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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讲义》——述而第七
《述而》篇是孔子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实践的集中记录。第五、第六篇讲人才的重要性、对人才的评价及对人才的要求。而人才从何而来？从教育中来，故第七篇紧接着讲教育。孔子的理想是通过教化来改变社会现实，故而教育就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所以《述而》篇在《论语》中有极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旧时代的平民弟子在私塾中读《论语》往往从《学而》读到《述而》就对孔子思想基本明了了，并终身受用，原因就在这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述而不作”是整个第七篇的核心思想。孔子说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传述圣贤之道而不妄作，相信而又喜好古代的文化，我私自把自己比作老彭。传述圣贤之道，这就是儒家学问相传的一个重要方法。述，传述，就是指的灯火相续，生生不息。灯就是光明，是智慧之光。儒家把这个称为“为往圣继绝学”。宋代的大学者张载讲了四句话，称为四句教，成为儒家读书人必须遵守的重要信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要立天地之心，要为众生立命，要能够使圣人的学问代代不已地传下去。因为圣人之道不是人人都能觉解的。黑格尔说：只有思想才能认识思想，只有智慧才能认识智慧。你没有思想和智慧，你就不能传圣人之道。真正能够领会圣人之心的人，也就将近圣人了。不是圣人也是亚圣，孟子就是亚圣。能够传圣人之道的，就是为往圣继绝学。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万世开太平，使众生都能出离苦海，使众生都能同享太平。 述，怎么述呢？它是特定的一种方法。“述”这一个字里边有很深邃的思想。庄子就说了一个问题，叫做“薪火相传”，这个火要怎么传？要用薪来传。比如，你在地上平白无故生一团火，这个火会不会燃呢？燃不起来。火必须要依附其他东西燃烧。我把干柴拿到那里去，火一下就点燃了，火必须依附东西燃烧。智慧必须依附于人，才能够传得下去。薪火相传，薪就是指的柴，火必须依附柴来传，智慧必须依附人才来传。柴有好柴，有不好的柴，你拿一堆湿柴去，它就点不燃，你拿干柴去，马上就燃起来了。柴要好柴，选人，要选到能够传的人，才能够传，你选个木脑壳给他讲道，你讲了十年——“老师，你这十年说的什么呀？”完了，老师只有气死了，这个灯就传不下去了。要选到人才能够传，所以叫薪火相传。 述而不作，先说说这个“作”字。“作”，就是自己的发明创作，就是一家之言。你自己的一些认识、体会就叫“作”。圣人不会自己妄作，怎么传？是述，就是讲述圣人之道。不是不说自己的，而是不要自己在那儿妄说。比如，我给大家讲《论语》，这就叫做述，把圣人之道讲给大家听，但不是“废书不观”，这些书都不要了，我就坐在这里瞎讲，而是把圣人讲的道传述给大家。在这个传述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讲的是古圣先贤的学说，不管在道理、时空，还是语言方面都有障碍，不容易听懂。听不懂怎么办呢？听不懂，我就要用能使当代人听懂的方法，来为大家讲。为什么我讲课的时候要给大家举很多例子呢？便于大家去体会，所以每个人的述都是不一样的，不要以为都是讲《论语》，一千个人讲《论语》，每个人讲出来的都不同。述本身就有对圣贤之道的再体会，而这个体会又不能离开圣贤之道。但是讲述自己的体会，其实也就是在作，在创作。把圣人的道理讲出来，使大家都明白，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创作。这里就深含着经权之变的思想。我们已经讲过，经就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圣贤之道就是固定不变的。所以《论语》就是《论语》，不可能某个人讲成“论不论语”。他肯定还是从“学而时习之”讲到最后“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至于他怎么阐述，每个人都不一样。这就是权。权就像秤砣，秤砣在秤杆上移来移去以求平衡就是权宜之计，是变化。你讲圣人之道，讲了十年了，对我们一点儿用都没有，全是讲与我们没有一点儿关系的东西，那就不是圣人之道了。圣人之道就是能解决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问题，是对他真正有所帮助的东西。因此必须有与时俱进的变化。实际上，每个时代的人讲出来的《论语》都各有侧重，有些时代也许把《为政》篇阐述得很丰富，有的时代或许把《八佾》篇讲得很详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这个侧重点不同就是损益，这种损益本身就是在创作。所以述里包含的意思：第一，他在讲圣人之道；第二，他对圣人之道进行一种符合当代需要的阐述。故述而不作就是不妄自发挥自己个人的思想，而是以述为作。 中国传统文化里一个很深厚的思想就是“信而好古”。中国古代人都以复古、好古为一种美德。五四以后才认为复古是不好的，使大家一谈到复古就认为是一种贬义。在古代，能够好古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儒家的人都好古，人家要穿西装，我们不穿西装，要穿长衫，这就是好古。人家用钢笔，我们写毛笔，这也是好古。人家住高楼大厦，我们住四合院，住老房子。人家提皮包，我们提竹篮，这都是信而好古。人家读洋书，我们要读古书。这是现象，本质是什么？信，就是起信、诚信，儒家很讲信。圣人之道首先是信，没有信就不可以敬。 首先是信古，信而好古。为什么要信而好古呢？我们中国古人认为太平世界出现在上古之世，尧舜禹的时候就是大同世界。那么要想再恢复到大同世界，就必须要向古代看，所以古人言必称尧舜，这是好古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到了战国百家争鸣的时候，诸子百家每一家，都要依附一位古圣先贤，来假以自高。诸子百家中，孔子推出周公。墨家当时和儒家相抗衡，墨家就说，你周公早没有我大禹早。墨家就以禹作为他们学派的祖先，说墨家哲学是从大禹那里传出来的。孟子说，你大禹早，总没有尧舜早，孟子又引出尧舜。道家又说了，尧舜再早，总没有黄帝早——黄帝在尧舜之前——道家就引出黄帝来做他们的精神领袖，所以道家称为黄老之学。农家又讲，黄帝早，黄帝总没有炎帝早，所以农家又引出炎帝神农氏，以神农氏来作为他们的领袖。诸子百家，各家各派都引出古代的圣人来作为他们哲学思想的一个归依，增加他们学说的权威性，这也助长了一种信而好古的风气。所以在中国文化里边，信而好古是一种很重要的哲学思想，中国人都以好古为一种美德。 好古还有一个本质的东西，是什么？中国是农业国，大家注意，手工、农产品和其他工业产品不一样。工业产品是不停地贬值，电冰箱、电视机、空调、手机从它们卖出来的那一天就开始贬值，而手工、农产品和与其相关的东西是放得越久越值钱。中国古代的东西，不管是丝绸、茶叶、瓷器、宣纸、酒，都如此。酒者，久也。陈年老窖，放得越久越高级。放五千年的酒，这个酒拿出来，肯定是无价之宝。一件商代的青铜器，四羊方尊，现在也是无价之宝。中国是农业国，种庄稼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经验。有经验才能使我们的庄稼长得好，经验从哪里来？从老人那里来。为什么敬重老人？因为老人有经验。青年的经验都是老人传给你的，代代相传。其实这个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深意，代代相传。曾祖父给你说，庄稼要春天的时候播种，到了清明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到了谷雨的时候又该怎么样，到了小满的时候又该怎么样，就这样代代传下去了。关于天文历法的知识就有了，什么时候该怎么种。因为农业注重经验，所以中国人都尊重过去的经验，尊重老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结。中国人敬老尊贤，都是从这里来的。还有一个是报恩返祖，知道报恩。为什么好古？因为无古不成今。你从哪里来的，从地里出来的吗？不是。是父母亲生出来的。你父母亲从哪里出来的？你的祖父母生的。祖父母哪里来的？曾祖父母生的，代代相传。这就是孝悌思想的延伸，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思想的一块重要瑰宝。如果我们不敬老尊贤，老的都没有用，只有新的才好，中国早就亡国了。西方的文化重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中国文化重肯定之肯定之肯定，不停地对前人的文化进行肯定。孔子出来肯定周公，孟子出来肯定孔子，董仲舒出来肯定孔孟，朱熹、程子又出来肯定孔孟，不停地对前人进行肯定，不停地对它进行阐释，然后就越来越大，就形成了我们泱泱古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就是这么形成的。而西方文化，崇尚科学技术，那肯定是新的比旧的好。电脑从奔二，到奔三、奔四、奔五……越新的就越好，因为科学是不断地在前进，不停地发展，从前的东西就不断地被否定，不要了。所以西方文化断代的、消亡的很多，新起的也很多。它是不停地向前看，我们是向后看，是对前代不停地总结，因为圣人之道深邃。中医，不管你什么新理论出来，你都必须要读《黄帝内经》。不读《黄帝内经》你当不了好中医。不管怎么发展，再发展一万年，只要是学中医，你还是要回过头来读《黄帝内经》，读古人的书。因为那里边已经归纳了很高的医学智慧。中国文化是在对前人不断肯定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中华民族也是越来越大。西方的国家就越来越小，整个欧洲从罗马帝国到现在分成多少小国了。 “窃比我于老彭。”意思是我私自将我自己比作老彭。“窃”表示自谦。老彭，相传是商朝的一个大夫，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说的彭祖。传说彭祖活了八百岁。成都附近有个彭山县，就是彭祖的故乡，那里的仙女山上供有彭祖庙。庄子在《逍遥游》里边也说彭祖以寿高特闻，以八百岁为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长寿就古，他能够知道八百年以前的事情，你只有相信他，你拿书出来都没他那么准确，因为他是亲眼见到的。信而好古，用老彭来打比方，这句话很有深意。唐朝时候大医学家孙思邈活了一百多岁，他是从魏晋南北朝一直活到唐朝的。当时唐太宗要修史书，修魏晋南北朝史，就派大臣魏征、房玄龄到陕西的药王山去请教他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事情，因为没有哪个比他知道得更详尽、生动了。书记载的还不如他讲的。写历史，叙述任何事都要采纳他的意见。后来唐太宗感激孙思邈的功绩，就到药王山上去拜孙思邈，现在药王山上还有拜真台。孙思邈被称为医中之圣人，作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他讲医生的医德，作了《大医精诚》这篇文章。“夫大医治病，必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度含灵之苦。”后来的医生都必须读这篇文章，就是讲医德的问题。他还是全世界第一个治疗脚气的医生，脚气这个病也是古来就有，孙思邈第一个研制出治疗脚气的药。肾结石、膀胱结石造成尿路堵塞，排不出尿来，很痛苦，孙思邈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研究出导尿术。用什么导尿？你想都想不到中国人的智慧，用葱管作导尿管。葱管的中间是空的，又薄，就用葱管做导尿管。孙思邈是了不起的，大医圣。说到这里又说远了。我们中国人对老人、古的、旧的，都无比地崇敬、怀念。彭祖因寿高而信古能述，故孔子以彭祖自喻。孔子修诗书、正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为传述先王之旧，非自创作，故发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这番议论。正由于此，孔子才成为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总结者，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识”读zhì，记忆的意思。默默地记忆，反复地去体会、思考，就叫“默而识之”。学习圣人之道一点儿不感到厌烦，教诲人也不感到厌倦，不管他怎么问你，都耐心细致地给他解答。“何有于我哉”，这句话就是“我有何哉”，这几样我有哪一样啊，我一样都没有。“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我一条也做不到，这是孔子自谦，其实他是在讲教和学的问题。学，应该是不厌；教，应该是不倦。《礼记》里边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学记》，其中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你越学越觉得自己太不够了，我讲课讲不清楚，讲半天学生都是云里雾里的，我就知道自己学得不足了，就会回过头去再研究、学习。重新来学，再给大家讲懂。教学相长，所以孔子这两句话也含有教学相长的意思。成都应天寺的百岁方丈佛智法师说：老师和学生不是固定的，今日之老师是昨日之学生，今日之学生可能成为明日之老师。师和生是互相变化的，没有固定不变的。 《述而》这篇开篇这两段，第一段“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宏观地讲对待古代文化传统的态度。第二段“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微观地讲对待古代文化传统的继承方法。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来求学的诸君，我有一点忧愁，那是什么呢？这几句是孔子开学的发言词。他说诸君自四方来学，如果你们不知道修养自己的德行，不讲习所学的学问，听到大道而不能跟随，“徙”，原意迁徙，这里指跟随。看到自己有不善的行为而不能改正自己，这些就是我的忧愁啊。这是孔子告诉弟子们要怎么来求学，以什么态度来面对求学。 接下来就是孔子身教胜于言教的范例。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这句话太关键了，这是对孔子圣人气象的形容。“燕居”就是闲居，孔子闲居无事的时候坐在那里，“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申”是那种从容、安详、自在的样子；“夭夭”是一种愉快的样子。孔子没有事在那里闲坐的时候，很从容、很平和、很淡然、很安详，而且很愉悦，随时脸上都挂着微笑。四川的安岳石刻是很有名的，其中有个紫竹观音，不论在大足石刻或安岳石刻里都要算雕得最美的。紫竹观音坐在那里，安闲自在，你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她目光都是那么悠远、安详，那么美丽。孔子闲坐的时候也是这样，安详、自在、平和。大家注意，人一无事就容易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就无聊，磨皮擦痒的，自己不知道做什么了，烦躁不知所措。还有一种是闲下来就很散漫，站着想坐着，坐着想躺着，躺着就不起来了。而圣人哪怕是无事闲居的时候，依然是从容、淡定、安详、自在，而且脸上还带着微笑。这一句是孔子身教胜于言教里边最重要的一条。他要让学生看到，你读书学成了之后是一种什么状态。那就是“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如果你虽然在学习，却边学边烦躁，那就没有达到学习的目的。只有真正的内心和谐，才能显现出外表的庄重和娴静。这是从心里流露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做是做不出来的。一天在那儿坐着，开始可以装一下，装半天嘛，装到下午就不行了。只有从内心里边流露出来的，才能长久如此。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这是孔子晚年的状态，我们今天说的梦周公，就是从这里来的。现在我们心目中的儒家圣人是孔子，而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就是周公，所以孔子做梦都梦见周公。因为他一心想复周公之道，想回到周公那个时候礼乐薰习、天下大治的状况，所以他做梦都梦见周公。“甚矣吾衰也”，这里是孔子说自己衰弱得很，老得不行了，因此好久没梦到周公了。没有梦到周公是说他的心力已经不足了，虽然为圣之心不改，但行道之身已不行了。这一句是孔子在深深地感叹自己这一生到处周游列国，到处宣讲圣人之道，可是都不见用，理想不能实现，内心深处的那种悲凉，深深的忧愁。孔子并没有说算了吧，我们儒家之道行不通了。孔子以自己的一个梦境，来形象地说明他内心的感受。这些孔子平时所说的话，其实最能体现他内心深处的世界，那种为天下苍生忧，而又道之不行的内心感受。这也是圣人和圣人的心灵相通，孔子的心在周公那里。孔子说：“知我者，其天乎。”就是说当时的人，能够理解孔子内心的很少。真正能理解他的，只有五百载以前的周公，所以他和周公在梦中相会。周公之世是孔子的理想。久来不梦见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孔子说立志在求道，志就是心之所欲至，心中所想要去的地方就是道，道就是通向光明的路。我立志在修道。“据于德”，“据”，当“守”字讲。我要守住德，道之得于心谓之德，“德”者，“得”也。得了道就是有德行了，德是道的显现。道是理论，德是行为。求道，就是我寻找通向光明的道。据德就是努力地行圣人之道，在生活当中将圣人之道守住。比如，老师说：“君子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些道理老师教给我了，我回去以后就要身体力行。我每天要反省自己，和人家交往我忠不忠啊？我有没有诚信啊？老师教我的东西我传习没有啊，研究没有啊？我这样做了就是德，就有德行了。“据于德”，守住你的德行。
“依于仁”，仁是道之全德。品德一点点地构建起来，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才能形成仁德。仁是一种什么品格？没有私欲就叫仁，爱人就叫仁。你要把德行一点点地充满，到一定程度才能成为仁者。“依于仁，游于艺”，当你的德已经到达仁者的最高境界，你就可以凭借你的德行而游于艺了。艺就是琴棋书画等等，就在艺术的境界当中去遨游。当德行对于你来讲已经成为生活习惯，这时做好事、严格要求自己都犹如吃饭、上厕所一样正常，不是人为的、强制的，而是出自内心的，这时你就不是成天抱着书在那里背诵，书中的道理已化作你的人格，化在你的血液里了。而你在弹琴、画画儿、写字、下棋时，就能“从心所欲不踰矩”，能够随心的欲望来做事情，但是又不超越规矩，就叫游于艺。我们看弹琴的人，游刃有余，弹得非常自在。你看他弹得很自在，可是他这个自在并没有超越规矩。你看他的手动得那么熟练，可是他的动都在规矩里边，都在琴弦里边，没有超出过琴弦。因为他对这个东西纯熟地掌握以后，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运用。游于艺就是对你道德的检验，看你的道德达到什么程度了。真正得了道的人，他有像艺术一样自由自在的境界，这是修道修成以后的境界。这一段是孔子在讲为学的次第与步骤，从哪里立志，经过什么过程，最终达到什么状态。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这是孔子收弟子的规定，“束”，十根草捆在一起就叫束，“脩”就是干肉的意思，干肉就是腊肉。孔子说，只要送给我十块干肉，我没有不教诲他的。这是什么道理啊？在先秦，对士大夫来讲，十块干肉是最微薄的礼，好的礼应该是玉帛，珍珠、玉帛才是高贵的礼品。送十块腊肉是很一般的礼节。《学记》里面说“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而后民知敬学也”。老师不严，道就不尊，道不尊，老百姓就不尊重你的学问，所以为师之道“严师为难”。那么怎么体现出学问、道德、智慧的价值呢？那就必须你内心要至诚。你没有那个诚心，是我非要让你来学，求你来学，我敲着锣喊：“赠送喽！不要钱喽！我还倒贴喽！”你这个学问这么不值钱呐？所以并不是说要收腊肉，而是让人真正懂得对学问、智慧、学者要尊重。 《礼记》里面讲“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只听说过你来求学，没听说过我一定要去教你的。现在的学堂，是老师要求学生学，不是学生要求学。我就有体会，我在大学里面教书，就是求学，我在求学生学；我给民众讲学呢，那就不一样了，那是民众来求学。大家挤着都要来学，他是自己心里面要学，故而大家都安安静静，整整齐齐地来学习。学校里面上课，老师在上面讲，竭尽全力地讲，学生在下面，吃瓜子的吃瓜子啊，谈笑的谈笑啊，I love you的I love you啊——是老师在求他学，求学生学。孔子说，只要送给我十块腊肉的，我没有不教诲他的。所以圣人说，十块腊肉表示你有这个心，只要你有求道之心，我就一定要教你。你没有这个心，我就是教也白教。我二十四岁第一次到北大拜见季羡林老先生时，就送了十块腊肉。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这一句和上一句结合起来看，上一句讲不是诚心来求学的学生不要教，这一句讲学生还没有经过自己努力学习思考，老师就不要去启发。这些都是孔子的重要的教学思想。 “不愤不启”，不到他思考问题实在是想不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去启发他。“愤”这里就是心中想不通的意思。“不悱不发”，意思都到嘴边上了，可是找不到特定的词表达，就叫“悱”，不到他想说话、想表达而实在表达不出时，你不要去给他递传语言。一定要他自己去表达，确实表达不出来的时候，你递给他一句，他终生都记得。他思都没思考，你就给他讲了半天，“老师你讲的什么啊？”你到他讲不出来的时候，你给他讲，就会醍醐灌顶，从而使之豁然开朗。 我族中一位饱学的八十五岁大哥李炽昌老先生做了一副对联就是：“当头棒喝是必大彻大悟，醍醐灌顶即知非色非空。”当头棒喝你一下，你大彻大悟，为什么？因为你有长期思考的积累。什么叫顿悟？长期思考的东西突然之间豁然开朗，就是顿悟。你没有长期思考的过程是不会顿悟的。所以，必须要他有那个心的时候，你再去教他，那这个教才是有意义的，不然也是白教。“隅”就是屋子的角落，我们一般屋子都是四个角落，四方形，中国古代建筑都是四方形。你给他讲了一个角落，他就应该知道其他三个角落了。一个角落讲明白了，其他三个角落还不知道的，你就不要再教他了，再教他也没用了。所以，这两句要结合起来读，就是说他有这个心，你才收他做你的弟子，你才教他。第二，他确实是在努力，刻苦地学习，你才去指导他。真正的老师，不是说他一天到晚坐着给你讲，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是要你自己去深入地修学以后再点拨你。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孔子对颜回说，我们出来为天下苍生做事，如果当政者用我们，我们就做，不用我们，我们就隐居起来，住在陋巷里面，这只有我和你两个人做得到吧。孔子对颜回的称赞之盛由此可知。孔子和颜回在那儿说梯己话，可是被子路听见了，子路又不舒服了。子路说，什么都是颜回好，可是“子行三军，则谁与”？如果老师您率领三军征战沙场，您跟谁一道呢？——子路有勇，并颇以此自负，心想打仗时老师您总该跟我一道吧。孔子就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暴虎”就是徒手去打老虎，“冯河”就是徒步去涉江，像这样的人我是不会跟他一起走的。子路这个人性情很爽直，也很憨厚。孔子说话一般是很委婉的，但是说子路的时候他是说得比较严厉的。孔子继续说，必须是遇到事情谨慎戒惧，能够谋划成事的人，我才会跟着他一起去。“惧”就是一颗尊敬之心，必须要能够诚敬的那种人。这就是孔子对子路好勇，有勇无谋的一种批评。子路这个人是很率真的，对孔子也是相当好的，只不过他不是那么细腻，不那么能够体会老师的心，但是他对老师是忠心耿耿的。老师虽然经常说他，但还是很喜欢他的。我们能够从语气当中感受他们关系的亲密。这一段孔子与弟子的对答，实际是对他因材施教的教学实践的记录。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执鞭之士”就是赶马的人，很低贱的人。孔子说：富贵如果可求的话，那么执鞭这种低微的事情我都要去做。如果不能够求得富贵，那还是依从我自己的心意去做事吧。这句话的深意是什么呢？孔子根本就是知道富与贵“于我如浮云”。第一孔子根本就不想求富贵，第二他也深深知道富贵之不可求得，“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既然知道富贵不可求，那说什么富贵呢？目的是让大家明白富贵是求不到的，以此强调富贵不能求。既然求不到，就随从我的喜好吧。也就是去求我的道，去治我的学，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吧。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这一段有一个很有深意的典故在里面。孔子周游列国来到卫国，卫国国君卫灵公娶了南子，南子当时掌握着卫国的朝政，卫灵公的嫡长子蒯聩（kuǎi kùi）欲谋杀南子，被卫灵公驱逐出卫国。卫灵公去世了，蒯聩的儿子出公辄继承了王位。蒯聩就想回到卫国来，做卫国的国君。但是出公辄不允许，不想让父亲回来。冉有问的就是这件事情。冉有想知道老师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态度。“为”当“以为然”讲，冉有问子贡，老师对卫灵公的孙子继位的事以为然吗？赞成吗？冉有在问子贡，可见子贡与老师更亲近。子贡就说，“诺”，“诺”就是好，表示答应。我去问一问。 子贡到孔子那里去，就问：“伯夷、叔齐何人也？”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啊？因为按古礼君子到了别的国家不能非议那一国的大夫，何况是国君，故子贡没有直问，而引伯夷、叔齐为问。 孔子答：伯夷、叔齐是古代的贤人啊。 子贡又问：他们有没有所怨恨啊？ 孔子说：伯夷、叔齐两个都是求仁德，而得到仁，又有什么值得怨的呢？ 子贡于是心领神会。师徒两个在打哑谜，明明是问的卫国国君出公辄的事情，他们都没说正题，都不就事论事，而说些题外话。 出来以后，子贡对冉有说，夫子并不赞成出公辄啊。理解这段话的关键是伯夷、叔齐让国的故事，我以前讲过。孔子说这话的意思是，伯夷、叔齐都是让国的贤人，而出公辄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让，说明孔子对他是极不赞成的。子贡听懂了老师的意思了，就把这个话给回答了。这段话是从现实政治评判中展现孔子的价值标准。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一句要和《雍也》篇里的“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联系起来看。这两句都是写孔颜乐处的，孔子和颜回乐什么？其实都是乐的一种人生境界。孔子说：吃着粗茶淡饭，喝清水，枕在手臂上睡觉，乐亦在其中啊。乐天知命，知足常乐，安详自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凭道义得到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如天空中的浮云一般。这一句，大家自己体会就是了，他的意境，和前面讲的许多都是相似的，就是孔子的安详、自在、从容。 《述而》篇，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两教：身教和言教。身教，就是孔子的状态。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联系起来看。“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是弟子对孔子生活状态的总结与描述。这一句孔子是对自己进行阐述，吃着粗茶淡饭，前面是山、后面是水，依山傍水，一间茅屋，住在里边，枕着手臂，在那里安详自在地生活，快乐在其中啊。 中国历史上真正在生活境界上得了孔子道的人，真正地、深刻地领悟了孔子的精神，而且化在了生活当中的人是陶渊明。陶渊明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是相当高的。陶渊明的诗文并不多，文章只有十多篇，诗赋百余篇，可是他的地位可以与司马迁、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不相上下，甚至比他们地位还要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真正得了孔子道的人。一篇《归去来兮》，整个魏晋南北朝，难有超过这篇文章的。陶渊明得了孔子的道，陶渊明说什么啊？“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陶渊明以前，中国没有真正的隐士。古代的隐士多是行在江湖，而心存魏阙。魏晋南北朝有一篇骈文，叫《北山移文》，这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讲有一个人，表面上做隐士，实际上沽名钓誉，心里面总是想着俸禄，想着做王侯。陶渊明不一样，陶渊明是真正地乐于田园生活，乐孔子之所乐。《归去来兮》就是讲的这种乐。“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的诗更接近、亲近自然，是真正大自然的诗歌，那是出自天然。陶渊明诗中的意境正是对孔子“饭疏食饮水，乐在其中”的精神状态的形象描绘。 附朱熹《论语集注》：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为，去声。为，犹助也。卫君，出公辄也。灵公逐其世子蒯聩。公薨，而国人立蒯聩之子辄。于是晋纳蒯聩而辄拒之。时孔子居卫，卫人以蒯聩得罪于父，而辄嫡孙当立，故冉有疑而问之。诺，应辞也。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将死，遗命立叔齐。父卒，叔齐逊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其后武王伐纣，夷、齐扣马而谏。武王灭商，夷、齐耻食周粟，去隐于首阳山，遂饿而死。怨，犹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贡不斥卫君，而以夷、齐为问。夫子告之如此，则其不为卫君可知矣。盖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其逊国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则视弃其国犹敝蹝尔，何怨之有？若卫辄之据国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语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齐逊国而逃，谏伐而饿，终无怨悔，夫子以为贤，故知其不与辄也。”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对这一句历来有多种讲法。首先是对这个“无大过”，一种说是对《易经》的研究可以没有太大的错误，一种说是人生可以没有太大的过错。其实这两种讲法应该是一个意思的两个方面，前者是理论研究的完成，后者则是人生实践的完成。其次是关于这个“五十”的问题，朱子说“五十”是“卒”字的误写，“加”应当“假”字讲，意思就是假如再给我数年的时间用以学《易经》，我就可以无大过错了。朱子认为这是孔子晚年时的人生感叹。另一种说孔子四十二岁自齐返鲁，开始修订、整理《诗经》、《书经》、《礼经》、《乐经》，将这几经整理得差不多了，就想到再给我几年的时间，到五十岁把《易经》整理出来，则对易学的认识、理解与人生的行事方面都不会有太大的过错了。不管是哪种讲法都体现出《易经》的重要性与不易解读。 《易经》乃伏羲画卦、文王制卜辞的一部古书，又用于占卜，故语言神秘古奥，哲理深邃，所以不易读。这也是孔子最后才整理《易经》的原因。《易经》内涵丰富，哲理幽深，讲天道宇宙的变化流行规律、天道人道的关系，以及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所以真正读透了这部书，就能深刻洞察天理人事，知晓人生大道，不至再犯人生的大错。但要具备孔子这样的智慧与修为才能不犯大错，足见人生要寡过是多么的难呀。清末大翻译家林琴南老人去世前给自己做了副挽联就是：“遂心唯有看山好，涉世方知寡过难。”可见孔子的可“无大过”的感叹是有永恒性的。这一句话是《论语》中讲到《易经》的两句话中的一句，值得大家注意。相传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韦”就是牛皮筋，就是说孔子读《易经》，把穿连《易经》竹简的牛皮筋都读断了三次，可见孔子读《易》是下了苦功的。后来孔子将《易经》的思想提炼出来，作《易传》十篇，这可以说是孔子读《易》的伟大成果吧。今人若是舍去孔子的《易传》，恐怕更是无法解读《易经》了。孔子读《易》对他“知天命”、“耳顺”、“不踰矩”的人生境界的不断提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这句话的关键是“雅”字。于此“雅”字古来有两种说法。朱子将之讲作“常”，意思是孔子常说《诗》、《书》。“执”当“守”字讲，也常说要守礼。礼不是单用来诵读的，必须要按礼所规定的去做，故言守礼。《诗》可以梳理陶冶人的性情，《书》是讲治国平天下的。学《诗》在于完成自己，学《书》则是要为国为民。个人的完成与家国的泰平都是儒家的追求，而个人的完成与家国的泰平都必须以守礼、遵循礼法为原则，故而《诗》、《书》守礼都是孔子所常说的话。这也可看出孔子教学的核心就是《诗》、《书》、《礼》。另一种讲法把“雅”字当雅言讲。雅言就是指的官话，官话也就是当时官方规定的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按这个讲法，这句意思就是孔子平时说话用鲁国的方言，但在诵读《诗》、《书》和赞礼的时候就用当时的普通话。按这种讲法，孔子讲课或谈到诗、书、礼都是用官话，足见孔子对诗、书、礼的高度重视。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叶（shè）公，是当时楚国的一个人。他问子路，孔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子路说不出来了。他虽然与孔子很亲近，但是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老师，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因为子路和孔子很亲近，所以孔子就说他，子路啊，平时你说话比谁都快，这下别人问你，你老师是个什么样子，你说不出来了。“女奚不曰”，“女”当“汝”字，表示你。“奚”当“何”字讲，你为何不说呀？你说不出来，我来教你，你应该说，我老师他这个人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句话很重要，发愤读书，忘记了吃饭，快乐而忘记了忧愁。学成之前是发愤忘食，学成之后是乐以忘忧。因为乐以忘忧所以不知自己将要老去，一般人都惧怕自己衰老，连衰老都已忘记，那就是真正得道后超然忘我的自由境界，生老病死都不能影响自己的本心了，这才是孔子所达到的生命境界。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说，我不是一个生下来什么都知道的人。什么叫“生而知之”？一生下来什么都知道的人叫生而知之。有生而知之，有学而知之，有困而知之。有生下来什么都知道的，有学习以后才什么都知道的，有遇到困惑以后才学习、才什么都知道的人，有困而不学，有遇到疑难都不学的人。这几种人《论语》里都讲到了。既然孔子说他不是一个生来什么都知道的人，那他怎么那么有学问呢？大家注意，孔子是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孟子说：“夫子之学集大成者也。”孔子这么渊博的学问从哪里来啊？好古而来。这是很重要的，《述而》篇开篇第一句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是好古的。中国儒家的读书人都是好古的，好古是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原因。好古就会更尊重历史，更尊重传统。如果我们不好古，不尊重历史，我们的历史文化早就断代消亡了，岂能五千年延绵不绝？世界上那么多文明古国，不是都断代的断代，灭亡的灭亡了吗？ 我们民族有好古的传统，而第一个对这个传统自觉，并将它形成一种哲学思想的就是孔子。“信而好古”正是对这种思想的理论概括。正是由于孔子好古，他才努力地去学习古代文化，努力的把他以前的圣人的文化，全部继承下来，这个好古客观上就起到了继承传统的作用。因为好，所以去学，学就是一种继承。孔子好哪个？孔子好周公。周公以前呢？武王、文王。武王、文王以前呢？商汤。商汤以前呢？大禹。禹以前呢？大舜。舜以前呢？尧。尧以前呢？黄帝、炎帝、伏羲。孔子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去吸收、去学习、去继承他以前的历代文化，去继承他以前的历代圣王的智慧，所以孔子是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其他人也许好古，但没有自觉，所以是支离破碎地学一点，不成体系。孔子是有意识地、系统地学习继承，所以他成了人们以为生而知之的圣人。 同学们，你们要想有学问的话，便须好古。要对前代文化、历史进行深入的学习，体会。只有你喜欢它，才会去学习它，研究它。只有学习、研究，你的知识学问才会广博起来。你好古就会去研究，古人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啊？这个衣服有几个扣子啊？没有扣子以前又是怎么穿起来的？你就会想，古代的衣服是几层啊？有没有内衣啊？你越想，问题研究得越深入，学问就越广大。“敏以求之者”，“敏”当“勤敏”讲，就是要用勤敏的态度来学习古文化。光好古还不行，还需要勤奋的态度，敏捷的行为，学问浩如烟海，如果不勤敏地学习，也好不了多少，是叶公好龙。孔子为什么学集大成？一是因为他好古，二是因为他勤奋。不好古，自然不会去勤奋学习；只好古不勤奋，那也是假好。所以好古是前提，敏求是方法。有了前提和方法，学问就集大成了。孔子的学问是怎么来的，这一句话里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也为我们治学指明了道路。 附朱熹《论语集注》：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叶，舒涉反。叶公，楚叶县尹沈诸梁，字子高，僭称公也。叶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问而问者，故子路不对。抑亦以圣人之德，实有未易名言者与？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未得，则发愤而忘食；已得，则乐之而忘忧。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数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学之笃耳。然深味之，则见其全体至极，纯亦不已之妙，有非圣人不能及者。盖凡夫子之自言类如此，学者宜致思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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