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1963年生,安徽省宿州师范专
科学校历史系讲师
【正文】
夏文化就是夏朝夏族创建的文化。关于夏族活动的中心地区,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豫
西晋南地区〔1〕,时间大体是公元前21—前17世纪。夏文化的特点,先秦著作每有涉及
,秦汉著述时有引述,但都零散不全。考古方面,豫西晋南地区于夏代积年内的文化以二里
头遗址文化为代表〔2〕。经过多年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3〕。
了解夏文化,弄清它和先商文化的区别是必要的。李伯谦先生对此有详细的研究。这里
引述一些可以体现其基本区别的陶器方面的情况,以资参考:
夏文化比较稳定的陶器组合是长腹罐、圆腹罐、大口尊、三足盘、刻槽盆、小口瓮等;
先商文化中比较稳定的陶器组合是鬲、yǎn@①、长腹罐、瓮、盆和豆等。有人形象地将
夏文化称之为“罐文化”,将先商文化称之为“鬲文化”。器形上,夏文化陶器从早到晚平
底器渐少,圜底器、凹圜底器逐渐增多;而先商文化中,自始至终都以平底为特色。夏文化
一般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少于夹砂陶;先商文化恰恰相反。夏文化陶器以灰色、器表以有
纹饰占绝大多数,其中主要是绳纹素面陶较多;先商文化中有较多的褐色陶,绳纹虽也为大
多数,但比例低于夏文化陶器,素面陶则大大高于夏文化〔4〕。
其他差别还有,但以此为大。本文即以此为参照,初步探讨夏文化向北方的传播及其与
匈奴人的关系。
一、夏文化向北方传播
夏朝灭亡后,夏族人四处奔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我以为是向北迁移了。文献与考古
方面都有丰富的材料证明。
(一)先是夏桀自伊、洛迁至晋南。《竹书纪年》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
居之。”〔5〕有学者直说斟寻即二里头遗址〔6〕。二里头遗址规模宏大,夯土建筑,具备
作为都邑的条件。再由“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7〕看,
说桀都斟寻(二里头)是可信的。夏桀因为荒政无道而遭到东方大邑商的讨伐。《诗•商颂
》说,“韦顾既伐”,即是商先进攻夏的与国。韦与顾遭伐,东方屏障解除,夏桀遂“徙都
安邑”〔8〕。商人继续追击,“汤伐桀,升自@②,战于鸣条之野”〔9〕。战于鸣条事,
各书所说略同,惟鸣条所在地,学者间颇有异论。《帝王世纪》谓安邑“西有鸣条陌,汤伐
桀战昆吾亭”〔10〕。此地今仍名鸣条岗〔11〕。由“升自@②”〔12〕及《史记•殷本纪
》“桀败于有绒之墟”〔13〕看,鸣条在安邑西是不错的。
夏桀败之,古书多谓奔于南巢。南巢何在?《史记•夏本纪》之《正义》云:“庐州巢
县是也。”学者至今多以为是〔14〕。周秦至汉魏文献所记“巢父”、“巢亭”、“巢门”
、“巢国”、“南巢”之名很多。南巢在庐州说大概是根据《左传》文公十二年、定公二年
所记吴、楚间小国“巢国”之名,附会而成。实际上春秋时,
河南还有一个巢地〔15〕。夏
桀败绩鸣条,是在商人一路追击包围下战败的,南逃巢县的可能性显然不大。《太平寰宇记
》卷四三晋州襄陵县条有:“巢水源出县东南,巢山在县北15里”。以事理及地理推之,
此巢山、巢水与夏桀败逃处应更相近。夏、商王朝中心经常迁移,周代殷又封古帝王苗裔于
各地,迁封诸侯事也时有发生,古地名因此屡变,造成异地而同名的很多。两汉经生多据春
秋战国的传闻及地名,注疏古书古事,反不如魏晋隋唐各地方志书,根据当地故老相传而记
下的可信。夏人事迹多在山西特别能说明这一点。
(二)山西地面多有大夏、夏墟的名称。如《史记•晋世家》之《索隐》引《世本》云
,唐叔虞“居鄂”。宋衷注:“鄂在今大夏。”《左传》昭公元年有“迁实沈于大夏”。杜
注在今晋阳县,服虔说在汾浍之间。春秋时齐桓公“西伐大夏”〔16〕,学者多指在山西西
北部。秦刻石记功碑也有“北过大夏”语。据刘起@③考证,古书所记仅晋西南就有大夏、
夏墟之名7处之多〔17〕。由此可见,以夏相称的地名遍于晋境各地。徐中舒说,“地以大
小为名,原有对称之意,故地称小,新迁称大”,如大月氏小月氏、大梁小梁、大东小东等
〔18〕。大夏应即是从夏人原居地迁出的一部分。
(三)《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索隐》引《括地谱》
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
中国谓
之匈奴”。又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这里直说夏桀之子率众北徙。
(四)与夏人一同北迁的还有昆吾。昆吾,商人曰鬼、鬼方,周作虞(吴)氏、禹氏,
楚则曰昆吾、昆仑。《国语•郑语》云:“昆吾为夏伯”。徐中舒说:“他们原是古代两个
联盟部族”〔19〕。《左传》语:“昆吾夏桀同日亡。”〔20〕《诗,商颂》也说,“丰顾
既代,昆吾夏桀”。他们是同宗伯国,因此会协同作战。《说文》云:“壶,昆吾圆形器也
。”夏亡以后,圜形器多出土于山西、陕北、内蒙中南部地区,正是他们向北迁徙的明证。
(五)卜辞反映的情况。有商一代,直接说到夏的文献没有留下来。卜辞见到的是@④
方、土方、羌方、鬼方等,许多时候他们是商的敌国。《诗•商颂》说,“禹敷下土方 ”。
土方的地望,邹衡以为在山西石楼县〔21〕;李伯谦说“当在太行山北段左近求之”〔22〕
。两说近。胡厚宣还考证土即夏,土方即夏人居处的地方〔23〕。说明到了公元前15、1
4世纪,夏在北方还是一个强大的方国,与商人经常处于对抗之中。正因为此,卜辞常有征
土方、@④方(@④方、鬼方,董作宾以为系同音假借字〔24〕)的内容。武丁以后他们被
打败,从此少见于卜辞。
以上是文字
资料的反映,考古文物方面也提供了不少证据。
山西地面,相当于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址分布比较普遍,“文化分布范围往往都在二里头
文化的区域范围内”〔25〕。晋南地区以东下冯晚期为代表〔26〕,晋中地区有太原光社〔
27〕、汾阳峪道河〔28〕、忻州游邀〔29〕等文化遗存。
东下冯
类型与偃师二里头文化的渊源最深,这是大家公认的。“东下冯遗址文化层……
(晚期)一般在年代上比河南二里头相同类型稍偏晚”〔30〕。显然东下冯类型晚期直属于
夏末或夏亡以后。
晋中地区,“从目前发表的晋中地区(包括吕梁山区)的资料看,相当于夏商阶段遗存
其主体成份应属于二里头文化”〔31〕。邹衡把它分为四类,其中第二、三两类时代相当于
夏至商代早期〔32〕。从文化面貌上看,以二里头文化成分为主,如单把鼎、简流爵相似于
二里头类型同类器,平口蛋形瓮、鼎、碗形豆见于东下冯类型的地区。纹饰以绳纹为主,至
于圆腹罐等更是二里头文化的标志器。游邀遗址晚期的许多
特征,据发掘报告说,“与其说
与龙山文化有所差别,莫如说与更晚的商代接近”。其实这种急速的变化,正是由于先进的
夏文化向北传播造成的。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到夏后期两者日益接近,到商代夏而起后两者在
考古学上已很难区分了〔33〕。孔子说过夏、商、周相因相革的话,《礼记•礼器》也说“
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青或素,夏造殷设,周坐尸”。说明他们也觉察到这一点。另
外,在太原狄村、东太堡等地出土的陶器鼎、爵、盆、豆等与二里头同类器也相似〔34〕。
夏文化对于北方的渗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向北推进。如位于内
蒙古中
东南部的朱开沟遗址第五段(早商),其中大型房址四周均有垫土墙基,居住面用黄粘土铺
地,其下铺有烧烤过的细砂。据发掘报告,造型与建筑方式“与二里头九区的相似”。不光
如此,第五段文化特征的许多方面表明,二里头文化已深入到这里。如自第三段开始出现的
圆腹罐,到第五段时,“这种罐无论在遗址还是墓葬中,均占有显著的位置”。发展序列极
明显,口沿由侈口矮领→直口高领→叙直口矮领,腹部由微鼓→鼓腹→圆鼓,底部由平底→
圜底或圜底内凹。陶器大多数为灰陶,呈灰褐色,绳纹猛增到80%以上。发掘报告还说,
第四段与第五段之间有明显的变化。这同游邀遗址的情况相仿,是由夏文化的深入造成的。
属于第五段的四座出土青铜器的墓葬,特别能说明这一点。四墓共出土铜戈四件,短剑、铜
刀、铜鍪、铜耳环各一件,铜圆牌四件,带纽圆腹罐二件,陶簋、陶豆、石刀、石斧各一件
和石串珠等〔35〕。显然这四座墓与其他墓葬颇有不同。没有花边鬲,而这一直是朱开沟遗
址墓葬中最多的器物。也没有蛇纹鬲,所有的都与二里头的相似。铜器水平与前期相比,提
高过多,看不出连续关系。相反与二里头、尸乡沟出土的环首刀〔36〕、虎头纹〔37〕铜戈
、短剑等渊源极明显。结合房址特征及整个陶器变化情况看,说二里头文化的主人已到了这
里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北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朱开沟一地。在陕西北部出土的玉石、陶器〔38
〕,内蒙古喀喇沁旗发现的石磬〔39〕,以及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的陶爵、@⑤等
〔40〕,都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特征。内蒙古中、东南部地区可能是夏文化向北推进较集中
的一个地区。
夏文化向北推进,与前文提及的与商殷的战争可能有关系。卜辞有“贞@⑥大邑于唐上
”(《金》611),“乙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之唐”(《乙》570)。就是
说战争胜利后,在唐地筑城以监视镇压各部族。
北方地区在受到夏文化影响之前已有自己的文化创建,但是青铜制器水平不高,夏文化
推进到这里与之融合,创造了独具特点的新文化,这就是“中国北方青铜文化”。有人称之
为“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夏文化在其中的重要影响是很明显的,正是由于夏文化向北发展
,推动形成了中国北方青铜文化。朱开沟墓葬的青铜刀、戈、鼎等与圆腹罐、豆、簋伴出是
最好的说明。
朱开沟文化到第五段后突然消失了,既看不出战争毁灭的印痕,也看不出自然摧残的迹
象。看来只能用继续迁徒来解释朱开沟最新文化创造者的归宿问题。殷墟卜辞也透露有这方
面的信息。“己酉卜,@⑦贞,鬼方易,亡囚(祸)?五月”。(《乙》6684)丁山、
于省吾释“易”为“yáng@⑧”,“鬼方易”即鬼方远yáng@⑧之意〔41〕。武丁
以后他们不见于卜辞,也说明他们可能移徙了。他们去了哪里呢?
我们知道,在这前后北方地区有一部分人向西迁徙了,后来被称为大夏、月氏〔42〕,
还有一部分人去了夏家店文化区〔43〕,或者留居于河西一带〔44〕。其中一部分我以为去
了遥远的西北方。下面一节是对这一历史变迁的初步考察。
二、夏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
卡拉苏克文化是公元前14世纪前后开始出现于南西伯利亚叶尼基河沿岸的一种青铜文
化。关于这一文化的渊源,学者们的意见分歧很大。本世纪40—50年代,苏联一些学者
如吉谢列夫认为,“卡拉苏克文化中,有东
南方向中国北部居民带到叶尼塞河沿岸的器物”
〔45〕。但后来,吉氏转向于肯定塞伊马青铜文化对卡拉苏克的影响。但是塞伊马青铜文化
没有陶器伴出,单用青铜器来推断绝对年代不能令人信服。一些苏联学者就把塞伊马文化的
年代断在公元前11—前8世纪,即不早于卡拉苏克文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卡拉苏克文化
的发源地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西南、接近于帕米尔和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认为卡拉苏克文
化创造者的
祖先由此渗入蒙古、图瓦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同当地居民融合,形成卡拉苏克文
化和鲁加夫卡文化。卡拉苏克文化的个别器物向南传入中国殷(迟至周)文化中〔46〕。此
一说法明显不实之处太多,仅是指出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在商代早期即已初具规模就足以令其
结舌了。
从卡拉苏克文化与其前期安德罗诺沃文化比较及多数学者的意见看,卡拉苏克文化是受
外来影响而形成的一种青铜文化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问题是它到底渊源于何处?
我觉得首先分析卡拉苏克文化的标准器物,然后进行综合考察不失为弄清其来龙去脉的
一条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