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语言研究述评

 

鲁迅小说语言研究述评

徐冬梅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但实际上正如黄子平先生在《关于“文学语言学”的研究笔记》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文学批评却是忘却语言的‘艺术’。常见的格式是：‘最后，谈谈作品的语言······’······更多的连这‘最后’也没有。”

　　鲁迅小说研究是鲁迅研究中发轫最早、历史最长、成就最大的一项，但鲁迅小说语言研究却不够发达。“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固然是一个奇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语言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则是一个更大的奇迹。几十年来，尽管许多专家、学者对鲁迅的小说语言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总体来说，成就不大。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系统的综合的鲁迅小说语言研究论著问世。这与鲁迅小说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不相称的，更与鲁迅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相符合。在世纪之交，我们对鲁迅小说语言研究的历史做一个粗略的回顾，以总结经验，找出不足，是非常有意义的。

　　研究一个作家的语言，一般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语言风格的研究。即研究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语言气氛和格调。（2）语言艺术的研究。即研究一个作家的语言手段的高超及语言对于实现它的总体命意所起的作用。（3）语言独创性及对文学语言发展的贡献的研究。本文拟从以上三个方面回顾一下八十多年来鲁迅小说语言研究的进程，并不揣鄙陋略作评价。

一   语言风格的研究

　　语言风格可分为多种类型，如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格、个人风格等等。这里我们着重指对鲁迅语言个人风格的研究，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二：（1）作家的语言风格是其语言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等的具体体现，研究它必然会折射出其他种种。（2）第三部分语言独创性的研究较多涉及到其他方面，这里不必重复。

　　作家的语言风格的形成，要经过一个艰苦劳动、呕心沥血的过程。语言风格的形成是作家语言运用成熟了的标志。一旦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就必然有它相对的稳定性。同时，由于现实生活的要求，由于写作题材的要求，由于作家对语言技巧不断探求的结果，一个语言大师的语言风格往往又有其多样性。作家的语言风格必然会通过一系列的语言或非语言要素表现出来。因此对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的研究往往应包括这几个方面：（1）语言风格的总体描述；（2）语言风格的多样性探索；（3）语言风格的形成过程和构成要素的揭示。以下我们试图以此为纲，对各时代鲁迅小说语言风格研究做一个粗线条的勾勒。

　　鲁迅先生的小说诞生于语言革命的背景之中，自然除了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读者之外，他独特的语言风格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试图从多方面对鲁迅的语言风格进行概括和分析，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最早注意到鲁迅独特语言风格的是沈雁冰先生，1923年10月8日他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读〈呐喊〉一文》，描述了自己读《呐喊》后的感受：“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并评价了他的小说语言风格：“这奇文中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郑振铎的评论也是鲁迅小说语言研究初期较典型的评论，他说：“《呐喊》是最近数年来中国文坛上少见之作，那样的讥诮而沉挚，那样的描写深刻，似乎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刀刻在木上的。”较早将鲁迅语言风格写入文学史的可能是胡云翼。1932年4月他在《新著中国文学史》中写道：“在近代中国小说界中，最伟大的莫如鲁迅（周树人）。······其笔又尖刻，又辛辣，能曲达入微，描写最为深刻。”李长之先生的《鲁迅批判》是早期比较系统的鲁迅　　　　　　　　　　　　　　　　　　　　　　　　　　　　　　　　　　　小说研究著作，它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艺术价值的评估，论及了鲁迅的小说语言风格，“《风波》以从容胜，《离婚》以凝练胜。·······《阿Q正传》的风格之有似乎《风波》，简短了说，也就仍是‘从容’·····它的文字的本身，也表现一种闲散，从容而带有节奏的韵致。”谈鲁迅的语言节奏，李长之先生是第一人。

　　总的说来，凭印象作简单概括，重知觉感受而轻理性分析可算二三十年代鲁迅小说语言研究初期的共同特征。这本实属自然。人们习见了放浪谐谑的白话小说语言，读惯了正襟危坐的文言，一下子读到这样成熟而又内涵的白话，是急于描述自己的新奇感受的。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鲁迅小说语言风格研究虽然只是片言只语式的点评，不够系统，不够深入，但其对鲁迅语言总体风格的描述却很准确入里，尤其是茅盾先生的评论，至今仍是这方面较权威的评论。这无疑得益于同时代人的不“隔膜”和评论者本身准确的艺术直觉。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二三十年代的评论家们已经试图对鲁迅的风格进行要素分析，例如茅盾，他认为鲁迅“异样的风格”的形成实际上有着几方面要素：（1）冷隽的句子；（2）挺峭的文调；（3）含蓄半吐的意义；（4）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这一分析既包括了风格研究的语言要素，又不排斥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的非语言要素，虽然是一次不自觉的探索，但却给我们后人在探求鲁迅先生语言风格的形成要素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框架。而李长之先生对《呐喊》中具体作品的风格概括可算鲁迅语言风格多样性研究的萌芽。为今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四十年代的鲁迅小说语言风格研究成就不大，突出的有吕荧、何干之的评论。1941年吕荧发表了《鲁迅的艺术方法》，从艺术方法上认识了鲁迅小说的总体风格，他认为，“它的风格是叙述的诗，含有情感的彩色，跃动着生命的呼吸。”1946年何干之在《鲁迅思想研究》中用专章分析了鲁迅的表现思想方法和形式，其中一节就是讨论鲁迅文章的风格。作者指出，“评论某人的文章，首先可以看他所用的字和所造的句等等。在这几方面，鲁迅的文章，确有特殊的风格。”他还列出了一些字汇进行说明，他的研究已经注意到语汇对于风格的影响，对于深化风格的语言要素分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研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乃至文学研究中的“显学”，鲁迅小说语言风格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五六十年代出现了较多有关论述，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论著有：张泗洋、思基、张芬在《论鲁迅的创作》一书中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为六个方面，他们指出：“鲁迅语言带有民族风格，简洁，精炼，优美，意味和富于表现力，”概括比较全面，同时进行了具体的阐发；何家槐在它的《鲁迅作品讲话》中也从六个方面论述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其中指出“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也是一样）是富于民族色彩的，不论是内容和形式，都有浓郁的中国风味。”最富代表性的是巴人的《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一文，在这篇论文中，巴人明确指出“鲁迅小说的艺术风格是：行文简洁、思想精辟和表现含蓄这三者之完满的结合。”

　　可以看出五六十年代的鲁迅小说语言风格研究虽没有提出什么创见，但相较之前的研究，更加趋于理性化和系统化，不再象二、三十年代那样只凭直觉感受说话，也比四十年代的研究有更高的理论深度，与具体的作品也结合得更加紧密了。但必须看到，因为左倾教条主义和政治意义阐发模式的影响，五六十年代的鲁迅小说语言风格研究逐渐成了政治图解框架下的一个支撑点，成了艺术表现手法中的一条尾巴，比较缺乏独立的学术品格。鲁迅小说语言研究的中心开始外移，逐渐将语言风格的研究引向了文学风格研究领域。而研究文学风格的时候又将支撑点放在了对其思想意义的阐发上，出现了思想为最，方法次之，语言为末的研究状况。文学本体的迷失使鲁迅语言研究逐渐走上了更为狭窄更为曲折的发展道路。

　　78年以后，全面的文化复苏终于又使鲁迅研究焕发了勃勃生机。鲁迅小说语言风格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许多学历丰厚的学者都试图对鲁迅先生的语言风格进行总体性的描述。代表性的有：1978年11月吴中杰、高云出版了《论鲁迅的小说创作》一书，他将鲁迅小说的语言风格概括为“简练、朴素和幽默感。”邵伯周先生的《<呐喊><彷徨>艺术特色探索》列专章讨论了鲁迅小说的“语言艺术和艺术风格”，他指出鲁迅语言的特点是“简练、确切、形象和个性化”。李希凡在《<呐喊><彷徨>的思想和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4月）中也探讨了鲁迅先生“富有独特风格的语言艺术”。陈鸣树的《鲁迅小说论稿》在第七篇专门论述了鲁迅先生的风格和语言，他认为鲁迅小说语言风格的总体风格是“冷峻、深沉和诙谐”。在这部论著中他还探讨了风格的稳定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关系。他先从理论探讨入手，指出“属于主体的相对稳定的风格，不能不受变化着的反映对象和服务对象的客体的影响而有所变化，呈现出风格的多样统一。”他认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能够根据每一题材的内在规律，抓住规律，将自己的主体特性渗透到客体对象上去，从而创造出不同的语言风格。而鲁迅就是这样的作家。他还举实例进行了具体分析。例如《狂人日记》，表现出一种“忧愤凌厉”的风格，《阿Q正传》是“笑中有泪”的风格，而《祝福》则“既是悲愤，又是愤慨”，同时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在酒楼上》表现的是沉痛，《孤独者》里表现得却是悲凉等等。他将同一集中不同作品、同一题材不同作品的风格进行分析对比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这种多样化的风格又奇妙的统一于鲁迅的创作个性：冷峻、深沉和诙谐。陈鸣树先生是鲁迅语言风格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研究极大的丰富了鲁迅语言研究的范畴，让我们看到了鲁迅的语言风格不只是静止不动、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为适应新的反映对象而不断变化的过程，这种既稳定又变化的过程的揭示有助于我们去进一步探讨鲁迅语言风格形成的过程。

　　由此可见，70年代末、80年代初鲁迅小说语言风格的研究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研究者们对鲁迅小说语言风格的总体描述虽然各不相同，但实际上对其特征的认识却基本倾向一致，这就是：简练、冷隽和丰厚，富于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是由鲁迅小说的本体所决定的。但在肯定其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研究的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仍然延续五、六十年代的线索发展，人们仍然没有从重思想意义轻形式语言的藩篱中摆脱出来，语言风格的研究几乎等同于文学风格的研究，缺乏对语言要素的深入分析。语言风格形成的动态分析也显得不足。

 二  语言艺术的研究

　　对鲁迅小说语言艺术的研究是基于对其小说的历史地位的认识的深化。文学史已经证明：一个语言大师未必是一个文学家，而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却绝不可能不是一个语言大师。语言艺术的研究应该探讨作家遣词造句的高超和作品的语言对实现总体命意的作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鲁迅小说语言研究主要集中在修辞层面上，从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角度探讨鲁迅小说语言所达到的高度成就；八十年代初由于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回归文学本体口号的提出使得文体学研究成为热潮，鲁迅小说语言研究也在文体学层面上获得了深化。

（一）    修辞层面的研究——杰出的语言大师

　　最早对鲁迅小说语言进行修辞研究的当数“Y生”，1923年他在《读<呐喊>》中指出鲁迅小说在语体文中的”特出一格”，“该集中，首先是我们注意的，是句调的单纯与明显，不夹一句方言，没有一句废话，再没有一个废字，而且流利痛快，又似含有自然的声韵。”论述正确恰当，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语言学修养。

　　也有不同的评价意见。李长之在《<呐喊>之新评价》中指出了鲁迅小说语言中他认为为“小疵”者，他认为鲁迅的语言中，“转折特别多”，这虽然是作者没有很好的理解作者用“曲笔”反映丰富文意的特点，但这样注意细部却可能使鲁迅小说语言艺术研究走向深入。类似的例子还有杨柳1934年发表于《新垒》月刊第四卷三、四期合刊的《论鲁迅式的欧化语法》等。

　　1949年7月26日曼青在《鲁迅和中国气派》中认为鲁迅在语言、句法、情调上创造了中国气派，虽然这几个部分前人也曾经提出过，但统一在“中国气派”的总体把握下，使得他对鲁迅小说语言的艺术把握上了更高的层次

　　五六十年代因为鲁迅研究的深入和教学的需要，鲁迅小说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论文论著层出不穷，其中较富代表性、成就较大的当数以下几位：朱彤。1957年他在《鲁迅作品的分析》一书中选择了“贴切”一词来形容鲁迅语言的突出特点。他认为，“‘贴切’意味着语言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而艺术性就产生在这‘统一’上面。”在这部著作中有许多关于鲁迅语言“贴切”的举例，分析精到具体，至今仍是鲁迅语言修辞研究中较有分量的一部著作，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语言学修养。1958年他又出版了《鲁迅创作的艺术技巧》一书，在艺术技巧的理论探索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鲁迅在塑造人物形象和驾驭语言方面的光辉成就。徐中玉先生发表于《中国语文》1956年第10期的《鲁迅的语言艺术——以<阿Q正传>为例》是从具体作品分析语言艺术的典范之作。在这篇论文里，他认为《阿Q正传》的语言有如下特点：1、小说的对话并不多，但鲁迅却能在几句话里甚至一句话里就能突出地、独到地、具体地把所写各色人物的性格特征描绘出来。2、《阿Q正传》采用了不少古语，都是‘必不得已’，起了补足和丰富语言的作用。3、叙述人的语言在各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4、语言简洁。他是较早注意到鲁迅小说中叙述人语言的独特作用并进行具体论述的学者，同时他的这种以解剖代表作品以获得对鲁迅先生小说语言的认识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研究的具体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张泗洋等《论鲁迅的创作》，何家槐的《鲁迅作品讲话》对鲁迅小说的语言艺术也有重要论述。

　　关注这一时期的鲁迅小说语言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注意鲁迅小说艺术特色研究的良好倾向，虽然它们多数还只是停留在外部描述和一般性论述上，但这一良好倾向很快被阶级斗争和极左路线掩盖了。

　　文革以后，鲁迅语言修辞研究更加向纵深发展，他的大多数作品都被人们从不同的修辞角度进行研究，修辞研究几乎成了鲁迅小说语言研究的代名词。论文不计其数，涉及到这方面的论著浩如烟海，专著也开始出现。论文中的代表作有：孙中田的《语言的魅力——-鲁迅作品的艺术札记之二》，楼耀芳的《鲁迅小说的人物语言》，史锡尧的《鲁迅对副词的选用》，钟必琴《鲁迅作品的用词艺术》，思维、德斋的《谈鲁迅小说的重复描写与重复对白》，刘剑仪的《论鲁迅作品中的拈连》等等。专著有：陆文蔚《鲁迅作品的修辞艺术》（1982年7月山东教育出版社），谢卓绵《试谈鲁迅的语言修辞》（1979年5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刘焕辉《语言的妙用——鲁迅作品独特用法举隅》（1982年3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刘刚《鲁迅语言修改艺术》（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2月）。相关论著和各种文学史由于过多，这里不再列举。这些著作大多从各种修辞角度对鲁迅语言手法的高超进行描述，由于观点较细较繁琐，这里也不再一一列举。

　　纵观以上论述论著，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小说语言艺术研究在新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鲁迅小说成了一座取之不尽、挖之不竭的语言宝库，这些研究摆脱了语言风格研究中粗而不细，忽视语言要素分析的弊端，力求更具体、更深入、更细致的揭示鲁迅语言艺术的奥秘，但这些研究大多又过分拘泥于细部，执著于个别或某类语言现象，尤其是修辞手法的研究，即使是一些颇有分量的专著也不过是对各种语言现象，各种艺术手段的揭示的堆积，比较缺乏理论高度，就语言论语言的现象十分普遍，从而割裂了文学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些细致的研究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当修辞（包括词汇的、句法的、修辞手法的）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研究之视野也随之越来越狭窄的时候，人们意识到这种就语言论语言的研究方式根本背离了语言研究应探求其对实现作者总体命意的作用的目的时候，一场研究理念、研究方式的革命也就为期不远了。

（二）文体层面的研究——stylist

　　由于现代哲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逐渐由重视研究作家创作及对外部世界的描绘情况，转向重视文学语言与文体问题。文学语言学与文体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80年代以后，西方文艺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一批文学理论论著，例如韦勒克·沃尔的《文学原理》、索绪尔《语言论》、《小说修辞学》的出版和一批鲁迅研究的成果的译介终于推动亟待变革的鲁迅小说语言研究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乐黛云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的出版给鲁迅研究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其中美国学者威廉·莱尔的《故事的建筑师语言的巧匠》给国内学者许多有益的启示。他认为，鲁迅的白话文绝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白话文学的继续。他的语言风格既受外国文学的强烈影响，又从中国古典文学得益不少，有着高度文学性。接着他详细分析了鲁迅语言风格中的语言要素，他列举并分析了鲁迅语言中的几个特点，一、“它的小说中隐喻和明喻都不常见，但如一旦使用，效果就非常好。”他举了《药》和《高老夫子》、《白光》等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鲁迅比喻的作用其一在于“集中于一个主题，就是说明诀别旧的道路，走上新的道路是多么困难。”其二就是为了使描写更生动；二、鲁迅善于把景物和故事融合在一起；三、很重视运用对话；四、“鲁迅风格中最惊人的因素是语调。他的语调有时恨，有时爱，有时讥讽，有时抒情，可说从来没有不曾有过漠然中立的语调。”他还认为“鲁迅文学声音的主调，是一位似乎是不动感情的新闻传递者的声音。”粗粗读来，威廉·莱尔似乎是在对鲁迅的语言风格进行因素分析，关于它的这些绍介似乎应该放在第一部分，但我们仔细阅读，不难发现，威廉·莱尔打通了纯粹的语言手段和文章的语言风格研究之间的通道，一切的语言手段、艺术风格都是为了实现作者总体的命意和目的。，例如，同是讲比喻的作用，威廉·莱尔不是仅仅把它作为一种“雕虫小技”进行赏析，而是指出了这些比喻和主题、表现手段之间的关联，这不能不给国内的研究者们以极大的启示。他对鲁迅文学语调的剖析可谓独到深入，极大的拓宽了语言艺术研究的范围。其实谈鲁迅的语调，20年代的“Y生”才是第一人，可惜他完全只是直觉感受而少深入的分析，而后人又没有在他的基础上加以发挥。不加思考，我们还很容易将威廉·莱尔和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意义阐发模式等同起来，其实区别是显然和巨大的。前者以文学主体为根本出发点，后者以思想意义为旨归。

　　以威廉·莱尔为代表的国外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拓宽了人们的视野，黄子平先生《关于“文学语言学”的研究笔记》的发表正式宣布了文学语言学的建立。文学语言学和文学文体学的建立和发展迫使人们开始反思鲁迅小说研究所走过的历程。人们逐渐发现，传统的研究在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形成了“历史背景——作家评论——艺术分析”的固定模式，语言只作为艺术分析中最末一点，作为文学构成基础的语言落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鲁迅小说语言研究成了研究体系中一个可有可无的装饰品。面对这种状况，一批学者开始以文本为起点，以语言为本体进行了新的研究和探索，以力图获得学术上的突破。

　　在鲁迅文体研究中，用力最勤、成就最大者当数李国涛、杨义、朱晓进、皇甫积庆、郜元宝诸先生。1984年、1985年李国涛分别发表《鲁迅文体琐谈》〉、《要研究文体家的鲁迅》两篇文章，呼吁对鲁迅的独特文体进行研究，并初步进行了一些总结和分析，1986年6月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他的专著《stylist——鲁迅研究的新课题》，这是鲁迅文体研究的的第一本专著，虽然并不是专门研究鲁迅小说文体的著作，但作者凭借他卓越的见识，丰富的材料，通过比较，揭示了鲁迅语言魔力的来源，基本阐明了鲁迅文体的特色、渊源等，填补了我国鲁迅研究的一项空白。

　　杨义先生1984年4月出版了它的《鲁迅小说综论》一书，在这本专著中，他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鲁迅小说语言，他指出“他的艺术语言，精练，深刻，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状物写情富有浮雕感和传神力，文气刚健，独具风格，形成一种高度创造性的语言风格，这就是鲁迅的文体。”他对鲁迅文体的认识更多从语言出发，但又不同于一般的语言修辞的研究，而立足于阐明这种语言艺术对于作品的意义，既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又不乏具体深入的分析。

　　鲁迅小说中有不少议论的成分，有很多近似随笔的倾向，这一点前人已注意到，并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这些研究一般都较浮泛，不够系统。朱晓进先生1993年10月在《鲁迅研究月刊》发表《鲁迅小说的杂感化倾向》一文，深入、系统地从文体角度阐发了鲁迅小说中的杂感化倾向。在文章中，作者以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准确的把握了杂感化倾向在小说中的表现，考察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藉此从文体选择角度较好地解决了鲁迅“就短篇而舍长篇”及后期中断小说创作的缘由这一历史性难题。96年6月他又在《文艺研究》发表《鲁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体选择》一文，显示了他对鲁迅文体的一贯性的思考。

　　《故事新编》是鲁迅小说语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难能可贵的是东平先生早在1936年12月1日就在《<故事新编>读后记》一文中论述了《故事新编》在文体上的特点。“鲁迅的作品创造了这样的文体：它不企图以单一的主题说明，凡有说明，往往是在每一字，每一句，——更长些是在每一段落中。这文体，从它的《故事新编》中可以取得最高的典型。”　　　1999年郑家健的《戏拟——〈故事新编〉的语言问题》是一篇相当有价值的文章。作者借助文体学理论对《故事新编》的语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首先探讨了戏拟发生的条件，语言戏拟的种类等理论问题，进而指出，由于语言的戏拟造成了《故事新编》文本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一个文本同时存在着多层意向。接着作者分上下篇分别论述了戏拟的类型、戏拟与鲁迅晚年的思想、心灵的关联问题，通过具体而细致的文本分析，从一个新的视角解剖了《故事新编》的语言风格与作家的思想意向之间的联系，将《故事新编》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实际上，鲁迅小说文体的研究并非从八十年代中期才有，早在1928年著名语言学家黎锦明先生就认为，“我们的新文艺，除开鲁迅、叶绍钧二、三人的作品还可见到有体裁的修养外，其余大多似乎随意的。”充分肯定了鲁迅先生在文体方面的修养。其他如郭沫若、华西里等都对他在文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过研究，所以我认为，八十年代中期的文体学研究热潮实际上只是在一个更为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对文体研究价值的回归和发现。

　　无疑，文体学研究将鲁迅小说语言研究推上了新的历史层面，但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对鲁迅文体的研究的出发点尽管是回到文本、回到文学本身，相较于之前的研究模式，这一角度的研究确实更多地重视语言，但实际上鲁迅小说文体研究还是重视理论描述，重形式意义，轻语言研究，例如关于鲁迅文体研究领域内叙事研究的空前兴盛和深入就是典型的例证。文体研究未能走出传统文艺学研究的羁绊是一个原因，文学研究和语言研究的分离、互不相通才是更重要的原因。文体学研究未能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未能很好地吸收鲁迅修辞研究的成果，造成了鲁迅文体研究的华而不实和相邻两个层面之间的断裂，这在我们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引起注意。

三 语言独创性及对现代文学语言的贡献的研究

鲁迅小说的问世真正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中兴起的白话文运动的实绩。在建立现代文学语言的过程中，鲁迅小说语言有着无与伦比的作用，那么鲁迅小说语言究竟有哪些独创性，它对于现代文学语言的建立和发展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

汹涌澎湃的文化革命浪潮将鲁迅推到了浪尖上，他拿起了笔。是的，他重视思想启蒙远远超过了语言本身，但在首先解决了“为什么而写”的问题后，现实又一次迫使他做出第二次选择：“怎样去写”。深厚的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修养不允许他“为写而写”，作些“直白”或“不知所云”的写作，现实和“因袭的重负”成全了他对文学语言的选择，也成全了现代文学语言。摆在鲁迅先生面前的难题有这么几个：1、怎样处理好时代要求和文学本身的关系，2、怎样将外国文学传统和中国民族风格结合起来；3、怎样处理好文学大众化和规范化的关系。鲁迅用自己的作品对这几个问题进行了成功的解答，鲁迅研究者们也沿着这几条线索探索了鲁迅“自铸伟词”“独创一格”的艰辛过程。

　　首先指出鲁迅小说语言创造性的是孙福熙，1925年5月11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我所见于<示众>者》一文,指出,”究竟他用什么艺术使人如此爱看呢?我的意思,第一个条件是崭新,他用字造句都尽力创造.。“1932年10月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一书中指出鲁迅的突出之处是”运用活的语言,”这一论断的意义是很巨大的.。系统的阐述鲁迅小说语言技巧并分析其对现代文学语言贡献的文章是1939年10月景宋、巴人的《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他们指出了鲁迅语言的几个特点：“注意语气的自然”“他那文章的风格，古朴，简劲，不事华饰，有从古文脱胎出来的痕迹。”“虽然主张欧化，却又使欧化得合语言的自然。”“鲁迅先生的文章的音节的铿锵，一半是很注意这一语言的自然的趋势。”这些论述初步奠定了鲁迅小说语言独创性研究的基础。

　　50年代，冯文炳先生在《鲁迅对文学形式和文学语言的贡献》（《跟青年谈鲁迅》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撰文专门论述了鲁迅的独特贡献。虽然并没有提出什么创见，但著文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本身就反映了研究者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水平。1957年8月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了高名凯、姚殿芳、殷德厚合著的《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语言》一书，该书主要从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发展的角度，说明了我国在近代语文改革运动中，鲁迅在这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尽管并不是单纯论述鲁迅小说语言，但作为一本专著，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价值。

　　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研究者们广泛从鲁迅对古语、口语、方言、外来语的吸收和创造等方面研究他的独创性和对现代文学语言发展所做的贡献。代表性的有：何耿庸的《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语言》，朱泳《文学语言规范化的宝贵尝试——学习鲁迅手稿、初稿的文字加工》，吴傲珍《从鲁迅前期作品看初创阶段现代汉语的几个特点》，吴中杰《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改革》，叶肇增《谈鲁迅小说中的古语运用》、金纪贤《浅论鲁迅小说语绍兴方言》、姜翎、莫玉馥《浅谈鲁迅对成语的活用》、陈根生《鲁迅作品中的谣谚俗语》等。出版的专著有：谢德铣著《鲁迅作品中的绍兴方言注释》（1979年6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倪大白编著《鲁迅著作中方言集释》（1981年9月辽宁人民出版社）王蕙等编著《鲁迅小说成语典故》（陕西人民出版社）、陆耀东、唐达晖《鲁迅小说独创性初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等。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如郜元宝。他在1998年1月《文学评论》发表《“胡适之体”和“鲁迅风”》一文，从语言角度入手，剖析了“胡适之体”和“鲁迅风”的文体特征、风格和语言的深层结构，揭示了胡适、鲁迅对现代中国文学语言的独特贡献和深远影响。

　　鲁迅小说语言独创性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研究他熔铸语言、自创一格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继承和发展文学语言传统，进而指导和丰富我们的语言实践，但我们又不难发现，与鲁迅语言风格研究、语言艺术研究相比，这一领域相对沉寂，而研究又大多采取了资料整理的形式，这主要因为文学语言学还在建立阶段，人们还没有将文学语言发展看作一个连贯的过程加以研究的缘故。

　　从白话文运动到鲁迅小说的诞生，仅仅经历了几年的时间，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奇迹般诞生并奇迹般走向成熟，鲁迅先生功不可没。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过程过多的依赖了鲁迅的天才。从文化先贤者们提倡白话文的艰难到1930年对“五四”白话文的尖锐批判，再到有关汉字拉丁化以及“大众语”和“民族形式的讨论”，从“左倾”语言的教条到文革语言的苍白再到当代文学语言的迷茫，我们应该意识到现代文学语言离它真正成熟的道路还很漫长。解剖鲁迅文学语言，自然包括小说语言在内，探讨他“自铸伟辞”的过程，深入研究他对现代汉语文学语言所做出的独创性的贡献，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目前所作的研究还很零碎，缺乏自觉，缺乏理论上的支撑，鲁迅语言研究内部几个层面各自为政、缺乏沟通的状况还很严重。要想鲁迅小说语言研究取得突破，前面几个方面的研究即风格研究、修辞研究、文体研究应该成为鲁迅小说语言独创性研究的基础。

 

　　虽然，到目前为止，鲁迅小说语言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相对于鲁迅研究的其他领域来说还很薄弱，这并不是个别现象，钱理群先生在《现代文学的观念与叙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中提到，“人们似乎十分容易地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注重于对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教育、学术······等外部关系的研究时，却又忽视了对文学形式、文学语言的变革、现代审美观年、趣味的建立······这样一些更加关乎文学现代性的内部关系的研究。”鲁迅小说研究史简直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的缩影，它所走过的历程折射出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所经历的种种曲折，从注重政治意义的阐发到回归文学本体，从语言革命到“语言为末”到重视文本，重视语言，我们欣慰的看到，鲁迅小说语言研究已经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轨道，所有为之做出过努力的学人都功不可没。当然，鲁迅小说语言的研究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还有赖于文学语言学的发展，有赖于学科之间条块分割的状况的被打破，有赖于学人们的继续努力。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分三个方面来总结研究成果，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其实，很多时候对这几个方面的研究综合在一起，并不能清晰的划出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