平原南下，到达今天的江浙、湖广和西南地区，构成了今天的多民族共存格局。这些被迫迁徙的夏民或融入当地民族，使夏文明深刻地影响当地文明，创造了含有夏文字重要元素的新文字；或以武力征服了当地民族，使夏文字得到了独特的继承和发展。如克商的周人就是夏人的后裔，也就是向西迁徙的一部分夏入分支。值得庆幸的是，他们重新夺回了政权，光复和延续了华夏文明。而其他迁徙的夏人大多在几千年的沧桑岁月中演变成了今天的少数民族。
三 、 研究夏代文字的途径
现代汉字是在古代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体现了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伟大魅力。最早的文字以象形指事为主，如“口”“山”“日”“月”等，到夏商时期出现了意形字，如“上”“下”等，商周时期文字已开始向简洁和刻画容易方向发展，形声、会意及词组也大量出现，文字渐趋于成熟，“甲骨文”就是这一时期文字发展演变的典型广表。1994年，湖北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出土的约6000年的陶器上，发现了170多个陶刻符号，部分符号和“甲骨文”很相似。近年来，禹州具茨山相继发现了大量4000多年前的岩刻符号，疑似与大禹治水有关，目前已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极大研究兴趣，这些符号的含义和规律一旦弄清楚，对研究夏代文字一定会有划时代意义。
寻找大量夏代文字目前确实存在困难，难就难在保存至今的夏文字太少，考古发现的大量岩刻符号多是线条和图画，很难与文字联系在一起，还像发现“甲骨文”一样偶然发现大量夏文字的期望是非常渺茫的。笔者认为，应开辟新的研究渠道，一方面认真研究已发现的古代岩刻、陶刻上的图画和文字与现代汉字之间演变规律，找到夏文字的脉络。一方面还要认真研究亚洲语系中除汉字外其它文字的演变规律，特别是那些古代与中原关系密切而文明发展较慢的少数民族文字，从中找出变化规律，对研究夏文字一定会有帮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