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州发现民国时期的“农村派出所”

   　近日，在孟州市发现民国时期的几份地契上盖有村警察分驻所图章，由此推出民国时期农村派出所即在孟州出现。近日，记者专程前往，从《孟县志》和有关人士那里，证实了这一发现的真实性。这是否是我国最早的农村派出所，还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

　　发现盖有

　　“警察分驻所”印章的地契

　　“最近，我在清理老房子时，发现了祖上留下的十余份从前清到民国时期的田产买卖地契。”4月11日上午，孟州市公安局的王鑫声在接受采访时说，“从这些地契上看，清朝的地契都经过了民国县府的验证认可，并附有民国县府的批文和验证章，所买的田地可精确到亩分厘毫丝乎尾。”

　　更有意思的是，在一份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的地契上，竟然盖有“后姚村警察分驻所”字样的长方形黑印。在公安局工作多年的王鑫声当时就大吃一惊：“哎呀！那时候就有派出所，并且是农村派出所。”

　　当天下午，记者在王鑫声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孟州市城北10公路处的后姚村。后姚村是河南省孟州市城伯镇所属的一个行政村，王鑫声的家位于村子的中央。这是一套长时间没有人居住的老房子。王鑫声打开紧锁着的房门，从梯子上到复篷上，搬下来了一个陈旧的木箱子，里面放着许多陈年老账。他从箱子底部翻出了那发黄、皱巴巴的地契。

　　一份地契上写着：立补契人王吉立，因村南地一段，今同巡警、牙行丈清……四至分明，计地四亩二分七厘七毫，时值共价三十二千整。空口无凭，立补契存正。

　　巡警　李光荣　王光成

　　牙行人　王臣

　　地邻　王吉中

　　中华民国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后姚村警察分驻所（印章）

　　知事 暴式宾（印章）

　　验讫 孟县验讫（印章）

　　中华民国三年四月一日

　　记者还从另外一份民国三年的地契上看到有两名巡警的名字。“有村级警察的图章，又有村里巡警的具体人名。从这些地契上的图章和巡警的名字可以证实，民国期间，我国农村就出现了驻村警察，实际上就是农村派出所。”王鑫声兴奋地说，“这在全国是不是最早的，还有待专家考证。”

　　90岁老人的见证

　　从王鑫声家出来，记者来到了该村的老年协会，在那里记者打听到，地契上的一名巡警李光荣的儿子李友毅尚在，并且就住在后姚村的西头。记者很快找到了李友毅。

　　今年已经90岁高龄的李友毅，看上去身体仍然很健康，思维很清晰。他说：“那时候村里也就是两三个驻村巡警，村里有保长、班长、巡警。都穿便衣，看上去和老百姓没什么区别，都是本村人。各人吃各人的饭，没有工资。没有配枪，收皇粮时帮助收收粮、催催款。农忙时到地里转转，按现在说就是巡逻。街坊邻里纠纷、打架斗殴，他们帮助劝解，说和。没有抓人、逮捕人的权力。当时的社会治安还算可以，小偷也很少，穷人穷得没啥偷。到老日来时，就不平安了。”记者问：“你说那时候老百姓穷得啥样？”

　　李友毅想想说：“当时有个顺口溜：好过正月，难熬二月，死活就在三四月。因为，正月刚过罢年，上年的粮食还没吃完，到二月时，粮食就吃完了，特别难熬。三四月时，人经过一个月的饥饿，就开始有疾病，接着就是病死饿死。俺爹当过几年保长、巡警，就那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日子多好呀！”

　　王鑫声接着说：“那时的巡警可不像现在的人民警察，无论在执法上还是自身素质和监督机制上，那和现在是没法比的。我小时候就听老年人说，有一个巡警无恶不作，屙门尿户、吃拿卡要，激起民愤，群众起来用乱棍将他打死了。”“这事我知道，他当时的民愤太大。”李友毅说。

　　县志有记载　　　　　　　　

　　当日晚，记者来到孟州市史志办原主编马殿立家。今年65岁的马殿立热情地给记者找来《孟县志》进行查对，并找到了依据。

　　《孟县志》记载：清末光绪年间，县城内商号屡出抢劫案，而城内守兵不足平息，县衙通过各商号捐款招募数十人组建乡勇局。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乡勇据废，设巡警局，置巡长1名，巡兵20名。1912年（记者注：民国1年），县知事暴世彬改组县署，革除书役吏胥，改制法警、巡警局，另募乡丁，创建孟县游击队，队勇40人，与县巡警局分开。同时，为加强地方武装，又创办了乡村警察，把全县划分了6个局，东局、西局、东北局、西北局、北局、中

局（包括城镇区），每局均设局警，村警，由各局局长统领，其中，村警饷费太多，决定不再向地方摊派，只是豁免村警本人的公差费、杂税、护青费等。于是，警察散布县境各处，强化了社会治安……1922年，又设武装警察，内设分队长、巡官各一人，巡长5人，警士45人，各区均设警察分局。……

　　“关于暴式彬这个人没有更多的记载，有关资料上只有两句话：暴式彬，滑县人，优秀师范毕业，民国元年十月任县知事。”马殿立接着介绍，“但从设县巡警局来看，这个人是很有才能的，尤其在治理地方治安上，很有一套。”

　　马殿立一边翻着县志一边对记者说：“作为村警，在当时应当是个肥差事，民间买卖房产田地立契约，他们作为官方是必请之人，不仅好酒好菜侍候着，而且买卖双方能行的都要显点心意的。民国之后的契约要由村警盖印，民国之前清朝的买卖契约村警也盖有印，看来村警是第一道关，然后才到县一级政府盖印验证，从而得到民国县府的认可。村警们在管村里治安的同时，也担负着上边催粮派款和税费的收缴，权力是不小的。”

　　“不过据县志记载，以及村里的老一辈人讲，当时的农村治安还是不错的。”王鑫声插话说，“但一个人的苛捐杂税，可以作为一个乡村警察的工资，可见当时的农民负担有多么的重。”

　　地方警察的兴衰消亡

　　1923年8月，孟县发生了宝丰县黄建升杆股袭击县城案，抢劫财物价值15万元以上，有9名无辜群众被打死，15人被打伤。这次匪案中，孟县警察遭到重创，土匪夺取警察枪支17支、子弹4000余发。

　　“当时，暴式彬已经调离孟县，县知事叫袁吉枚，此人胆小如鼠，闻匪而逃。警察局长周某、武装警察队长马某皆借故避匿，一任匪徒开库劫狱，残害百姓。只有警兵李执良一人向匪徒开了一枪，击毙土匪一名，后为土匪所毙。”马殿立气愤地说，“如果当时县知事是暴式彬，可能不是这个情况，那么多的警察，组织起来抵抗，土匪就不可能那样大摇大摆地进出孟县城。这也说明，到了这个时候，警察形同虚设，腐败无能。”

　　正是这场匪案之后，孟县知事慌忙成立保安团，其粮饷全部摊派在农民头上。1925年，孟县又组建了保安警察队。然而，这些地方武装，都是银洋腊枪头，中看不中用。平日欺压百姓，狐假虎威，真正到了关键时候，一个个吓得龟缩在驻地，不敢露面，放任土匪为所欲为。

　　1929年12月，匪首张寡妇率百余匪徒拥入县城，滋扰半天一夜，县城的商号、店铺蒙受巨大损失，不少百姓遭到劫难。时至今日，凡经历过这次匪患的老人，谈起张寡妇，仍然是心惊色变。

　　1933年12月，该县各区警察分局改为分驻所。内设巡官1人，巡长4人。各乡镇公所也附设乡镇分驻所，计176处，内设巡长1人，巡警1至6人不等，以维持地方治安。到1935年，孟县设置保安大队，各区、村不再设置地方武装。1938年2月，日军侵占孟县，该县警察组织自行解体。

　　“从这个演变消亡看，过去的警察根本起不到保一方平安的作用。”王鑫声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