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兰克·盖里：我不是救世主，也不想去拯救什么 弗兰克·盖里是20世纪最著名建筑师之一，他在62岁时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更被誉为“未来的建筑提前降临人世”。今年7月，该作品又被《名利场》杂志评为30年来最重要的十件建筑作品之一。对此，81岁高龄的弗兰克·盖里在北京接受《外滩画报》记者专访时，轻描淡写地表示：“有人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自己并不知情。我不是救世主，也不想去拯救什么。” 穿着厚实的毛呢大衣，宽松的长裤，黑皮鞋一尘不染，一条大红围巾把头发映衬得更加银白。上个月，已经81岁高龄的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和冷空气一起降临北京，出席在北京三里屯Village北区举办的“弗兰克·盖里设计展”。 在展厅一隅的沙发坐定，弗兰克·盖里将工作人员递来的黑咖啡放在转角桌上，双手轻轻搭着沙发，微笑着对记者说：“可以开始了。” 眼前的弗兰克·盖里，是20世纪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以设计具有奇特不规则曲线造型雕塑般外观的建筑而著称。其最著名的作品——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更被建筑界人士誉为“未来的建筑提前降临人世”。 今年7月，《名利场》杂志邀请52位建筑师选择他们心目中自1980年以来最重要的十件建筑作品。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以28票，毫无悬念地当选30年来最重要的建筑。“弗兰克·盖里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开启了一个时代，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超越它。”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表示。 大器晚成 弗兰克·盖里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建筑师。他33岁创办自己的建筑事务所，60岁获得建筑界最高奖项：普利茨克建筑奖时，奠定他一生声誉的建筑还没有诞生。两年后，已经62岁的弗兰克·盖里开始着手设计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建筑：位于西班牙毕尔巴鄂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在美国，弗兰克·盖里被称作“另一个弗兰克”，在他之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弗兰克·赖特设计了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毕尔巴鄂市在筹建古根海姆博物馆时，该市有着从工业城市向艺术中心转变的雄心壮志，他们花费1亿美元，想要一个和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一样经典的建筑。 受邀参与的弗兰克·盖里给出了建筑史上最大胆的答案：他用解构的方式，把完整的建筑做破碎处理，然后重新组合，形成破碎的空间和形态。整座建筑矗立在河边，采用了弯曲、扭曲、变形和各种材料混合拼用等手法进行建造，体积庞大，形态古怪。 施工期间，盖里去巡视工地时，不只一次地望着婀娜多姿的建筑轮廓轻叹：“我的弧线，我的弧线，那是我画的。”在这座建筑上，盖里使用了稀有的钛金属来包覆外表，钛金属单价昂贵，但因为这种材质又薄又轻，所需的结构支撑不必太多，所以整体计算下来，反而比用其他金属板还划算。 1997年，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落成，好评如潮。薄薄的钛金属在阳光下闪烁发光，在风中摇曳，整个建筑好像一件巨大的雕塑作品。1996年普利茨克建筑奖得主、西班牙著名建筑师拉斐尔·莫尼欧由衷地赞叹：“没有任何建筑能像这座建筑一般如同火焰在燃烧。” 此时的盖里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掌声包围着，1999年，70岁高龄的他终于获得美国建筑界的最高奖项──美国建筑师协会金奖。 获奖后，他受微软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之邀，设计摇滚乐博物馆。这回盖里真是如鱼得水，他把博物馆的外形设计成一堆砸在地上的电吉他，灵感来自于年轻时盖里对摇滚乐手将乐器堆在车厢上，整日奔波赶场的印象。建筑表面用不同种类的金属包裹着，并涂以不同的色彩，就像一首喧嚣的摇滚乐曲。 争议与颠覆 随着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西雅图摇滚乐博物馆的相继完工，弗兰克·盖里成了当今最受瞩目也最受争议的建筑大师。这位在美国加州住了50多年的老顽童，70年代初期的作品就已显得不按牌理出牌，而被媒体描写为“加州坏男孩”。 盖里原来是犹太裔加拿大人，小时候住在多伦多，童年时期的一个回忆对他日后影响至深。小时候，每个星期四，盖里都会跟着祖母，到犹太市场去买鲤鱼，回家放在浴缸里。在周五祖母把鱼杀了做成鱼丸之前，盖里都会跟鱼玩上一整天，鱼的形状、摆动和漂浮的情景，都深深烙在他心中。 18岁时，盖里随家人移民美国，先在南加州大学取得建筑学士学位，然后到哈佛的研究所修读都市计划。在传统建筑教育熏陶之下，盖里始终认为，建筑业是服务业，建筑师应该服务业主。在盖里最初十几年的建筑师生涯中，“规矩”的现代派建筑一直是他工作的主要方向。 1964年，35岁的盖里替洛杉矶当地的一名艺术家设计住宅，因此认识了很多本土艺术家。那之后，他慢慢发现自己与艺术家更能沟通，反而与当地建筑界格格不入。 盖里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艺术大师们交往甚密，他们对于艺术的追求促进了弗兰克·盖里风格的演进。他将铁丝网、波形板、加工粗糙的金属板等廉价材料运用到建筑上，采取拼贴、混杂、并置、错位、模糊边界等手段，挑战人们既定的建筑价值观和想象力，其作品在建筑界不断掀起轩然大波。 很多学院派建筑师认为盖里太不严谨，在盖里设计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时，有一天下雨，一群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还特意去参观博物馆的工地，他们想这奇形怪状的设计一定会漏水，结果全工地看不到任何接雨水的水桶。 1980年代末期之后，弗兰克·盖里更加注重追求建筑的运动感与活力。为了建构自己想要的曲线和弧度，弗兰克·盖里引用了法国航空工业造飞机的计算机软件CATIA系统，并让瑞克·史密斯等原本在航空单位工作的专业技师协助他工作。 瑞克·史密斯初到盖里工作室时，盖里就要他到市场买一条大草鱼，给它摆好一个姿势，放到冷冻柜冻结之后，拿出来由上往下纵剖，再将实体切面的形状，放到计算机中使之数字化。 “CATIA能够建立起捕捉物理模型设计意图的精确电脑模型，运用三维数字模型，我们能向建设者提供更精确有效的建筑方案，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和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都是这样建成的。” 弗兰克·盖里建筑事务所的首席建筑师陈日荣告诉记者。 被母校误解的建筑师 南加州大学曾经培养出两位普利茨克建筑奖得主，弗兰克·盖里便是其中一位。几年前，中国建筑师马清运被聘任为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走马上任时，他首先约见了弗兰克·盖里。“我本来期待见到一位像孔夫子那样留着长胡子、白头发的中国老头，没想到是位年轻的中国建筑师来见美国白发老头。”弗兰克·盖里这样打趣。 在那之前的20年，南加州大学对于弗兰克·盖里并不友好，校园里很多重要的建筑并没有选择由他承担，校长甚至还在公开场合批评过他所设计的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 “我的母校对我并不友好，这可怎么办？” “我可以让新任校长跟你见面，把这件事澄清一下，实际上还有很多误解。” “必须是校长亲自见我，我是不会去见他的。” 弗兰克·盖里和马清运之间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 “他认为误解应该由产生误解的人来解除，而不是由他来努力争取。当然，他也不缺任何建筑项目，他这样做是希望南加州大学认可他的价值，这也是我出任院长后做的第一个工作。”马清运告诉记者。 最近，弗兰克·盖里接受了南加州大学名誉教授的头衔。在南加州大学的网站上，出现了他下学期将在建筑学院授课的信息。 “弗兰克·盖里在建筑形式上贡献非常巨大，但是长期被误解被忽略。”在周榕看来，弗兰克·盖里并不擅长为自己“辩护”：“这个时代不欣赏沉默，沉默就会被埋没。像美国的一些建筑师，不靠设计而靠演讲和写书出名。弗兰克·盖里却只有作品集，没有言论集，也没有建筑专著。” 周榕还记得10年前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看到的一幕：弗兰克·盖里刚刚结束了演讲，观众席就有人站起来大声说：“我闻到了一股恶臭，只可惜现在的人早已香臭不分了。”盖里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只是笑着做出擦汗的姿势。 “弗兰克·盖里以造型艺术为出发点，用合理的技术以及设计手段，进行严密的控制和建造过程中的管理。很显然，他的这种形式是很多人都能想到的，但要达到大尺度的建筑成品，需要强大的技术和能力，这实际上是弗兰克·盖里作品中不为人知甚至被忽视的一点。” 马清运表示。 几个月前，毕尔巴鄂古根海姆被票选为30年来最重要的建筑。对此，弗兰克·盖里轻描淡写地对记者说：“有人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自己并不知情。”无论是荣耀还是攻击，弗兰克·盖里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不是救世主，也不想去拯救什么。我相信建筑的内涵，我对每一个工程都尽力而为，但我不知道世界发展的趋势，也不知道它未来的样子。” 应对经济危机 去年80岁时，和所有人一样，弗兰克·盖里经营了47年的建筑事务所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冲击。他筹备五年的两个项目——洛杉矶的“格兰德大道”和纽约布鲁克林的“大西洋院”都被推迟，事务所不得不裁员50%。 如今，在中东阿布扎比，古根海姆基金会又在筹建另一座古根海姆博物馆，他们再次向弗兰克·盖里发出了邀请。“最初我不愿意做这个项目。因为它太遥远了，是一种新的文化，我年龄太大，难以弄懂它。但这项工作可能帮助我度过经济危机。”在与建筑评论家克里斯多佛·霍索恩的一次谈话中，弗兰克·盖里曾经这样说。 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这不是他事业的低谷：“因为经济危机而停工的两项都是商业工程，我们在中东却有新的进展，这两个方面可以相互抵消。现在的办公室确实比以前小一些，不过我工作得更有效率。” 这不是弗兰克·盖里第一次来到北京。早在六七年前，他就曾造访此地。如今，66岁的雷姆·库哈斯建造的CCTV大楼矗立在北京核心区；60岁的赫尔佐格与德·穆龙参与的“鸟巢”已完成了奥运场馆的使命；72岁的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早已投入使用，而耄耋之年的弗兰克·盖里并没有留下任何印记。 “我很乐意到中国内陆来工作，”弗兰克·盖里告诉记者：“你如果认识想让我建房子的人，告诉他来找我。不过要快些，我已经老了。”说完，他爽朗地大笑，露出洁白而健康的牙齿。 弗兰克·盖里在亚洲的作品并不多。在香港，盖里接下了太古地产位于司徒拔道53号的项目，这是他在亚洲的首个住宅项目。在此之前，盖里在亚洲的唯一一个作品是日本神户的“鱼跃餐厅”。 在北京三里屯Village北区，“弗兰克·盖里设计展”将一直延续到12月末。 “我确实不是一名靠演讲出名的艺术家” B：你第一次到北京是什么时候？这次来北京你感受如何？ F：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六七年前。这是我第四次来北京。跟那时相比，北京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座古城迅速地转变为一座现代都市。奥运会的举办、林立的高楼都令人兴奋不已，事实上北京的发展还远不止如此，十年间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向全世界展示了城市化的进程。确实，北京有一些建筑深得我心，像CCTV大楼，我相信它在国际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很乐意到中国内陆来工作。 B：如果在北京开展项目，你的设计会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F：如果真的实施，我确信一定会大有不同，但我现在无法预测。 B：你提到了北京从一个古城到现代都市的转变，你怎么看待中国的古建筑与现代建筑？ F：与世界各地的古代建筑一样，中国的旧式建筑能激发灵感、带来思考。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建筑大多出于商业目的，以建筑艺术为重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也是全球建筑的一种共同趋势。当然从绝对数量上说，中国新建筑非常多，发展也很快，但在建筑艺术方面我就很难做评价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现在建筑师可以表达自己的建筑观点和灵感，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一个现象。在一个自由表达的时代，建筑师有机会和潜能去创造更美好的建筑物，比如CCTV大楼，我觉得这具备积极的意义。 B:你在世界各地留下的优秀建筑不胜枚举，你个人最喜欢的是哪一座？ F：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就像问父母哪一个是他最喜欢的孩子一样。 B：在你的同行中，你最认可的建筑师是谁？ F：上帝。 B：我听说你甚至都不会启动电脑，你是怎样使用电脑辅助设计的？ F：这个问题可以写本书了，我决定利用电脑技术，是因为在构建精确外观时遇到障碍。我发现电脑能使我精确到我所希望的效果，让我更好地掌控工作进程，使我从最初设计到最终竣工的过程中都保持思路清晰和工作效率。 当我发现我能用可接受的预算达到梦寐以求的效果时，我很兴奋。同时，我发现还能够通过减少浪费来控制进度。现在，我们能通过电脑来减少浪费，把这些资源用在提高建筑质量上，使其更人性化、更易于接受。这是我的目标，电脑帮了我很多。我本人连启动电脑都不会，但我们与相关技术公司合作。 B：人们对你的建筑褒贬不一，而你对自己的建筑或者建筑艺术本身的阐释却不多？ F：我只是完成本职工作。对我而言，建筑师这个职业简单而庄严，并不是仅仅为了谋求自我发展，我的作品能说明一切。不过，如果别人谈论我的作品，我也会很高兴。在设计过程中，我攻克建筑本身的难题，并尽力去协调包括周边环境等相关问题。我尊重我的客户，遵守他们的预算和制定的计划。 我确实不是一名靠演讲出名的艺术家，但我也经常对生活进行反思，有时也会听音乐、看书，只是我有自己表达观点的方式。 B：你的设计灵感来自哪里？ F：我认为建筑师归根结底是服务型的工作，地产公司雇佣我做设计，我们会根据这个项目去探索各种机会，做出各种选择，我们同样与客户保持持续互动，分析他们的业务需求以及对相关市场的把握。 至于创新灵感，一方面来自我个人的探索心与好奇心，另一方面是不断去响应客户的需求，包括预算的要求、市场的把握，我很难简单界定灵感的来源，我认为它是在设计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主要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拥抱所有机会，同时在与客户互动中进行寻找。 B：在《名利场》评选出的过去30年最伟大的建筑中，你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名列榜首。有人说你改变了建筑界，你怎么看？ F：我不是救世主，也不想去拯救什么。就像我先前所说，我确实受过良好教育，对世界有自己的感知，这源于我早年在加拿大和法国的生活经历，以及大学后在南加州度过的时光。 在我年轻时候，确实有过改变整座城市面貌的雄心壮志，不过官僚主义盛行的现实打破了我的梦想。实际上，每一位设计师都会对一座城市有全局的构想，但他真正设计的往往只是一两座建筑。社会在变，人要保持与时俱进，快速地与身处的时代、政治环境、共同价值观相适应，所以，比起整个世界的林林总总，我们有时做的事是很微不足道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