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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 北宋第八代皇帝，宋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其兄哲宗崩于元符三年 （1100），因为无子，乃由赵佶继位，时仅十九岁。至高宗绍兴六年，赵佶病死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享年五十四岁。 “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 -------元代脱脱《宋史徽宗记》 宋徽宗赵佶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有名的昏君。 在位期间，重用蔡京、童贯、高俅等奸臣主持朝政，大肆搜刮民财，穷奢极侈，荒淫无度。建立专供皇室享用的物品造作局。又四处搜刮奇花异石，用船运至开封，称为「花石纲」，以营造延福宫和艮岳。 宋徽宗还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 “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 ----《画继》 作为皇帝，徽宗的政治生涯灰暗而短促，但作为艺术家，徽宗确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历史，346位皇帝中最赋艺术气质，最才华横溢者。无论诗词、音乐、戏曲、书画都有广泛爱好，尤其书画方面，才艺最高。每有书载，必赞叹他精深的艺术造诣。在书法上，他自创“瘦金体”，于书法史上独树一帜，成为历代楷模；在绘画上，他能山水、人物，尤擅花鸟，他勤于创作，善于写生，不但要得物之“形”，还要合物之“理”，即合乎生物的自然现象。他在花鸟画上的成就受到历代品评者极高的赞誉，更是历代皇帝所不可比拟的。 宋徽宗作品 传世作品较多，有些是御用画家代笔之作。作品有《腊梅山禽图》、《五色鹦鹉图》、《芙蓉锦鸡图》、《红蓼白鹅图》、《池塘秋晚图》、《柳鸦芦雁》、《瑞鹤图》、《溪山秋色图》等。人物画方面有《听琴图》、《文会图》。山水画方面以《雪山归棹图》为代表。此外，还临摹有李昭道《摘瓜图》，张萱的《捣练图》和《虢 富贵而传神的花鸟画（宋徽宗画的艺术特色） 历来关于赵佶的艺术成就，论者都以他的花鸟画为最高。赵佶艺术的独创性和对后代的影响力，也主要体现在他的花鸟画中。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物象意念安排的独特性。经营位置为画家的总要，所以画面布置因题材内容繁简不同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其中有一般的方法，这是人人皆能学习而得的；也有特殊的方法，这需要作者独出心裁，巧妙安排。赵佶花鸟画的构图，时有匠心独运之作。如《鸜鹆图》轴，画幅下面靠左以水墨写鸜鹆两只，奋翅相争纠结在一起，一反一正，羽毛狼藉。上面一只处于优势，用利爪抓住对方的胸腹，张嘴怒视；但是下面的一只并不示弱，依然奋勇挣扎，进行反击，回首猛啄它的右足。上面靠左一大片空白，仅飘动着几根羽毛，令人想到这两只酣战的鸜鹆，是从高处一直斗下来，并显得空间的广阔，画面右下斜出一松枝向右上伸展，上栖另一鸜鹆，作噪鸣状，扑翼俯看下面两只正在争斗的同伴，不知是喝彩还是劝架，又似乎想飞下来参加决斗。焦急的情状，描绘得维妙维肖，鸜鹆的心理感情，也刻画得细致入微。槎枒的松枝和瘦硬锋锐的松针，与纠结在一团的浓墨的鸜鹆相对比，更增强了画面的动感。虽然画中所撷取的都是自然写实的物象，但由于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和独特，从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时空意象的无限理想化的艺术世界。这是徽宗时期花鸟画的特有风格，并由此开启了南宋刘、李、马、夏在山水画构图方面的改革先声。 第二，写实技法的独特性。有一位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外国专家曾把赵佶花鸟画的写实技巧称为“魔术般的写实主义”，因为它给人以“魔术般的诱惑力”（劳伦斯·西克曼：《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北宋的绘画理论中以气韵为高的说法已不少见，但在赵佶时代，严格要求形神并举。“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益州名画录》）。形似以物趣胜，神似以天趣胜，最理想的境界是由形似达到神似。所谓写生的逼真，不但要有正确的形体，还必须富有活泼的精神。赵佶在创作实践中，一直是力求由形似达到神似的。传说赵佶画翎毛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这正是为了由形似达到神似所作的技术性尝试。如《御鹰图》，论其艺术描绘，双勾谨细，毛羽洒然，形体生动而自然。尤其是鹰眼的神姿，英气勃发，显示着一种威猛之气。而艺术的格调，却是清新文雅，绝去粗犷率野的情味。尽管双勾是历来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新颖的画风，是形神兼备的高妙写生，已从朴实真诚之趣，变而为精微灵动，与崔白、吴元瑜等显示了一定的距离了。又如《金英秋禽图》中的一双喜鹊，笔画细致，描绘对象无微不至。以俊放的笔来表达细致的写生，真可谓神妙之至。花的妩媚，叶的飘逸，枝的挺劲，草的绰约，石的玲珑，以及鸟兽的飞鸣跳跃，草虫的飞翔蠕动，无一不赖其魔术般的写实技巧款款传出，而了无遗憾。正如张丑题赵佶的《梅花鸜鹆图》诗：“梅花鸜鹆宣和笔，十指春风成色丝；五百奇踪悬挂处，暗香疏羽共纷披。”所谓“奇踪”和“色丝”都是形容绝妙之意。这种写生传统是中国画最可宝贵的传统。其实，苏轼论证绘画不在于形似而在于神似的含义，不是不要形似而单讲神似，而是要求在形似的基础上抒写出对象的内在精神。譬如他在《书黄荃画雀》中写道：“黄荃画飞雀，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在这里，苏轼特别强调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研究对象，这与赵佶之钻研“孔雀升高，必举左”，态度上又似乎是相近的。 第三，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赵佶的绘画尤其是花鸟画作品上，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诗题一般题在属于精工富丽一路的画作上，如《芙蓉锦鸡图》轴，左下角秋菊一丛，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鸟锦鸡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戏飞的双蝶，顺着锦鸡的目光，导向右边空白处的诗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鬼管。”全图开合有序，诗发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这首诗题，实际上已巧妙地成了画面构图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见出赵佶对诗画合一的大胆尝试和显著成就。画上的题字和签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体”，秀劲的字体和工丽的画面，相映成趣。尤其是签名，喜作花押，据说是“天下一人”的略笔，也有认为是“天水”之意。盖章多用葫芦形印，或“政和”、“宣和”等小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押印于书画的款识上，始于宋代苏轼、米芾、赵佶、赵子团等人。元明以后，诗、书、画、印相结合已成为中国画的传统特征，但在北宋，却还处于草创时期，赵佶是善开风气之先的。 “一个错位的人生” 像宋徽宗这样才华横溢、具有高度灵气和素养的艺术天才，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人。如果没有皇帝这个身份的介入，他可能就会成为像李白那样的大名人。但是富有种种艺术天赋的他却注定了其矛盾而痛苦的一生，一个艺术家的错位人生。也许生于皇族，对于普通百姓就意味着荣华富贵，唾手可得的权势地位。可是对于宋徽宗而言，只不过是一个镣铐，这个皇宫，这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只会带给他灵魂上的束缚，只是他艺术道路上的拦路虎。皇帝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他们是管理国家的机器，从生下来开始就注定了他们没有乐趣的生命。他们不能拥有自己想拥有的东西，他们不能喜欢自己所喜欢的人，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当他下定决心投身于艺术的时候，他恐怕早就料到了以后的种种。会遭到后人的唾骂，会有负先皇的嘱托。但是正如屈原所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艺术的康庄大道上是布满了荆棘，浸满了鲜血的。每个艺术家都将在经历种种磨练之后到达他们希冀的天堂。那里一个一个鲜活的灵魂在自由地呼吸。作为一个皇帝，他是失败的。但作为一个艺术家，无论从他自身的成就还是培养了那么多人才，他都无疑是成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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