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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关后门”与“开前门”

 3gzylon 2010-12-21

  “三过家门而不入。”小时候,老师向我们讲起大禹治水的故事时,常常提起这个典故,希望我们学习大禹大公无私的精神。

  2010年,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也讲起了大禹治水的故事,不过,他想强调的是,要利用“堵疏结合”的古老智慧来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

  盘点2010年,地方政府平台债风险是绕不开的热点话题之一。这一问题的暴露,与四万亿投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08年11月,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扩大内需,中央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1.18万亿元的中央投资“大蛋糕”吸引了地方政府的目光。为获得更多中央投资,各地纷纷派人到北京来“跑项目”。一时间,北京三里河某部委门前车水马龙,附近饭店、宾馆人满为患。

  然而,在项目审批下来,中央投资资金逐批下发之后,地方政府很快就发现,这块“蛋糕”并不好啃,因为没有足够的配套资金。

  中央政府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多次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资金要跟上,否则暂停发放中央投资资金。

  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短缺的背后,是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现状。有数据表明,地方财政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30%左右,但必须承担教育统筹等60%的公共产品开支。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要借助融资平台,才能完成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因此,在四万亿投资计划进入执行阶段后,地方政府也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解决配套资金问题。

  “想要钱变成了自己倒贴钱。”一位财税专家说出了地方政府的尴尬处境。到了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达到7.66万亿元之巨。

  随着数额变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也逐渐暴露:一些融资平台公司举债融资规模迅速膨胀,运作不够规范;地方政府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偿债风险日益加大;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意识薄弱,对融资平台公司信贷管理缺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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