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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月16日。重阳节。秋高气爽。阳光灿烂。
这一天，我因故取消了广西南宁之行，应邀前往晋州市，见证了一桩富有历史意义的动情之旅。
这一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的幼子董良翮先生，与北京、石家庄等地的24名当年在晋州市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一起，来到他们的第二故乡——桃元镇贺家寨村探亲，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
下午3时，董良翮一行乘车来到村口。当年，他曾经担任这个村的最高领导——党支部书记，与乡亲们一起，战天斗地，流血流汗，谱写了一曲改天换地的凯歌。
此刻，贺家寨村头，鼓锣喧天，鞭炮齐鸣，乡亲们集聚在村头，夹道欢迎这些当年风华正茂、如今白发鬓鬓的远方亲人。那些当年一起劳动、一起嬉戏的父老乡亲们，一拥而上，热情的声浪，立刻包围了这些回家的游子。鞭炮声，欢笑声，喇叭奏鸣声，响彻了何家寨村上空。
军乐队高奏着热情欢快的进行曲，引导董良翮一行来到村里的学校，隆重的欢迎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花元镇镇长兰占彪先生主持了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晋州市、桃元镇负责人，贺家寨村的老支书先后发言，表达激动的心情。知识青年代表在发言中，回顾了在这片热土上战天斗地的经历，激动不已。
董良翮先生致辞时，几度哽咽，难以继续，满场为之动容，不少人流下了的泪水。坐在旁边的晋州市纪委书记见此情形，连忙给他递上洁白的纸巾。
“我离开晋县，已经三十多年了，我感谢晋县人民，感谢何家寨的父老乡亲……”
他的开场白，还没说完，就低声抽泣起来。
“我们这次来，看到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晋县变成了晋州，周头公社变成了桃元镇，村子也盖了很多新房……”
一席风趣幽默的话，激起哗啦啦一片掌声。
需要说明的是，知识青年们当年插队的何家寨村所在的周头公社，因为合乡并镇，如今已改为桃园镇。
（2）
百度一下。董良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董必武幼子，小名叫酉生，1945年生于延安，母亲何莲芝。
眼前的董良翮，颇有乃父之风，身材高大，步履稳健，精神矍铄，看上去凝重，蕴蓄，随和，幽默。言语之间，看不见那些天潢贵胄们身上通常会有的傲慢与自负。无论对谁，都是一张温和的笑脸。村里的乡亲们，一个个轮流上前，亲热地拉着他的手，一叠声地叫着：“良翮（发音：良哥儿）”。
欢迎仪式结束之后，知识青年与父老乡亲们涌进会议室，挤在一起，嘁嘁喳喳地察看着挂在墙上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大都是当年的合影。在一张发黄的照片上，一排青年肩扛着铁钎，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走向农田，一起去战天斗地……不少人围在董良翮身边，拍照留念。一个脸膛黑红的汉子走进来，似乎有些羞涩地徘徊了几步，才下决心走上前去，跟当年的老支书热烈握手，拍照……
我1945年生于延安，1969年下乡务农，现为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在3个孩子中，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父亲对哥哥姐姐可能不像对我这么宠爱。他们的特权不如我大。他们不能随便进出父亲的办公室，我却可以在他办公室的地毯上打滚。甚至可以乱翻抽屉。父亲很严肃，但他很有人情味，不打人，甚至没有骂过我。
文革开始时，我是北京市六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父母决定送我到农村去。1979年，我离开农村，回到北京，在农机部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工作。我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学，只是在干部学院进行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训。后来，又从农机部调到康华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现在在广州经商。
如果父亲活着，我相信他也不会落伍，一样会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
——董良翮自述
这是从网上搜出来的一段董良翮自述。不过，这个自述，应该是旧的。因为，他现在的名片上，印的头衔是——天津天信鼎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董良翮的名字，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他是那个激情似火的革命年代里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注定要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深深记忆的当代人物。一个注定要在文革时期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划下炽热艳丽之彩虹的历史人物。
对于发生在上世纪的那场震动全中国，也震动全球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究竟孰是孰非，如今迄无定论。全盘否定，并不符合历史规律；全盘肯定，也是有违历史真实的。我们的作家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先生们，都做了大量的关注。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叶辛的《蹉跎岁月》，等等，成了知青文学的经典之作。相信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会愈来愈清晰地浮现在人们面前。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还是个中学生，对于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只是感到困惑。后来读了许许多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说下乡青年在农村多么多么辛苦，心里暗暗纳闷：我们这些生在农村的乡下小子的辛苦，有谁知道？又有谁关心？
——呵呵，还是很自我哈！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当年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依然有其伟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报载，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孩子们的幸福指数超低，全国城市里到处出现甚至流行的抑郁症，恐怕也是一种高级的“城市病”、“富贵病”。让那些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城市孩子到农村去摔打一番，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几年，恐怕未必不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因此我们说，当年毛主席的决策，是英明的，伟大的。当然，也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
（3）
董良翮先生在晋县插队的消息，当年是通过新闻媒体，传到了我的耳中。1973年12月22日，《报日人民》发表了介绍他先进事迹的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电台随后也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广播。一时间，董良翮和他插队的何家寨村，在全中国家喻户晓。《报日人民》的编者按指出：
“我们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向大家推荐这篇通讯，希望认真一读。董良翮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下乡插队前夕，父母亲勉励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四年多来，董良翮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扎根农村，努力奋斗，逐渐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广大下乡知识青年，特别是革命干部的子女，应当从董良翮进步的事迹中受到启示，鞭策自己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广大革命干部同样应当从中受到启发，教育已经下乡的子女向董良翮这样的同志学习，教育还没有下乡的子女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
通讯内容如下——
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已经四年多了。董良翮是革命的好后代。他在高中毕业以后，得到父母的支持，坚决上山下乡，走毛主席指引的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如今，他在贫下中农的培养下，正在迅速成长。
一九六九年五月，董良翮在离开北京的前夕，父母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父亲送他一套《毛泽东选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红蓝铅笔，勉励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父亲还特别送给他一块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使用多年、已经破了又缝补起来的旧毛巾，叮嘱他说：“革命的后代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母亲对他进行了忆苦教育：在旧社会，外祖父给地主扛活，家里穷得没有一个完整的碗，有五年没有吃过盐。有一次，外祖父给地主盖房摔伤了腿，没钱医治。为了一家人糊口，还得带着伤，忍着痛，挣扎着继续给地主做活。后来，劳累过度，昏倒在地上。一家人把他抬回来，腿上的伤口已生了蛆了。母亲含着眼泪，用树枝把蛆一个个挑出来。买不起药，就到山上找些中草药，慢慢治好了，外祖父还得去讨饭养活一家人。有一年中秋节，孩子们围着外祖父要月饼。糊口的饭都没有，那儿有钱买月饼啊！一家人哭成了一团。外祖父实在养不活全家人，后来被迫把良翮的二舅卖给了人家。外祖父讨饭时活活饿死在深山里。……
母亲的忆苦，给董良翮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离开了北京。行前他表示，一定要牢记阶级苦，永远不忘本，到农村去就是回到了“娘家”，要在那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农民。
贺家寨当时是晋县的一个后进队，地方比较偏僻。董良翮和同学们来到这里，在社员临时腾出的一间小土屋里安了家。他们把行李卷往土炕上一放，就忙着给房东大娘挑水扫院子，第二天一早就找队干部要求下地干活。
董良翮被分配到第三生产队。他热情很高，什么活都抢着干，可是，由于不熟悉农村，不会劳动，也出了不少笑话。人们见他握着锄头，东耪一锄，西耪一锄，忽远忽近，有时锄掉壮苗，留下了弱苗。贫下中农耐心地手把手教他，并鼓励说：“良翮！庄稼活并不难，只要舍得吃苦，肯学习就行。”听了贫下中农鼓励的话，董良翮心里很热乎，更加刻苦地学习。经过几年的磨练，他泥里来水里去，同大家滚在一起，现在已经学会了耕、锄、耪、耙等多种农活。有一次在三夏大忙季节，他腿上生了疖子，大腿红肿起来，还是坚持劳动，直到由于推车使
劲过猛，疖子破了，鲜血直流，他仍旧不肯休息。这一切，对一个从小生长在城市的青年来说，的确是一种考验。但是，每当他想起母亲苦难的家史，想起父母跟随毛主席长征时所经受的艰苦生活，他就浑身增添了力量，坚定了扎根农村的决心。
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斗争。董良翮和他的同学到贺家寨后不久，有的人就吹出一股风，说什么“村子小，放不下大材料”、“住不了几天，充充样子就走了”。董良翮和知识青年们驳斥了这种言论。为了表示决心，他们自己砌起了猪圈，养了猪和鸡，又在屋前栽上了“扎根树”。有的同学来信，劝董良翮去参军或上大学。董良翮回信说：“农村生活是艰苦些，但是，广大贫下中农都这样生活，我不经过这样的锻炼，就不会理解他们，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忘本，就不能当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我是下定了。”
四年的斗争生活，使董良翮爱上了贺家寨，爱上了这里的贫下中农，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他常说，“干着当前，要想着长远”。他同干部和贫下中农经常议论改造贺家寨的远景规划。他看到农村缺医少药，群众治病不方便，便抽空学会了针灸，随时给贫下中农治病。一次，村里韩大婶牙痛得睡不好觉，董良翮就去给她扎针。韩大婶听说要扎脚，难为情地说：“我的脚怪脏的，别扎了！”董良翮细心地给大婶做思想工作，打消她的顾虑，经过针灸把她的牙痛治好了。贫农社员贺大叔在劳动中把脚砍破，鲜血直流，董良翮立即背到卫生所去急救。贺
大叔养伤期间，他多次去看望照顾。大叔感动地逢人就说：“良翮这孩子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后代，和咱贫下中农是一个心眼。”
一九七一年麦收后，董良翮年迈的母亲，一位参加过长征的革命老干部，来到贺家寨看望儿子。母亲到达那天，董良翮本想找个大车去接她，又怕影响生产。正巧，队里要到车站拉化肥，董良翮就把这个任务接过来，一事两就。他拉着车走了三十多里路，在车站上接到了母亲。母子俩见面格外高兴。董良翮让母亲坐上装化肥的小车，自己拉着回贺家寨。不凑巧，走到半路车胎突然压崩了，这时天已黑下来，老母亲下车徒步赶路，董良翮为了不使车胎被轧坏，用手抬着坏了的车脚，一个轮子着地，走了八里路回到了贺家寨。
董良翮的母亲从这些细小的地方，看到儿子思想感情的变化，她感谢贫下中农对孩子的培养。白天，这位革命老人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拿着筐打猪草；晚上，走东家，串西家，和贫下中农促膝谈心。母亲保持着老红军的这种优良传统，也深深地教育和影响了董良翮。
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贫下中农的关怀教育下，董良翮于一九七○年十二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七一年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九七二年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这个时候，六十多岁的原党支部书记找他谈心，向他赠送了这样几句话：“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样才不会脱离群众，才能永远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父亲也在百忙中写来一封信，告诫良翮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这些话，都使董良翮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董良翮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以后，贫下中农对他满怀着希望，鼓励他说：“良翮啊！咱们不能光靠吃国家的统销粮过日子，可得变变样啊！”贫下中农的期望，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鞭策。担子这么重，自己又缺少工作经验，怎么办？他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并且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和老
干部请教。
为改变落后面貌，董良翮到后进的第一生产队去蹲点。经过调查研究，他首先抓了生产队领导班子的建设，帮助干部增强信心，克服撂挑子的思想；同时，对社员进行路线教育，发动大家开展“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是依靠外援，向国家伸手”的大讨论，克服资本主义倾向，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于生活上确实有困难的社员，切实帮助解决。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们齐心协力，团结战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这个生产队的生产面貌很快改变。去年亩产量由原来的五百二十斤猛增到八百二十斤，摘掉了
落后帽子。
董良翮担任干部以后，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紧张的劳动中，有时负了伤，他坚持不下火线。队里缺肥料，他带领群众想方设法扩大肥源；缺乏优良品种，他和社员一起精心培育；他还发动群众积极扩种小麦，大搞间作套种，实行科学种田。农忙紧张时节，他早上摸黑下地，晚上披着星星回来。贫下中农说，良翮为了工作，经常吃不到应时饭，睡不上囫囵觉。贺家寨有这样的带头人，我们打心眼里高兴。
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和关怀下，董良翮和贫下中农一起，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奋斗，使贺家寨这个昔日缺粮少资金的后进队，变成了队队有储备，户户有余粮的先进队。两个冬春，全大队开荒造地八十亩，平整土地六百多亩，实现了百亩一眼井，还购置了拖拉机、脱粒机、粉碎机、电动机等，机械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去年虽然遇到很严重的干旱，仍然夺得粮、棉、果、菜全面丰收。全大队粮食亩产量由原来的五百四十九斤，增加到九百一十九斤，向国家交售了十六万斤征购粮。
今年八月，董良翮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兼贺家寨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挑起了新的革命重担，在毛主席指引的光辉大道上，迈开了更大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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