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夏代的青铜器、文字和城堡

论夏代的青铜器、文字和城堡

（刊于《文史杂志》2014年第2期） 

国家不是凭空发展而来的，它的出现必须有其契机、基础，或者说社会历史的环境。发生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即农耕和畜牧以人工增加天然产物的生产，导致了文明的产生。由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到文明起源，中经由生产力之继续发展而出现的革命，由部落、农村结合为国家、城市。农业革命是文明起源的基础文明的要素和标准的确定是讨论文明起源的基础工作。正因为学者对所定要素标准不一，才使得国家起源的讨论观点林立，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的说法是：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农业和水利灌溉的发展、城堡和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阶级和国家的产生、龙的孕育和出现；原始文字、金属工具、城堡；工具、用火、艺术的起源、埋葬习俗；人工制火、图腾崇拜；文字、青铜礼器、城市；历法；刻划符号代替结绳记事。在一般都认为可信的标准（文字、青铜器、城堡）中，学者们所强调的主次也有不同：如有的认为文字最重要，有的单从刻划文字推断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有的则强调青铜器的作用，有的认为中国在青铜时代开始正式进入文明，等等。[1]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他在理论上澄清了以往对文明概念的模糊认识，明确了解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与途径，以及探索的对象与范围，初步解决了中国文明的形成问题。夏鼐先生认为：中国的早期文明有自己的特点，青铜器、文字、城堡是文明产生的三个标志和要素。[2]

那么，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它在青铜器、文字和城堡方面是怎样的呢？

一、夏代的青铜器

青铜器简称“铜器”，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

新的考古成果证明，中国青铜器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3]所以，可以称得上信史的《左传·宣公三年》和《史记·楚世家》关于“禹铸九鼎”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禹铸九鼎”是说大禹时期，就令各地贡献上等的青铜，大禹利用这些青铜铸造了九只具有各式图象的大鼎，象征“九州”。因为不仅《左传》《史记》对此事有记载，《墨子·耕柱》《易林·小畜之九》、《拾遗记》等古籍资料，都说大禹曾经“铸九鼎”。 

所谓“鼎”，本是古代烹煮用的器物，一般是三足两耳，因为三足的稳定性，所以自大禹“铸九鼎”后，演化为礼器，并被视为立国的重器。从夏中期开始，鼎被视为传国重器，成为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如：鼎彝，九鼎，定鼎，问鼎，鼎祚等词，均与国运有关。鼎是青铜文化的代表、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鼎”字也就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富有文化内涵。

我国先民对金属的认识是很早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铜片和小件铜器，龙山时期发现的铜器或冶铜、铸铜遗物更多，但主要限于小件工具和饰品，到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复合范铸的铜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学术界公认是属夏王朝时期的，出土的青铜器种类最多，容器便有爵13件，斝3件，盉1件，鼎1件，其中便包括了乳钉纹爵。此外，还发现了坩锅片、铜渣和陶范，证明夏人完全有能力制造复杂铜器，从技术而言，铸鼎是可能的。能够冶铜制鼎，是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

青铜器的冶炼技术从夏人开始萌生，后经商周青铜制作实践而逐渐累积丰富起来。对夏人青铜器制作的开创之功，应该给予肯定。虽然夏代的青铜器比较粗糙且花纹简单，带有一定的原始性，但毕竟已跨进了青铜时代。说夏代已经跨进青铜器时代，不仅有实物为证，那些考古资料也足以证明，文献资料上均有提及，并且文献记载夏初使用青铜器，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青铜器正好吻合。

在大禹建立夏王朝时期，作为手工业生产的一部分，青铜器铸造业得到了发展，在冶铸技术和器物造型方面，具备一定的水准。青铜铸造业是夏代手工业最重要的门类之一。“禹铸九鼎”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铸铜业的发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从夏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锛、凿、铃、镞、戈、爵等各种工具、武器和容器。特别是在二里头夏代遗址内出土了大批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容器，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时间较早、出土批量较大的青铜器，其中青铜爵、青铜鼎、青铜斝等空腔器，采用复合式陶范浇铸而成，反映了当时铸铜技术已相当进步。

鼎在远古时代即为炊具，一般以陶鼎为主，作为青铜礼器的鼎，二里头遗址的圆腹平底网纹青铜鼎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礼器鼎，被学术界誉为“华夏第一鼎”，[4]显示了我国早期青铜器光彩照人的艺术成就。

二里头遗址青铜作坊，位于宫城遗址的东南约三百米处，占地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沿用时间长，占地范围大。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大量的红烧土，和铜渣、铜块、钳锅和钳锅残片，还有陶范、陶芯以及木炭等。根据其中出土的陶范残块看，该作坊的生产规模大，人员分工明确，尤其是生产品种多，质量高，不仅有各种小件青铜器，还有不少大型青铜器。大量青铜刀、青铜镉和青铜簇等青铜兵器的出土，表明夏代青铜生产已相当普遍，因为只有在可以大量生产且成本并不太高的情况下，青铜器才能作为兵器普遍使用。

虽然具有较大器形的数量有限，但主要门类已具雏形，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夏代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制作精良，达到了一定的冶铸水平，其中的青铜礼器，如鼎，爵，斝，盉，铃，其造型和质地虽然没有商代铜器精美，比较单薄和粗糙，但已开辟了我国青铜冶铸业的先河，特别是需要多块内外范拼合浇灌铸造，为商周青铜铸造技术的升华提供了先觉条件。

夏代青铜器品种已经比较多了，主要有酒器中的爵、卑、角、盂和食器的鼎，它们是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表明以礼器为主体的中国青铜时代已经到来；兵器中有戈、戚、箭镞，特别是箭镞的出现，说明青铜器生产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因为箭镞射出之后，一般无法回收；还有工具中的刀、锥、凿，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的饰牌。在技术上采取合范的铸造方法，有的制作比较精美，器物上出现了兽面纹(又称饕餮纹)、乳丁纹、云纹之类比较复杂的花纹，并且具备了镶嵌绿松石技术，后来成为中国青铜器特有的传统。

二、夏代的文字

文字是人们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在讨论夏王朝有没有文献资料和是不是缺失了是问题时，必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夏代有文字吗？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夏代文字的确凿证据，所以，在甲骨文发现后，人们都认为商代的甲骨文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存在的时代约是殷商后期，距今大约3200年左右。但是，甲骨文的文字结构已从独体趋向合体，基本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书”的汉字构造法则，文字形象简古、劲健挺秀，甲骨文应该是一种已经相当成熟而且非常系统的文字，这显然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从甲骨文成熟的程度和传承关系看，中国的文字存在应该更为遥远。 

在甲骨文以前，我国还有没有文字？从史书记载来看，《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都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许慎的《说文》序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颉的传说结合起来，说：“及神家氏结绳 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航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刈，万品以察。”黄帝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过公元前1300年，其间可还有1700年啊！

上古传说中的仓颉造字虽然不可考，但也给现代人提供了中国文字起源的文化线索。

在文字考古方面，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的：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气候干燥，他们用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很容易保存，特别是埃及金字塔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史料，而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是刻在石头上的，且被后人沿用。相反，中国文化起源的地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上古时气候潮湿，不利于文字资料的保存，而且中国上古的文字多以祭祀为主，沿用很少。甲骨文因为是刻字于骨上，才保存了下来。加之黄河在历史上多次泛滥，很多遗址被埋藏在很深的地下，加大了考古的难度。

从考古材料来看，在甲骨文以前，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上世纪30年代在山东章丘县城子崖发掘的龙山文化陶片中就发现了一些符号。半坡文化遗址发掘的“人面鱼纹盆”是当时文化的典型作品，人面鱼纹线条明快，人头像的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两嘴角边各衔一条小鱼。郭沫若先生就认为半坡彩陶上的符号是文字。他说：“刻划的意义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他还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论证：“汉字究竟原始于何时呢？我认为半坡彩陶上刻划的符号具有文字的性质。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也发现有符号，有的符号上还涂有色彩。这些符号都刻画在陶器表面极显著的位置。有的符号像是太阳或月亮从山上升起的样子。这些符号有的是同图纹合在一起，有的明显地区别于彩陶纹饰，这些符号虽是简单的、零星的、无一定律的，这似乎可以看出，当时人类的审美趣味和形成初级文字交流的文化想像力。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是中国文字的雏形，可以说，中国文字的诞生至少有五六千年以上的历史了。”[5]

1977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河南登封县东南约15公里的登封王城岗的夏代遗址中发掘出东、西两座小城的遗址，从中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夏代文字资料。例如，在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陶器上，发现了一些文字资料，它们刻画在碗、钵、豆、瓮等陶器的底部或肩部，是在陶器烧制前刻画在胎上的，其形体结构较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或文字又前进了一大步。毫无疑问，这巳经是真正的文字了。尤其是，在西城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发现了一件夏代初期的泥质黑陶平底器，器底上有一个陶胎烧制前刻划的文字。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像两手有所执持，可能是“共”字，它大概代表该陶器所有者的族氏。这个字非但不是刻划符号，而且超越了象形文字的阶段，是个会意字，所以是真正的文字，这一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早在四千多年前，在夏代初期我国就已经有了文字。 

汉字历史的悠久性是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性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从仰韶文化到大汉口文化，原始文字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中。在殷墟等处发现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我国现巳发现的较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这样成熟的文字，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从殷墟时朝上溯到夏初，不过八九百年，夏朝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

如果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去考察，从殷商时代文字史料的积累中去探讨，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去推究，可以断言汉字在殷商以前的夏代就应该初具规模了。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就大胆推导说：“汉字有一万年的历史。”[6]从龙山出土的黑陶尊外部表示太阳初升景象的合体字来看，汉字最晚在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创造出来了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汉字的发生，都远在夏以前。

夏代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最近几十年，学者们研究了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划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教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历史。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系统。到了商代，汉字已经成熟，不仅字的数量多，而且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7]

2003年至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平湖市博物馆联合对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进行了两期发掘，在出土的两件残石钺的两面均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考古队还发现240余件完整器物或碎片上，保留着大量刻画符号。两件石钺的原始文字除正面的6个字笔痕较浅，风格略有不同外，其余字刻的方法基本一致，说明其刻字方式和笔顺较为规范。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欣喜地说，这些原始文字不同于其他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出现，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原始文字，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字。这也意味着在那个时候，华夏民族已进入文明时代。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等专家认为，原始文字的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8]
    三、夏代的城堡

城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要求生产力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能够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发明并掌握筑城技术。同时，社会的需要也是城堡产生的必然条件。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社会需要也是不同的，从而筑城的目的也不一样。从理论上讲，古代的城堡应具备御敌、防洪、防御猛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功能。

我国城堡起源于什么时代？《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皇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说:“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即是认为筑城在黄帝时代就开始了。

《世本·作篇》说:“鲧作城郭。”《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通志》说:“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说：“处土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看来，认为夏部族的首领鲧和禹是始作城者应是历史文献的主流。

鲧和禹的时代筑有城堡，不仅有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且由于新石器时代诸多城址的发现，为历史文献的记载提供了证明。

在关于的诸多城址的考古发掘中，特别值得提说的是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

20世纪70年代中期，著名的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主持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他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考证，提出了该城址为夏代禹都阳城的观点，但因其面积较小而引起争论。

从2002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又在这里发现一座同时期的大城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北墙城壕长630米，向东延伸将王城岗古城址围护其中，二者关系极为密切。并发现夯土基址和玉礼器等遗存，为夏代禹都阳城提供更重要的佐证。[9]

许多文献记载都认为登封告成就是古阳城所在地。《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嵩山下”引韦昭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史记·夏本纪》说得更明确：“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在嵩山南二十三里”。这个地理位置正是今天的告成镇。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的岗地上。这里是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遗址的东部为五渡河，其南部为颍河，王城岗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向南眺望伏牛山余脉箕山、大熊山和小熊山，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王城岗遗址呈长方形，分为东、西两城，西城保存较好，南墙与西墙的长度均达90多米。遗址的四至大体为：东起五渡河西岸，西至八方村东部，北依王岭尖南缘，南抵颍河北岸，遗址面积50余万平方米。通过钻探得知该遗址的文化层平均厚2米左右，最厚处可达9米。钻探的最大收获是在王城岗遗址上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址。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与城壕大城位于王城岗遗址中部，其北城墙夯土残长370米、残高0．5—1．2米；北城壕长约630米、宽约10米、残深3—4米，北城壕向东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残长130米、宽约10米、残深1．5—2米，西城壕向南似通往颍河。其东面和南面的城墙与城壕，从所处地势较低和钻探等情况看已被毁坏。这座大城址的面积据现有资料推算有30万平方米左右。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夯土城墙的夯土呈黄色，土质纯净且坚硬。夯层分数层，层厚0．08—0．3米，基本呈水平状夯筑。从对城墙夯土的解剖得知：夯层表面有夯具痕迹，似用河卵石类夯具所夯砸，夯窝明显。城墙夯土中包含物较少，主要为方格纹、篮纹和细绳纹陶片，其年代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墙夯土为平地起建，修建在生土或经平整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层上，逐层夯筑而成。

在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年代为公元前 2600～前2000年，即是鲧和禹时代。王城岗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为学术界研究夏文化以及夏代阳城的地望提供了全新、重要的资料。

 

注释：

[1]朱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综述》，《河南社科通讯》1992年第三期。

 [2]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