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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9月2日，在太平天国内部发作了一同震惊中外的大屠杀，这就是东王杨秀清及其部属忽然惨遭韦昌辉等人杀害。关于这一严重历史事情的真相，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史料，加上对现有史料剖析研讨不够，史学界不断存在着不同争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韦昌辉等人终究是“奉诏诛杨”还是“矫诏擅杀”？最近，蔡少卿同志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期《百科学问》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转引了英国太平天国史专家柯文南教授著作《太平天国造反者》中一大段中国学者不曾见过的重要史料，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天京事故”的内情，提供了又一牢靠见证。本文将依据我们过去控制的史料，分离蔡文援用的新史料，就杨秀清的死难真相，谈一点个人的浅见，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判指教。
一、有关史料的来源及其价值
关于杨秀清被杀害的历史记载很多，这些记载归结起来大致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来自太平天国方面，如《李秀成自述》、《石达开自述》等；第二，来自清方记载，如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知非子的《金陵续记》、汪士铎的《乙丙日记》、王韬的《□牖余谈》、李圭的《金陵兵事汇略》，以及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二、初三清两江总督怡良、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依据情报得来的音讯等；第三，来自外人记载，如一八五七年《华北捷报》上先后刊载的两篇通讯，一是布列门治的《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一是麦高文的《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纪》。
在上述材料中，有些材料如《□牖余谈》和《金陵兵事汇略》两书，不只成书较迟（前者撰成于清同治十三年即公元一八七四年，后者撰成于清光绪十二年即公元一八八六年），而且根本上依据“天京事故”后一、二年内已发表的中文资料撰写的，我们能够暂不去触及它。至于其他的材料，我们必需依据材料来源的详细时间、地点以及提供材料者在这一历史事情中的身份、位置和所处的环境，停止认真的全面的综合剖析，才干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区别野乘、信史，从而肯定其史料价值。为此，我们无妨作如下的比拟。关于清方的记载。由于资料主要来源于混到天京去的密探的报告和从天京逃出来的所谓“难民”的口述或私人笔记一类。这些资料不只大多得自风闻，而且也常常作了歪曲，真实性大打折扣。关于太平天国方面的记载。石达开和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的重要指导人，他们提供的资料当然要比上述风闻真实而重要得多。杨秀清被杀害时，李秀本钱人不在场，当时他正在丹阳前线，他晓得的关于天京事故的情形，或者如他自己所说“天王诏书明教”、或者就是后来洪氏集团中的人提供的，从严厉意义上来说，仍属风闻，但毕竟不同于道听途说，它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李秀成自述》中亦有不牢靠之处。例如，，有人置信《李秀成自述》中的说法，以为石达开是参与韦昌辉等密议诛杨的，其实这是不可信的。石达开是在韦昌辉等人杀害了杨秀清并大肆屠杀杨秀清的部属时，才得到音讯，“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依据石达开的身份及其所处之位置，应该供认在东王杨秀清被杀害这个问题上，《石达开自述》比《李秀成自述》更直接、更牢靠。虽然石达开在提供这一状况时身陷囹圄，许多问题不能尽道其详，但从字里行间还是有千丝万缕可寻的。关于外人的记载。布列门治和麦高文所提供的资料是两个欧洲人（其中一个就是爱尔兰人肯能）的口述。这两个欧洲人于一八五六年四月在镇江投入安定军，以后跟随燕王秦日纲参与天京事故，后来在安庆分开安定军回上海。他们在安定军里呆了约九个月时间。布列门治的通讯是在天京事故不久，采访了这两个欧洲人和一个不记姓名的中国人，并依据他们的口述记载整理发表的。麦高文则是在布文发表几个月以后，觉得有些重要情节还需进一步敲实，再次采访肯能写出的通讯。一方面由于被采访的几个人都是秦日纲的亲随，参与杀害杨秀清的密谋行动和目睹事情的经过；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口述这一事情经过时，处在既不受清方管辖、也非太平天国权力所及的上海租界，其身份是自在的，其言谈是无拘谨的，因而，以往研讨天京事故都把这两份资料看作是最具有权威的第一手资料。
二、杨秀清被杀害的直接缘由
在布列门治的通讯中写道：“先是杨秀清有一心腹部将为其心腹，不知何故，向洪秀全告密。洪立刻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一以维护其本人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63页）
后来麦高文经过进一步讯问，又作了如下报道：“缘那大僭窃者（东王）自一八四九年起自称得上帝附体，因之而成为全军的实践的元首，却被阴谋所算而被杀。人皆置信彼有奸谋，欲弑天王而夺其位，他却被一同盟的高级人员所卖，对天王告密，而毛遂自荐愿负扫除奸党之责。洪秀全于昏□□闭之中突然醒悟，立传谕诏召出征安徽之北王韦昌辉及方奔丹阳之顶天侯，或并有其他领袖回京。”（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63页）在这篇报道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位领袖，即他们教外国人称为‘第八位’者，亦即后来人所以为倒戈卖主（东王）者。” （ 转引向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81页）（笔者注：这个“向天王告密”的人就是指豫王胡以晃。）
可见，东王杨秀清被杀害的直接缘由是出于胡以晃的“告密”，而不是由“逼封万岁”所惹起。麦高文记载肯能所说，洪秀全事前毫无戒意，只是在听了胡以晃的告密以后，才“从昏□□闭之中突然醒悟”，很显然，后来《李秀成自述）以及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知非子《金陵续记》中记叙的所谓“逼封”等的盛行说法，可能属误传。
其实，我们从《石达开自述》中也能窥见其端倪。无论是收录在《太平天国》材料丛刊中的《石达开自述》，还是新发现的《三略汇编·石达开自述》，均未提及杨秀清挟洪秀全去“逼其封为万岁”的事。显然，杨秀清被杀害的直接缘由与胡以晃的“告密”有关。
既然胡以晃的“告密”是杨秀清被杀害的直接缘由，那么“告密”是确有证据的事实，还是心怀叵测的诬害呢？为了昭雪杨秀清的百年沉冤，关于胡以晃的“告密”，在这里有必有作一些剖析。
第一，胡以晃封过豫王，后被革爵，改封为护国侯。胡的降级显然与杨秀清有关，杨、胡之间能够说原本就有成见或私仇。同时，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胡不断带兵在前线作战，没有直接参予过天京政事。假如杨秀清要“弑天王而夺其位”，他能够找更为信任的杨辅清及其胞兄计议，为什么偏偏找了个胡以晃，以致事机不密而为其所出卖？
第二，假如胡以晃的“告密”确有证据，那么，胡自己就是最好的人证。石达开赶回天京“排解”时，按理，洪秀全完整能够引胡与石当面陈说杨秀清的这一不轨希图。可是，洪秀全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一直对此事讳莫如深，直到胡被处死。
第三，如前所说，胡以晃并非杨秀清的知交和心腹，既然杨秀清找胡来密谋“篡位”之事，那么，参与密谋的背定还有其别人，可是，杨秀清被杀害之后，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提供证据呢？
第四，在洪、杨矛盾日益锋利的状况下，假如胡的“告密”证据确凿，那正是洪秀全“倒杨”的一把匕首，洪即便不把此事发布于众，至少能够在高级将领中“摊牌”，以便名正言顺地“扫除奸党”，稳固本人的绝对统治。可是，不只下诏的洪秀全自己，就是连执行命令的韦昌辉、秦日纲，为什么都一直没有拿出杨秀清任何“密谋”的资料来呢？
第五，石达开的出逃也阐明了胡以晃的“告密”纯属诬害。《石达开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话：在韦昌辉杀杨秀清后，“达开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洪秀全心疑要杀韦昌辉；达开见事机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儿子留在金陵，均被韦昌辉所杀。”众所周知，《石达开自述》是石达开被俘后受审的记载，不是石达开的手书，记载者因石达开的口误而致误不是不可能的。在上述引证中，笔者以为“洪秀全心疑要杀韦昌辉”这句话，可能记载有误，疑是“洪秀全心疑要杀石达开”，这样才与下文的“达开见事机不好，走到安徽，……”等情节相吻合。由于石达开是反对韦昌辉杀杨秀清的，假如“洪秀全心疑要杀韦昌辉”，这正好与石达开心照不宣，为什么石达开反而要出城他逃呢？石达开在“自述”中说，他赶回天京，“要与他们排解”。作为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石达开，他的精明练达，是想弄清杨秀清被杀害的真相的，可是，石达开的企图不能不惹起洪秀全的疑虑，由于这样查下去，势必要泄露天王轻信告密而下诏韦昌辉诛杨的天机。于是洪秀全一不作，二不休，索性把石达开也杀掉，只不过公开出面的还是韦昌辉而已。这才是石达开出逃的符合逻辑的历史事实。洪秀全的心虚，恰恰阐明了问题，由于事情很简单，假如胡以晃不是诬害，或者韦昌辉诛杨与洪秀全无关，那末为什么不让石达开追根究底呢？
第六，洪秀全思想上的矛盾也证明了这一点。洪秀全听信“告密”下诏杀了杨秀清，最基本的缘由在于洪、杨盘绕权利之争，这就带来了“逼封万岁”之说；而“逼封万岁”之说又与为杨秀清恢复声誉的作法相矛盾，于是洪秀全只好明颁诏书，叫大家不要去“妄为揣测”。请看下列记载：“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谢爷降托赎病主，乃□世人转天堂。天国代代遵三重，天情真道福无量。妄为揣测有何益，不幸叛徒成臭虫！” （中国近代史材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208页）为了维系天国的革命理想和宗教信心，洪秀全曾经认识到，替杨秀清局部恢复声誉势在必行，这样既能够告慰死者，更能安抚活人。至于错杀这一层，为了自已的威严，是不便说的，后来就痛快不让说，这就是“真相不断掩盖，错误传播至今”的缘由所在。
三、韦昌辉“奉诏诛杨”似可确认
关于韦昌辉等人能否“奉诏诛杨”的问题，在石达开、李秀成等人的“自述”中，没有明白说法。在清方的记载中，如杜文澜的《平定粤匪纪略》、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等，都说洪秀全曾密诏北王、翼王杀东王杨秀清，但这些记载，有的已带有传奇颜色，有的还言行一致。布列门治、麦高文的通讯，固然肯定天王密诏诛杨，但记载模糊。而在蔡少卿同志的文章中，转引的材料提供了比布列门治、麦高文的通讯更翔实、更重要的情节。为了阐明问题，无妨摘引如下：
“我们（按：指两个欧洲人，其中一个就是肯能）的住宅距东王府约五十码，在街的对面。我们听说N0．2（按：指东王杨秀清，以下凡遇代号均译王号姓名）曾命令北王韦昌辉的部队从驻地调往别处。在丹阳的燕王秦日纲被调往安徽。他在途中遇韦昌辉。韦昌辉问他到哪儿去？秦日纲答复说：遵东王之命去安徽。韦昌辉说：你得跟我一同回南京，由于我有天王信件，这是你所不晓得的。在他们抵达南京前，秦日纲不断不晓得怎样回事。他们在城外停下，这时韦昌辉才通知秦日纲，他得到天王命令，要杀掉东王。”
韦昌辉等人杀了东王杨秀清及其大批部属以后不几天，又应用天王诏旨令其受鞭刑之机，屠杀了东王六千将士。韦昌辉如何搞这场受刑花招，原文是这样记载的：
他们（韦昌辉、秦日纲等）“一同跪在天王府门前，每人胫上带着锁链，头裹兰巾，他们并不象犯人那样。天王的一个女宣诏使带出一块两码半长、半码宽的大黄绸，上面写满了红字，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看着，东王的一些官员也挤上来看，看完之后就交进来贴在天王府对面的墙上。……北王和燕王就退到一间小屋子里共同磋商。最后两个女宣诏使就宣布，北王和燕王每人受鞭刑五百。……很多东王官兵也在场，但他们已成羁押犯，脖子上带着繁重铁链和绳子。六千左右东王将士毫无猜疑地被押在天王府旁两间大房子里。”“当天夜里，我们跟随北王和燕王去查看扣押那六千人的房子，他们在窗外，偷听并谋划如何消灭这批人。第二天拂晓，他们把关押室门窗翻开，据守出口，把若干炸药包扔到被押的人群中。他们的兵士进入其中一个房间，简直没有遇到什么对抗，就将被押者全部杀死。但是在另一个房间，被押者用墙上的砖拼死抵御了六个多小时才被消灭。屠杀者除了用枪以外，还用装葡萄弹的炮。这些不幸鬼脱光了衣服，其中不少筋疲力尽地倒下。最后北王燕王为了让他们的人与东王的人区别开来，就命令他们的部众将右臂从袖中抽出，然后冲进去将剩下的全部杀光。不一会儿，我们就进去，我的天啊！这样的局面。有的中央尸体堆了五六层，有的本人吊死，有的在炸药包爆炸时受了严重的烧伤。尸体都被运到一片草地上，没有遮盖。”
“东王被杀后六星期左右，翼王带一局部军队进天京，到了天王府，遇到北王和燕王。他们给他看了他们的行动记载，翼王就说：‘你们杀了东王和他的主要将领还不满足吗？为什么还要杀这么多为我们打仗的弟兄？’……尔后，翼王说：‘你们既然曾经走到这个地步，你们本人能够了却这件事，我就不论了’。当天晚上，他悄然汇合部队来到西门，但不经北王答应是不得出城的。他就杀死守门者，同他的大局部部众出了城。要是那天晚上他不出走，那就要被杀。”
依据上述记载，再比拟参证其他有关资料，我以为韦昌辉“奉诏诛杨”这一点似乎能够肯定。
第一，洪秀全“密诏诛杨”，作为一次严重的历史事情，决不是偶尔的，它是太平天国革命各种矛盾开展的必然结果。虽然在革命前期，许多矛盾被军事上的暂时成功所掩盖着，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和革命的深化，这些矛盾就逐步暴显露来了。“天京事故”前，太平天国固然维持方式上的统一，但在指导集团内部，特别是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盘绕权利尔虞我诈，愈演愈烈。在布列门治和麦高文的通讯中，均提到“告密”一事，《石达开自述》中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胡以晃的“告密”，不只阐明洪秀全“密诏”无缘无故，而且正好为洪秀全“诛杨”提供了一个“机密武器”。
第二，关于“奉诏诛杨”的问题，最直接的当事人韦昌辉、秦日纲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从肯能等人提供的资料来看，这一点似乎是可信的。秦日纲是太平天国早期指导中心中的重要成员，不是普通将领，韦昌辉把他从丹阳叫回天京，执行天王的命令——“杀掉东王”，这件事非同小可，这里固然没有触及命令的详细内容，但秦肯定是亲身看过“信件”，否则他绝不会自觉跟随韦昌辉干这种事。
第三，东王杨秀清及其大批部属被杀不几天，韦昌辉等人被诏到天王府受所谓“鞭刑”。从事情的前前后后来看，这场受刑花招的总导演，可能就是天王洪秀全。由于依照太平天国的规则，擅杀东王杨秀清等人，不是“受鞭刑”的问题，而是非杀头不可的。同时，就在韦昌辉、秦日纲受刑的第二天拂晓，又屠杀了六千左右东王将士，而且此事就发作在天王府，不难想象，假如不得洪秀全答应，或者洪秀全没有什么凭据抓在韦昌辉手里，韦昌辉等人敢胆大妄行到如此水平吗？
洪秀全作为农民革命首领，烙着梦想和盼望无限扩张个人权欲的小消费者的印痕，终于给韦昌辉找到了“奉诏靖难”的借口，乘机发起了反革命暴乱。从此，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形势相持不下，致使最后失败，这个历史的经验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文章来源：《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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