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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錢鐘書致錢穆的一封信

 LM0318 2010-12-15

讀錢鐘書致錢穆的一封信


2010-09-03 13:27:00   華夏經緯網

    賓四宗老大師道座:

    契闊暌違,忽五十載。泰山仰止,魯殿巋存。遠播芳聲,時殷遐想。前歲獲睹大著憶舊一編,追記先君,不遺狂簡,故誼親情,感均存歿。明年蘇州市將舉行建城二千五百年紀念大會,此間人士僉以公雖本貫吾邑,而梓鄉與蘇接壤,處廉讓之間,又卜宅吳門,乃古方志所謂“名賢僑寓”。且于公欽心有素,捧手無緣,盛會適逢,良機難得,竊思屆時奉屈賁臨,以增光寵,俾遂瞻對。區區之私,正復齊心同願。舊國舊鄉,望之暢然,而況於聞聞見見,莊生至言,當蒙忻許,渴盼惠來。公家別具專信邀請,敬修片楮,聊申勸駕之微忱。襯拳邊鼓,力薄而意則深也。即叩春安不備。

 

         宗末鐘書上 楊絳同候
一九八五年二月三日

    上面這封錢鐘書先生致錢穆先生的信,錄自楊絳先生的回憶散文《車過古戰場——追憶與錢穆先生同行赴京》(後收入《雜憶與雜寫》一書,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楊先生介紹此信的背景說,當年要舉行盛大的蘇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紀念大會,打算邀請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參加,長期寓居台灣的錢穆老先生(字賓四,一八九五——一九九○)亦在其列,當時除了用公家的名義正式發函邀請之外,又特別請錢鐘書以個人名義寫信去勸駕。據楊先生說,起先錢鐘書在信裏寫錯了幾個數字,“主辦單位把信退回,請他改正重寫。我因而獲得這封作廢的信。我愛他的文字,搶下沒有讓他撕掉(默存寫信不起草稿,也不留這類廢稿)”,於是這封信才得以留存。後來楊先生遂將此信作為追憶錢穆先生文章的附錄發表了出來(見該書第七十七頁)。

    錢鐘書與錢穆同出一錢,都是五代十國時著名的吳越王錢镠的第三十四世孫,同宗而不同支。早年錢鐘書的父親錢基博先生曾在一九二三年推薦本家新秀錢穆到無錫省立第三師範教書,後又替他的著作寫過序言(由錢鐘書代筆),兩家交往甚深。因為是以錢氏宗親的身份和名義寫信去勸駕,所以錢鐘書信中稱對方為“宗老”,而自稱“宗末”(本家小人物),態度謙卑,很有人情味:純然傳統書信的格調,老年知識分子讀起來很舒服。

    錢穆齒德俱尊,學術地位很高,單是稱之為“宗老”還不夠,於是又加上“大師道座”四個字。錢穆是著名的國學大師,長期在各地高校教書,門徒甚多,又著作等身,有《先秦諸子係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朱子新學案》、《中國學術通義》等數十種,影響很大。舊時以某座為尊稱,如“帥座”、“鈞座”等等;“道座”一詞多用於知識分子或各路高人,用在這裡非常合適。錢穆得享高壽,信中頌為“魯殿巋存”,用來形容他乃是碩果僅存的大學者。魯殿,魯靈光殿的簡稱。《文選》卷十一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雲:“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這裡指老輩學者多已凋謝,而錢穆健在。措辭雅致,也非常得體。

    這封信篇幅不長,內容豐富,文字凝重清新,章法極佳。開頭先寫親情故誼,措辭典雅,入題從容,合於傳統書翰的通則。“大著憶舊一編”指錢穆的回憶錄《師友雜憶》(載《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八三年一月初版,大陸有三聯書店一九九八年版),其中憶及錢基博先生(“先君”),也談到錢鐘書(信中以“狂簡”代指自己,是自謙的說法;《論語·公冶長》:“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朱熹注:“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說他小時候“已聰慧異常人矣”,又說:“及余去清華大學任教,鐘書亦在清華為外文系學生,而兼通中外文學,博極群書,宋以後集部殆無不寓目。鐘書畢業清華後,留學英倫。歸,又一度與余同在西南聯大任教”(三聯版,第一百三十三頁)。他們不是一般的熟悉。

    轉入正題後,信中特別強調賓四先生與蘇州深厚密切的關係,以明邀請之有故、企望之殷勤。錢穆的家鄉在無錫縣南門延祥鄉鴻聲裏嘯傲涇七房橋村,其地靠近蘇州;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三○年夏,錢穆任蘇州中學國文主任教席。一九二九年春天以後,全家寓居蘇州。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年夏,錢穆回蘇州侍奉老母,居於耦園。抗戰勝利後,又曾一度寓居於蘇州。一九四九年春南下廣州,稍後隻身去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一九六一年定居台灣。所以信中說對方曾卜宅吳門,乃古方志所謂“名賢僑寓”,因此現在大家渴望他回來參加蘇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紀念大會。

    信末引用莊子的話,動之以舊國舊鄉之情,主題昇華到新的高度,不單為蘇州一處,也不單適用於錢穆先生一個人,而有深遠得多的意義。“公家別具專信邀請,敬修片楮,聊申勸駕之微忱。襯拳邊鼓,力薄而意則深也。”聲明自己這封簡單的信不過是輔助性的(“襯拳邊鼓”)——這樣的說明也很必要,說得又極其風雅有味。

    關於海峽兩岸是一家和國家統一的大義,信中沒有直接提到,對明白人無須多說。後來錢穆雖然因健康關係未能光臨蘇州的盛會,但于一九八六年初應台北《聯合月刊》之請,發表《丙寅新春看時局》,指出和平統一乃是中國的大前途,大希望,大理想,大原則;稍後北京《人民日報》發表了該文的摘要。錢穆的言論在海峽兩岸都產生了很好很大的影響。

 顧農   

來源: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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